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审核”过程并不复杂。扫描全身，拍照，指纹取样，最后称体重。
真正复杂的是“出院”程序。护士在送我出去的路上向我一一解释：我需要向爸爸妈妈问好，然后他们和我签署文件，声明我们从现在起就是幸福的一家人了，随后我们要一起离开，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当然，我一眼就看出问题：要是他们刚看了我一眼就拒绝签字呢？之后怎么办？
“抬头挺胸！笑一笑。”她小声提醒，然后就把我推进了一扇门。我的脸挂上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可我清楚地知道，恐惧痛苦的我不会因为一个微笑就变成天使般的快乐少年，我现在的样子反而更像精神错乱的人。
我站在门口，他们就在房间里。我差点就以为他们的出现会和照片里一样，摆着同样的姿势，穿着相同的衣服，好似布娃娃一样。不过此时他们每个人都换了衣服，变了姿势，每个细节都争着吸引我的注意：一下子太多了，所有这一切都虎视眈眈地要将我压倒，让我崩溃，即使我的血管里还残存着安定剂。我的耳边响起老师单调的声音，相同的话一遍又一遍在我耳边重复着，好像此时她就站在我身边：一次做一件事，凯拉。
我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眼睛上，其余的稍后再来。爸爸的眼睛是灰色的，让人捉摸不透，神情泰然自若；妈妈的目光柔和，浅棕色的眼眸带着斑点，显出几丝不耐烦，这让我想起了莱桑德医生，似乎什么都逃不过她们的眼睛。姐姐也来了，深得发黑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我看，巧克力色的肌肤泛出光彩，好像丝绒一般。几周前收到照片的时候，我就问过为什么埃米和父母亲还有我长得不像，结果被严厉地批评说种族问题毫不相关，在辉煌的中央联盟时代根本不值一提。可你怎能视而不见呢？
他们三个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对面坐着另一个人。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我，可没有人说话。我感觉自己的笑容越来越不自然，像是有动物的死尸贴在脸上，露出死前的怪相。
这时爸爸从椅子上站起：“凯拉，欢迎你来到我们家。”他笑了笑，拉过我的手，亲吻了我的脸颊。他长满络腮胡的脸颊十分粗糙。他的笑容温暖，而且真实。
妈妈和埃米也跟着站了起来，他们三个人都比只有五英尺的我高出许多。埃米伸出一只手臂挽住了我，抚摸着我的头发：“这颜色真好看，像玉米穗，真柔软！”
妈妈也笑了，不过她的笑容跟我的很像。
桌子另一面的那个人清清嗓子，推过来一些文件：“请签名吧。”爸爸妈妈在他所指的地方签了字，接着爸爸递给我一支笔。“在这儿签名，凯拉。”那个人说，指着一份长文件的末尾划了黑线的地方，黑线下面还印着“凯拉·戴维斯”几个字。
“这是什么？”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莱桑德医生总是告诉我，想好再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桌子后面那个人扬起眉毛，先是满脸惊讶，而后是恼怒。“量刑处理强制治疗标准出院议定书。签名。”
“我能先读一下吗？”我说。心底有个声音暗叫馊主意，但是仍有部分声音顽固地敦促我继续。
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叹了口气。“好吧，可以。后面的人，戴维斯小姐要行使她的法律权利，你们稍等吧。”
我浏览了一下，这份文件是厚厚的几页纸，密密麻麻地印着字，像小蝌蚪在我面前游来游去，我的心“怦怦”地跳得更快了。
爸爸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我回过头来。“没事的，凯拉，继续。”他面色平静地说道，打消了我的顾虑。从现在起，我必须要听从他和妈妈的话了。突然，我想起上周一个护士已经耐心地跟我解释过这些：这是合同中的一部分。
我脸红了，签下名字：凯拉·戴维斯。现在我的名字不仅仅是凯拉了。九个月前，当我在这里第一次睁开眼时，一名行政人员给我取了凯拉的名字，她说我的碧绿的眼睛像她一个叫凯拉的阿姨。戴维斯是我作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得到的新名字，这也在合同的什么地方写着。
“我来拿吧。”爸爸边说边拎起我的包。埃米挽着我的胳膊，我们一起穿过了最后一道门。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我所熟悉的一切。
沿着螺旋形的通道，我们从医院的地下车库驶向出口。爸爸妈妈透过后视镜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他们。
