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 章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应该是“穷”，如果用两个字，那只能是“落后”。我们的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之后虽然经历了一系列运动，但贫穷落后的现实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在华北平原这片大地，相比南方的沿海地区要落后很多、但比西北或西南地区还要发达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春风从中央、从南方逐渐吹了过来，吹醒了沉睡中的农民，一些先知先觉的农民提前嗅到了改革与发展的气息，先动了起来，也先富了起来。
在四高台东边约七里地有个村子，叫八间房，就是韩老婶娘家的那个村子。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大多数都姓刘。村中有这样一个人，叫刘大华，他是韩老婶的亲叔伯二哥。刘大华1948年出生，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19岁高中毕业后就参加生产劳动了，20几岁成家后育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叫金香、小儿子叫金强。刘大华个子很高，一米八五有余，一张黑璨璨的方脸，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一张大嘴说话瓮声瓮气，从外表看绝对是一个能干的庄稼汉子，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成为这十里八乡公认的“能人”。
1981年，望京市的农村生产还处在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癌症晚期。那时候，农村从四月就开始春耕生产了，生产队所有的队员都要准时准点出工、进行生产劳动。刘大华那年33岁，在劳动间歇的时候，他不爱和队里的一些男男女女聊贫，他喜欢躺在田边的草地上想事情，那时候大蒲洼河沟里蚬子、河蚌特别多，而当地农民不吃这东西，肉少还费事，一般用它喂鸡喂鸭，或者晒干粉碎当肥料。于是，刘大华就打起了蚬子“歪脑筋”。望京的市里人不仅嘴馋，而且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借钱吃河鲜、赛过活神仙”。刘大华在别人闲着的时候拾了很多蚬子，然后请了病假去市区贩卖，结果还真赚了一些钱，但他并没有声张。
他在卖蚬子时发现很多饭店用竹签穿一串蚬子肉，撒上辣椒面烤着吃，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家串好蚬子串，到市区兜售，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此时刘大华意识到：卖蚬子绝对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他发动全村人给他拾蚬子，并以2分钱一斤收购，老百姓看到刘大华收购喂鸡喂鸭的蚬子，大都认为他可能是疯了。有些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捡拾了100多斤蚬子，居然换来两块多钱。于是村民争着往他家交蚬子，一时间刘大华家的几口大水缸，大锅，大盆小盆里装满了蚬子。这可愁坏了刘大华的老婆，骂他是神经病，收这么多蚬子干嘛！
刘大华通过村里广播招来妇女给他帮忙，削竹签穿蚬子串，穿一串给2分钱。于是在八间房出现了这样的场面：白天社员们参加生产劳动，要歇的时候也不闲聊，都在河沟里拾蚬子，晚上二十几个妇女来刘大华家穿串。刘大华也不挣工分了，每天骑着28加重车，驮着三个大竹筐，往来于清远与望京之间。人们不知道刘大华中了什么邪，那个喂鸡喂鸭的蚬子还能卖钱？
