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童年往事 （4）
沙河队和长江两岸普通村庄差不多，茅草屋，土坯房，三三两两随意搭，我看得见的变化是，1964年以后，我们村从黄陂又迁来十多户邬姓人家，他们是国家移民，建起了红砖瓦房，而且是连成一排的，名曰“邬家畈”，再后来村里人纷纷建起了砖瓦房，再没有七零八落乱占地基了，整齐划一甚是好看，有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儿。说到做房子，可有故事了，看官您往下瞧。
父亲从黄陂北边拖家带口来到三湖农场，开始在滨江分场当总支书记，在我刚记事的时候，人们都叫他刘书记，最初我们家落户这个分场的周湾村，后来又搬到沙湖分场窑头队，准备在这里做房子。可是，红砖瓦对于住久了茅草屋的人来说，那是真的好，不知道是政府帮我们家买的，还是父亲自己买的，砖刚码好，刷上石灰做记号，再去筹集其他建材，几天后记号和砖瓦一齐见少，还不能说是贫下中农偷了的，怕影响干群关系，最后决定落户沙河队。
我们这里地质是长江花了几亿年冲击形成的沙性地，底下水很多，挖不到一米就有水，沙土好种花生，红薯，萝卜；水稻、棉花、玉米、高粱都是后来试种成功的。往北十多里才有观音土等红色粘性泥土，准确地讲，我们这里只能叫沙，很早就有人烧制红砖，由于土质关系，砖烧成了容易断，很轻，容易风化。所以时间久一点的房屋红砖掉粉，那时人们用砖粉做颜料在墙上写标语，还很久不退。如果房屋不拆，标语还清晰可见。
我家做房子我没有一点印象，记得事时就是两间瓦房，紧挨着我家的是陈姓夫妇，男人叫陈永福，是武汉第三砖瓦厂工人，大概也是六零年下放到这个地方来的，他生性老实，有一身好力气；女主人叫高多云，是武汉本地人，打一口标准的汉腔，男女都是烟民。他们没有孩子，在我不大的时候，他们从黄陂塔尔公社永福弟弟那里要得一子，名唤“润清”，大约小我两岁，在他第二次来到邻居陈家时我便主动和他说话。
“你什么时候来的。”
对曰：“明天来的。”
小孩子时间概念不清晰，他随便一说，我姑且一听。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我们彼此认识了，大概他只记住了我的雅号“大脑壳”。
邬家畈在我们队最西边，离我家有一百多米的样子，我家东边有三户人家，分别是姓张和姓黄的，再往东是几户姓肖和周的人家，继续往东姓胡的较多，据说本地以胡姓为主，其他的都是外来人口。现在想来，这个村姓氏较杂，但没有大的争斗，这大约与大城市武汉比邻有关。
我家前面住着那个给我讲故事的倪姓人家，再往前还有几家姓王的，对了，王家在这里也算大姓。我们村前面接近江边的多是三两家挨着做的，都是因为每年长江涨水，所以房子做在墩子上，大概比平地高出一米多，尽管这样每年汛期还是很多次房屋进水，退水后在家里都能抓到鱼和王八。我家没有做墩子，大概是没有人帮我家挑，墩子是用人挑土堆积成的。靠近后面成排的房屋都是从江边后移的，再后来，黄陂各个公社来了很多人，在我们这里挑土筑堤，一条弯延数十公里的防洪堤建成了，那场面很是壮观，数以万计的农民，用肩膀和双手筑起大堤，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再后来很多堤外的村庄都搬到堤内了。长江大堤俨然成了我们这里一道风景和时代的印记。
我们家这所两间屋子什么时候做成的，我没有印象，那时太小，只听说山头砌好了，天气变了，小雨绵绵，因为做房子是要请很多人帮忙的，为了赶工期也怕耽误乡亲太多的时间，父亲的假期也有限的。所以抢着上梁，就在梁快上完的时候，一座山墙突然倒塌了。当时打倒几个人，其中有我父亲，他伤得最重。在这里我们没有亲戚，是当地人认为的“野种”，孩子都小，我哥大概也只有十三四岁。后来我父亲被送到武汉救治，还是阎王爷不收，放过他一马，据说父亲回来时剃着光头，很久我都看到家里还有补脑汁瓶子。我们村有一个青年长得比较帅，小名“歪歪”，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那次事故受伤头偏过一段时间。
