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回 岁在甲午，蜀且有变
张方平接旨以后第一时间将种古及其五百陕西厢军收入麾下。陕西厢军与蜀地几乎没有任何利益牵扯，张方平指挥起来没有任何顾虑。这五百陕西厢军兴许能够发挥奇效，成为其手上最锋利的那把刀。
张方平知道轻重缓急，没有再在嘉川驿停留，连夜带领五百厢军赶赴益州城。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赶到益州城坐镇，通过当地官员全盘了解清楚整件事情的脉络。只有梳理并抓住那个最重要的线头，才能抽丝剥茧找到问题的核心，从而彻底化解此次危机。
翌日破晓的时候，张方平终于赶到益州城，众人已是疲惫不堪。张方平持诏直接入城，直奔益州衙署，未有片刻休息，第一时间让值班衙役传唤益州路转运使兼益州代理知州高良夫前来衙署问话。
不到半个时辰，高良夫肥胖臃肿的身躯就已火烧屁股地出现在张方平眼前，气喘如牛，汗出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卑，卑职高良夫，拜，拜见张大人。”
张方平不紧不慢地说：“高大人辛苦，还未到办公时间，就让高大人提前来衙署办事。”
高良夫临近衙署时就已瞧见陕西厢军将衙署守卫得水泄不通，如今又见一身杀伐之气外溢的种古如同雕像般杵立在张方平身侧，愈发胆战心惊地说：“卑职惶恐，是卑职疏忽。如今国难当头，卑职理应片刻不离衙署才对。张大人有事尽管吩咐，卑职定然肝脑涂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张方平没有进一步逼迫，直入主题：“高大人，还请将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事无巨细说与我听。”
高良夫战战兢兢地说：“回禀大人，大约在今年七月，边关最早传来侬智高欲借南诏兵寇蜀的消息，在突如其来的外患威胁面前，蜀人民众情绪急剧失控。大人，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啊……”
张方平闻言内心剧震，如同一道闪电惊过。他是何其聪敏之人，只凭高良夫一言，就已隐隐抓到了最核心关键的那个线头。
蜀地民间盛传《六十甲子歌》。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王小波、李顺起义，皆此时也。
孟知祥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开国之君。本为后唐西川节度使，在唐明宗时通过武力及其它手段逐渐控制了整个东、西两川。933年被授予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934年正月，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建国，是为后蜀，此年正好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这就是所谓的“孟知祥之割据”，可谓甲午首乱。
993年二月，王小波率众起兵，攻掠州县，引发北宋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民变。十二月，王小波伤重死，由李顺代领其众，于994年正月攻入成都，此年正好也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这就是所谓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可谓甲午二乱。
甲午只是标记时间的符号，但在每次重复这个记号时都有变乱发生的这一历史巧合被人发现后，这个时间记号对于蜀地的意义便从偶然变成了必然。按照这一逻辑，所谓的甲午再乱，就当发生在994年甲午年的六十年后，即1054年，也就是今年。
“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出自人言，既朗朗上口，又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蜀地的普通民众成为传播流言的主体。老百姓对宣传流言也有相当的热情。在流言四起之时，人心惶惶在所难免。尽管蜀地流言频生，但当时社会局势却一向安定，似乎颇为诡异。自王小波、李顺起义后，蜀地再无动乱出现。不过，由于宋初蜀中变乱频生的不良记录，朝廷对蜀地的疑心并未消除。这一时期，朝廷对蜀地采取高压管治政策，一方面用严刑峻法镇慑蜀民，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民间活动，甚至不惜制造冤案，滥杀无辜。由此可见，蜀地的安定，是在严峻刑法加上严密监控下实现的，蜀人的不满自然也与日俱增，对此连蜀地士大夫也颇有微词。流言四起，便是蜀地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既然不能造反，也就只好造谣了。在这种氛围下，时人大多认为蜀人奸讹易动。这样的地方特殊性又自然强化了外界对蜀地的不安。面对流言，中央和地方、朝廷与民间都心存忧虑，不得不谨慎对待。