那时候，望京市的很多饭店每天都能收到又鲜又肥的蚬子，谁都不知道这些蚬子大部分来自清远县一个叫八间房的小村庄。当三个月后，刘大华开回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人们才知道他真的挣钱了。刘大华的蚬子生意也越做越大，全村人都加入他的“蚬子大军”，五到十月是农忙的季节，八间房河沟里的蚬子被拾净了，四高台的蚬子也不能幸免，四外八村，只要有水田地，一时间都见不到蚬子的踪影了。大蒲洼乡的人都知道八间房的刘大华倒卖蚬子发了财，都认为他有一手，而且是一双发财手。从此他的发财事迹声名远播，后来不知怎地，刘大华的名字被误传为“刘大拿”，弄得刘大华只得欣然接受了这个外号。
这半年来刘大拿瘦了很多，眼窝也深陷了很多，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收蚬子，白天要把货送到城里，下午回来还要顺路到清远拉一些竹竿，到家后削竹签，晚上组织人穿串，半夜还要给穿好的串换一次水才能睡觉。深秋，蚬子生意暂告一段落，刘大拿算了算一年的收入，结果让自己也大吃一惊。今年六个月卖蚬子的收入让他干落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此外还有一万六千多元的净利润，他成了八间房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当年的冬天，刘大拿买了一辆“冀州125”摩托车，顿时又震惊的十里八村，人们在羡慕嫉妒之余，无不佩服刘大拿的商业头脑。过年的时候刘大拿骑着摩托，前面坐着大女儿，后面坐着老婆，中间夹着儿子，当“125”超过一个个走亲串户的“大铁驴”和骡马车时，刘大拿心里别提一个爽。
刘大拿为人很大方，大伙知道他发了财，谁要和他借点钱，他一般不会拒绝，谁家有个红白事，他会驾驶自己的手扶拖拉机去帮忙，因此在八间房有个好名声。刘大拿深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群众基础。
冬天没事的时候，当别人家的男人聚集在赌桌上，刘大拿则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去望京市转一转。有个好的交通工具真是方便！一辆自行车可以让活动半径变成方圆百里，一辆摩托却能让自己一日千里。刘大拿发现望京的餐馆并不因为季节让蚬子下架，餐桌上的蚬子反而和往常一样新鲜，但是价钱却由一毛五一串变成了五毛一串，问过缘由才知道，饭店把夏秋季收购的蚬子冷冻在冰柜里，到冬天拿出来还和往常一样新鲜，而且价钱更高。
寒冷的冬天，刘大拿感觉自己好像被冷水浇头一样，蓦的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之后的几天，刘大拿有拖拉机悄悄地从城里拉回了六台大冰柜，放在自家的倒房里。闲暇之余，刘大拿又逛了逛望京有名的百货商店，在给家人买东西时，他发现商店里有不少顾客在过年时挑选地毯毛毯，于是也凑过去询问价格，凭着自身商业的嗅觉，他感觉从地毯这个行业可以做一些生意。
冬去春来，村里的男男女女沉湎于牌桌酒桌，家长里短时，刘大拿又从清远地毯厂拉回一台破旧的扎毯机，放在自己和老婆睡觉的屋子里，没日没夜的学习与研究，也不知糟蹋了多少毛线。每天饭口时，别人家烟囱里冒出的是青烟，刘大拿家里却冒出焦糊的黑烟，乡亲们以为他家失火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烧毛线头。
1982年春天，清远县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地发展。刘大拿也趁着这股春风折腾了起来。他在自家旁边的空地上盖起了两排房子，打好地面、四地落白之后，又买回来8台扎毯机，如果9台机器同时开动，一周大约能生产9张地毯，刘大拿想一想都会不由自主的露出笑容。他从村里请来了8位心灵手巧的姑娘，由老婆做技术指导，就开始生产了。到五月底，厂子一共出了30几张地毯半成品，刘大拿每隔几天就要用拖拉机拉着地毯去清远地毯厂给这些半成品平活挂胶，然后再把成品拉到望京百货商店售卖，每张标价2500元。但不知是季节的问题，还是别的原因，虽然百货商店的经理都说他的毯子质地优良，但没有卖出几张，这可愁坏了刘大拿。
眼下又该农忙了，刘大拿干脆停下了地毯产业，转战蚬子行业。村里的人也精明了，人们知道城里人喜欢吃蚬子，便学起了刘大拿，白天收蚬子，晚上穿串，然后去城里贩卖。这一点刘大拿也预料到了，别人也可以走你的发财路，让你无路可走。于是那个夏天，刘大拿在麦秋之后不再贩卖蚬子，他南下去了一趟花城，想看看南方有什么商机。
花城的大街小巷是望京所不能比拟的，各种新奇的玩意扑面而来，几元钱的电子手表，琳琅满目的小家电，刘大拿看得晕头转向......