他们可能在想，怎么领养了两个完全不匹配的女儿，而且这跟肤色无关一我本不应该注意肤色的。
埃米跟我一同坐在后排座位上。她身材高挑，体态丰盈，比我大三岁——十九岁。而我，瘦小，单薄。她的头发乌黑浓密，我的纤细金黄。她是个性感尤物，就像某个男护士幻想的女护士一样。
而我……
我试图在大脑中搜索出一个反义词，但是大脑一片空白。或许，这本身就是答案。我是一张白纸，枯燥乏味的白纸。
埃来穿着一件飘逸的红色图案长袖连衣裙，但是她挽起一只袖子，我可以看到她的乐握。我的眼睛睁大了，充满惊讶：原来她也接受了记忆擦除手术。她的乐握还是老款的，又厚又重，而我的是细细的金链外加一个小表盘，这样的乐握外形更像手表或手链，可惜这糊弄不了任何人。
“我真高兴你成为我的妹妹。”她说。她这话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她的乐握显示6.3。
我们到了大门口，警卫在那里站着。一个警卫走上前，其他警卫走到车后，爸爸按下一些按钮，所有的车窗和行李箱都敞开了。
爸爸妈妈和埃米把衣服袖子拉起，从窗户口伸出手臂，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警卫看了看爸爸妈妈的空手腕，点了点头，之后他走向埃米，拿着一个东西扫过乐握，机器发出“嘟”的一声。接着同样扫了我的乐握，机器又响了一下。他检查了后备箱，“砰”地一声把它关上了。
车前方的门禁杆升起，我们顺利过关。
“凯拉，你今天想做些什么？”妈妈问。
妈妈又圆又尖，这一点儿也不矛盾可笑。她的身体圆润，线条柔和，不过眼睛尖细，言语尖锐。
车继续前行，我扭扭身子。我熟悉医院建筑，不过仅限于内部车窗外，一排又一排、一层接一层的小铁窗望不到尽头。高高的要栏，高高的塔楼，每隔一段距离排开的警卫。还有……
“凯拉，我问你问题呢！”
我回过神来。
“我也不知道。”
爸爸大笑起来。
“你当然不知道了，凯拉，别担心。凯拉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她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让她做。”
“妈妈，”埃米摇摇头，“我们直接回家吧。让她先熟悉一下环境，医生也这么说。”
“是啊，医生什么都知道。”妈妈叹了口气，我觉察到一丝隐藏已久的不满。
爸爸看着镜子：“凯拉，你知道吗，百分之五十的医生毕业成绩在班里都是垫底的。”
埃米哈哈大笑。
“哎呀怎么可能，大卫。”妈妈嗔怪道，不过她也笑了。
“你听过一个医生无法区分左右的笑话吗？”爸爸接着讲了一个冗长的有关医疗事故的故事，我希望这些从来没有发生在我所在的医院里。
不过很快我就忘了他们是谁，在做什么说什么，我出神地望着窗外。
伦敦。
我的脑中出现一副全新的画面。新伦敦医院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段了，它不断缩小成海里的一个点，被海水环绕。道路不断延伸，汽车，房屋。医院周围的一些建筑黑的，渐渐被盖住；充满生气的地区愈来愈多，阳台上洗涤的衣物、植物、窗帘从窗口探出来。各个地方都是人。车里，马路上，都是人群；商店，办公楼，更多的人群，他们匆匆地向不同方向赶路，无视在角落里立着的警卫，这里的警卫远比医院里的少得多。
莱桑德医生问过我许多次，为什么我总有观察和了解一切的冲动，为什么我总想记住并且描绘出所有的关系和位置？
我不知道。或许我不喜欢一片空白的感觉。许许多多遗失的细枝末节，需要恢复它们本来的面目。
没用几天，我就记住了如何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而不会摔倒。打那以后，我就开始边走路边数医院里每一处准入地区的楼梯，还一边在脑海里描绘出画面。即使被蒙上眼睛，我也能根据记忆找到每一处护士站、每一个实验室以及每一间房间；现在闭上眼，所有的一切又可以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不过在伦敦就不一样了。要想完成一整座城市的地图，我得前前后后走完每一条街道。我们现在似乎一直在直行，目的地是“家”，它位于伦敦西郊的一个小村庄，离市中心一个小时车程。
当然，我已经在医院学校里看过伦敦的地图和图片。每天他们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填鸭式地向我们灌输尽可能多的知识，让我们空白的大脑吸收，为我们出院做准备。
到底要记住多少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抓住了每一个知识点，并且记住了，我在我的笔记本上一遍遍画，一遍遍写，以免忘记。但大部分人的接受能力并没有我强。他们太忙了，忙着对所有人和一切事傻笑呢——接受记忆擦除手术的时候，他们在我们的心理剖象中增加了快乐的部分。
如果他们在我的心理剖象中增加了微笑的部分，那么它们肯定一开始就不存在。
