第2章 一个年轻人的笔记（一）
离开两星期之后我终于回来了。我们的人在卢列坚堡已经三天。我本以为他们对我简直是望眼欲穿，其实不然。将军做出一副毫无所求的样子，很傲慢地对我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打发到他妹妹那里去了。显然，他们已从别处搞到了钱。我甚至都觉得，将军有些羞于望着我。玛丽娅·菲利波芙娜正忙得不可开交，只随便敷衍了我几句话；不过，钱还是收下了，而且数了数，并听了我报告全部经过。他们正等客人来吃午饭，有梅津佐夫，有个法国佬，还有个什么英国人。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有钱，马上就设宴请客，并且是莫斯科式的。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一见我就问，为什么我去了这么久？但没等我答话她就走开了。显然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其实我们之间应该谈谈，心里积攒着的话太多了。
我被安排在旅馆四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将军的随员[3]。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已经亮明了身份。这里人人都把将军看成非常有钱的俄国显贵。午餐前，除了几件杂事之外，他还给了我两张一千法郎的期票去兑换。我在旅馆的账房里兑换了。现在，至少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会被当作百万富翁。我本来想带米沙和娜佳去散步，走到楼梯上又被叫到将军那里去。他竟然心血来潮，询问我要把孩子们领到哪里去。这个人根本不敢正眼看我。他倒是很想这样，不过我每次都报之以直勾勾的，也就是颇为不敬的眼光，使他似乎很难堪。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最后连自己也不知所云，无非是要我领孩子们到公园去散步，离游艺场远些。末了他又大发脾气，完全换了一副腔调说：
“要不然，您大概要领他们去游艺场，去轮盘赌场呢！请您原谅，”他补充说，“但我知道，您做人还相当不稳当，很可能去赌。虽然我不是您的监护人，而且也不想担任这个角色，但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有权利表示这种愿望，希望您总不至于有损我的声誉……”
“您知道，我手头又没有钱，”我平静地回答说，“要输钱总得先有钱才行！”
“您马上就会得到钱。”将军回答时有些脸红了。他在写字台上找出账本看了看，他欠我的钱有一百二十卢布左右。
“我们要清账的，”他开口说，“要换成德国马克。您先拿一百塔勒[4]吧，一个整数。余下的当然也不会短您的。”
我收下了钱，没有说话。
“请您别对我的话生气，您太小心眼了……我如果对您有所指点，也是……怎么说呢？希望您多加小心而已。我当然也多少有点权利这样做……”
我带孩子们回去吃午餐时，看到整整一列出游的车马队。原来他们是去参观什么废墟遗址，两辆豪华的马车，一匹匹出类超群的骏马！布朗什小姐[5]和玛丽娅·菲利波芙娜与波琳娜乘一辆马车，那个法国佬、英国人和我们这位将军都骑马。来往行人都为之侧目止步。排场则够排场矣，不过将军要吃苦头的。我算了一算：我带来四千法郎，再加上他们显然是到此后才搞到的钱，统共也只不过七八千法郎；对布郎什小姐这个数目可是太小了。
布朗什小姐也住在我们这家旅馆，和她母亲一起。那个法国佬好像也下榻于此，仆人们都称他为“伯爵先生[6]”。布朗什小姐的母亲也自称“伯爵夫人”；也许真的是伯爵和伯爵夫人吧，管它呢！
果不出我所料，我们聚齐入席时，伯爵先生装作并不认识我。将军当然也没打算让我们相互认识，或是起码把我介绍给他。伯爵先生本人去过俄国，知道他们称之为“教师”[7]的角色有多大分量。其实，他和我很熟。不过，说实话，我在这个宴席上是不速之客。将军好像是忘了吩咐，否则一定会打发我去餐厅吃公共客饭。因为我是自己来的，所以将军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玛丽娅·菲利波芙娜是好心人，马上给我安排了一个座席。幸亏我在这里遇到了阿斯特列先生，这帮了我的忙。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跻身于这些人的圈子中了。