也许是命中注定，或是上天的恩赐，这次“南巡”给了刘大拿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刘大拿买了一些小家电和电子手表准备回家贩卖，临行前的一个晚上，他又鬼使神差的来到百货商店转一转，想看看这些商店的地毯。在一个地毯柜台，他看到地毯的样式与花色都十分新潮、典雅，自己扎的那些货简直土的掉渣，于是他驻足柜台前，仔细研究技法。这时候，他听到柜台后面有个经理模样的人和另外一个人操着南方的口音吵了起来。
“说好的上个月发货，你们还要拖多久，10天之内再不发货，我要告你们！”
“卞经理，您别着急，最近真的是订单太多，没有那么大产能啦！”
“我告诉你，咱们是签了合同的啦！你要是用我的图样给别的家供货，我要告得你倾家荡产！”
“卞经理、肯定不会，我们真是订单太多忙不过来，不信您去我们厂看看，这段时间真招不上有技术的工人，您再宽限一个月吧！”
两个人又吵了很久，最后不欢而散，而站在旁边的刘大拿一直在倾听两个南方人的谈话，好像听出了一些门道。
“经理，您是缺这种样式的地毯吗？”刘大拿走到这位卞经理面前问到。
“这位先生，您是什么意思啦？”这个经理被突然降临的这位黑塔似的汉子吓了一跳，定了定神后，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问到。
“实不相瞒，我是一家地毯厂的老板，在望京市很有名气，这次来花城主要是看看这边地毯的样式，想改进一下生产工艺。”
“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让我怎么相信你啦？”
“这个没关系，您只要告诉我需要哪种样式的地毯，我会在1个月之内给您送货，您满意了再给我付款都行，出门在外，我讲的就是信誉二字。”
经理又仔细端详了这位北方大汉，然后露出了笑容，招呼着刘大拿去后面的办公室，然后谈起了合作意向......
在一番交流之后，这位卞经理和刘大拿谈好了供货协定，让刘大拿带走了三张地毯的图样，一个月后按每张图样供货10张地毯。刘大拿在柜台押了1000元钱，经理说写个收据，刘大拿说不必了，就匆忙的消失在夜色中。
回到家后，刘大拿没有贩卖自己带回来的小家电和电子手表，而是连夜召集技工开会，研究图案花色样式，第二天就开工，在扎出了几块残品后，第一块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这种新样式的地毯，真想把之前的那些地毯用来烧火。
接下来的日子，8个姑娘和老婆没日没夜的赶工，刘大拿出色地做好后勤和技术指导的工作。20几天后，当刘大拿乘坐火车，把30块地毯押送到花城的时候，那个卞经理见到风尘仆仆的刘大拿，几乎热泪盈眶。检查过地毯之后，经理马上给他结了75000元的货款。当晚，经理在潮汕酒楼宴请刘大拿，酒酣耳热之时，二人一拍即合，结为金兰之交。
第二天，刘大拿又采购了一些小商品返回了望京。地毯的生意越来越好，除了完成广州的订单之外，刘大拿把自己的地毯推销到望京周边的城市，每个商店都高价订货，从花城卖3000元的地毯，在望京居然卖到了3500元。刘大拿又进了10台扎毯机，又招了10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每天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地毯。
1982年9月，别人感觉蚬子生意不好做的时候，刘大拿却开始收购蚬子，可是人们却看不到他往城里送蚬子。到了寒冬腊月的时候，刘大拿才开着自己的手扶拖拉机去城里送货。人们不禁惊奇，他是怎么保存的蚬子。有好事者到他家来串门时才发现，他早已准备了几台大冰柜储存蚬子串了，人们不禁更加佩服刘大拿精明的商业头脑。
潮落潮起的一年又这样过去了，年终地毯厂结算的时候，每位姑娘都分到了一个大红包，他们不敢想象自己一个人挣的，比全家在田里劳动挣得那点收入还要多，而且每个姑娘分了一块地毯，当然是那些土的掉渣的地毯。年关的时候，刘大拿把从南方带回来的小家电和电子表在清城大集上兜售一空，又大赚了一笔。
年三十的晚上，当别人家在吃饺子放爆竹的时候，刘大拿终于可以休息一会了，他和妻子把一年的收入汇总了一下，蚬子、地毯、小家电、电子手表......所有的收入加起来又把两口子吓坏了，二十七万八千元。在80年代初，刚刚有“万元户”这个称呼的时候，刘大拿已经跻身万元户的前列线，成为赫赫有名的十万元户。
