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章 童年往事 （3）
到死我也不知道童年与少年到底以多少岁为界限，只能告诉各位，那个时候我的所见所闻，没有所想，因为太小。
家里一直没有钱，没有米，母亲老对别人说又要断顿了，我听了总是揭开米缸，分明还有嘛，只是快要见底了。现在想来，孩子的思维认知真的精准，没有就是没有，不能有说成没有。家里粮食紧张是我体会最深的，大约只有三岁的样子，白萝卜我吃得挺香，母亲说我嘴巴辣红了还要吃，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母亲用瓦罐抓一把米，放在灶里煨熟，然后二姐和三姐争着喂我，其中，她们会以太烫自己试试，这样可以混点在自己嘴里。总是在我吃完了后还听得见她们争着刮罐子，那声音特别刺耳，到现在仿佛还能听见。每每我们放学回家，母亲躺在床上，那时我们非常害怕母亲生病，只要是睡在床上，我们就六神无主，我悻悻地去母亲床边问她：“妈，晚上吃什么？”母亲动动脚说“锅里蒸了几个苕，各人拿着吃了。”母亲没有病，她把红薯让给孩子们吃。
后来听大人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很多人逗我道“大脑壳，要媳妇不？”当时我摇头“不要。”大人接着逗，为什么不要呢？我回答很直接，“媳妇要吃我家的饭。”
我真的很笨，因为我妹妹小我五岁，五岁应该能记事吧，我竟然没有她很小时候的记忆，只记得妹妹三岁左右，头上长很多包。睡在摇窝里，很瘦，满头包。摇起来包硬得更痛，可怜妹妹哭声更大，母亲骂我没有摇好，我加劲摇，妹妹加劲哭。母亲由于先前丢了一个女儿，这个又危险，因为她听外公的话，叫她不论男女来了都好好抚养。特别是女孩不能丢，一个女儿一门亲。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人把女婴丢在台桶里的，因为有这样的事，所以外公才反复叮嘱他的女儿。
一日，一个六十来岁的卖货郎从我家门口经过，因为他常来，所以认识，他看了看摇窝里的孩子对我母亲道：“刘嫂子，你这女儿怕是没有救了，眼睛都没有光了。”可怜的妹妹，嗓子都哭哑了，眼睛有没有光我当时看不出来，看上去和昨天没有两样，毕竟我也是个孩子。货郎又道，“我见过这病的，这些包叫马挂铃。”说罢他挑起货郎担，摇起拨浪鼓离开了，不一会儿，村里响起熟悉的吆喝声，“酱油，辣子酱啊，冰糖，冰碱，花壶茶叶，薄荷糖啊。”
父亲半个月才回来休息一天，他在巨龙分场住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其实，他就是拿工资的农民。母亲等不得他回来，那个时候打电话要去分场，母亲是很支持父亲的工作的。
一个星期天，姐们出去弄柴禾，我负责摇妹妹。快到中午的时候，母亲拿出红霉素软膏，然后点上煤油灯，把家里一把大剪刀放在灯火上烧了几烧，出们将孩子抱起，妹妹昏昏沉沉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母亲把女儿夹在两腿之间，命我把妹妹舞动的手捉住，母亲的手术开始了，她咬牙忍痛，把那些包头全部剪开，妹妹本来没有多少力气哭的，那哭声真的很惨，我不敢直视，还得做母亲的“帮凶”，我虽然不大，但我知道母亲不会害自己女儿的。不知道妹妹是不是晕过去了，不一会儿她没有哭了，我转过头来，母亲把每个包里的东西挤出来，然后把所有的软膏全糊在妹妹的头上，母亲这一招叫做“死马当活马医”。穷人家的孩子没有那么金贵，没两天工夫，妹妹眼睛有光了，没有哭，开始要吃的了。不是命大，是阎王爷不收。再后来父亲买回来鱼肝油给她吃，说是鱼肝油吃了亮眼睛。她天天用手从瓶子外面抠着要吃，咬得“嘣嘣”响。
我们家由于先前孩子小，后来又都在读书，所以队里凭工分分口粮，我家总是拿大一点的杯子去领回来，父亲在外工作，每月的粮票省下来一斤买斤半中细的碎米回来掺胡萝卜或者红薯南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甚至吃过米糠做的粑粑。那一年我哥报名参军，新军衣都穿在身上了，就在去部队的前一天晚上，母亲看儿子要走了，给他炒了碗油盐饭吃，我们小的吃糠粑，不知道什么原因，三姐和母亲争起来了，母亲指使大儿子打三女儿，我那时十一岁，看着哥把三姐摁在门口的地上打，估计也没多重，我现在想来，是我哥不对，都要去当兵了，如果是我，再怎么样也打不下手。第二天送哥去当兵的时候，我还哭着对村里人说，“你们都不去当兵，要我哥去。”