这个英国人很奇怪，我第一次与他相遇是在普鲁士境内的火车上，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那次我是去追赶我们那些人。后来我又在进入法国境内之前在瑞士遇到他。我们在两个星期内遇到两次，现在又与他在卢列坚堡不期而遇了。我生平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腼腆的人，他简直腼腆到愚蠢的程度。他自己当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一点也不蠢。他是个非常可爱和宁静的人。在普鲁士和他初次见面时，我让他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他今年夏天去了诺尔德卡贝，他还很想去尼日哥罗德的集市观光。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认识将军的，不过我觉得他热恋波琳娜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她一走进来，他的面颊顿时绯红得像彩霞一般。他很高兴我们的席次相邻，好像已视我为至交好友了。
饮宴之间，那个法国佬谈笑风生，活跃异常，显得旁若无人，神气十足。我可记得，当初他在莫斯科大吹过一阵肥皂泡。他侃侃而谈财政和俄国的政治。将军间或也斗胆反驳两句，但是语气谦恭之至，只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并未完全失掉身份而已。
我处于一种十分奇怪的心境之中。自然，午餐还未进行到一半，我又像往常那样暗自向自己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何苦与这位将军纠缠，干吗不尽早一走了之？”我偶尔向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瞥几眼，她竟全然不理睬我。我终于恼怒了，决意要无礼一番。
事情从此开始：我突然莫名其妙、不问情由地在别人说话时大声插进去，我主要是想和那个法国佬吵一架。我把脸对着将军并忽然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今年夏天俄国人根本没法在旅馆餐厅里吃公共客饭。我好像是打断了将军的话，他用诧异的眼光瞪着我。
“如果您是个有自尊心的人，”我发挥说，“肯定会遭人斥骂和碰大钉子。在巴黎、莱茵，甚至在瑞士，吃公共客饭的波兰佬和同情他们的法国佬太多了，您如果是俄国人就得免开尊口。”
我这番话是用法语说的。将军困惑不解地望着我，不知道对我如此忘乎所以是应该发脾气还是仅仅表示惊讶为好。
“那您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被人家教训了一顿吧？”法国佬随便而又轻蔑地说。
“在巴黎起先我是和一个波兰人吵架，”我回答说，“后来又和一个法国军官吵，因为他支持那个波兰人。但后来一部分法国人转而支持我了，因为我对他们讲，我有一次想要往罗马教长的咖啡里啐一口[8]。”
“啐一口？”将军装出傲然而又大惑不解的样子，甚至还环顾四周。法国佬则以不相信的眼光打量着我。
“正是这样，”我答道，“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两天，确实觉得为了办妥我们的事可能不得不去一趟罗马，于是我去教皇驻巴黎使馆办事处办理护照签证。接待我的是个五十来岁的教士，浑身干瘦，脸若冰霜。他彬彬有礼而又非常冷淡地听我讲完话后，请我稍事等候。我虽然很急，当然也只好坐下来等，并拿出一张《国民评论》[9]报来看，上面净是辱骂俄国的不堪入目的言论。这时我听见有人经过隔壁房间到教长那里去。我还看见这位教士对他鞠躬不止。我于是再一次请求他，他要我再等等，态度更加冷淡。过了不久又进来一个陌生人，是来办公事的，好像是奥地利人，他们听完他的话以后立刻送他上楼去。当时我非常恼火，于是站起来走到教士面前，并以坚决的语气说，既然教长现在会客，也可以和我把事谈完。教士这一惊非同小可，忽然倒退了好几步。在他看来，一个微不足道的俄国人竟然胆敢把自己放在与教长的客人平等的地位上，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以最放肆无礼的方式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似乎为能侮辱我而高兴不已，并且叫着说：‘难道您竟以为教长会为了您而丢下咖啡不喝吗？’于是我也吼了起来，而且声音比他还大：‘老实告诉您，我才不管您的教长喝不喝咖啡！如果你们现在不立刻给我办好护照，我就找他本人。’”