我家东邻居姓张，男主人是个瞎子姓项育有一女“项宝宝”，我没有看到过项瞎子的老婆，项瞎子母亲还在，典型的中国旧社会女人的形象，小脚，缺牙。项宝宝招婿入赘，女婿姓张，我不知道村民们为何叫他小杨，是不是因为长得洋气，与本书关联不大，不必深究。他在外地工作，也是较长时间回来休息几天。他们家发人，全生的儿子，老大张春生小我两岁的样子，老二张焱生，老三张文革，三岁时溺亡于自家门前水塘，老四张文化。再后来项宝宝因乳腺癌病故，女婿将全家搬迁至黄陂祁家湾去了。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瞎老头居然会写字，他总是在地上给我们用棍子划出“田”字等，还给我们讲很多故事，大概我爱听故事就是受他的影响。虽然眼睛看不见，心里明镜似的，他能自己理发，塔梯上屋檐弄广播线，他说接触不良声音不畅，总是把屋子前后和自身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他们家还有湖南衡阳亲戚，记得有一个很漂亮的湖南姑娘来过他家，我们当地较远的人也有来看望他的。现在想来，他眼睛应该是战争原因失明的，他知道得很多，如果不是眼疾应该是个人物。
谁说大脑壳聪明我跟谁急，有事实为证。
初冬时分，北风不知疲倦地吹着。我穿着招风棉裤和邻居张春生混到一起了，玩了一阵都觉得没趣。
春生便对我曰：“大脑壳我们烧花生吃吧。”
这个注意不错，我二话不说，自告奋勇道：“我姐们掏了很多花生，我回家去拿，你出洋火（火柴）”春生很高兴。我立马回家到房里放花生的地方，下面裤兜鼓鼓地出来，四姐碰上还问了一句，“搞么事？”
“没搞么事。”我溜出门去。
外面到处是风，园沟里除了沙，就是风，弄草来点火，总是被吹灭了，春生还说浪费他家洋火，只好放弃。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处烧花生的好地方，老高家猪圈，猪出去玩了，我们钻进去，我把猪睡的草拢到一起，一根洋火就点燃了，转而一想不对，拿块半截砖丢过去没打着，春生把我拉开了。我们两个坐在老高家门槛上，老高在吃东西，她看到我们两个身上有草儿，笑问道：“哟，两个小东西抢了谁家嫁妆？”我回头看春生肩头，忽然发现蓝色烟雾飘过门前，不一会儿邬家畈有人高呼“老高家发火了！”
人们都来灭火，大人们从她家和我家的水缸里舀水去灭火，这个时候我呆了，坐在门槛上不知道移脚，人们端水经过我身边洒了我一身，火很快被扑灭了。也不知道春生什么时候跑开的，不用说我是第一责任人，活生生不知道我们两家是连着的。母亲抄起棍子就追，我没命地跑，开裆棉裤子招的风更大，就在奔跑时看到春生对着我笑得合不拢嘴。母亲追了一会儿大声说道“等你爸回来，我跟你说个哪上哪下。”后来这句经典台词成了母亲自找台阶的口头禅了。
陈年旧事回忆起来总是显得凌乱，世事难料皆因为生活没有剧本。各位，今天就到这里了。
父亲从黄陂北边拖家带口来到三湖农场，开始在滨江分场当总支书记，在我刚记事的时候，人们都叫他刘书记，最初我们家落户这个分场的周湾村，后来又搬到沙湖分场窑头队，准备在这里做房子。可是，红砖瓦对于住久了茅草屋的人来说，那是真的好，不知道是政府帮我们家买的，还是父亲自己买的，砖刚码好，刷上石灰做记号，再去筹集其他建材，几天后记号和砖瓦一齐见少，还不能说是贫下中农偷了的，怕影响干群关系，最后决定落户沙河队。
我们这里地质是长江花了几亿年冲击形成的沙性地，底下水很多，挖不到一米就有水，沙土好种花生，红薯，萝卜；水稻、棉花、玉米、高粱都是后来试种成功的。往北十多里才有观音土等红色粘性泥土，准确地讲，我们这里只能叫沙，很早就有人烧制红砖，由于土质关系，砖烧成了容易断，很轻，容易风化。所以时间久一点的房屋红砖掉粉，那时人们用砖粉做颜料在墙上写标语，还很久不退。如果房屋不拆，标语还清晰可见。
我家做房子我没有一点印象，记得事时就是两间瓦房，紧挨着我家的是陈姓夫妇，男人叫陈永福，是武汉第三砖瓦厂工人，大概也是六零年下放到这个地方来的，他生性老实，有一身好力气；女主人叫高多云，是武汉本地人，打一口标准的汉腔，男女都是烟民。他们没有孩子，在我不大的时候，他们从黄陂塔尔公社永福弟弟那里要得一子，名唤“润清”，大约小我两岁，在他第二次来到邻居陈家时我便主动和他说话。
“你什么时候来的。”
对曰：“明天来的。”
小孩子时间概念不清晰，他随便一说，我姑且一听。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我们彼此认识了，大概他只记住了我的雅号“大脑壳”。
邬家畈在我们队最西边，离我家有一百多米的样子，我家东边有三户人家，分别是姓张和姓黄的，再往东是几户姓肖和周的人家，继续往东姓胡的较多，据说本地以胡姓为主，其他的都是外来人口。现在想来，这个村姓氏较杂，但没有大的争斗，这大约与大城市武汉比邻有关。