常言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刘大拿办地毯厂赚钱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惊动了乡里的农民，同时也惊动了乡政府。1983年春天，乡政府经管站联合税务所的工作人员找到刘大拿，要求刘大拿补交税款，以个体户名义申领营业执照并照章纳税。这事可愁坏了刘大拿，想着赚到手的钱，还要拱手上交一部分，他是一万个不情愿。他一面应承着政府的工作人员，一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大拿在家排行老二，大哥刘大中有个同学张克坤在大蒲洼乡中当校长，据说张校长和乡政府的人走得近，所以刘大拿想找张克坤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个周五的晚上，刘大拿骑着125载着大哥来找张校长，下车后从摩托后备箱里提出两瓶蚌埠，哥俩走在街上仿佛两尊移动的黑塔，趁着夜色进了大蒲洼乡中教师的家属院。
“呦，大中，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满脸笑意的张克坤正在浇花，他赶紧放下手中的喷壶，把哥俩让进了里屋。这个张校长个子不高，大约有一米七，白白的椭圆脸上镶着一对黑黑的小眼珠，朝前的两个鼻孔下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克坤，近来挺忙的吧？我带着我兄弟过来和你待会。”
“哦！这就是咱兄弟呀！你可是咱大蒲洼的名人呀！”
“嗨！张校长，您抬举了！早就想过来串个门，一直瞎忙。”
寒暄间，张克坤泡好了一壶茉莉花，给哥俩每人倒了一杯。
“张校长，我是无事不敢登三宝殿，近来有点事想请教您！”刘大拿把办毯厂的事一五一十的和张克坤大概说了一遍，但是没说收入和罚款的数额，最后说如果不到乡政府补缴税款可能会面临停工或是吃官司。
听罢刘大拿的来由后，张克坤沉思了一会，然后问刘大中：“大中，你想这事我怎么帮你们？”
“嗨！其实真不想给你找麻烦。我也知道你和乡里面的人比较熟，能不能和他们通个气，让他们别罚钱了，再请教一下他们，厂子以后怎么经营才能少上税或者不上税？”
“嗯，我明白了，周一我去趟乡里，帮你们问问这事，具体乡里怎么决定，有时候也由不得咱。毕竟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吗！”
“明白，这事就拜托张校长了。”
三个人又寒暄了几分钟，刘大中哥俩起身告辞，临走时张克坤让刘大拿把酒带回去，一番争执后才收下了两瓶蚌埠。
周一的晚上，刘大中领着张克坤来到了刘大拿家。刘大拿赶忙问张校长是否吃过晚饭，张克坤说早就吃过了，于是三个人进屋聊了起来。
“这事我问过经管站的人，如果再这么经营下去，照章纳税是必须的，弄不好可能还会罚款。”
大中大华两兄弟没说话，接着听张克坤继续往下说。
“经管站的赵站长是我家亲戚，所以没有藏着掖着，他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这事这么办你们看行不行？”
“嗯，您说！”刘大拿好像看到了希望，两个眼睛放出了光。
“咱们的学校，就是大蒲洼乡中可以办个校办工厂，对外面说呢就是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实践基地。这样一来可以避人耳目，二来和乡里疏通一下关系，应该不用缴税。我的想法就是可以把大华的地毯厂搬到学校里去，你们考虑一下，这种办法可行吗？”
兄弟俩对视了一下，刘大拿坚定的说：“行，我就按您说的办，需要给学校啥好处您就直说。”
“其实也不用给学校啥好处，逢年过节给老师们发点福利就行。我还有个建议，大华你不是高中毕业嘛，可以来学校当个民办教师，如果能教课每天就教一节，其余的时间就在学校打理这个地毯厂，这样好不好？”
“哎呀，克坤呀！你真是想到我们哥俩心里了，哈哈！”刘大中在一旁赞叹道。
三个人又寒暄了一会，把之后地毯厂搬家，在学校用校舍做厂房的事又合计了一下，最后定下一个简单的协议：地毯厂搬到学校最后一排的闲置土坯房里，学校以后所有用电由地毯厂出，逢年过节给老师们买一些慰问的礼物。当然了，张克坤得到的好处应该是最多的。