“什么？当他那里坐着大主教的时候？”教士喊道。他惊恐万状地从我身旁跑到门边，双手像十字架似的摊开，做出一副宁肯一死也决不放我进去的样子。
于是我对他说：我是个异教徒和蛮族人，什么大主教、大教长、教长诸如此类的名堂，对我来说统统都是那么回事。总而言之，我做出了决不罢休的样子。教士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把抓过我的护照，拿上楼去。一分钟以后签证就办妥了。“诸位有意看看吗？这就是。”我掏出护照，把罗马签证印章指给他们看。
“您这样，不过……”将军本来要说下去……
“幸亏您宣称自己是异教徒和蛮族，”法国佬冷笑着说，“这个办法倒不算笨。”
“大家不就是这样看这里的俄国人吗？他们坐在这里一声都不敢吭，大概都巴不得否认自己是俄国人呐。我把和这个教士吵架的事给大家讲了以后，至少在巴黎，在我们住的旅馆里，对我们的态度要注意得多了。有一个胖胖的波兰地主，他是吃公共客饭的人中对我最敌视的一个，从那以后不大在人前露面了。有一次我说我看见过一个在一八一二年被法国骑兵开枪打伤的人，这个骑兵开那一枪仅仅是为了把枪膛里的子弹放出来。被打伤的人当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他一家没来得及从莫斯科撤出。那些法国人连我说这些话也忍着听下去了。”
“这根本不可能，”法国佬暴跳如雷了，“一个法国士兵决不会向一个孩子开枪！”
“可这是事实，”我回答说，“这是一位很可敬重的退伍大尉对我说的，我也亲眼看见他面颊上的子弹伤疤。”
法国人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将军起先要附和他，但我建议他至少去读一读一八一二年曾被法国俘虏的佩罗夫斯基将军写的《札记》中的片段。[10]最后玛丽娅·菲利波芙娜说起别的事，把话题岔开了。我和法国人几乎对喊起来，将军因此对我十分不满。但阿斯特列先生则似乎对我和法国人的争论很高兴。起身离席时，他向我敬了一杯葡萄酒。晚上我到底和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谈了一刻钟左右的话，是在散步的时候。别人都朝游艺场那边的公园去了。波琳娜面对喷泉，在长椅上坐下，让娜坚卡[11]去和附近的孩子们玩。我也让米沙到喷泉旁边去玩。我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
一开始当然是谈正事。我把总共只有七百盾[12]的钱交给她，她大发脾气。她满心以为拿她的钻石做抵押，我从巴黎至少可以给她带回两千盾，甚至还更多。
“我非要钱不可，”她说，“一定要搞到，否则我就完了。”
我开始询问，我不在时发生了什么事。
“除了两次收到从彼得堡来的消息以外，别的没什么。第一次是说祖母病危；两天以后说她似乎已经死了。这是季莫菲·彼得罗维奇那里来的消息，”波琳娜又补充说，“他是个不乱说的人，我们正等着最后的确切消息。”
“这么说，大家都在期待之中？”我问道。
“当然，人人都在等，什么事也都在等着。整整半年一直只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
“您也盼着吗？”我问道。
“您要知道，我和她根本没有亲缘关系，我只不过是将军的继女。不过我能肯定，她会在遗嘱里提到我。”
“我觉得，您会得到很大的一份。”我十分肯定地说。
“不错，她很喜欢我。不过，为什么您这样觉得呢？”
“请告诉我，”我反问道，“我们这位侯爵[13]似乎对您家庭中的一切秘密也都知情吧？”
“您又为什么对这一点感兴趣呢？”波琳娜严峻而又冷漠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当然感兴趣。要是我没有看错，将军准是已经向他借钱了。”
“您猜得很对。”
“哼，如果他不知道老奶奶的情况，他会肯借钱吗？难道您在餐席上没有注意到，他三次说到祖母时都称她为‘亲爱的奶奶’[14]吗？这关系多么亲密，多么友好！”
