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开皇之治
隋文帝统治的时代，在历史上被评为开皇之治。只有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蓬勃的时代才能称得上“之治”这个荣誉称号。历史上曾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皇之治。我们简单做个比较，文景之治是文帝和景帝两位皇帝主要通过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整体来说是靠无为而治获得这个称号的，文帝景帝可以说都是守成型皇帝。开皇之治则是隋文帝通过在多个领域开创先进的制度，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而获得的，因此隋文帝属于开创型帝王。唐太宗雄才大略，在文治武功都有辉煌的成就。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应该感谢两个人:隋文帝的正面铺路，隋炀帝的反面鞭策。客观地讲，贞观之治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和发扬了隋文帝开创的各种优秀制度，吸取了隋炀帝的败家教训，从而将整个社会推到了历史巅峰，因此可以说李世民是个幸运型君主。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隋文帝时期开创的的开皇之治更为来之不易，同时也是意义最大，功勋最卓著的一个。然而现实中太多人只知道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主要还是因为隋文帝有个坑爹的儿子，隋炀帝制造了太多的劣迹遮蔽了隋文帝开创的巨大辉煌。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功是功过归过，我们更应该重视和深入学习隋文帝开创的开皇之治。
隋文帝在经济上取得的了伟大成就，《资治通鉴》曾记载:在开皇十三年，有关部门向隋文帝汇报:咱们收的布帛国库已经堆不下了，都已经摆满走廊了，您赶快给我们建仓库吧，不然我们都快没法正常办公了。隋文帝一听十分震惊:怎么国库还有满的时候？朝廷对老百姓收的税也不算太高，这些年连年战争，每年要赏赐出去的布帛又不少，我还一直担心国库空虚呢，怎么你倒反说是仓库里堆不下呢？下面的官员回答说:您每次让我们赏赐出去的布帛，我们可是每次都没敢打折扣。我们每年赏赐出去的布帛至少在上百万匹布，可是我们收入的更多啊。
历史上钱粮多的国库放不下的记录一共有三次，史书曾记载:汉武帝时，京城金库里的铜钱，好多已经腐烂的都无法点计了。国家粮仓内的粮食堆已经溢到外面了，导致好多粮食腐烂都不能吃了。还有一次是唐玄宗时期天宝年间，国库里的财货多的无处存放，唐玄宗便新建了几百座仓库，存放财货。
隋文帝时期钱财多的国库存放不下，同历史上另外两次记录的意义可大不一样。汉武帝是汉朝的第五任皇帝，唐玄宗可是唐朝的第七任皇帝，而隋文帝可是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他仅用十三年时间就出现布帛多的国库存放不下，确实了不起。
隋文帝统治时期可是连年战争，并且都是大规模战争，国内两平江南，光征服突厥就打了二十多年。打仗打的实际是后勤，也就是钱粮。以往每次战争结束后，国家都是给武将授予地方官，这样的安置可谓是皆大欢喜，武官后半生有了保障，国家也不支出出太多的金钱。
任何年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战争都是最烧钱的。因为不仅打仗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打完仗以后，奖赏立功的将士，以及给战死的将士家属发放抚恤金，那可都需要大量的真金白银。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打了那么多打大仗、硬仗，国库不但没有空虚，反而是钱财多的堆不下，这可真是个大奇迹！
同样是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明朝的崇祯皇帝可是真的把国库都掏空了。史书上记载，为了消除内忧外患，国家消耗了大量金钱，作为一国之君，穷的是连一套新龙袍都不舍的买。他上朝的时候经常是坐在龙椅上不敢走动，因为他身上的那套龙袍已经穿了好多年，好多地方的面料都已磨的是“藕断丝连”，可以说只要他走路的时候稍微迈的步子大些，就有可能把裤裆扯开！大明崇祯灭国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库空虚。这么一对比，可以看出隋文帝确实是治国有方。
隋文帝在经济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最重要是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因为隋朝建国初期，好多普通老百姓为了少缴税，就把自己的户籍报在那些关陇贵族的名下，成了那些大户人家的依附人口。这样国家就会有好多人口统计不上来，隋朝是按人头收税的，人口数据统计不上来，税收自然也就上不去。根据当时的税收政策，那些收入多的大户反而不用交那么多的税，那些收入低的普通老百姓，反而一点也没少交。
