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7 敔簋孟鼎
17.笔者按：“大师”是谁，学者有乐师、太公望等不同看法，见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二辑，BJ，中华书局，1963年。本文采纳大师是太公望的观点。
18.簋，西周中期，《集成》8.4322。
19.敔簋，西周晚期，《集成》8.4323。
20.小盂鼎，西周早期，《集成》5.2839。
笔者按：本文对于小盂鼎铭文的隶定与句读，主要采纳了李学勤先生的见解，见氏著《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AH教育出版社，1999年。同时，在个别字词的隶释上，借鉴了刘雨先生的主张，见氏著《西周金文中的军事》，《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BJ，科学出版社，1998年。请读者明鉴。
21.大盂鼎，西周早期，《集成》5.2837。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BJ，中华书局，1986年，第160、171、176页。
22.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BJ，中华书局，2017年，第145页。
23.张怀通：《小盂鼎与<世俘>续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24.《世俘》记载“庚戌”、“乙卯”两天武王献俘活动的主语是“武王”，而与记载“癸巳”、“戊辰”、“壬子”等天武王伐纣、封黜诸侯等活动的主语“王”，有显著区别。对此，章宁依据西周金文中周王生称王而死称谥的通例，认为：“（该段文字）是后世史官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撰写目的，通过整理既有材料改编撰写而成的记事专篇”，“粗放地说，……（该段文字）整体追述于两周之际”。见氏著：《<世俘>编纂考》，载《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笔者认为，章先生的观点大致可以接受。后世作者“整理既有材料”与此处所讲“《世俘》可信”协调统一。再，下节开头所引“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上帝”一句话，其中的“天宗”，不见于西周金文，而见于较晚的《礼记•月令》，可能是作者将后世词语带入。章先生依据其中的主语“武王”，将这句话归入“庚戌”、“乙卯”类型，认为其性质是“改编撰写”。可以成为笔者判断的佐证。
25.笔者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文公在城濮之战胜利后，“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杨伯峻先生说：恺，恺乐、恺歌，恺也作凯。见氏著《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471页。该段仪节中反复出现的“奏庸；大享三终”等，可能是与恺乐恺歌一样性质的音乐及其演奏活动。
26.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27.师同鼎，西周晚期，《集成》5.2779。
对于“造”字的隶定，请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BJ，中华书局，2007年，第1446页。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BJ，中华书局，2001年，第48页。
28.夨令方尊，西周早期，《集成》11.6016。
29.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54、968、969页。
30.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31.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32.司马迁：《史记》，BJ，中华书局，1982年，第126-127笔者按：《史记•周本纪》所载武王对于先圣王之后的封建，可能源于《礼记》。《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见王文锦《礼记译解》，BJ，中华书局，2001年，第555页。可以互相参考。二者所载虽然略有出入，但无关本文论证的大局。
33.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军事》，《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BJ，科学出版社，1998年。
笔者按：刘先生说：“告成：有费伯、明伯、继伯等接受盂的告成功礼仪”，“饮至：王亲自为盂祝贺，‘王呼献盂’，以示荣宠，以庆胜利，这实际上是进行一次大飨礼”。在盂与费伯等人的关系上，似有误解。由其他仪注都是王与盂的互动看，告成应该是王接受盂等人的报告。
再，李学勤先生说：“小盂鼎的情况有些差别，王没有亲自出征，而是命盂率军征伐；盂战胜归来，是告于王，不是告于宗庙，所以不能称为饮至。不过，王也为此事举行了在庙中饮酒为乐的典礼，和饮至还是近似的。”见氏著《青铜器与古代史》，台北，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247-248页。李先生的观点值得重视。