“您说得对。他一旦得知遗嘱上也会多少有我一份，立刻就会来向我求婚。这就是您想知道的吧？”
“只不过是会来求婚吗？我想他早就在求婚了。”
“您自己非常清楚，根本不是这样。”波琳娜生气地说，“您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英国人？”她沉默片刻之后又问道。
“我就知道您马上要打听他。”
我把前几次在旅途中与阿斯特列先生相遇的情况告诉她。“他很腼腆而又多情，当然，肯定已经爱上您了吧？”
“是的，他是爱上我了。”波琳娜答道。
“还有，他自然比法国人更富有十倍。怎么？这个法国人果真有什么产业吗？没有可疑之处吗？”
“没有。他好像有座什么城堡。昨天将军还对我说得很肯定。怎么样？您要说的话完了吧？”
“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一定嫁给这个英国人。”
“为什么？”波琳娜问道。
“法国人更漂亮，不过也更卑鄙。而英国人除了正派之外还有多十倍的钱。”我干脆利落地说。
“对。可法国人是侯爵，而且也更聪明。”她说，语气平静至极。
“真的？”我还是原来的口气。
“一点也不错。”
波琳娜对我提这些问题很不高兴，因此在回答时有意用语调和粗鲁的话激怒我，我看出来了，并直截了当地对她言明。
“又怎么样呢？您这气急败坏的样子的确让我开心。我允许您提这样的问题和做这种猜测，单凭这一点，您就应该付出代价。”
“我确实认为自己有向您提出任何问题的权利，”我平静地答道，“因为我准备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现在我连生命都在所不惜。”
波琳娜竟扬声大笑起来：“您最近一次是在施兰根别格山上说过，只要我说一个字，您就能头朝下跳下去，那里好像有一千英尺深呢。有朝一日我会说这个字的，仅仅是为了看您如何兑现自己的话。您尽可放心，那时候我一定沉得住气。我恨您，因为我容许您的事太多。但尤其可恨的是我又需要您；而既然现在我还需要您，我就得保护您。”
她起身了，说话时显得非常恼恨。近来她和我的谈话总是以恼恨和愤怒结束，是真正的愤怒。
“请允许我问您，布朗什小姐是何许人？”我问道，不想让她不说清楚就走。
“您自己知道布朗什小姐是何许人，从那以来她又没什么新变化。布朗什小姐大概要当将军夫人，当然这要看祖母病故的传闻是否属实，因为无论是布朗什小姐，还是她的母亲，还有她那位侯爵表兄，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是一贫如洗。”
“将军果真爱上她了？”
“现在这无关紧要。您听我说，并且记住，把这七百盾拿去赌轮盘赌，尽量给我多赢些钱回来，我现在非得有钱不可。”
她说完这些话就叫娜坚卡过来，然后往游艺场找我们那帮人去了。我在第一个路口向左拐了弯，心中反复思忖，十分纳闷。她命令我去赌轮盘赌一事对我似乎是当头一棒。真是奇怪，此时此刻我应该思考的事情很多，可我却把全部心思用在分析我对波琳娜的感情上。说真的，虽然一路上我疯狂地思念她，心急如焚、坐立不安，甚至在梦中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身旁，但比起回来后今天这一天的感受，这两个星期的一切要轻松得多。有一次（那是在瑞士）我在车厢中睡着了，竟然在梦中和波琳娜谈话说出声来，弄得邻座的人都忍俊不禁。我现在又一次问自己：我爱她吗？而且又一次不能回答，或者不如说，我重又第一百次地对自己说：我恨她。真的，我真是恨她。有过这种时刻（即每次我们谈话结束之时），我真想把她掐死，即使为之舍弃我的后半生也甘心！我发誓：如果有可能用一把尖刀慢慢刺入她的胸膛，我觉得我一定会无比痛快地抓起这把刀来。但是我同样以最神圣的名义起誓：如果在施兰根别格山上她确实对我说“跳下去吧”，我一定会立刻跳下去，甚至也会感到无比痛快。我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要有个了结。她对此非常明白。我完全正确而又清楚地意识到：她对于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种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我确信，她一想到这一点就特别高兴。否则，像她那样聪明和谨慎的人，怎么会对我如此亲密无间和推心置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她对我就像那个不把奴隶当人因而在他面前脱衣服的女皇一样。是的，有多少次她都不把我当人哪……