对此宰相高炯就给隋文帝出了个主意，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制定这个家庭每年应该给国家交多少税，官方称之为“输籍定样”。官方制定了三个等级，如家里有良田，有多个成年劳动力，有两头以上耕牛的家庭被定为甲等家庭，这样的家庭收入最高，他们每年就要给国家多交税。家里有薄田，有成年劳动力，有两头以下耕牛的家庭被定位乙等家庭，他们的条件没有甲等家庭那么好，收入自然也就没有甲等家庭那么高，给他们每年定的税收自然也就没有甲等家庭那么高。那些家里没有田，只有劳动力，也没有耕牛；或者家里有几亩薄田，也有劳动力，没有耕牛的家庭，被定位丙等家庭。这类家庭条件最差，收入也最低，给他们定的税也是最低的。这个政策一出，原先那些大户人家的依附人口的家庭，经过一比较，发现他们在国家那里报户口每年所要交的税，比每年交给大户人家的税还要少，他们自然就自觉地脱离大户人家，主动到国家那里报户口。这样国家新统计上的人口就多出了好几百万，国家每年的收入自然也就高出了很多。这样的税收政策更加人性化，对国家和每个家庭都有利，可以说是双赢。
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大索貌阅”，因为当时隋朝是对十八岁以上及六十岁以下的人群进行收税，因此老百姓在统计人口时就大量出现了“诈老诈小”的现象，好多老百姓为了躲避税收，明明是二十来岁的壮小伙子，非要上报自己才十四岁。好多四十多岁的壮劳力，却谎报自己已经八十三了……国家为了整治这种谎报人口的乱象，就派了大量基层官员深入到每家每户，按照所报上来的年龄，对照他实际的长相，统计每个人的实际年龄，这就叫“大索貌阅”。这样一来，那些明明胡子拉碴的壮年了，非说自己还未成年；那些头发乌黑，牙齿健全的成年人非说自己八十多了，那可就说不过去了!通过这项措施，国家又多统计出好多纳税人口，国家的税收也自然随着增多了。
判断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要看他的经济实力，还要看他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还要看他在文化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隋书·儒林传》序言中曾写到:隋朝成立之后，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汇集到京城来了。好多人为了追求求学问，不远万里，四处求学。京城的每条街道上都飘荡着朗朗的读书声。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因为自东汉末年战乱以来，道路上不是官兵就是四处逃难的难民，谁还有功夫读书啊。现在京城到处都是吟诗作赋的知识分子，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
隋文帝在文化上取得的伟大成，就要感谢一个叫牛弘的知识分子。牛弘出身于关陇贵族，在当时是个少有的读书人。《隋书·牛弘传》记载，他曾经在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给隋文帝上书:国家既然建立了，就应该考虑怎么把他治理好。马上可以打天下，但是绝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要想获得好的治国方略，就要学习历朝历代的那些好的治国经验，那些好的经验可都是在书上记着的，因此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要靠多读书。要想让所有的干部都多读书，首先国家要有足够的藏书。当时中原历经了几百年的战乱，刚统一不久的隋朝，国家的藏书总共才不过一万五千多卷。
牛弘便对隋文帝出主意:国家藏书不多，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说:国家没有太多的藏书，可是老百姓手里有。要想征集更多的书籍，不是靠政府下个征集令或者鼓动宣传，大家就会把书交给国家。每个人可都是有私心的，国家要想得到老百姓手里的书，就必须要花重金从老百姓手中买。只有让老百姓得到了足够多的好处，他们才会愿意主动将自家的书拿出来。
虽然那时候还是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家正是到处都需要大量用钱的时候。别看隋文帝只读过两年书，他还是颁布了一项英明的诏令:只要是交上一卷书，国家就奖赏他一匹丝织品。现在我们可能不知道一批丝织品在当时是多大价值。我们可以做个参考:隋朝普通百姓给国家上税都是上交丝织品，一个成年人每年给国家上交一匹丝织品。就按三口之家来算，一匹丝织品那可是相当于普通家庭一年要上交税收的三分之一，这么一比较，我们可就知道个数目确实不算少了。这还不算完，国家买到书后，不是完全归国家所有，而是拿到书后，国家再组织人抄这些书，抄完了还还给老百姓。也就是相当于说国家是在花大价钱从老百姓手里租书，这样的好事儿，老百姓可就都不愿错过，纷纷把自家的藏书全拿了出来。没过多长时间，国家藏书就从原来的一万五千册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万册，有了这么多的藏书也就成了推动隋朝文化发展的基础。