1983年的暑假，在学生放假之际，刘大拿悄悄地把地毯厂搬到了大蒲洼乡中，而且名正言顺的当了民办教师、教课之余主要负责后勤与“校办工厂”的工作。
自古至今，中国大地上的人情世故就是这样。刘大拿的地毯厂从违章经营摇身一变成为“校办工厂”，自己也从一个农民转型为人民教师，从此开始了人生的通达之路。
在华北平原这片大地，相比南方的沿海地区要落后很多、但比西北或西南地区还要发达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春风从中央、从南方逐渐吹了过来，吹醒了沉睡中的农民，一些先知先觉的农民提前嗅到了改革与发展的气息，先动了起来，也先富了起来。
在四高台东边约七里地有个村子，叫八间房，就是韩老婶娘家的那个村子。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大多数都姓刘。村中有这样一个人，叫刘大华，他是韩老婶的亲叔伯二哥。刘大华1948年出生，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19岁高中毕业后就参加生产劳动了，20几岁成家后育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叫金香、小儿子叫金强。刘大华个子很高，一米八五有余，一张黑璨璨的方脸，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一张大嘴说话瓮声瓮气，从外表看绝对是一个能干的庄稼汉子，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成为这十里八乡公认的“能人”。
1981年，望京市的农村生产还处在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癌症晚期。那时候，农村从四月就开始春耕生产了，生产队所有的队员都要准时准点出工、进行生产劳动。刘大华那年33岁，在劳动间歇的时候，他不爱和队里的一些男男女女聊贫，他喜欢躺在田边的草地上想事情，那时候大蒲洼河沟里蚬子、河蚌特别多，而当地农民不吃这东西，肉少还费事，一般用它喂鸡喂鸭，或者晒干粉碎当肥料。于是，刘大华就打起了蚬子“歪脑筋”。望京的市里人不仅嘴馋，而且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借钱吃河鲜、赛过活神仙”。刘大华在别人闲着的时候拾了很多蚬子，然后请了病假去市区贩卖，结果还真赚了一些钱，但他并没有声张。
他在卖蚬子时发现很多饭店用竹签穿一串蚬子肉，撒上辣椒面烤着吃，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家串好蚬子串，到市区兜售，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此时刘大华意识到：卖蚬子绝对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他发动全村人给他拾蚬子，并以2分钱一斤收购，老百姓看到刘大华收购喂鸡喂鸭的蚬子，大都认为他可能是疯了。有些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捡拾了100多斤蚬子，居然换来两块多钱。于是村民争着往他家交蚬子，一时间刘大华家的几口大水缸，大锅，大盆小盆里装满了蚬子。这可愁坏了刘大华的老婆，骂他是神经病，收这么多蚬子干嘛！
刘大华通过村里广播招来妇女给他帮忙，削竹签穿蚬子串，穿一串给2分钱。于是在八间房出现了这样的场面：白天社员们参加生产劳动，要歇的时候也不闲聊，都在河沟里拾蚬子，晚上二十几个妇女来刘大华家穿串。刘大华也不挣工分了，每天骑着28加重车，驮着三个大竹筐，往来于清远与望京之间。人们不知道刘大华中了什么邪，那个喂鸡喂鸭的蚬子还能卖钱？
那时候，望京市的很多饭店每天都能收到又鲜又肥的蚬子，谁都不知道这些蚬子大部分来自清远县一个叫八间房的小村庄。当三个月后，刘大华开回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人们才知道他真的挣钱了。刘大华的蚬子生意也越做越大，全村人都加入他的“蚬子大军”，五到十月是农忙的季节，八间房河沟里的蚬子被拾净了，四高台的蚬子也不能幸免，四外八村，只要有水田地，一时间都见不到蚬子的踪影了。大蒲洼乡的人都知道八间房的刘大华倒卖蚬子发了财，都认为他有一手，而且是一双发财手。从此他的发财事迹声名远播，后来不知怎地，刘大华的名字被误传为“刘大拿”，弄得刘大华只得欣然接受了这个外号。