34.李学勤：《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AH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笔者按：其中的赞，是李学勤先生的隶定，他说：“按‘赞’字从‘口’旁，和‘献’字从‘口’旁相通，所以这里的‘赞’也可读为‘献’。”唐兰先生认为该字假为献，他说：“鬲为甗之本字，此读为献，金文也常借献为甗。周代典礼中常有献宾的仪节，《仪礼•乡饮酒礼》：‘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注：‘献，进也。进酒于宾。’”见氏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BJ，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187页。二位学者的隶定虽然不同，但在礼制的认定上则完全相同，对于本文的论证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后来，李学勤先生对于此处的隶释有所修正，他说：“（该）字读为‘赞’，是对的，但过去以之与饮至联系，恐不正确。”见氏著《畯簋铭文读释》，《出土文献》第八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如果李先生的后说正确，那么小盂鼎所载饮至仪注可能只有策勋而没有舍爵，这与下文所论《世俘》记载的武王举行的饮至仪注中只有策勋而没有舍爵完全符合，更加凸显了小盂鼎之于《世俘》的重要价值，以及本文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的学术意义。鉴于“赞”字及小盂鼎含义有待进一步揭示，此处两说兼采。
35.笔者按：虢季子白盘云：“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扬有光，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彤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西周晚期，《集成》16.10173）可以与鼎前后互证，说明献俘礼有较大的保守性，这为本文利用春秋时代材料印证西周献俘礼中的“饮至”仪注提供了条件。
36.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BJ，中华书局，1986年，第41页。笔者按：个别字词的隶释间以己意，请读者明鉴。
3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91页。
38.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BJ，中华书局，1986年，第41、44页。
3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91页。
4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463页。
41.笔者按：陈梦家先生认为这里的“宥”就是小盂鼎中的“赞”，他说：“‘赞宾’‘王乎赞’……当为王享宴诸侯邦宾”，“‘赞宾’即‘宥宾’”，“赞与宥同训助”。见氏著《西周铜器断代》，BJ，中华书局，2004年，第111页。
42.笔者按：“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是朱右曾的校订，朱氏可能依据了《汉书•律历志》的记载（班固《汉书》，BJ，中华书局，1962年，第1016页）。但顾颉刚先生却将其校改为“武王乃以庶国馘祀于周庙”，认为“‘庶国馘’，即伐越戏方、宣方、磿、蜀诸国所得之馘，非殷馘”。见氏著《〈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二辑，BJ，中华书局，1963年。顾先生没有注意这里的“庶国”与告成饮至仪注中“庶国”的联系，从而将上下两个仪节割裂开来了，不可取。
43.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4.笔者按：《春秋》、《左传》记载的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的献俘礼，一共有两个，即晋文公向周襄王献俘的典礼与晋文公为确立霸权而在回到晋国后举行的献俘典礼（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448—475页）。前者举行于五月，后者举行于七月。文本所论是前者，请读者明鉴。
4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448、463、463-466、466-467页。
笔者按：个别句读依据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例4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989-990页。
笔者按：此处的“司慎”是皋陶，清华简《四告》（一）记载周公举行祭祀皋陶的典礼，一则说：“拜手稽首，者鲁天尹皋繇配享兹馨香”，再则说：“先告受命天丁辟子司慎皋繇”。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10-111页。天尹、司慎、皋陶，三位一体，证明会盟誓词中的“司慎”就是皋陶。
5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2页。
51.笔者按：《墨子•明鬼下》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BJ，中华书局，2001年，第233页）墨子没有说明该事的具体时间与场合，但足以成为本节的佐证与参考。
再，王玉哲先生说：“西周、春秋以来，周人为了团结更多的群体，除了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组织’把姬姓同族的人群组成一个大的群体以外，最重要的还创造出一种‘宗盟’组织，用以团结那些与周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群体。‘宗盟’组织不知初起于何时，至少自周时即已广泛流行了。用这种组织去团结，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依靠向鬼神盟誓，请鬼神作保证。”见氏著《中华民族早期源流•自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巴新生先生说：“宗盟的确立，应在周人克殷践奄以后的宗法大分封之际。”见氏著《西周“宗盟”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笔者认为，武王此次与诸侯的盟誓典礼和“宗盟”的形成或有一定的关系。