然而，我却接受了她的委托——无论如何去赌轮盘赢钱。我已来不及思索，为什么这么急地要赢这笔钱？她那时刻都在盘算的头脑里究竟又萌生了什么新念头？此外，这两星期内显然增加了许许多多新事实，对此我都还一无所知。这一切都应该把它想透，弄清全部底细，而且愈快愈好。但眼下已经来不及，要到轮盘赌场去。
我被安排在旅馆四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将军的随员[3]。从种种迹象来看，他们已经亮明了身份。这里人人都把将军看成非常有钱的俄国显贵。午餐前，除了几件杂事之外，他还给了我两张一千法郎的期票去兑换。我在旅馆的账房里兑换了。现在，至少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会被当作百万富翁。我本来想带米沙和娜佳去散步，走到楼梯上又被叫到将军那里去。他竟然心血来潮，询问我要把孩子们领到哪里去。这个人根本不敢正眼看我。他倒是很想这样，不过我每次都报之以直勾勾的，也就是颇为不敬的眼光，使他似乎很难堪。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最后连自己也不知所云，无非是要我领孩子们到公园去散步，离游艺场远些。末了他又大发脾气，完全换了一副腔调说：
“要不然，您大概要领他们去游艺场，去轮盘赌场呢！请您原谅，”他补充说，“但我知道，您做人还相当不稳当，很可能去赌。虽然我不是您的监护人，而且也不想担任这个角色，但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有权利表示这种愿望，希望您总不至于有损我的声誉……”
“您知道，我手头又没有钱，”我平静地回答说，“要输钱总得先有钱才行！”
“您马上就会得到钱。”将军回答时有些脸红了。他在写字台上找出账本看了看，他欠我的钱有一百二十卢布左右。
“我们要清账的，”他开口说，“要换成德国马克。您先拿一百塔勒[4]吧，一个整数。余下的当然也不会短您的。”
我收下了钱，没有说话。
“请您别对我的话生气，您太小心眼了……我如果对您有所指点，也是……怎么说呢？希望您多加小心而已。我当然也多少有点权利这样做……”
我带孩子们回去吃午餐时，看到整整一列出游的车马队。原来他们是去参观什么废墟遗址，两辆豪华的马车，一匹匹出类超群的骏马！布朗什小姐[5]和玛丽娅·菲利波芙娜与波琳娜乘一辆马车，那个法国佬、英国人和我们这位将军都骑马。来往行人都为之侧目止步。排场则够排场矣，不过将军要吃苦头的。我算了一算：我带来四千法郎，再加上他们显然是到此后才搞到的钱，统共也只不过七八千法郎；对布郎什小姐这个数目可是太小了。
布朗什小姐也住在我们这家旅馆，和她母亲一起。那个法国佬好像也下榻于此，仆人们都称他为“伯爵先生[6]”。布朗什小姐的母亲也自称“伯爵夫人”；也许真的是伯爵和伯爵夫人吧，管它呢！
果不出我所料，我们聚齐入席时，伯爵先生装作并不认识我。将军当然也没打算让我们相互认识，或是起码把我介绍给他。伯爵先生本人去过俄国，知道他们称之为“教师”[7]的角色有多大分量。其实，他和我很熟。不过，说实话，我在这个宴席上是不速之客。将军好像是忘了吩咐，否则一定会打发我去餐厅吃公共客饭。因为我是自己来的，所以将军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玛丽娅·菲利波芙娜是好心人，马上给我安排了一个座席。幸亏我在这里遇到了阿斯特列先生，这帮了我的忙。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跻身于这些人的圈子中了。