这半年来刘大拿瘦了很多，眼窝也深陷了很多，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收蚬子，白天要把货送到城里，下午回来还要顺路到清远拉一些竹竿，到家后削竹签，晚上组织人穿串，半夜还要给穿好的串换一次水才能睡觉。深秋，蚬子生意暂告一段落，刘大拿算了算一年的收入，结果让自己也大吃一惊。今年六个月卖蚬子的收入让他干落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此外还有一万六千多元的净利润，他成了八间房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当年的冬天，刘大拿买了一辆“冀州125”摩托车，顿时又震惊的十里八村，人们在羡慕嫉妒之余，无不佩服刘大拿的商业头脑。过年的时候刘大拿骑着摩托，前面坐着大女儿，后面坐着老婆，中间夹着儿子，当“125”超过一个个走亲串户的“大铁驴”和骡马车时，刘大拿心里别提一个爽。
刘大拿为人很大方，大伙知道他发了财，谁要和他借点钱，他一般不会拒绝，谁家有个红白事，他会驾驶自己的手扶拖拉机去帮忙，因此在八间房有个好名声。刘大拿深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群众基础。
冬天没事的时候，当别人家的男人聚集在赌桌上，刘大拿则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去望京市转一转。有个好的交通工具真是方便！一辆自行车可以让活动半径变成方圆百里，一辆摩托却能让自己一日千里。刘大拿发现望京的餐馆并不因为季节让蚬子下架，餐桌上的蚬子反而和往常一样新鲜，但是价钱却由一毛五一串变成了五毛一串，问过缘由才知道，饭店把夏秋季收购的蚬子冷冻在冰柜里，到冬天拿出来还和往常一样新鲜，而且价钱更高。
寒冷的冬天，刘大拿感觉自己好像被冷水浇头一样，蓦的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之后的几天，刘大拿有拖拉机悄悄地从城里拉回了六台大冰柜，放在自家的倒房里。闲暇之余，刘大拿又逛了逛望京有名的百货商店，在给家人买东西时，他发现商店里有不少顾客在过年时挑选地毯毛毯，于是也凑过去询问价格，凭着自身商业的嗅觉，他感觉从地毯这个行业可以做一些生意。
冬去春来，村里的男男女女沉湎于牌桌酒桌，家长里短时，刘大拿又从清远地毯厂拉回一台破旧的扎毯机，放在自己和老婆睡觉的屋子里，没日没夜的学习与研究，也不知糟蹋了多少毛线。每天饭口时，别人家烟囱里冒出的是青烟，刘大拿家里却冒出焦糊的黑烟，乡亲们以为他家失火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烧毛线头。
1982年春天，清远县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地发展。刘大拿也趁着这股春风折腾了起来。他在自家旁边的空地上盖起了两排房子，打好地面、四地落白之后，又买回来8台扎毯机，如果9台机器同时开动，一周大约能生产9张地毯，刘大拿想一想都会不由自主的露出笑容。他从村里请来了8位心灵手巧的姑娘，由老婆做技术指导，就开始生产了。到五月底，厂子一共出了30几张地毯半成品，刘大拿每隔几天就要用拖拉机拉着地毯去清远地毯厂给这些半成品平活挂胶，然后再把成品拉到望京百货商店售卖，每张标价2500元。但不知是季节的问题，还是别的原因，虽然百货商店的经理都说他的毯子质地优良，但没有卖出几张，这可愁坏了刘大拿。
眼下又该农忙了，刘大拿干脆停下了地毯产业，转战蚬子行业。村里的人也精明了，人们知道城里人喜欢吃蚬子，便学起了刘大拿，白天收蚬子，晚上穿串，然后去城里贩卖。这一点刘大拿也预料到了，别人也可以走你的发财路，让你无路可走。于是那个夏天，刘大拿在麦秋之后不再贩卖蚬子，他南下去了一趟花城，想看看南方有什么商机。
花城的大街小巷是望京所不能比拟的，各种新奇的玩意扑面而来，几元钱的电子手表，琳琅满目的小家电，刘大拿看得晕头转向......