52.王文锦：《礼记译解》，BJ，中华书局，2001年，第48页。
53.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BJ，中华书局，1980年，第1266页。
54.孔晁注、卢文弨校勘：《逸周书》，《丛书集成初编》，BJ，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页。
55.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2页。
56.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57页。
57.笔者按：朱氏的进一步解释，即武王“戒诸侯”，则没有把握这次活动的实质。即使在“戒”之后加入下文的“于誓社”之“誓”，作“戒誓”，也与本文揭示的“盟誓”不同其性质。
58.张怀通：《“尚书”源于礼仪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11日。
59.笔者按：李学勤先生说：“段末所说各种祀典用牲之数，可能是总计前后所用，不一定都是乙卯一天的事情。”见氏著《<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先生没有充分认识到乙卯日武王典礼性质的特殊性，因而这个观点不能成立。
60.李学勤：《<商誓>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61.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69页。
62.笔者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226页。可以作为参证。
再，武王与天的关系，由祭祀所用较多牺牲看，仍然充满了神性，因而此时武王对于天的认识是天命观，与周公东征之后的天道观，有较大区别。武王与诸侯的关系，由翼即佐助的字眼看，是诸侯对于武王的逑、匹、耦，与周初诰命接近，而与《召诰》中召公开始自称“予小臣”，有较大区别。这正表明武王的思想观念与政治作为处于商末与周公摄政后期的中间过渡状态。
63.笔者按：《逸周书•殷祝》云：“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与诸侯誓曰：‘阴胜阳即谓之变，而天弗施；雌胜雄即谓之乱，而人弗行。故诸侯之治政，在诸侯之大夫治与从。’”（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46-147页）《殷祝》的许多词汇有战国时代特征，政治思想也有战国时代色彩，可能是一篇形成于战国时代的文献。但其所借以成篇的史实梗概或有一些史影，汤即位之后与诸侯盟誓，和《世俘》相互对照，应是开国的政治举措，可以谨慎肯定。
6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1250、1252页。
18.簋，西周中期，《集成》8.4322。
19.敔簋，西周晚期，《集成》8.4323。
20.小盂鼎，西周早期，《集成》5.2839。
笔者按：本文对于小盂鼎铭文的隶定与句读，主要采纳了李学勤先生的见解，见氏著《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AH教育出版社，1999年。同时，在个别字词的隶释上，借鉴了刘雨先生的主张，见氏著《西周金文中的军事》，《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BJ，科学出版社，1998年。请读者明鉴。
21.大盂鼎，西周早期，《集成》5.2837。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BJ，中华书局，1986年，第160、171、176页。
22.蔡沉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BJ，中华书局，2017年，第145页。
23.张怀通：《小盂鼎与<世俘>续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24.《世俘》记载“庚戌”、“乙卯”两天武王献俘活动的主语是“武王”，而与记载“癸巳”、“戊辰”、“壬子”等天武王伐纣、封黜诸侯等活动的主语“王”，有显著区别。对此，章宁依据西周金文中周王生称王而死称谥的通例，认为：“（该段文字）是后世史官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撰写目的，通过整理既有材料改编撰写而成的记事专篇”，“粗放地说，……（该段文字）整体追述于两周之际”。见氏著：《<世俘>编纂考》，载《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笔者认为，章先生的观点大致可以接受。后世作者“整理既有材料”与此处所讲“《世俘》可信”协调统一。再，下节开头所引“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上帝”一句话，其中的“天宗”，不见于西周金文，而见于较晚的《礼记•月令》，可能是作者将后世词语带入。章先生依据其中的主语“武王”，将这句话归入“庚戌”、“乙卯”类型，认为其性质是“改编撰写”。可以成为笔者判断的佐证。
25.笔者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文公在城濮之战胜利后，“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杨伯峻先生说：恺，恺乐、恺歌，恺也作凯。见氏著《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471页。该段仪节中反复出现的“奏庸；大享三终”等，可能是与恺乐恺歌一样性质的音乐及其演奏活动。
26.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27.师同鼎，西周晚期，《集成》5.2779。