这个英国人很奇怪，我第一次与他相遇是在普鲁士境内的火车上，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那次我是去追赶我们那些人。后来我又在进入法国境内之前在瑞士遇到他。我们在两个星期内遇到两次，现在又与他在卢列坚堡不期而遇了。我生平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腼腆的人，他简直腼腆到愚蠢的程度。他自己当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一点也不蠢。他是个非常可爱和宁静的人。在普鲁士和他初次见面时，我让他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他今年夏天去了诺尔德卡贝，他还很想去尼日哥罗德的集市观光。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认识将军的，不过我觉得他热恋波琳娜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她一走进来，他的面颊顿时绯红得像彩霞一般。他很高兴我们的席次相邻，好像已视我为至交好友了。
饮宴之间，那个法国佬谈笑风生，活跃异常，显得旁若无人，神气十足。我可记得，当初他在莫斯科大吹过一阵肥皂泡。他侃侃而谈财政和俄国的政治。将军间或也斗胆反驳两句，但是语气谦恭之至，只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并未完全失掉身份而已。
我处于一种十分奇怪的心境之中。自然，午餐还未进行到一半，我又像往常那样暗自向自己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何苦与这位将军纠缠，干吗不尽早一走了之？”我偶尔向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瞥几眼，她竟全然不理睬我。我终于恼怒了，决意要无礼一番。
事情从此开始：我突然莫名其妙、不问情由地在别人说话时大声插进去，我主要是想和那个法国佬吵一架。我把脸对着将军并忽然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今年夏天俄国人根本没法在旅馆餐厅里吃公共客饭。我好像是打断了将军的话，他用诧异的眼光瞪着我。
“如果您是个有自尊心的人，”我发挥说，“肯定会遭人斥骂和碰大钉子。在巴黎、莱茵，甚至在瑞士，吃公共客饭的波兰佬和同情他们的法国佬太多了，您如果是俄国人就得免开尊口。”
我这番话是用法语说的。将军困惑不解地望着我，不知道对我如此忘乎所以是应该发脾气还是仅仅表示惊讶为好。
“那您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被人家教训了一顿吧？”法国佬随便而又轻蔑地说。
“在巴黎起先我是和一个波兰人吵架，”我回答说，“后来又和一个法国军官吵，因为他支持那个波兰人。但后来一部分法国人转而支持我了，因为我对他们讲，我有一次想要往罗马教长的咖啡里啐一口[8]。”
“啐一口？”将军装出傲然而又大惑不解的样子，甚至还环顾四周。法国佬则以不相信的眼光打量着我。
“正是这样，”我答道，“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两天，确实觉得为了办妥我们的事可能不得不去一趟罗马，于是我去教皇驻巴黎使馆办事处办理护照签证。接待我的是个五十来岁的教士，浑身干瘦，脸若冰霜。他彬彬有礼而又非常冷淡地听我讲完话后，请我稍事等候。我虽然很急，当然也只好坐下来等，并拿出一张《国民评论》[9]报来看，上面净是辱骂俄国的不堪入目的言论。这时我听见有人经过隔壁房间到教长那里去。我还看见这位教士对他鞠躬不止。我于是再一次请求他，他要我再等等，态度更加冷淡。过了不久又进来一个陌生人，是来办公事的，好像是奥地利人，他们听完他的话以后立刻送他上楼去。当时我非常恼火，于是站起来走到教士面前，并以坚决的语气说，既然教长现在会客，也可以和我把事谈完。教士这一惊非同小可，忽然倒退了好几步。在他看来，一个微不足道的俄国人竟然胆敢把自己放在与教长的客人平等的地位上，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以最放肆无礼的方式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似乎为能侮辱我而高兴不已，并且叫着说：‘难道您竟以为教长会为了您而丢下咖啡不喝吗？’于是我也吼了起来，而且声音比他还大：‘老实告诉您，我才不管您的教长喝不喝咖啡！如果你们现在不立刻给我办好护照，我就找他本人。’”
“什么？当他那里坐着大主教的时候？”教士喊道。他惊恐万状地从我身旁跑到门边，双手像十字架似的摊开，做出一副宁肯一死也决不放我进去的样子。
