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不堪重负（8）百折不挠 路通万家
高现华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这一夜他睡的很香甜，静静沉浸在甜美的梦境中——万籁俱寂的夜，空中飘忽几缕悠悠的云，洒下一地素洁月光，他走在漾着茫茫水色平坦的水泥路面上，呼吸夜的清新空气，尽情享受成功的喜悦……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他从美妙的虚幻世界里拉回到残酷的现实——电话是一个早起进城的村民打来的，他在电话里急促地说：“高书记，你快点来啊，东王庄人要挖路，修路的钢模也被扒了！”
他像是被人偷偷打了一个闷棍，浑身一阵瘫软，心像是沉匿在冰冷的雪窟中，若有若无地跳动……但责任感让他立马镇静下来。他急忙给王杰和李文波打了电话，然后骑着车子就往工地赶。
扒钢模的人叫王浜来，因为这路旁正是他家的“责任田”。此时他正在指挥司机挖路。
高现华来不及劝说，立马拦住挖掘机。
司机从驾驶棚中探出头，脸上浮起歉意的微笑，“对不住了，哥们。我也知道这修路是好事，可我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干活。”
高现华这才看清，原来开挖机的就是这儿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的“赖皮”。他的姓名早已被人们忘记。
你别小瞧这个赖汉，人长的虽然不咋地，却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妻。为了守住老婆和安逸，他放弃了工地上六千块钱的月薪，在乡下找零活做，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给农户建房挖“地基槽”。
由于他生性懒惰，对种地毫不上心，所以很少得到土地的回报。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人们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农民对麦田管理的关键时期，略有疏忽，杂草就会“欺苗”，造成农作物严重减产。正所谓：
九尽煦暖鸟鸣枝，一年之计在春时。
百草花乱茅针短，正是农人锄禾日。
可“赖皮”懒得远不如鸭子，只知道：春眠不觉晓，哪管地里有杂草。难怪有人调侃他：
春江水暖鸭先知，恰当懒汉睡眠时。
日上三竿床未起，麦苗寸许草盈尺。
他老婆本来看好他的是能开挖机挣钱，起先是真心实意跟他过日子的，可是他外出打工吃不了苦，在家又挣不到多少钱，地里年年欠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于是也来个破罐破摔，沉溺于“麻台”。开始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那么几个男人，只要坐在她的“上家”，她就可以连连“开和”。但和别人打，她却经常输钱。她发现这一“机遇”之后，就专门等那几个汉子。时间长了，他们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原来是“馋”她。她不但没拒绝，反而曲意逢迎。
有一次她欠了一位男赌友的钱，那人并没有逼着她要，而是说：“你嫂子今晚没在家。你要实在没钱给，就去给我洗衣服吧。”她什么话也没说，当晚就去了那个男人家。
大家知道这事后，有的赢了她的钱故意不要，有的特意借钱给她，为的就是让她去“洗衣服”。
有人对他夫妻作了如下评判：
疏庸赖汉好家室，游手好闲折花枝。
鲜花插在牛粪上，自有红杏出墙时。
高现华当然知道这些事，也明白“赖皮”不是什么善茬，只好对他好言相劝：“张师傅，你看这路都修了一大半了，凭良心说，你能忍心让它停工吗？我知道你是为了钱，他给你多少钱，我也给你多少钱，请把挖掘机开回去吧。”
“赖皮”脸上挂着笑，恬不知耻地说：“我挖一家地基是三百块钱，可就这么一点活，他却给我五百块。要不，用轿子抬我也不来干这缺德事。”
王浜来见他还不开挖，便喝斥道：“你跟他废什么话？你是我雇来的，就得听我的。这地是我们庄的，我说不给修就不给修！他虽然是书记，但无权干涉！除非用五亩地来换，否则，就别想修路！”
……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王杰和李文波也赶到现场。王杰大声吼道：“快把挖机开走！谁让你来挖的？”