一个新兴起的国家要想快速良性的发展，还要有良好的吏治。官员是地方的管理者也是社会事务的组织者，他是连接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桥梁，也是代表着国家政府的形象。国家官员清正廉洁，人民才会对国家有信心。隋朝初期的吏治状况可谓是相当糟糕，因为隋朝出去的大部分官员都是武将出身，大都是些刀山火海里滚出来的大老粗。因为隋朝成立初期是连年战争，既要打国际战争，也要打国内战争，每场战争都会产生一大批功臣。对待这些功臣总不能过河拆桥，那可是要给人家安置的，按照以往的管理，那些打胜仗的武官，就让他们出任地方官。
武将和地方官完全可是两回事儿，不仅他们的思路不同，管理方法也截然不同。对于武将来说一定严厉，有一个成语叫“慈不带兵”，带兵打仗一定要纪律严明，杀伐果断，冷酷无情，那样才能带出一支所向披靡的铁军。人们还经常称之为地方父母官，只有爱民如子，才能将老百姓带领好，管理好。让武将转业担任地方官，经常出现的现象是提起行军打仗来，他们总是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正经投入到日常对老百姓的管理工作时，却往往是就不知从何下手了。这样隋朝初年的吏治状况就普遍不佳，按照当时的说法，隋朝的刺史大都是武将出身，非常不称职。
隋朝有个武将叫燕荣，他武艺高强，性格刚烈，是一名难得的武将。根据“打而优则仕”因为他打仗的时候立过大功，战争结束后就让他转业担任地方官，他就当上了幽州总管。有一次他巡游地方，发现路边的荆条长得是又粗又壮，他的手一下子就痒痒了，便想拿这些荆条打人试试看打的的疼不疼。于是他用刀砍下一根荆条就朝他的一名随从身上打了起来。疼的他是又哭又叫:我又没有犯错，你打我干什么。燕荣便强词夺理:你现在是没有错，这顿打我先记着，等你以后犯错了，我就给你免了。这可就太离谱了，第一次出现打人还有提前预支的！过了一阵时间，那个人还真犯了错，燕荣已经将荆条使顺手了，二话不说拉起来又是一顿打。那个人赶快说:上次你不是说过了吗，那次打过我，以后我如果犯了错就可以免了对我的处罚。燕荣则说:上次你没犯错我都打你了，这次犯了错误，我更要狠狠的打……这可是形同儿戏，燕荣对自己的手下都那么不负责任，对待老百姓那可更是不负责任。
干部队伍是国家管理的基础，现在国家的干部队伍素质这么差，隋文帝可就要想办法了。隋文帝首先从干部任命下手，他宣布不让再让武将担任地方官。很快平陈战争结束以后，又产生了一大批功臣。这些功臣们按照以往的惯例，正在家等着隋文帝任命他们去当地方官的时候，隋文帝却宣布: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意思是说，功臣只能给与金钱、荣誉和待遇的奖励，不能再担任地方官，这可是官员任命的一大进步。
为了选拔优秀的地方官员，隋文帝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广开求贤诏，招纳人才；还让地方官员举荐人才，让他们补充地方官位。同时还从基层的管理队伍中择优选拔，让他们出任更高一级的管理岗位。
隋文帝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中，把选拔地方官员形成一种制度，也就是科举制，是当时最出名的一项措施。开皇七年隋文帝下诏:制诸州者岁贡三人。意思是说:从今以后每三年，由各个州推荐三个人到国家参加科举考试。就这样科举制在咱们国家正式诞生，成了我国古代政府选拔官吏最主要的途径。科举制使中国的寒门弟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走向政治舞台，从而实现自己人生的华丽转身。就在开皇年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十八岁的房玄龄高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宰相之一。科举制是封建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冲破了当时关陇贵族垄断国家政权的局面，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队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科举考试不仅解决了古代选拔官员的难题，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人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凭这一点隋文帝就可以永垂不朽！