真正复杂的是“出院”程序。护士在送我出去的路上向我一一解释：我需要向爸爸妈妈问好，然后他们和我签署文件，声明我们从现在起就是幸福的一家人了，随后我们要一起离开，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当然，我一眼就看出问题：要是他们刚看了我一眼就拒绝签字呢？之后怎么办？
“抬头挺胸！笑一笑。”她小声提醒，然后就把我推进了一扇门。我的脸挂上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可我清楚地知道，恐惧痛苦的我不会因为一个微笑就变成天使般的快乐少年，我现在的样子反而更像精神错乱的人。
我站在门口，他们就在房间里。我差点就以为他们的出现会和照片里一样，摆着同样的姿势，穿着相同的衣服，好似布娃娃一样。不过此时他们每个人都换了衣服，变了姿势，每个细节都争着吸引我的注意：一下子太多了，所有这一切都虎视眈眈地要将我压倒，让我崩溃，即使我的血管里还残存着安定剂。我的耳边响起老师单调的声音，相同的话一遍又一遍在我耳边重复着，好像此时她就站在我身边：一次做一件事，凯拉。
我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眼睛上，其余的稍后再来。爸爸的眼睛是灰色的，让人捉摸不透，神情泰然自若；妈妈的目光柔和，浅棕色的眼眸带着斑点，显出几丝不耐烦，这让我想起了莱桑德医生，似乎什么都逃不过她们的眼睛。姐姐也来了，深得发黑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我看，巧克力色的肌肤泛出光彩，好像丝绒一般。几周前收到照片的时候，我就问过为什么埃米和父母亲还有我长得不像，结果被严厉地批评说种族问题毫不相关，在辉煌的中央联盟时代根本不值一提。可你怎能视而不见呢？
他们三个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对面坐着另一个人。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我，可没有人说话。我感觉自己的笑容越来越不自然，像是有动物的死尸贴在脸上，露出死前的怪相。
这时爸爸从椅子上站起：“凯拉，欢迎你来到我们家。”他笑了笑，拉过我的手，亲吻了我的脸颊。他长满络腮胡的脸颊十分粗糙。他的笑容温暖，而且真实。
妈妈和埃米也跟着站了起来，他们三个人都比只有五英尺的我高出许多。埃米伸出一只手臂挽住了我，抚摸着我的头发：“这颜色真好看，像玉米穗，真柔软！”
妈妈也笑了，不过她的笑容跟我的很像。
桌子另一面的那个人清清嗓子，推过来一些文件：“请签名吧。”爸爸妈妈在他所指的地方签了字，接着爸爸递给我一支笔。“在这儿签名，凯拉。”那个人说，指着一份长文件的末尾划了黑线的地方，黑线下面还印着“凯拉·戴维斯”几个字。
“这是什么？”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莱桑德医生总是告诉我，想好再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桌子后面那个人扬起眉毛，先是满脸惊讶，而后是恼怒。“量刑处理强制治疗标准出院议定书。签名。”
“我能先读一下吗？”我说。心底有个声音暗叫馊主意，但是仍有部分声音顽固地敦促我继续。
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叹了口气。“好吧，可以。后面的人，戴维斯小姐要行使她的法律权利，你们稍等吧。”
我浏览了一下，这份文件是厚厚的几页纸，密密麻麻地印着字，像小蝌蚪在我面前游来游去，我的心“怦怦”地跳得更快了。
爸爸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我回过头来。“没事的，凯拉，继续。”他面色平静地说道，打消了我的顾虑。从现在起，我必须要听从他和妈妈的话了。突然，我想起上周一个护士已经耐心地跟我解释过这些：这是合同中的一部分。
我脸红了，签下名字：凯拉·戴维斯。现在我的名字不仅仅是凯拉了。九个月前，当我在这里第一次睁开眼时，一名行政人员给我取了凯拉的名字，她说我的碧绿的眼睛像她一个叫凯拉的阿姨。戴维斯是我作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得到的新名字，这也在合同的什么地方写着。
“我来拿吧。”爸爸边说边拎起我的包。埃米挽着我的胳膊，我们一起穿过了最后一道门。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我所熟悉的一切。
沿着螺旋形的通道，我们从医院的地下车库驶向出口。爸爸妈妈透过后视镜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他们。
他们可能在想，怎么领养了两个完全不匹配的女儿，而且这跟肤色无关一我本不应该注意肤色的。