“不给钱，谁让我来我也不来。要我走可以，把五百块钱给我。”“赖皮”说，“为这事我耽误两家活，你们怎不能让我白跑吧？”
“你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赖皮，干了坏事还要钱？快滚！”李文波用手指着他。
“赖皮也是你叫的？”他强辩道，“我是凭力气、机械挣钱的。我赖？赖你什么了？赖你老婆了？”
李文波回敬道：“我老婆你赖不着，也不赖别人。不像你老婆一天到晚不离麻将桌，为了钱，竟然去给人家‘洗衣服’。”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骂短。”这下可惹恼了赖皮，他不堪受辱，从挖掘机上下来便和他打了起来……
高现华和王杰忙上前把他们拉开，然后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
警车停下来之后，从车上下来两名民警，其中一人名叫赵亚东。他问道：“高书记，路修不下去了？”
高现华便将修路被阻的事说了一遍。
赵亚东听后，喊道：“谁是王浜来？”
王浜来毫无惧色，“我就是。怎么啦？有错吗？”
“你还以为你有理？修路这么好的事你为什么不让修？”赵亚东一脸愤怒，责问道。
“因为这儿本来是农田，他们两个庄说给我们庄地到现在也没有给，所以我们庄群众不同意给他们修。”王浜来觉得占理，雄赳赳，气昂昂地辩解。
“谁说我们不给修？人家不给地，这路不也形成了吗？这么多年人家照样走，我们庄人哪年不从这路上拉庄稼？人家修路方便了进城，我们生产不也方便了吗？”李文波说，“你早不挖，晚不挖，单等人家修到交界处时候挖，这不是敲人家竹杠吗？”
“你们两个就是卖国贼！就是图喝人家一场酒。丢不丢人？”
李文波反唇相讥：“我丢什么人？我做的是好事。像你这样狐唱枭和、市井无赖之类，谁请你？”
王浜来还要强辩，赵亚东喝道：“我没工夫听你闲扯，有理跟我到派出所说去！”
……
王浜来和“赖皮”被带到派出所后，每人被罚了五百块钱。
王浜来感到委屈至极——他维护全庄人的利益，进了派出所却没有一个人为他出头。这正是：
为众谋利受冤枉，满腔热血遇冰凉。
好心当成门前雪，诚意化作瓦上霜。
赤胆衷肠对明月，明月却去照荷塘。
历来棒打出头鸟，多管闲事遭祸殃。
自己委屈倒也罢了，可“赖皮”却不放过他。
“赖皮”说：“这下好了，粮食没领着，却贴条口袋。我是你雇的，你就是老板，罚款不仅你出，那五百块的工钱你也必须给我。”
王浜来苦着脸，“罚款我已经替你出过了，工钱就免了吧，再说，你也没干活啊。”
“不行，一分钱也不能少！”赖皮说，“也就是我愿意干这缺德事，换个人你给一千块钱人家也不干。还让我一起跟你受埋汰，这下我丢人可丢大发了。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不给钱，我不会让你安生！”
他当然知道他是谁，可现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老婆能答应给他钱吗？可不给钱又过不了这关。俗话说：“惹不起可以躲得起”，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不是我不想给你钱，而是我目前手头真的没钱。你等我出去打一时期工，回来再给你。”
“赖皮”当然知道他想溜，时间托长了，这个“狗肉账”可就不好要了。他这个“赖皮”可不是浪得虚名，在这个关键时刻，只好发挥他的长处，于是对王浜来开导：“没钱，我给你支个招：我看那路面不宽，施工时不可能不弄坏你的庄稼。你先来个‘没动静’，让他们修，等到你的庄稼被损坏时，你再找他们赔钱。不给个三千、五千的就别让他们施工。等钱到手了，你可要多给我几百，我的计谋不能白出。”
王浜来心有余悸，说道：“这不太好吧？你也知道：我在所长面前可是表过态的，答应他回来不再闹事。我可不想‘二进宫’。”
“你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赖皮”笑道，“你不出面，可以让你老婆出面。她一个女人，又占理，他们不会把她怎么样。”
……
一切都在“赖皮”预料之中。当路修了二百来米的时候，那两个女人又来拦车，其中一人就是王浜来的老婆尤香枝。
经过两个多小时谈判，尤香枝终于允许修路，但是要求每家“赔产”三千块钱。又经过两个多小时“讨价还价”，一家损失了百十棵玉米却分别赔了一千五百块。