也许是命中注定，或是上天的恩赐，这次“南巡”给了刘大拿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刘大拿买了一些小家电和电子手表准备回家贩卖，临行前的一个晚上，他又鬼使神差的来到百货商店转一转，想看看这些商店的地毯。在一个地毯柜台，他看到地毯的样式与花色都十分新潮、典雅，自己扎的那些货简直土的掉渣，于是他驻足柜台前，仔细研究技法。这时候，他听到柜台后面有个经理模样的人和另外一个人操着南方的口音吵了起来。
“说好的上个月发货，你们还要拖多久，10天之内再不发货，我要告你们！”
“卞经理，您别着急，最近真的是订单太多，没有那么大产能啦！”
“我告诉你，咱们是签了合同的啦！你要是用我的图样给别的家供货，我要告得你倾家荡产！”
“卞经理、肯定不会，我们真是订单太多忙不过来，不信您去我们厂看看，这段时间真招不上有技术的工人，您再宽限一个月吧！”
两个人又吵了很久，最后不欢而散，而站在旁边的刘大拿一直在倾听两个南方人的谈话，好像听出了一些门道。
“经理，您是缺这种样式的地毯吗？”刘大拿走到这位卞经理面前问到。
“这位先生，您是什么意思啦？”这个经理被突然降临的这位黑塔似的汉子吓了一跳，定了定神后，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问到。
“实不相瞒，我是一家地毯厂的老板，在望京市很有名气，这次来花城主要是看看这边地毯的样式，想改进一下生产工艺。”
“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让我怎么相信你啦？”
“这个没关系，您只要告诉我需要哪种样式的地毯，我会在1个月之内给您送货，您满意了再给我付款都行，出门在外，我讲的就是信誉二字。”
经理又仔细端详了这位北方大汉，然后露出了笑容，招呼着刘大拿去后面的办公室，然后谈起了合作意向......
在一番交流之后，这位卞经理和刘大拿谈好了供货协定，让刘大拿带走了三张地毯的图样，一个月后按每张图样供货10张地毯。刘大拿在柜台押了1000元钱，经理说写个收据，刘大拿说不必了，就匆忙的消失在夜色中。
回到家后，刘大拿没有贩卖自己带回来的小家电和电子手表，而是连夜召集技工开会，研究图案花色样式，第二天就开工，在扎出了几块残品后，第一块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这种新样式的地毯，真想把之前的那些地毯用来烧火。
接下来的日子，8个姑娘和老婆没日没夜的赶工，刘大拿出色地做好后勤和技术指导的工作。20几天后，当刘大拿乘坐火车，把30块地毯押送到花城的时候，那个卞经理见到风尘仆仆的刘大拿，几乎热泪盈眶。检查过地毯之后，经理马上给他结了75000元的货款。当晚，经理在潮汕酒楼宴请刘大拿，酒酣耳热之时，二人一拍即合，结为金兰之交。
第二天，刘大拿又采购了一些小商品返回了望京。地毯的生意越来越好，除了完成广州的订单之外，刘大拿把自己的地毯推销到望京周边的城市，每个商店都高价订货，从花城卖3000元的地毯，在望京居然卖到了3500元。刘大拿又进了10台扎毯机，又招了10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每天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地毯。
1982年9月，别人感觉蚬子生意不好做的时候，刘大拿却开始收购蚬子，可是人们却看不到他往城里送蚬子。到了寒冬腊月的时候，刘大拿才开着自己的手扶拖拉机去城里送货。人们不禁惊奇，他是怎么保存的蚬子。有好事者到他家来串门时才发现，他早已准备了几台大冰柜储存蚬子串了，人们不禁更加佩服刘大拿精明的商业头脑。
潮落潮起的一年又这样过去了，年终地毯厂结算的时候，每位姑娘都分到了一个大红包，他们不敢想象自己一个人挣的，比全家在田里劳动挣得那点收入还要多，而且每个姑娘分了一块地毯，当然是那些土的掉渣的地毯。年关的时候，刘大拿把从南方带回来的小家电和电子表在清城大集上兜售一空，又大赚了一笔。
年三十的晚上，当别人家在吃饺子放爆竹的时候，刘大拿终于可以休息一会了，他和妻子把一年的收入汇总了一下，蚬子、地毯、小家电、电子手表......所有的收入加起来又把两口子吓坏了，二十七万八千元。在80年代初，刚刚有“万元户”这个称呼的时候，刘大拿已经跻身万元户的前列线，成为赫赫有名的十万元户。