对于“造”字的隶定，请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BJ，中华书局，2007年，第1446页。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BJ，中华书局，2001年，第48页。
28.夨令方尊，西周早期，《集成》11.6016。
29.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54、968、969页。
30.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31.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32.司马迁：《史记》，BJ，中华书局，1982年，第126-127笔者按：《史记•周本纪》所载武王对于先圣王之后的封建，可能源于《礼记》。《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见王文锦《礼记译解》，BJ，中华书局，2001年，第555页。可以互相参考。二者所载虽然略有出入，但无关本文论证的大局。
33.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军事》，《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BJ，科学出版社，1998年。
笔者按：刘先生说：“告成：有费伯、明伯、继伯等接受盂的告成功礼仪”，“饮至：王亲自为盂祝贺，‘王呼献盂’，以示荣宠，以庆胜利，这实际上是进行一次大飨礼”。在盂与费伯等人的关系上，似有误解。由其他仪注都是王与盂的互动看，告成应该是王接受盂等人的报告。
再，李学勤先生说：“小盂鼎的情况有些差别，王没有亲自出征，而是命盂率军征伐；盂战胜归来，是告于王，不是告于宗庙，所以不能称为饮至。不过，王也为此事举行了在庙中饮酒为乐的典礼，和饮至还是近似的。”见氏著《青铜器与古代史》，台北，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247-248页。李先生的观点值得重视。
34.李学勤：《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AH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笔者按：其中的赞，是李学勤先生的隶定，他说：“按‘赞’字从‘口’旁，和‘献’字从‘口’旁相通，所以这里的‘赞’也可读为‘献’。”唐兰先生认为该字假为献，他说：“鬲为甗之本字，此读为献，金文也常借献为甗。周代典礼中常有献宾的仪节，《仪礼•乡饮酒礼》：‘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注：‘献，进也。进酒于宾。’”见氏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BJ，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187页。二位学者的隶定虽然不同，但在礼制的认定上则完全相同，对于本文的论证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后来，李学勤先生对于此处的隶释有所修正，他说：“（该）字读为‘赞’，是对的，但过去以之与饮至联系，恐不正确。”见氏著《畯簋铭文读释》，《出土文献》第八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如果李先生的后说正确，那么小盂鼎所载饮至仪注可能只有策勋而没有舍爵，这与下文所论《世俘》记载的武王举行的饮至仪注中只有策勋而没有舍爵完全符合，更加凸显了小盂鼎之于《世俘》的重要价值，以及本文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的学术意义。鉴于“赞”字及小盂鼎含义有待进一步揭示，此处两说兼采。
35.笔者按：虢季子白盘云：“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扬有光，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彤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西周晚期，《集成》16.10173）可以与鼎前后互证，说明献俘礼有较大的保守性，这为本文利用春秋时代材料印证西周献俘礼中的“饮至”仪注提供了条件。
36.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BJ，中华书局，1986年，第41页。笔者按：个别字词的隶释间以己意，请读者明鉴。
3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91页。
38.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BJ，中华书局，1986年，第41、44页。
3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91页。
4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463页。
41.笔者按：陈梦家先生认为这里的“宥”就是小盂鼎中的“赞”，他说：“‘赞宾’‘王乎赞’……当为王享宴诸侯邦宾”，“‘赞宾’即‘宥宾’”，“赞与宥同训助”。见氏著《西周铜器断代》，BJ，中华书局，2004年，第111页。
42.笔者按：“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是朱右曾的校订，朱氏可能依据了《汉书•律历志》的记载（班固《汉书》，BJ，中华书局，1962年，第1016页）。但顾颉刚先生却将其校改为“武王乃以庶国馘祀于周庙”，认为“‘庶国馘’，即伐越戏方、宣方、磿、蜀诸国所得之馘，非殷馘”。见氏著《〈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二辑，BJ，中华书局，1963年。顾先生没有注意这里的“庶国”与告成饮至仪注中“庶国”的联系，从而将上下两个仪节割裂开来了，不可取。