隋文帝还通过建立健全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从任何途径选拔上来的官员都是有好有坏，水平有高有低。有的开始起点低，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通过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官员。还有的官员起点非常高，但由于不思进取，腐化堕落，就慢慢的自我脱离了官员队伍。为了保持国家干部的活力和纯洁性，隋文帝规定每年的年底各地的刺史到中央述职。根据每个人一年来取得的政绩决定赏罚。平时还派出大量监察御史到地方巡视地方的吏治状况。前面所提到的燕荣可就倒霉了，在一次中央巡视中，发现他有贪污和暴虐的罪行。有罪就要罚，燕荣被当即赐死。
有罚就要有赏。有个叫房恭懿的人是苏威推荐上来的贤人，隋文帝让他出任新封县令。他在第一年的岁末考核中，获得了京兆地区第一名。隋文帝很高兴，就一下子赏了他四百匹布，这可是不小的数目。唐太宗李世民每次赏魏征时，一般都是赏给他二百匹布。隋文帝出手很大方，一次赏了房恭懿四百匹布。房恭懿将布领回去以后，自己一点也没留，全赏给了他手下的那些困难群众了。隋文帝得知情况后，更加高兴，便接着赏，又赏了他三百担粮食。他将粮食拉回去后，不声不响的全拿去慰问困难群众了。这两件事儿下来隋文帝觉得房恭懿是个好官，这次就给他升官，让他担任德州司马，也就是州刺史的副手了。
房恭懿在德州司马任上干了一阵子，在岁末年终考核时，他成了国家第一名。这可把隋文帝高兴坏了，他可是国家官员中的优秀典范，必须加以大力宣传。为了起到更大的宣传效果，隋文帝让全天下的地方官都向房恭懿学习。隋文帝便将全国参加考核的地方官召集在一起，他对大家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名好干部，他就是房恭懿，这个人如此之好，他好到这种程度，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德行所能罗织的。这一定是上天和祖宗赐给我的。因为他这么好，我决定把他提拔为刺史。我是希望你们都能向他学习，说完这句话以后，当时就把房恭懿任命为海州刺史了。就这样通过公开表彰，一嘉奖，再加上升官。所有的官员都一下子明白了，皇上所说的考核制度是实打实的，是真的在起作用，是在奖勤罚懒，于是每个人心里都开始鞭策自己:回去以后也要好好干，争取明年自己也接受国家的奖赏。就这样隋文帝通过建立健全官员考核制度，使国家的官员素知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是全国老百姓的福气，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元朝的胡三省曾说过: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意思是说，隋文帝开创的开皇盛世，是因为奖赏好的官员才达成的，后人对他的这一项措施，给了高度的肯定。
就这样隋文帝在他统治的时期，军事上是捷报频传，经济上达到了空前的发达，文化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吏治上也是颇见成效，因此历史上就称隋文帝统治的这段时期为开皇之治。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隋文帝时期开创的的开皇之治更为来之不易，同时也是意义最大，功勋最卓著的一个。然而现实中太多人只知道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主要还是因为隋文帝有个坑爹的儿子，隋炀帝制造了太多的劣迹遮蔽了隋文帝开创的巨大辉煌。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功是功过归过，我们更应该重视和深入学习隋文帝开创的开皇之治。
隋文帝在经济上取得的了伟大成就，《资治通鉴》曾记载:在开皇十三年，有关部门向隋文帝汇报:咱们收的布帛国库已经堆不下了，都已经摆满走廊了，您赶快给我们建仓库吧，不然我们都快没法正常办公了。隋文帝一听十分震惊:怎么国库还有满的时候？朝廷对老百姓收的税也不算太高，这些年连年战争，每年要赏赐出去的布帛又不少，我还一直担心国库空虚呢，怎么你倒反说是仓库里堆不下呢？下面的官员回答说:您每次让我们赏赐出去的布帛，我们可是每次都没敢打折扣。我们每年赏赐出去的布帛至少在上百万匹布，可是我们收入的更多啊。
历史上钱粮多的国库放不下的记录一共有三次，史书曾记载:汉武帝时，京城金库里的铜钱，好多已经腐烂的都无法点计了。国家粮仓内的粮食堆已经溢到外面了，导致好多粮食腐烂都不能吃了。还有一次是唐玄宗时期天宝年间，国库里的财货多的无处存放，唐玄宗便新建了几百座仓库，存放财货。
隋文帝时期钱财多的国库存放不下，同历史上另外两次记录的意义可大不一样。汉武帝是汉朝的第五任皇帝，唐玄宗可是唐朝的第七任皇帝，而隋文帝可是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他仅用十三年时间就出现布帛多的国库存放不下，确实了不起。