那时候村里的面粉厂已停产。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乡“财政转移支付”——每年仅三万多块钱，除去干部工资和“日常开消”所剩无几。高现华预计下面至少还有四家要来找事，于是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他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搅拌站的老板——杨琨。
搅拌站就在省道边上，路修好以后也有利于杨琨开展业务。杨琨是大杨村村委会主任，他们本来关系就不错，听说高现华修路有困难，便解囊相助，无偿给了六千块钱。
果然不出所料，每修一节地都有人拦车，他们都以为村里有钱，想趁机狠狠敲一下。有的要三千，有的要五千，可高现华手里可支配的现金只有六千块钱，于是不得不和他们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
他实在说得筋疲力尽。欣慰的是这条水泥路终于艰难地通到了省道。人虽然很累，但这项工作却没有停下来。他已习惯性地将责任扛在肩上，将困难埋在心里。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高台村在贯彻落实“三农政策”实践活动中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凡是水泥路通达的地方，无论是养殖业还是种植业发展都比较快，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在这以后两年时间里，他的工作重点就是修路。尽管这是一件操心劳神的事，但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他利用“村村通”、“一事一议”和“群众集资”等多种形式进行修路，截至2007年年底，高台村实现了户户通水泥路，成为全县农村交通事业一面旗帜。
在全县举行的“村村通”表彰大会上，高现华压抑着兴奋与心跳作了题为《三年坚持不懈为群众修筑一条幸福路》的发言。当他那激情扬溢的讲演结束时，场下一片欢声雷动。他激动地两眼流出了幸福的热泪，以往那些艰苦与辛酸也如潮水般地退去……
2008年春天，关庙乡进行“区划调整”，许多人都在“跑官”、“要官”，可高现华却显得异常淡定。他不仅没有往任何领导那跑，连本村的干部、党员那也没有去游说。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心目中这个合并后的新村书记一定是他。
区划调整结果是，将大杨村、高台村、马坝村三个村合并为一个村，新村名子为桥头村，村部仍设在高台村的村部。乡党委、乡政府拟定的桥头村两委班子临时组成人员的任职情况却让高台村所有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惊讶不已，就连高现华也感到抑郁不平，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能做出以下的安排：
支部书记：孙学启（55岁，男，原大杨村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马羌（30岁，男，原主持马坝村村委会工作）；
支部副书记：高现华（50岁，男，原高台村支部书记）；
文书：杨琨（54岁，男，原大杨村村委会主任）；
民兵营长：王邦玉（52岁，男，原马坝村支部书记）；
妇联主任：赵杏梅（49岁，女，原高台村村委会主任）；
……
乡党委、乡政府对合并后的新村临时负责人的指认就为既将开始的村两委换届选举制定了一个目标。按着政绩和在群众中的威望这对于高现华来说显然有失公允。因此，他感到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彻底失去参选兴趣，准备放弃参选。无官一身轻，从此就可以过上了老百姓的平淡的日子。
要说高现华不想当村支部书记可能谁都不信，可事实他就是这么想的。农村干部工作在基层第一线，处在各种矛盾的最前沿，支部书记又首当其冲，琐事多，任务重，这几年来支部书记这副担子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真的想退下来歇一歇。
在即将开始的村两委换届选举来临之际，他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可别人却发扬蹈厉，跃跃欲试！
党员、干部、群众为何惊讶？高现华为何抑郁不平？要了解这一情况，有必要对这些“钦定”的临时负责人的人生阅历和工作情况作一详细叙说。