在父母心里，他们的大儿子还是挺孝顺的？我倒数老二，于国不算大臣，于家不是长子，一直在空里过着。过着苦日子也不是我一个，因为国家那个时候内外形势都不怎么好。
再日，货郎经过我家，看到妹妹在地上跑，吃惊问怎么活过来的。母亲告诉他，自己治好的，货郎向母亲讨了碗开水，喝罢开水他送我妹妹一个小玩具，又去吆喝他的生意了，估计他又会对别人讲这个神奇经典。
我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每个孩子只要能读进，都读很长时间的书，这也是她说七粒胡椒一粒也不辣的原因，只有我二姐和妹妹没有读太多的书，大姐读中专分配在武钢工作，是自己在父亲的教导下，响应号召自动下放回乡务农的，哥读黄陂汽车学校，因为运动没有读完，二姐是读书困难，自己不读了，才回队参加劳动的，三姐四姐和我都是高中毕业，妹妹也是初中肄业。她是被自己队里女孩子们打得不敢上学才回家的。回想起那些年月的事情，就像昨天一样清晰，人物还那样鲜活。
母亲对它的同龄人聊天说孩子多，她盘娃娃班。母亲很勤劳，种菜，养猪，养兔子，养鸡鸭。我们一班孩子们虽然没有参加生产队劳动，家里理得还顺。我每天起来出去捡粪，交公记工分，或者下在自家菜地里。母亲浇菜地总叫我在前面和她抬粪桶，她把粪桶尽量往她那边拉，怕压坏了我。
我最喜欢吃的菜是母亲做的鸡蛋丝瓜打汤，下面吃也好。真的还想吃母亲做的那道菜，我知道永远不可能了，自己和别人做的这道菜总没有母亲那个味道。
每到春节将至，母亲总是埋怨道“是哪个兴的妖，过年。”对于穷人来说，过年真的是年关。父亲在外工作，有时后单位发的年关物资票，要我们自己去取。很多次是我和哥两个男丁去二十多里之外的鱼场拿鱼回来，一直走到有红土的地方了，后来我们弟兄称这个行动为“跑红土”。因为生产队里有公家鱼塘，年前干塘，每家分很多鱼，我家没有。
过年得给孩子置身新衣服，母亲没有办法，布票不够，母亲就回老家黄陂找我们的方家大伯，在他们家买一些棉布回来，我大姐回队劳动学了裁缝，母亲把弄回来的棉布染成绿色，大姐给妹妹做一件便衣，谎称是呢绒料子的，妹妹穿着笑得合不拢嘴，满村跑到。
小时候的故事太多，精彩下章呈现。
家里一直没有钱，没有米，母亲老对别人说又要断顿了，我听了总是揭开米缸，分明还有嘛，只是快要见底了。现在想来，孩子的思维认知真的精准，没有就是没有，不能有说成没有。家里粮食紧张是我体会最深的，大约只有三岁的样子，白萝卜我吃得挺香，母亲说我嘴巴辣红了还要吃，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母亲用瓦罐抓一把米，放在灶里煨熟，然后二姐和三姐争着喂我，其中，她们会以太烫自己试试，这样可以混点在自己嘴里。总是在我吃完了后还听得见她们争着刮罐子，那声音特别刺耳，到现在仿佛还能听见。每每我们放学回家，母亲躺在床上，那时我们非常害怕母亲生病，只要是睡在床上，我们就六神无主，我悻悻地去母亲床边问她：“妈，晚上吃什么？”母亲动动脚说“锅里蒸了几个苕，各人拿着吃了。”母亲没有病，她把红薯让给孩子们吃。
后来听大人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很多人逗我道“大脑壳，要媳妇不？”当时我摇头“不要。”大人接着逗，为什么不要呢？我回答很直接，“媳妇要吃我家的饭。”
我真的很笨，因为我妹妹小我五岁，五岁应该能记事吧，我竟然没有她很小时候的记忆，只记得妹妹三岁左右，头上长很多包。睡在摇窝里，很瘦，满头包。摇起来包硬得更痛，可怜妹妹哭声更大，母亲骂我没有摇好，我加劲摇，妹妹加劲哭。母亲由于先前丢了一个女儿，这个又危险，因为她听外公的话，叫她不论男女来了都好好抚养。特别是女孩不能丢，一个女儿一门亲。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人把女婴丢在台桶里的，因为有这样的事，所以外公才反复叮嘱他的女儿。
一日，一个六十来岁的卖货郎从我家门口经过，因为他常来，所以认识，他看了看摇窝里的孩子对我母亲道：“刘嫂子，你这女儿怕是没有救了，眼睛都没有光了。”可怜的妹妹，嗓子都哭哑了，眼睛有没有光我当时看不出来，看上去和昨天没有两样，毕竟我也是个孩子。货郎又道，“我见过这病的，这些包叫马挂铃。”说罢他挑起货郎担，摇起拨浪鼓离开了，不一会儿，村里响起熟悉的吆喝声，“酱油，辣子酱啊，冰糖，冰碱，花壶茶叶，薄荷糖啊。”