埃米跟我一同坐在后排座位上。她身材高挑，体态丰盈，比我大三岁——十九岁。而我，瘦小，单薄。她的头发乌黑浓密，我的纤细金黄。她是个性感尤物，就像某个男护士幻想的女护士一样。
而我……
我试图在大脑中搜索出一个反义词，但是大脑一片空白。或许，这本身就是答案。我是一张白纸，枯燥乏味的白纸。
埃来穿着一件飘逸的红色图案长袖连衣裙，但是她挽起一只袖子，我可以看到她的乐握。我的眼睛睁大了，充满惊讶：原来她也接受了记忆擦除手术。她的乐握还是老款的，又厚又重，而我的是细细的金链外加一个小表盘，这样的乐握外形更像手表或手链，可惜这糊弄不了任何人。
“我真高兴你成为我的妹妹。”她说。她这话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她的乐握显示6.3。
我们到了大门口，警卫在那里站着。一个警卫走上前，其他警卫走到车后，爸爸按下一些按钮，所有的车窗和行李箱都敞开了。
爸爸妈妈和埃米把衣服袖子拉起，从窗户口伸出手臂，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警卫看了看爸爸妈妈的空手腕，点了点头，之后他走向埃米，拿着一个东西扫过乐握，机器发出“嘟”的一声。接着同样扫了我的乐握，机器又响了一下。他检查了后备箱，“砰”地一声把它关上了。
车前方的门禁杆升起，我们顺利过关。
“凯拉，你今天想做些什么？”妈妈问。
妈妈又圆又尖，这一点儿也不矛盾可笑。她的身体圆润，线条柔和，不过眼睛尖细，言语尖锐。
车继续前行，我扭扭身子。我熟悉医院建筑，不过仅限于内部车窗外，一排又一排、一层接一层的小铁窗望不到尽头。高高的要栏，高高的塔楼，每隔一段距离排开的警卫。还有……
“凯拉，我问你问题呢！”
我回过神来。
“我也不知道。”
爸爸大笑起来。
“你当然不知道了，凯拉，别担心。凯拉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她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让她做。”
“妈妈，”埃米摇摇头，“我们直接回家吧。让她先熟悉一下环境，医生也这么说。”
“是啊，医生什么都知道。”妈妈叹了口气，我觉察到一丝隐藏已久的不满。
爸爸看着镜子：“凯拉，你知道吗，百分之五十的医生毕业成绩在班里都是垫底的。”
埃米哈哈大笑。
“哎呀怎么可能，大卫。”妈妈嗔怪道，不过她也笑了。
“你听过一个医生无法区分左右的笑话吗？”爸爸接着讲了一个冗长的有关医疗事故的故事，我希望这些从来没有发生在我所在的医院里。
不过很快我就忘了他们是谁，在做什么说什么，我出神地望着窗外。
伦敦。
我的脑中出现一副全新的画面。新伦敦医院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段了，它不断缩小成海里的一个点，被海水环绕。道路不断延伸，汽车，房屋。医院周围的一些建筑黑的，渐渐被盖住；充满生气的地区愈来愈多，阳台上洗涤的衣物、植物、窗帘从窗口探出来。各个地方都是人。车里，马路上，都是人群；商店，办公楼，更多的人群，他们匆匆地向不同方向赶路，无视在角落里立着的警卫，这里的警卫远比医院里的少得多。
莱桑德医生问过我许多次，为什么我总有观察和了解一切的冲动，为什么我总想记住并且描绘出所有的关系和位置？
我不知道。或许我不喜欢一片空白的感觉。许许多多遗失的细枝末节，需要恢复它们本来的面目。
没用几天，我就记住了如何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而不会摔倒。打那以后，我就开始边走路边数医院里每一处准入地区的楼梯，还一边在脑海里描绘出画面。即使被蒙上眼睛，我也能根据记忆找到每一处护士站、每一个实验室以及每一间房间；现在闭上眼，所有的一切又可以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不过在伦敦就不一样了。要想完成一整座城市的地图，我得前前后后走完每一条街道。我们现在似乎一直在直行，目的地是“家”，它位于伦敦西郊的一个小村庄，离市中心一个小时车程。
当然，我已经在医院学校里看过伦敦的地图和图片。每天他们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填鸭式地向我们灌输尽可能多的知识，让我们空白的大脑吸收，为我们出院做准备。
到底要记住多少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抓住了每一个知识点，并且记住了，我在我的笔记本上一遍遍画，一遍遍写，以免忘记。但大部分人的接受能力并没有我强。他们太忙了，忙着对所有人和一切事傻笑呢——接受记忆擦除手术的时候，他们在我们的心理剖象中增加了快乐的部分。
如果他们在我的心理剖象中增加了微笑的部分，那么它们肯定一开始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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