瞧！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向我们走来！
……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他从美妙的虚幻世界里拉回到残酷的现实——电话是一个早起进城的村民打来的，他在电话里急促地说：“高书记，你快点来啊，东王庄人要挖路，修路的钢模也被扒了！”
他像是被人偷偷打了一个闷棍，浑身一阵瘫软，心像是沉匿在冰冷的雪窟中，若有若无地跳动……但责任感让他立马镇静下来。他急忙给王杰和李文波打了电话，然后骑着车子就往工地赶。
扒钢模的人叫王浜来，因为这路旁正是他家的“责任田”。此时他正在指挥司机挖路。
高现华来不及劝说，立马拦住挖掘机。
司机从驾驶棚中探出头，脸上浮起歉意的微笑，“对不住了，哥们。我也知道这修路是好事，可我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干活。”
高现华这才看清，原来开挖机的就是这儿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的“赖皮”。他的姓名早已被人们忘记。
你别小瞧这个赖汉，人长的虽然不咋地，却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妻。为了守住老婆和安逸，他放弃了工地上六千块钱的月薪，在乡下找零活做，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给农户建房挖“地基槽”。
由于他生性懒惰，对种地毫不上心，所以很少得到土地的回报。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人们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农民对麦田管理的关键时期，略有疏忽，杂草就会“欺苗”，造成农作物严重减产。正所谓：
九尽煦暖鸟鸣枝，一年之计在春时。
百草花乱茅针短，正是农人锄禾日。
可“赖皮”懒得远不如鸭子，只知道：春眠不觉晓，哪管地里有杂草。难怪有人调侃他：
春江水暖鸭先知，恰当懒汉睡眠时。
日上三竿床未起，麦苗寸许草盈尺。
他老婆本来看好他的是能开挖机挣钱，起先是真心实意跟他过日子的，可是他外出打工吃不了苦，在家又挣不到多少钱，地里年年欠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于是也来个破罐破摔，沉溺于“麻台”。开始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那么几个男人，只要坐在她的“上家”，她就可以连连“开和”。但和别人打，她却经常输钱。她发现这一“机遇”之后，就专门等那几个汉子。时间长了，他们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原来是“馋”她。她不但没拒绝，反而曲意逢迎。
有一次她欠了一位男赌友的钱，那人并没有逼着她要，而是说：“你嫂子今晚没在家。你要实在没钱给，就去给我洗衣服吧。”她什么话也没说，当晚就去了那个男人家。
大家知道这事后，有的赢了她的钱故意不要，有的特意借钱给她，为的就是让她去“洗衣服”。
有人对他夫妻作了如下评判：
疏庸赖汉好家室，游手好闲折花枝。
鲜花插在牛粪上，自有红杏出墙时。
高现华当然知道这些事，也明白“赖皮”不是什么善茬，只好对他好言相劝：“张师傅，你看这路都修了一大半了，凭良心说，你能忍心让它停工吗？我知道你是为了钱，他给你多少钱，我也给你多少钱，请把挖掘机开回去吧。”
“赖皮”脸上挂着笑，恬不知耻地说：“我挖一家地基是三百块钱，可就这么一点活，他却给我五百块。要不，用轿子抬我也不来干这缺德事。”
王浜来见他还不开挖，便喝斥道：“你跟他废什么话？你是我雇来的，就得听我的。这地是我们庄的，我说不给修就不给修！他虽然是书记，但无权干涉！除非用五亩地来换，否则，就别想修路！”
……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王杰和李文波也赶到现场。王杰大声吼道：“快把挖机开走！谁让你来挖的？”
“不给钱，谁让我来我也不来。要我走可以，把五百块钱给我。”“赖皮”说，“为这事我耽误两家活，你们怎不能让我白跑吧？”
“你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赖皮，干了坏事还要钱？快滚！”李文波用手指着他。