隋文帝统治时期可是连年战争，并且都是大规模战争，国内两平江南，光征服突厥就打了二十多年。打仗打的实际是后勤，也就是钱粮。以往每次战争结束后，国家都是给武将授予地方官，这样的安置可谓是皆大欢喜，武官后半生有了保障，国家也不支出出太多的金钱。
任何年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战争都是最烧钱的。因为不仅打仗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打完仗以后，奖赏立功的将士，以及给战死的将士家属发放抚恤金，那可都需要大量的真金白银。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打了那么多打大仗、硬仗，国库不但没有空虚，反而是钱财多的堆不下，这可真是个大奇迹！
同样是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明朝的崇祯皇帝可是真的把国库都掏空了。史书上记载，为了消除内忧外患，国家消耗了大量金钱，作为一国之君，穷的是连一套新龙袍都不舍的买。他上朝的时候经常是坐在龙椅上不敢走动，因为他身上的那套龙袍已经穿了好多年，好多地方的面料都已磨的是“藕断丝连”，可以说只要他走路的时候稍微迈的步子大些，就有可能把裤裆扯开！大明崇祯灭国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库空虚。这么一对比，可以看出隋文帝确实是治国有方。
隋文帝在经济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最重要是国家对人口的控制，因为隋朝建国初期，好多普通老百姓为了少缴税，就把自己的户籍报在那些关陇贵族的名下，成了那些大户人家的依附人口。这样国家就会有好多人口统计不上来，隋朝是按人头收税的，人口数据统计不上来，税收自然也就上不去。根据当时的税收政策，那些收入多的大户反而不用交那么多的税，那些收入低的普通老百姓，反而一点也没少交。
对此宰相高炯就给隋文帝出了个主意，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制定这个家庭每年应该给国家交多少税，官方称之为“输籍定样”。官方制定了三个等级，如家里有良田，有多个成年劳动力，有两头以上耕牛的家庭被定为甲等家庭，这样的家庭收入最高，他们每年就要给国家多交税。家里有薄田，有成年劳动力，有两头以下耕牛的家庭被定位乙等家庭，他们的条件没有甲等家庭那么好，收入自然也就没有甲等家庭那么高，给他们每年定的税收自然也就没有甲等家庭那么高。那些家里没有田，只有劳动力，也没有耕牛；或者家里有几亩薄田，也有劳动力，没有耕牛的家庭，被定位丙等家庭。这类家庭条件最差，收入也最低，给他们定的税也是最低的。这个政策一出，原先那些大户人家的依附人口的家庭，经过一比较，发现他们在国家那里报户口每年所要交的税，比每年交给大户人家的税还要少，他们自然就自觉地脱离大户人家，主动到国家那里报户口。这样国家新统计上的人口就多出了好几百万，国家每年的收入自然也就高出了很多。这样的税收政策更加人性化，对国家和每个家庭都有利，可以说是双赢。
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大索貌阅”，因为当时隋朝是对十八岁以上及六十岁以下的人群进行收税，因此老百姓在统计人口时就大量出现了“诈老诈小”的现象，好多老百姓为了躲避税收，明明是二十来岁的壮小伙子，非要上报自己才十四岁。好多四十多岁的壮劳力，却谎报自己已经八十三了……国家为了整治这种谎报人口的乱象，就派了大量基层官员深入到每家每户，按照所报上来的年龄，对照他实际的长相，统计每个人的实际年龄，这就叫“大索貌阅”。这样一来，那些明明胡子拉碴的壮年了，非说自己还未成年；那些头发乌黑，牙齿健全的成年人非说自己八十多了，那可就说不过去了!通过这项措施，国家又多统计出好多纳税人口，国家的税收也自然随着增多了。
判断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要看他的经济实力，还要看他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还要看他在文化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隋书·儒林传》序言中曾写到:隋朝成立之后，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汇集到京城来了。好多人为了追求求学问，不远万里，四处求学。京城的每条街道上都飘荡着朗朗的读书声。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因为自东汉末年战乱以来，道路上不是官兵就是四处逃难的难民，谁还有功夫读书啊。现在京城到处都是吟诗作赋的知识分子，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