43.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4.笔者按：《春秋》、《左传》记载的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的献俘礼，一共有两个，即晋文公向周襄王献俘的典礼与晋文公为确立霸权而在回到晋国后举行的献俘典礼（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448—475页）。前者举行于五月，后者举行于七月。文本所论是前者，请读者明鉴。
4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448、463、463-466、466-467页。
笔者按：个别句读依据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例4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989-990页。
笔者按：此处的“司慎”是皋陶，清华简《四告》（一）记载周公举行祭祀皋陶的典礼，一则说：“拜手稽首，者鲁天尹皋繇配享兹馨香”，再则说：“先告受命天丁辟子司慎皋繇”。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10-111页。天尹、司慎、皋陶，三位一体，证明会盟誓词中的“司慎”就是皋陶。
5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2页。
51.笔者按：《墨子•明鬼下》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BJ，中华书局，2001年，第233页）墨子没有说明该事的具体时间与场合，但足以成为本节的佐证与参考。
再，王玉哲先生说：“西周、春秋以来，周人为了团结更多的群体，除了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组织’把姬姓同族的人群组成一个大的群体以外，最重要的还创造出一种‘宗盟’组织，用以团结那些与周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群体。‘宗盟’组织不知初起于何时，至少自周时即已广泛流行了。用这种组织去团结，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依靠向鬼神盟誓，请鬼神作保证。”见氏著《中华民族早期源流•自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巴新生先生说：“宗盟的确立，应在周人克殷践奄以后的宗法大分封之际。”见氏著《西周“宗盟”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笔者认为，武王此次与诸侯的盟誓典礼和“宗盟”的形成或有一定的关系。
52.王文锦：《礼记译解》，BJ，中华书局，2001年，第48页。
53.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BJ，中华书局，1980年，第1266页。
54.孔晁注、卢文弨校勘：《逸周书》，《丛书集成初编》，BJ，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页。
55.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2页。
56.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57页。
57.笔者按：朱氏的进一步解释，即武王“戒诸侯”，则没有把握这次活动的实质。即使在“戒”之后加入下文的“于誓社”之“誓”，作“戒誓”，也与本文揭示的“盟誓”不同其性质。
58.张怀通：《“尚书”源于礼仪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11日。
59.笔者按：李学勤先生说：“段末所说各种祀典用牲之数，可能是总计前后所用，不一定都是乙卯一天的事情。”见氏著《<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先生没有充分认识到乙卯日武王典礼性质的特殊性，因而这个观点不能成立。
60.李学勤：《<商誓>篇研究》，《古文献丛论》，B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61.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69页。
62.笔者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226页。可以作为参证。
再，武王与天的关系，由祭祀所用较多牺牲看，仍然充满了神性，因而此时武王对于天的认识是天命观，与周公东征之后的天道观，有较大区别。武王与诸侯的关系，由翼即佐助的字眼看，是诸侯对于武王的逑、匹、耦，与周初诰命接近，而与《召诰》中召公开始自称“予小臣”，有较大区别。这正表明武王的思想观念与政治作为处于商末与周公摄政后期的中间过渡状态。
63.笔者按：《逸周书•殷祝》云：“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与诸侯誓曰：‘阴胜阳即谓之变，而天弗施；雌胜雄即谓之乱，而人弗行。故诸侯之治政，在诸侯之大夫治与从。’”（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46-147页）《殷祝》的许多词汇有战国时代特征，政治思想也有战国时代色彩，可能是一篇形成于战国时代的文献。但其所借以成篇的史实梗概或有一些史影，汤即位之后与诸侯盟誓，和《世俘》相互对照，应是开国的政治举措，可以谨慎肯定。
6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BJ，中华书局，1990年，第1250、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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