“甲午再乱”之说，随着蜀地民众的传闻其事而上达天听，朝廷也开始忧心忡忡。既然蜀地的相对安定，是在严峻刑法加上严密监控下实现的，蜀地太平表象背后的社会紧张，朝廷也心照不宣，时刻保持警惕。每当听到不利于蜀地安定的言论，朝廷都会特别留心。针对蜀地流言频发的风气，早在宋真宗时就制定了严厉的规定，对于造谣者，地方官可以先斩后奏。
对于“甲午再乱”的流言，朝廷也是相当重视。尽管朝廷和民众都对此说又信又怕，不过面对甲午年必有蜀乱的说法，蜀地本地士人却心情复杂。事实上，由于朝廷长期疑心蜀人为乱，已在蜀地形成一套高压政策，而甲午再乱之说如果成真，无疑会使蜀地的特殊性更为严重，必然再次强化朝廷的这种疑忌心理和严厉政策，这是出身蜀中的士大夫所不愿看到的。
蜀中知识精英在流言面前，既不像民众那样“传闻其事”，也不像朝廷那样“预为之防”，而是用理性的分析为本地政治争取较好的前景。在流言面前，各方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恰与各自的身份和地位息息相关。
事实上，蜀地是在平静中迎来了传说中“蜀且有变”的1054年甲午年。甲午年上半年，尽管气氛紧张，然而蜀地却仍然维持着安定局面，朝野担心的“内乱”并未发生。然而，大约在七月间，蜀地的局势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边关突兀传来侬智高欲借南诏兵寇蜀的消息。这一消息很快从边关传到内地，侬智高欲寇蜀似乎正好印证了甲午再乱的预言，蜀地民众立即陷入焦虑与恐慌之中。甲午再乱说与侬智高入寇说结合起来，甲午再乱的阴影由先前对内乱的焦虑变成了对外患的恐惧，迅速形成大众歇斯底里的大恐慌。如果传闻属实，外患危险就迫在眉捷，蜀地民众的恐惧情绪就会彻底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张方平知道轻重缓急，没有再在嘉川驿停留，连夜带领五百厢军赶赴益州城。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赶到益州城坐镇，通过当地官员全盘了解清楚整件事情的脉络。只有梳理并抓住那个最重要的线头，才能抽丝剥茧找到问题的核心，从而彻底化解此次危机。
翌日破晓的时候，张方平终于赶到益州城，众人已是疲惫不堪。张方平持诏直接入城，直奔益州衙署，未有片刻休息，第一时间让值班衙役传唤益州路转运使兼益州代理知州高良夫前来衙署问话。
不到半个时辰，高良夫肥胖臃肿的身躯就已火烧屁股地出现在张方平眼前，气喘如牛，汗出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卑，卑职高良夫，拜，拜见张大人。”
张方平不紧不慢地说：“高大人辛苦，还未到办公时间，就让高大人提前来衙署办事。”
高良夫临近衙署时就已瞧见陕西厢军将衙署守卫得水泄不通，如今又见一身杀伐之气外溢的种古如同雕像般杵立在张方平身侧，愈发胆战心惊地说：“卑职惶恐，是卑职疏忽。如今国难当头，卑职理应片刻不离衙署才对。张大人有事尽管吩咐，卑职定然肝脑涂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张方平没有进一步逼迫，直入主题：“高大人，还请将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事无巨细说与我听。”
高良夫战战兢兢地说：“回禀大人，大约在今年七月，边关最早传来侬智高欲借南诏兵寇蜀的消息，在突如其来的外患威胁面前，蜀人民众情绪急剧失控。大人，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啊……”
张方平闻言内心剧震，如同一道闪电惊过。他是何其聪敏之人，只凭高良夫一言，就已隐隐抓到了最核心关键的那个线头。
蜀地民间盛传《六十甲子歌》。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王小波、李顺起义，皆此时也。