常言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刘大拿办地毯厂赚钱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惊动了乡里的农民，同时也惊动了乡政府。1983年春天，乡政府经管站联合税务所的工作人员找到刘大拿，要求刘大拿补交税款，以个体户名义申领营业执照并照章纳税。这事可愁坏了刘大拿，想着赚到手的钱，还要拱手上交一部分，他是一万个不情愿。他一面应承着政府的工作人员，一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大拿在家排行老二，大哥刘大中有个同学张克坤在大蒲洼乡中当校长，据说张校长和乡政府的人走得近，所以刘大拿想找张克坤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个周五的晚上，刘大拿骑着125载着大哥来找张校长，下车后从摩托后备箱里提出两瓶蚌埠，哥俩走在街上仿佛两尊移动的黑塔，趁着夜色进了大蒲洼乡中教师的家属院。
“呦，大中，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满脸笑意的张克坤正在浇花，他赶紧放下手中的喷壶，把哥俩让进了里屋。这个张校长个子不高，大约有一米七，白白的椭圆脸上镶着一对黑黑的小眼珠，朝前的两个鼻孔下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克坤，近来挺忙的吧？我带着我兄弟过来和你待会。”
“哦！这就是咱兄弟呀！你可是咱大蒲洼的名人呀！”
“嗨！张校长，您抬举了！早就想过来串个门，一直瞎忙。”
寒暄间，张克坤泡好了一壶茉莉花，给哥俩每人倒了一杯。
“张校长，我是无事不敢登三宝殿，近来有点事想请教您！”刘大拿把办毯厂的事一五一十的和张克坤大概说了一遍，但是没说收入和罚款的数额，最后说如果不到乡政府补缴税款可能会面临停工或是吃官司。
听罢刘大拿的来由后，张克坤沉思了一会，然后问刘大中：“大中，你想这事我怎么帮你们？”
“嗨！其实真不想给你找麻烦。我也知道你和乡里面的人比较熟，能不能和他们通个气，让他们别罚钱了，再请教一下他们，厂子以后怎么经营才能少上税或者不上税？”
“嗯，我明白了，周一我去趟乡里，帮你们问问这事，具体乡里怎么决定，有时候也由不得咱。毕竟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吗！”
“明白，这事就拜托张校长了。”
三个人又寒暄了几分钟，刘大中哥俩起身告辞，临走时张克坤让刘大拿把酒带回去，一番争执后才收下了两瓶蚌埠。
周一的晚上，刘大中领着张克坤来到了刘大拿家。刘大拿赶忙问张校长是否吃过晚饭，张克坤说早就吃过了，于是三个人进屋聊了起来。
“这事我问过经管站的人，如果再这么经营下去，照章纳税是必须的，弄不好可能还会罚款。”
大中大华两兄弟没说话，接着听张克坤继续往下说。
“经管站的赵站长是我家亲戚，所以没有藏着掖着，他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这事这么办你们看行不行？”
“嗯，您说！”刘大拿好像看到了希望，两个眼睛放出了光。
“咱们的学校，就是大蒲洼乡中可以办个校办工厂，对外面说呢就是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实践基地。这样一来可以避人耳目，二来和乡里疏通一下关系，应该不用缴税。我的想法就是可以把大华的地毯厂搬到学校里去，你们考虑一下，这种办法可行吗？”
兄弟俩对视了一下，刘大拿坚定的说：“行，我就按您说的办，需要给学校啥好处您就直说。”
“其实也不用给学校啥好处，逢年过节给老师们发点福利就行。我还有个建议，大华你不是高中毕业嘛，可以来学校当个民办教师，如果能教课每天就教一节，其余的时间就在学校打理这个地毯厂，这样好不好？”
“哎呀，克坤呀！你真是想到我们哥俩心里了，哈哈！”刘大中在一旁赞叹道。
三个人又寒暄了一会，把之后地毯厂搬家，在学校用校舍做厂房的事又合计了一下，最后定下一个简单的协议：地毯厂搬到学校最后一排的闲置土坯房里，学校以后所有用电由地毯厂出，逢年过节给老师们买一些慰问的礼物。当然了，张克坤得到的好处应该是最多的。
1983年的暑假，在学生放假之际，刘大拿悄悄地把地毯厂搬到了大蒲洼乡中，而且名正言顺的当了民办教师、教课之余主要负责后勤与“校办工厂”的工作。
自古至今，中国大地上的人情世故就是这样。刘大拿的地毯厂从违章经营摇身一变成为“校办工厂”，自己也从一个农民转型为人民教师，从此开始了人生的通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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