于是我对他说：我是个异教徒和蛮族人，什么大主教、大教长、教长诸如此类的名堂，对我来说统统都是那么回事。总而言之，我做出了决不罢休的样子。教士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把抓过我的护照，拿上楼去。一分钟以后签证就办妥了。“诸位有意看看吗？这就是。”我掏出护照，把罗马签证印章指给他们看。
“您这样，不过……”将军本来要说下去……
“幸亏您宣称自己是异教徒和蛮族，”法国佬冷笑着说，“这个办法倒不算笨。”
“大家不就是这样看这里的俄国人吗？他们坐在这里一声都不敢吭，大概都巴不得否认自己是俄国人呐。我把和这个教士吵架的事给大家讲了以后，至少在巴黎，在我们住的旅馆里，对我们的态度要注意得多了。有一个胖胖的波兰地主，他是吃公共客饭的人中对我最敌视的一个，从那以后不大在人前露面了。有一次我说我看见过一个在一八一二年被法国骑兵开枪打伤的人，这个骑兵开那一枪仅仅是为了把枪膛里的子弹放出来。被打伤的人当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他一家没来得及从莫斯科撤出。那些法国人连我说这些话也忍着听下去了。”
“这根本不可能，”法国佬暴跳如雷了，“一个法国士兵决不会向一个孩子开枪！”
“可这是事实，”我回答说，“这是一位很可敬重的退伍大尉对我说的，我也亲眼看见他面颊上的子弹伤疤。”
法国人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将军起先要附和他，但我建议他至少去读一读一八一二年曾被法国俘虏的佩罗夫斯基将军写的《札记》中的片段。[10]最后玛丽娅·菲利波芙娜说起别的事，把话题岔开了。我和法国人几乎对喊起来，将军因此对我十分不满。但阿斯特列先生则似乎对我和法国人的争论很高兴。起身离席时，他向我敬了一杯葡萄酒。晚上我到底和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谈了一刻钟左右的话，是在散步的时候。别人都朝游艺场那边的公园去了。波琳娜面对喷泉，在长椅上坐下，让娜坚卡[11]去和附近的孩子们玩。我也让米沙到喷泉旁边去玩。我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
一开始当然是谈正事。我把总共只有七百盾[12]的钱交给她，她大发脾气。她满心以为拿她的钻石做抵押，我从巴黎至少可以给她带回两千盾，甚至还更多。
“我非要钱不可，”她说，“一定要搞到，否则我就完了。”
我开始询问，我不在时发生了什么事。
“除了两次收到从彼得堡来的消息以外，别的没什么。第一次是说祖母病危；两天以后说她似乎已经死了。这是季莫菲·彼得罗维奇那里来的消息，”波琳娜又补充说，“他是个不乱说的人，我们正等着最后的确切消息。”
“这么说，大家都在期待之中？”我问道。
“当然，人人都在等，什么事也都在等着。整整半年一直只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
“您也盼着吗？”我问道。
“您要知道，我和她根本没有亲缘关系，我只不过是将军的继女。不过我能肯定，她会在遗嘱里提到我。”
“我觉得，您会得到很大的一份。”我十分肯定地说。
“不错，她很喜欢我。不过，为什么您这样觉得呢？”
“请告诉我，”我反问道，“我们这位侯爵[13]似乎对您家庭中的一切秘密也都知情吧？”
“您又为什么对这一点感兴趣呢？”波琳娜严峻而又冷漠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当然感兴趣。要是我没有看错，将军准是已经向他借钱了。”
“您猜得很对。”
“哼，如果他不知道老奶奶的情况，他会肯借钱吗？难道您在餐席上没有注意到，他三次说到祖母时都称她为‘亲爱的奶奶’[14]吗？这关系多么亲密，多么友好！”
“您说得对。他一旦得知遗嘱上也会多少有我一份，立刻就会来向我求婚。这就是您想知道的吧？”
“只不过是会来求婚吗？我想他早就在求婚了。”
“您自己非常清楚，根本不是这样。”波琳娜生气地说，“您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英国人？”她沉默片刻之后又问道。
“我就知道您马上要打听他。”
我把前几次在旅途中与阿斯特列先生相遇的情况告诉她。“他很腼腆而又多情，当然，肯定已经爱上您了吧？”
“是的，他是爱上我了。”波琳娜答道。
“还有，他自然比法国人更富有十倍。怎么？这个法国人果真有什么产业吗？没有可疑之处吗？”
“没有。他好像有座什么城堡。昨天将军还对我说得很肯定。怎么样？您要说的话完了吧？”