隋文帝在文化上取得的伟大成，就要感谢一个叫牛弘的知识分子。牛弘出身于关陇贵族，在当时是个少有的读书人。《隋书·牛弘传》记载，他曾经在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给隋文帝上书:国家既然建立了，就应该考虑怎么把他治理好。马上可以打天下，但是绝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要想获得好的治国方略，就要学习历朝历代的那些好的治国经验，那些好的经验可都是在书上记着的，因此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要靠多读书。要想让所有的干部都多读书，首先国家要有足够的藏书。当时中原历经了几百年的战乱，刚统一不久的隋朝，国家的藏书总共才不过一万五千多卷。
牛弘便对隋文帝出主意:国家藏书不多，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说:国家没有太多的藏书，可是老百姓手里有。要想征集更多的书籍，不是靠政府下个征集令或者鼓动宣传，大家就会把书交给国家。每个人可都是有私心的，国家要想得到老百姓手里的书，就必须要花重金从老百姓手中买。只有让老百姓得到了足够多的好处，他们才会愿意主动将自家的书拿出来。
虽然那时候还是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家正是到处都需要大量用钱的时候。别看隋文帝只读过两年书，他还是颁布了一项英明的诏令:只要是交上一卷书，国家就奖赏他一匹丝织品。现在我们可能不知道一批丝织品在当时是多大价值。我们可以做个参考:隋朝普通百姓给国家上税都是上交丝织品，一个成年人每年给国家上交一匹丝织品。就按三口之家来算，一匹丝织品那可是相当于普通家庭一年要上交税收的三分之一，这么一比较，我们可就知道个数目确实不算少了。这还不算完，国家买到书后，不是完全归国家所有，而是拿到书后，国家再组织人抄这些书，抄完了还还给老百姓。也就是相当于说国家是在花大价钱从老百姓手里租书，这样的好事儿，老百姓可就都不愿错过，纷纷把自家的藏书全拿了出来。没过多长时间，国家藏书就从原来的一万五千册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万册，有了这么多的藏书也就成了推动隋朝文化发展的基础。
一个新兴起的国家要想快速良性的发展，还要有良好的吏治。官员是地方的管理者也是社会事务的组织者，他是连接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桥梁，也是代表着国家政府的形象。国家官员清正廉洁，人民才会对国家有信心。隋朝初期的吏治状况可谓是相当糟糕，因为隋朝出去的大部分官员都是武将出身，大都是些刀山火海里滚出来的大老粗。因为隋朝成立初期是连年战争，既要打国际战争，也要打国内战争，每场战争都会产生一大批功臣。对待这些功臣总不能过河拆桥，那可是要给人家安置的，按照以往的管理，那些打胜仗的武官，就让他们出任地方官。
武将和地方官完全可是两回事儿，不仅他们的思路不同，管理方法也截然不同。对于武将来说一定严厉，有一个成语叫“慈不带兵”，带兵打仗一定要纪律严明，杀伐果断，冷酷无情，那样才能带出一支所向披靡的铁军。人们还经常称之为地方父母官，只有爱民如子，才能将老百姓带领好，管理好。让武将转业担任地方官，经常出现的现象是提起行军打仗来，他们总是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正经投入到日常对老百姓的管理工作时，却往往是就不知从何下手了。这样隋朝初年的吏治状况就普遍不佳，按照当时的说法，隋朝的刺史大都是武将出身，非常不称职。
隋朝有个武将叫燕荣，他武艺高强，性格刚烈，是一名难得的武将。根据“打而优则仕”因为他打仗的时候立过大功，战争结束后就让他转业担任地方官，他就当上了幽州总管。有一次他巡游地方，发现路边的荆条长得是又粗又壮，他的手一下子就痒痒了，便想拿这些荆条打人试试看打的的疼不疼。于是他用刀砍下一根荆条就朝他的一名随从身上打了起来。疼的他是又哭又叫:我又没有犯错，你打我干什么。燕荣便强词夺理:你现在是没有错，这顿打我先记着，等你以后犯错了，我就给你免了。这可就太离谱了，第一次出现打人还有提前预支的！过了一阵时间，那个人还真犯了错，燕荣已经将荆条使顺手了，二话不说拉起来又是一顿打。那个人赶快说:上次你不是说过了吗，那次打过我，以后我如果犯了错就可以免了对我的处罚。燕荣则说:上次你没犯错我都打你了，这次犯了错误，我更要狠狠的打……这可是形同儿戏，燕荣对自己的手下都那么不负责任，对待老百姓那可更是不负责任。
干部队伍是国家管理的基础，现在国家的干部队伍素质这么差，隋文帝可就要想办法了。隋文帝首先从干部任命下手，他宣布不让再让武将担任地方官。很快平陈战争结束以后，又产生了一大批功臣。这些功臣们按照以往的惯例，正在家等着隋文帝任命他们去当地方官的时候，隋文帝却宣布: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意思是说，功臣只能给与金钱、荣誉和待遇的奖励，不能再担任地方官，这可是官员任命的一大进步。
为了选拔优秀的地方官员，隋文帝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广开求贤诏，招纳人才；还让地方官员举荐人才，让他们补充地方官位。同时还从基层的管理队伍中择优选拔，让他们出任更高一级的管理岗位。