“赖皮也是你叫的？”他强辩道，“我是凭力气、机械挣钱的。我赖？赖你什么了？赖你老婆了？”
李文波回敬道：“我老婆你赖不着，也不赖别人。不像你老婆一天到晚不离麻将桌，为了钱，竟然去给人家‘洗衣服’。”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骂短。”这下可惹恼了赖皮，他不堪受辱，从挖掘机上下来便和他打了起来……
高现华和王杰忙上前把他们拉开，然后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
警车停下来之后，从车上下来两名民警，其中一人名叫赵亚东。他问道：“高书记，路修不下去了？”
高现华便将修路被阻的事说了一遍。
赵亚东听后，喊道：“谁是王浜来？”
王浜来毫无惧色，“我就是。怎么啦？有错吗？”
“你还以为你有理？修路这么好的事你为什么不让修？”赵亚东一脸愤怒，责问道。
“因为这儿本来是农田，他们两个庄说给我们庄地到现在也没有给，所以我们庄群众不同意给他们修。”王浜来觉得占理，雄赳赳，气昂昂地辩解。
“谁说我们不给修？人家不给地，这路不也形成了吗？这么多年人家照样走，我们庄人哪年不从这路上拉庄稼？人家修路方便了进城，我们生产不也方便了吗？”李文波说，“你早不挖，晚不挖，单等人家修到交界处时候挖，这不是敲人家竹杠吗？”
“你们两个就是卖国贼！就是图喝人家一场酒。丢不丢人？”
李文波反唇相讥：“我丢什么人？我做的是好事。像你这样狐唱枭和、市井无赖之类，谁请你？”
王浜来还要强辩，赵亚东喝道：“我没工夫听你闲扯，有理跟我到派出所说去！”
……
王浜来和“赖皮”被带到派出所后，每人被罚了五百块钱。
王浜来感到委屈至极——他维护全庄人的利益，进了派出所却没有一个人为他出头。这正是：
为众谋利受冤枉，满腔热血遇冰凉。
好心当成门前雪，诚意化作瓦上霜。
赤胆衷肠对明月，明月却去照荷塘。
历来棒打出头鸟，多管闲事遭祸殃。
自己委屈倒也罢了，可“赖皮”却不放过他。
“赖皮”说：“这下好了，粮食没领着，却贴条口袋。我是你雇的，你就是老板，罚款不仅你出，那五百块的工钱你也必须给我。”
王浜来苦着脸，“罚款我已经替你出过了，工钱就免了吧，再说，你也没干活啊。”
“不行，一分钱也不能少！”赖皮说，“也就是我愿意干这缺德事，换个人你给一千块钱人家也不干。还让我一起跟你受埋汰，这下我丢人可丢大发了。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不给钱，我不会让你安生！”
他当然知道他是谁，可现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老婆能答应给他钱吗？可不给钱又过不了这关。俗话说：“惹不起可以躲得起”，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不是我不想给你钱，而是我目前手头真的没钱。你等我出去打一时期工，回来再给你。”
“赖皮”当然知道他想溜，时间托长了，这个“狗肉账”可就不好要了。他这个“赖皮”可不是浪得虚名，在这个关键时刻，只好发挥他的长处，于是对王浜来开导：“没钱，我给你支个招：我看那路面不宽，施工时不可能不弄坏你的庄稼。你先来个‘没动静’，让他们修，等到你的庄稼被损坏时，你再找他们赔钱。不给个三千、五千的就别让他们施工。等钱到手了，你可要多给我几百，我的计谋不能白出。”
王浜来心有余悸，说道：“这不太好吧？你也知道：我在所长面前可是表过态的，答应他回来不再闹事。我可不想‘二进宫’。”
“你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赖皮”笑道，“你不出面，可以让你老婆出面。她一个女人，又占理，他们不会把她怎么样。”
……
一切都在“赖皮”预料之中。当路修了二百来米的时候，那两个女人又来拦车，其中一人就是王浜来的老婆尤香枝。
经过两个多小时谈判，尤香枝终于允许修路，但是要求每家“赔产”三千块钱。又经过两个多小时“讨价还价”，一家损失了百十棵玉米却分别赔了一千五百块。
那时候村里的面粉厂已停产。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乡“财政转移支付”——每年仅三万多块钱，除去干部工资和“日常开消”所剩无几。高现华预计下面至少还有四家要来找事，于是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他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搅拌站的老板——杨琨。