“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一定嫁给这个英国人。”
“为什么？”波琳娜问道。
“法国人更漂亮，不过也更卑鄙。而英国人除了正派之外还有多十倍的钱。”我干脆利落地说。
“对。可法国人是侯爵，而且也更聪明。”她说，语气平静至极。
“真的？”我还是原来的口气。
“一点也不错。”
波琳娜对我提这些问题很不高兴，因此在回答时有意用语调和粗鲁的话激怒我，我看出来了，并直截了当地对她言明。
“又怎么样呢？您这气急败坏的样子的确让我开心。我允许您提这样的问题和做这种猜测，单凭这一点，您就应该付出代价。”
“我确实认为自己有向您提出任何问题的权利，”我平静地答道，“因为我准备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现在我连生命都在所不惜。”
波琳娜竟扬声大笑起来：“您最近一次是在施兰根别格山上说过，只要我说一个字，您就能头朝下跳下去，那里好像有一千英尺深呢。有朝一日我会说这个字的，仅仅是为了看您如何兑现自己的话。您尽可放心，那时候我一定沉得住气。我恨您，因为我容许您的事太多。但尤其可恨的是我又需要您；而既然现在我还需要您，我就得保护您。”
她起身了，说话时显得非常恼恨。近来她和我的谈话总是以恼恨和愤怒结束，是真正的愤怒。
“请允许我问您，布朗什小姐是何许人？”我问道，不想让她不说清楚就走。
“您自己知道布朗什小姐是何许人，从那以来她又没什么新变化。布朗什小姐大概要当将军夫人，当然这要看祖母病故的传闻是否属实，因为无论是布朗什小姐，还是她的母亲，还有她那位侯爵表兄，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是一贫如洗。”
“将军果真爱上她了？”
“现在这无关紧要。您听我说，并且记住，把这七百盾拿去赌轮盘赌，尽量给我多赢些钱回来，我现在非得有钱不可。”
她说完这些话就叫娜坚卡过来，然后往游艺场找我们那帮人去了。我在第一个路口向左拐了弯，心中反复思忖，十分纳闷。她命令我去赌轮盘赌一事对我似乎是当头一棒。真是奇怪，此时此刻我应该思考的事情很多，可我却把全部心思用在分析我对波琳娜的感情上。说真的，虽然一路上我疯狂地思念她，心急如焚、坐立不安，甚至在梦中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身旁，但比起回来后今天这一天的感受，这两个星期的一切要轻松得多。有一次（那是在瑞士）我在车厢中睡着了，竟然在梦中和波琳娜谈话说出声来，弄得邻座的人都忍俊不禁。我现在又一次问自己：我爱她吗？而且又一次不能回答，或者不如说，我重又第一百次地对自己说：我恨她。真的，我真是恨她。有过这种时刻（即每次我们谈话结束之时），我真想把她掐死，即使为之舍弃我的后半生也甘心！我发誓：如果有可能用一把尖刀慢慢刺入她的胸膛，我觉得我一定会无比痛快地抓起这把刀来。但是我同样以最神圣的名义起誓：如果在施兰根别格山上她确实对我说“跳下去吧”，我一定会立刻跳下去，甚至也会感到无比痛快。我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要有个了结。她对此非常明白。我完全正确而又清楚地意识到：她对于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种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我确信，她一想到这一点就特别高兴。否则，像她那样聪明和谨慎的人，怎么会对我如此亲密无间和推心置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她对我就像那个不把奴隶当人因而在他面前脱衣服的女皇一样。是的，有多少次她都不把我当人哪……
然而，我却接受了她的委托——无论如何去赌轮盘赢钱。我已来不及思索，为什么这么急地要赢这笔钱？她那时刻都在盘算的头脑里究竟又萌生了什么新念头？此外，这两星期内显然增加了许许多多新事实，对此我都还一无所知。这一切都应该把它想透，弄清全部底细，而且愈快愈好。但眼下已经来不及，要到轮盘赌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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