父亲半个月才回来休息一天，他在巨龙分场住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其实，他就是拿工资的农民。母亲等不得他回来，那个时候打电话要去分场，母亲是很支持父亲的工作的。
一个星期天，姐们出去弄柴禾，我负责摇妹妹。快到中午的时候，母亲拿出红霉素软膏，然后点上煤油灯，把家里一把大剪刀放在灯火上烧了几烧，出们将孩子抱起，妹妹昏昏沉沉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母亲把女儿夹在两腿之间，命我把妹妹舞动的手捉住，母亲的手术开始了，她咬牙忍痛，把那些包头全部剪开，妹妹本来没有多少力气哭的，那哭声真的很惨，我不敢直视，还得做母亲的“帮凶”，我虽然不大，但我知道母亲不会害自己女儿的。不知道妹妹是不是晕过去了，不一会儿她没有哭了，我转过头来，母亲把每个包里的东西挤出来，然后把所有的软膏全糊在妹妹的头上，母亲这一招叫做“死马当活马医”。穷人家的孩子没有那么金贵，没两天工夫，妹妹眼睛有光了，没有哭，开始要吃的了。不是命大，是阎王爷不收。再后来父亲买回来鱼肝油给她吃，说是鱼肝油吃了亮眼睛。她天天用手从瓶子外面抠着要吃，咬得“嘣嘣”响。
我们家由于先前孩子小，后来又都在读书，所以队里凭工分分口粮，我家总是拿大一点的杯子去领回来，父亲在外工作，每月的粮票省下来一斤买斤半中细的碎米回来掺胡萝卜或者红薯南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甚至吃过米糠做的粑粑。那一年我哥报名参军，新军衣都穿在身上了，就在去部队的前一天晚上，母亲看儿子要走了，给他炒了碗油盐饭吃，我们小的吃糠粑，不知道什么原因，三姐和母亲争起来了，母亲指使大儿子打三女儿，我那时十一岁，看着哥把三姐摁在门口的地上打，估计也没多重，我现在想来，是我哥不对，都要去当兵了，如果是我，再怎么样也打不下手。第二天送哥去当兵的时候，我还哭着对村里人说，“你们都不去当兵，要我哥去。”
在父母心里，他们的大儿子还是挺孝顺的？我倒数老二，于国不算大臣，于家不是长子，一直在空里过着。过着苦日子也不是我一个，因为国家那个时候内外形势都不怎么好。
再日，货郎经过我家，看到妹妹在地上跑，吃惊问怎么活过来的。母亲告诉他，自己治好的，货郎向母亲讨了碗开水，喝罢开水他送我妹妹一个小玩具，又去吆喝他的生意了，估计他又会对别人讲这个神奇经典。
我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每个孩子只要能读进，都读很长时间的书，这也是她说七粒胡椒一粒也不辣的原因，只有我二姐和妹妹没有读太多的书，大姐读中专分配在武钢工作，是自己在父亲的教导下，响应号召自动下放回乡务农的，哥读黄陂汽车学校，因为运动没有读完，二姐是读书困难，自己不读了，才回队参加劳动的，三姐四姐和我都是高中毕业，妹妹也是初中肄业。她是被自己队里女孩子们打得不敢上学才回家的。回想起那些年月的事情，就像昨天一样清晰，人物还那样鲜活。
母亲对它的同龄人聊天说孩子多，她盘娃娃班。母亲很勤劳，种菜，养猪，养兔子，养鸡鸭。我们一班孩子们虽然没有参加生产队劳动，家里理得还顺。我每天起来出去捡粪，交公记工分，或者下在自家菜地里。母亲浇菜地总叫我在前面和她抬粪桶，她把粪桶尽量往她那边拉，怕压坏了我。
我最喜欢吃的菜是母亲做的鸡蛋丝瓜打汤，下面吃也好。真的还想吃母亲做的那道菜，我知道永远不可能了，自己和别人做的这道菜总没有母亲那个味道。
每到春节将至，母亲总是埋怨道“是哪个兴的妖，过年。”对于穷人来说，过年真的是年关。父亲在外工作，有时后单位发的年关物资票，要我们自己去取。很多次是我和哥两个男丁去二十多里之外的鱼场拿鱼回来，一直走到有红土的地方了，后来我们弟兄称这个行动为“跑红土”。因为生产队里有公家鱼塘，年前干塘，每家分很多鱼，我家没有。
过年得给孩子置身新衣服，母亲没有办法，布票不够，母亲就回老家黄陂找我们的方家大伯，在他们家买一些棉布回来，我大姐回队劳动学了裁缝，母亲把弄回来的棉布染成绿色，大姐给妹妹做一件便衣，谎称是呢绒料子的，妹妹穿着笑得合不拢嘴，满村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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