搅拌站就在省道边上，路修好以后也有利于杨琨开展业务。杨琨是大杨村村委会主任，他们本来关系就不错，听说高现华修路有困难，便解囊相助，无偿给了六千块钱。
果然不出所料，每修一节地都有人拦车，他们都以为村里有钱，想趁机狠狠敲一下。有的要三千，有的要五千，可高现华手里可支配的现金只有六千块钱，于是不得不和他们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
他实在说得筋疲力尽。欣慰的是这条水泥路终于艰难地通到了省道。人虽然很累，但这项工作却没有停下来。他已习惯性地将责任扛在肩上，将困难埋在心里。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高台村在贯彻落实“三农政策”实践活动中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凡是水泥路通达的地方，无论是养殖业还是种植业发展都比较快，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在这以后两年时间里，他的工作重点就是修路。尽管这是一件操心劳神的事，但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他利用“村村通”、“一事一议”和“群众集资”等多种形式进行修路，截至2007年年底，高台村实现了户户通水泥路，成为全县农村交通事业一面旗帜。
在全县举行的“村村通”表彰大会上，高现华压抑着兴奋与心跳作了题为《三年坚持不懈为群众修筑一条幸福路》的发言。当他那激情扬溢的讲演结束时，场下一片欢声雷动。他激动地两眼流出了幸福的热泪，以往那些艰苦与辛酸也如潮水般地退去……
2008年春天，关庙乡进行“区划调整”，许多人都在“跑官”、“要官”，可高现华却显得异常淡定。他不仅没有往任何领导那跑，连本村的干部、党员那也没有去游说。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心目中这个合并后的新村书记一定是他。
区划调整结果是，将大杨村、高台村、马坝村三个村合并为一个村，新村名子为桥头村，村部仍设在高台村的村部。乡党委、乡政府拟定的桥头村两委班子临时组成人员的任职情况却让高台村所有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惊讶不已，就连高现华也感到抑郁不平，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能做出以下的安排：
支部书记：孙学启（55岁，男，原大杨村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马羌（30岁，男，原主持马坝村村委会工作）；
支部副书记：高现华（50岁，男，原高台村支部书记）；
文书：杨琨（54岁，男，原大杨村村委会主任）；
民兵营长：王邦玉（52岁，男，原马坝村支部书记）；
妇联主任：赵杏梅（49岁，女，原高台村村委会主任）；
……
乡党委、乡政府对合并后的新村临时负责人的指认就为既将开始的村两委换届选举制定了一个目标。按着政绩和在群众中的威望这对于高现华来说显然有失公允。因此，他感到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彻底失去参选兴趣，准备放弃参选。无官一身轻，从此就可以过上了老百姓的平淡的日子。
要说高现华不想当村支部书记可能谁都不信，可事实他就是这么想的。农村干部工作在基层第一线，处在各种矛盾的最前沿，支部书记又首当其冲，琐事多，任务重，这几年来支部书记这副担子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真的想退下来歇一歇。
在即将开始的村两委换届选举来临之际，他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可别人却发扬蹈厉，跃跃欲试！
党员、干部、群众为何惊讶？高现华为何抑郁不平？要了解这一情况，有必要对这些“钦定”的临时负责人的人生阅历和工作情况作一详细叙说。
瞧！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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