孟知祥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开国之君。本为后唐西川节度使，在唐明宗时通过武力及其它手段逐渐控制了整个东、西两川。933年被授予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934年正月，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建国，是为后蜀，此年正好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这就是所谓的“孟知祥之割据”，可谓甲午首乱。
993年二月，王小波率众起兵，攻掠州县，引发北宋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民变。十二月，王小波伤重死，由李顺代领其众，于994年正月攻入成都，此年正好也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这就是所谓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可谓甲午二乱。
甲午只是标记时间的符号，但在每次重复这个记号时都有变乱发生的这一历史巧合被人发现后，这个时间记号对于蜀地的意义便从偶然变成了必然。按照这一逻辑，所谓的甲午再乱，就当发生在994年甲午年的六十年后，即1054年，也就是今年。
“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出自人言，既朗朗上口，又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蜀地的普通民众成为传播流言的主体。老百姓对宣传流言也有相当的热情。在流言四起之时，人心惶惶在所难免。尽管蜀地流言频生，但当时社会局势却一向安定，似乎颇为诡异。自王小波、李顺起义后，蜀地再无动乱出现。不过，由于宋初蜀中变乱频生的不良记录，朝廷对蜀地的疑心并未消除。这一时期，朝廷对蜀地采取高压管治政策，一方面用严刑峻法镇慑蜀民，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民间活动，甚至不惜制造冤案，滥杀无辜。由此可见，蜀地的安定，是在严峻刑法加上严密监控下实现的，蜀人的不满自然也与日俱增，对此连蜀地士大夫也颇有微词。流言四起，便是蜀地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既然不能造反，也就只好造谣了。在这种氛围下，时人大多认为蜀人奸讹易动。这样的地方特殊性又自然强化了外界对蜀地的不安。面对流言，中央和地方、朝廷与民间都心存忧虑，不得不谨慎对待。
“甲午再乱”之说，随着蜀地民众的传闻其事而上达天听，朝廷也开始忧心忡忡。既然蜀地的相对安定，是在严峻刑法加上严密监控下实现的，蜀地太平表象背后的社会紧张，朝廷也心照不宣，时刻保持警惕。每当听到不利于蜀地安定的言论，朝廷都会特别留心。针对蜀地流言频发的风气，早在宋真宗时就制定了严厉的规定，对于造谣者，地方官可以先斩后奏。
对于“甲午再乱”的流言，朝廷也是相当重视。尽管朝廷和民众都对此说又信又怕，不过面对甲午年必有蜀乱的说法，蜀地本地士人却心情复杂。事实上，由于朝廷长期疑心蜀人为乱，已在蜀地形成一套高压政策，而甲午再乱之说如果成真，无疑会使蜀地的特殊性更为严重，必然再次强化朝廷的这种疑忌心理和严厉政策，这是出身蜀中的士大夫所不愿看到的。
蜀中知识精英在流言面前，既不像民众那样“传闻其事”，也不像朝廷那样“预为之防”，而是用理性的分析为本地政治争取较好的前景。在流言面前，各方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恰与各自的身份和地位息息相关。
事实上，蜀地是在平静中迎来了传说中“蜀且有变”的1054年甲午年。甲午年上半年，尽管气氛紧张，然而蜀地却仍然维持着安定局面，朝野担心的“内乱”并未发生。然而，大约在七月间，蜀地的局势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边关突兀传来侬智高欲借南诏兵寇蜀的消息。这一消息很快从边关传到内地，侬智高欲寇蜀似乎正好印证了甲午再乱的预言，蜀地民众立即陷入焦虑与恐慌之中。甲午再乱说与侬智高入寇说结合起来，甲午再乱的阴影由先前对内乱的焦虑变成了对外患的恐惧，迅速形成大众歇斯底里的大恐慌。如果传闻属实，外患危险就迫在眉捷，蜀地民众的恐惧情绪就会彻底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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