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小说 » 历史军事 » 未知的天汉 » 第9章,太医的来历。

第9章,太医的来历。

    尤其是当帝后得病,御医们束手的时候,便由地方官员举保各地名医,经御医们考核后确有实学者方能给帝后诊治。

    《国语·晋语八》医和答赵文子“医及国家乎”时说:“上医医国,其次医疾,固医官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医者将治理国家作为职责,其社会地位等同于官员。

    而自春秋战国时官学下替,私学竞起,百家争鸣,士大夫阶层崛起,而医生却未能成为其中一员,反而降为百工之一,社会地位由此一落千丈,沦落为“贤君子”所不齿的“贱工”。

    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医生的社会地位也就此定位,《三字经》中亦有“医卜相,皆方技”。

    方技官地位低下,正史记载绝少,往往只在百官志或者方技列传里面略有记载。张仲景开辨证论治先河,撰《伤寒杂病论》,被尊为医圣却不见于正史,医生的地位可见一斑。

    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中,不但士大夫之流耻之,连一些医术精湛的医生自己也以为耻。比如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颇自悔”。

    东海徐氏“文伯亦精于医,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耻以医为业。故其虽终身随侍于历代帝王之侧,而人不以‘太医’称之。”

    由此可见御医们虽然是朝廷的官员,然而他们的官职品阶并不是很高,历史上执掌宫廷医事的长官。

    如历代的典御,奉御,院使(相当于太医院院长)等均不过是四,或五品官;普通御医更是只有七、八品左右;而且是方技官,相较于他们的服务对象而言地位实在卑下。

    历史上医生品阶最高者当推明代太医院院使许绅,其被封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官居一品等z重要官职。

    然而许绅的高官源于嘉靖二十一年发生的宫变,几位宫女用绳子勒住嘉靖帝,致其气绝昏倒,此时许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

    受到了嘉靖帝高规格的奖赏。而后其作为院使,却因用药而惊悸至死,可见御医群体社会地位之低下。

    历史上医生的悲剧几乎都发生在御医身上,因为社会地位的地下,御医们的性命,在他们服务的对象指掌之间,不说诊治略有差池。就是应对稍有不慎,都可能获罪。

    如战国时文挚以情志法(激怒)治齐闵王而被生烹,三国时华佗因见疑于曹操而丧命,前秦太医令程延直言:前秦主符生食枣过多致病而杀身。

    其余,历代帝后驾崩,除非遗诏中有不须加罪之语,否则无论御医诊治是否有过均被处置是一种惯例。

    御医的工作是为帝后妃嫔诊病、配药,提供保健意见等。因为诊治对象的特殊性,使其工作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与一般的民间医生迥异。

    一切主要表现在工作对象生理病理特点,工作模式,及施治方法几个方面。服务对象的生理病理特点:御医的服务对象大多是帝后妃嫔、王公大臣等贵人,个个位高权重。

    这些人大多锦衣玉食,四体不勤,又多劳心思虑,故而他们的生理特点和疾病谱相较于普通人是有差别的。

    如《灵枢·根结》谓“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

    《素问·通评虚实论》:“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

    《素问·疏五过论》“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伤败,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

    如上诸多论述,说明贵人的生理、病理、疾病谱和包含精神因素的疾病谱与布衣的具有很大差别。

    后世对此也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如明代御医顾定芳认识到劳心者大都容易得“热中”,令其“症结于中”。

    而且那些“眩瞀怫郁者,高危满溢,远虑摇神,终败盩以自掇灭。此其为患,亢极而逆,淫邪越于百络而不收者也。”

    膏粱厚味积于中,四体不勤逸于外,宫廷斗争尔虞我诈,心机费尽,气机郁结而不散,宫中此类之病不可胜举。

    例如薛宝田《北行日记》载其应征为慈禧诊病时,诊断“郁怒伤肝,思虑伤脾,五志化火,不能荣养冲任”。

    因而“奏请”慈禧“节劳省心”。慈禧答曰:“我岂不知,无奈不能。”宫中之人,此类疾患,势所不能免。

    御医的诊治方式特点:治贵人之难,古人早有言论。《后汉书·方术传》载太医丞郭玉答和帝为“贵人诊治不如穷人”时说,治贵人有四难。

    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者在于医生,在清代医生为帝王治病时几乎毫无尊严可言。马文植《纪恩录》载其为慈禧看病时先行一跪三叩首礼,然后跪着回答慈禧的问话。

    诊时“膝行至几前”诊脉,然后左右互换。如此压之以大礼威严,战战兢兢的情况下,定然用意不尽,自然不能完全发挥医生的水平。

    二者在于病人,如郭玉所言,这些贵人好逸恶劳,身体羸弱,不耐药力,又将身不谨,不易康复。

    更有那略懂医术,喜“自用意”者,如前例马文植等拟方后“太医院将所用之药,在《本草从新》上用黄笺标记,由李总管递进。”然后待“圣裁”明示可服与否。

    又如明代盛寅用破血之剂治东宫妃月经不通,先是怒斥而不用,既用又将盛寅锁于禁中,使其家人惶怖,以为必死。如此师心自用,恐怖威压,御医的疗效自然要打折扣。

    针灸一术在宫廷医学的遭遇也反映了这一点。《名医类案》载侍医秦鸣鹤治唐高宗风眩头重,断以“刺头出少血即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