隋文帝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中，把选拔地方官员形成一种制度，也就是科举制，是当时最出名的一项措施。开皇七年隋文帝下诏:制诸州者岁贡三人。意思是说:从今以后每三年，由各个州推荐三个人到国家参加科举考试。就这样科举制在咱们国家正式诞生，成了我国古代政府选拔官吏最主要的途径。科举制使中国的寒门弟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走向政治舞台，从而实现自己人生的华丽转身。就在开皇年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十八岁的房玄龄高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宰相之一。科举制是封建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冲破了当时关陇贵族垄断国家政权的局面，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队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科举考试不仅解决了古代选拔官员的难题，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人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凭这一点隋文帝就可以永垂不朽！
隋文帝还通过建立健全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从任何途径选拔上来的官员都是有好有坏，水平有高有低。有的开始起点低，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通过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官员。还有的官员起点非常高，但由于不思进取，腐化堕落，就慢慢的自我脱离了官员队伍。为了保持国家干部的活力和纯洁性，隋文帝规定每年的年底各地的刺史到中央述职。根据每个人一年来取得的政绩决定赏罚。平时还派出大量监察御史到地方巡视地方的吏治状况。前面所提到的燕荣可就倒霉了，在一次中央巡视中，发现他有贪污和暴虐的罪行。有罪就要罚，燕荣被当即赐死。
有罚就要有赏。有个叫房恭懿的人是苏威推荐上来的贤人，隋文帝让他出任新封县令。他在第一年的岁末考核中，获得了京兆地区第一名。隋文帝很高兴，就一下子赏了他四百匹布，这可是不小的数目。唐太宗李世民每次赏魏征时，一般都是赏给他二百匹布。隋文帝出手很大方，一次赏了房恭懿四百匹布。房恭懿将布领回去以后，自己一点也没留，全赏给了他手下的那些困难群众了。隋文帝得知情况后，更加高兴，便接着赏，又赏了他三百担粮食。他将粮食拉回去后，不声不响的全拿去慰问困难群众了。这两件事儿下来隋文帝觉得房恭懿是个好官，这次就给他升官，让他担任德州司马，也就是州刺史的副手了。
房恭懿在德州司马任上干了一阵子，在岁末年终考核时，他成了国家第一名。这可把隋文帝高兴坏了，他可是国家官员中的优秀典范，必须加以大力宣传。为了起到更大的宣传效果，隋文帝让全天下的地方官都向房恭懿学习。隋文帝便将全国参加考核的地方官召集在一起，他对大家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名好干部，他就是房恭懿，这个人如此之好，他好到这种程度，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德行所能罗织的。这一定是上天和祖宗赐给我的。因为他这么好，我决定把他提拔为刺史。我是希望你们都能向他学习，说完这句话以后，当时就把房恭懿任命为海州刺史了。就这样通过公开表彰，一嘉奖，再加上升官。所有的官员都一下子明白了，皇上所说的考核制度是实打实的，是真的在起作用，是在奖勤罚懒，于是每个人心里都开始鞭策自己:回去以后也要好好干，争取明年自己也接受国家的奖赏。就这样隋文帝通过建立健全官员考核制度，使国家的官员素知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是全国老百姓的福气，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元朝的胡三省曾说过: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意思是说，隋文帝开创的开皇盛世，是因为奖赏好的官员才达成的，后人对他的这一项措施，给了高度的肯定。
就这样隋文帝在他统治的时期，军事上是捷报频传，经济上达到了空前的发达，文化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吏治上也是颇见成效，因此历史上就称隋文帝统治的这段时期为开皇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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