我家前面住着那个给我讲故事的倪姓人家，再往前还有几家姓王的，对了，王家在这里也算大姓。我们村前面接近江边的多是三两家挨着做的，都是因为每年长江涨水，所以房子做在墩子上，大概比平地高出一米多，尽管这样每年汛期还是很多次房屋进水，退水后在家里都能抓到鱼和王八。我家没有做墩子，大概是没有人帮我家挑，墩子是用人挑土堆积成的。靠近后面成排的房屋都是从江边后移的，再后来，黄陂各个公社来了很多人，在我们这里挑土筑堤，一条弯延数十公里的防洪堤建成了，那场面很是壮观，数以万计的农民，用肩膀和双手筑起大堤，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再后来很多堤外的村庄都搬到堤内了。长江大堤俨然成了我们这里一道风景和时代的印记。
我们家这所两间屋子什么时候做成的，我没有印象，那时太小，只听说山头砌好了，天气变了，小雨绵绵，因为做房子是要请很多人帮忙的，为了赶工期也怕耽误乡亲太多的时间，父亲的假期也有限的。所以抢着上梁，就在梁快上完的时候，一座山墙突然倒塌了。当时打倒几个人，其中有我父亲，他伤得最重。在这里我们没有亲戚，是当地人认为的“野种”，孩子都小，我哥大概也只有十三四岁。后来我父亲被送到武汉救治，还是阎王爷不收，放过他一马，据说父亲回来时剃着光头，很久我都看到家里还有补脑汁瓶子。我们村有一个青年长得比较帅，小名“歪歪”，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那次事故受伤头偏过一段时间。
我家东邻居姓张，男主人是个瞎子姓项育有一女“项宝宝”，我没有看到过项瞎子的老婆，项瞎子母亲还在，典型的中国旧社会女人的形象，小脚，缺牙。项宝宝招婿入赘，女婿姓张，我不知道村民们为何叫他小杨，是不是因为长得洋气，与本书关联不大，不必深究。他在外地工作，也是较长时间回来休息几天。他们家发人，全生的儿子，老大张春生小我两岁的样子，老二张焱生，老三张文革，三岁时溺亡于自家门前水塘，老四张文化。再后来项宝宝因乳腺癌病故，女婿将全家搬迁至黄陂祁家湾去了。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瞎老头居然会写字，他总是在地上给我们用棍子划出“田”字等，还给我们讲很多故事，大概我爱听故事就是受他的影响。虽然眼睛看不见，心里明镜似的，他能自己理发，塔梯上屋檐弄广播线，他说接触不良声音不畅，总是把屋子前后和自身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他们家还有湖南衡阳亲戚，记得有一个很漂亮的湖南姑娘来过他家，我们当地较远的人也有来看望他的。现在想来，他眼睛应该是战争原因失明的，他知道得很多，如果不是眼疾应该是个人物。
谁说大脑壳聪明我跟谁急，有事实为证。
初冬时分，北风不知疲倦地吹着。我穿着招风棉裤和邻居张春生混到一起了，玩了一阵都觉得没趣。
春生便对我曰：“大脑壳我们烧花生吃吧。”
这个注意不错，我二话不说，自告奋勇道：“我姐们掏了很多花生，我回家去拿，你出洋火（火柴）”春生很高兴。我立马回家到房里放花生的地方，下面裤兜鼓鼓地出来，四姐碰上还问了一句，“搞么事？”
“没搞么事。”我溜出门去。
外面到处是风，园沟里除了沙，就是风，弄草来点火，总是被吹灭了，春生还说浪费他家洋火，只好放弃。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处烧花生的好地方，老高家猪圈，猪出去玩了，我们钻进去，我把猪睡的草拢到一起，一根洋火就点燃了，转而一想不对，拿块半截砖丢过去没打着，春生把我拉开了。我们两个坐在老高家门槛上，老高在吃东西，她看到我们两个身上有草儿，笑问道：“哟，两个小东西抢了谁家嫁妆？”我回头看春生肩头，忽然发现蓝色烟雾飘过门前，不一会儿邬家畈有人高呼“老高家发火了！”
人们都来灭火，大人们从她家和我家的水缸里舀水去灭火，这个时候我呆了，坐在门槛上不知道移脚，人们端水经过我身边洒了我一身，火很快被扑灭了。也不知道春生什么时候跑开的，不用说我是第一责任人，活生生不知道我们两家是连着的。母亲抄起棍子就追，我没命地跑，开裆棉裤子招的风更大，就在奔跑时看到春生对着我笑得合不拢嘴。母亲追了一会儿大声说道“等你爸回来，我跟你说个哪上哪下。”后来这句经典台词成了母亲自找台阶的口头禅了。
陈年旧事回忆起来总是显得凌乱，世事难料皆因为生活没有剧本。各位，今天就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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