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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义军(中)

    宗泽之所以倾向于招抚流寇还有一个原因。

    靖康之变前,宗泽为河北兵马副元帅,曾经率军增援汴京,军队至南华遇金军溃散。

    建炎初,河北流寇有不少曾为宗泽旧部,是宗泽以前麾下溃卒,这些人易于被其招抚。

    但宗泽的政策是与朝廷相悖的。

    高宗在登基大赦诏书中,就要求尚未隶属朝廷的各地义军首领,将各自的军队交付州县主兵官。对于已经被招抚的,主张撤销其独立建制,拣其士马之精锐者隶属五军,将其消化入朝廷经制之中。

    显然宗泽与朝廷并不合拍。

    此次应敌,宗泽的策略是有用的。

    因为招抚大量流寇,不但得以成功地守住了开封,还积极营造北伐的态势,金军也无法越汴犯淮,使得当时避难于扬州的高宗朝廷也获得了喘息之机。

    宗泽招抚流寇,解决了战则无卒的问题,使开封兵力迅速扩充到一百多万。

    但是,这种招抚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

    很多原本以打家劫舍为营生的巨寇,通过招抚政策摇身一变为军队都统制,获得粮饷补给。但并没有被撤销独立建制打散其部属融入宋军,而是维持了原有的统属关系。

    正如李纲所言,宗泽的招抚是不移其部曲,则易叛。

    而且,流寇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往往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

    建炎二年正月,群盗作乱又趋严重,高宗下诏指责民间武装为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特地将这份诏书敕榜于开封,很明显是在警告宗泽。

    宗泽恐豪杰解体,上疏言道:

    “自移淮甸,强盗如猬毛而起,正以去朝廷远,无所归,至于此耳。臣谓自京城围闭,天下忠义之士梯山航海,数千里争先勤王者,大臣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馑流离,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之人罪,皆一时措置乖谬耳。今河东、河西不随番贼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人;诸处节义士夫不爱其身而自刺其面,为争先救驾者,亦不知其几。陛下以勤王者为贼,则此二者,岂不失其心邪?此皆词臣失职之过,愿陛下黜代言之臣,更降罪己之诏,许还阙之期,则天下之人尽皆迁善远罪,不犯有司,岂复有为盗者?”

    宗泽陈词激昂,闻者动容。

    但以掌兵之臣上疏高宗“降罪己之诏,许还阙之期”十分欠妥,未免有跋扈之嫌。

    ……

    三月金军退去后,宗泽上疏乞高宗车驾还京。

    当时招抚河南群盗聚于开封城下,又募四方义士,人数已逾百万,屯粮足支半年。

    宗泽又探得两河州县敌兵不过数百,其余皆为胁迫变服者,日夜望王师归来。

    宗泽召诸将约日渡河,诸将皆掩泣听命。

    宗泽又上疏高宗,请他还师主持北伐,奏疏言道:

    “陛下父母兄弟蒙尘沙漠,日望救兵,河北、河东、京之东西、陕西、淮甸间,亿万生灵之众陷于涂炭,乃欲南幸湖外,盖奸邪之臣一为金人方便之计,二为奸邪亲属皆已津置在南。为臣不忠,一至于此!”

    高宗看到后,遣中使谭璨赍诏书茶药抚谕。

    宗泽上表谢恩,又请高宗还京师。且言:

    “丁进有众数十万,愿为陛下守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绝金寇;杨进等领众百万,亦愿渡河。兹二头项人皆同寅协恭,共济国事。愿陛下速归九重,盗贼戎虏,皆无足畏矣。泽以他日迎奉二圣还京,先修龙德宫,以备道君皇帝临御。”

    宗泽以渊圣皇帝未有宫室,奏修宝箓宫为之。

    黄潜善、汪伯彦压制不予上奏。

    ……

    那么,军队和流寇,兵与匪之间,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新莽时期,绿林军为寇,赤眉军为寇。光武帝战场纳降,何等气概,而后有了光武中兴的云台二十八将。

    隋末大乱,瓦岗寨亦为寇,各地义军均被招抚,而后有了李唐王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汉高祖刘邦起于寇,光武帝刘秀起于寇,后梁太祖朱温起于寇,明太祖朱元璋亦起于寇……

    善将者,匪寇可以为军;不善治者,兵亦为匪寇。

    我想应该是事在人为吧。

    但此时,各地抗金战况,胜者不过十之一二;将士能战者,百无二三。黄河两岸流寇四起,百万义军聚集开封。若没有刘邦赴鸿门宴的胆识,霍去病深入大漠远袭匈奴的气概,班超纵横西域震慑众国的气势,是不敢轻易车驾还京的。

    战争,除了一腔热血,更需要源源不断的战争经费。

    一时民心可用,能抓住的都成为了盛世雄主,往后走无非是以战养战。但也有孤勇如项羽,时运不济如黄巢者。

    对于赵构来说,这笔账在他算来显然是不划算的,维稳是胜率更高的选择。

    ……

    那么,当时宋金交战的形势究竟如何?

    有朝臣上疏:

    “近日帅守之弃城者,习以成风。如邓雍之于荆南,何志同之于颍昌,赵子崧之于镇江,皆拥兵先遁,今则安居薄责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之于寿春,陈彦文之于九江,以数千之疲旅,捍十万之强寇,而允之止迁一职,彦文才复旧官,议者惑焉。愿诏有司,条具靖康以来,凡弃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书其功罪,著其赏罚,庶几守土之臣有以劝惩。”

    于此,可窥一斑。

    但是,当时北境已乱,金朝亦难以控制局面。

    建炎二年三月初七,金军攻破中山府。当时城中粮绝,人皆赢困,不能执兵。

    城破之日,金人见城中居人瘦瘠,叹而怜之,兵校千余人皆不杀。

    中山自靖康末受围,至此三年乃破。连金人都为之动容,守兵恕而不杀,赢得了敌人的敬佩。

    同年四月,金人攻破洺州。

    之前宗室赵士珸从宋俘队伍逃脱后,召集义军,引兵入洺州,击灭金军,后被任命为洺州防御使。

    后来金军围城甚密,栽鹿角,治濠堑,欲以持久困之,军民始终不降。

    等到金军侵京西、陕右,河朔内虚,守者稍怠。众人以粮尽不可守,乃拥赵士珸自白家滩退往大名府,金人才攻入城中。

    自靖康后,两河州郡,外无救援,内绝粮储,悉为金军所取。惟中山、庆源、保、莫、祁、洺、冀、磁相持,久而始破。

    自古燕赵多直士,其守土护国之心犹重,一时民心可用,未可断言复国之机无望。

    然而,赵宋立国百五十年,为避免重蹈唐末军阀割据的覆辙,崇文抑武,倾心文治,牢笼士人。为了弱化阶层矛盾,不断增加冗官冗兵,财政赤字又只能取之于民,最终拖垮了帝国财政,也激起了民变。

    文武臣僚,勤于做官,殆于做事,忙于党争,此等风尚尽皆遗毒后世。

    建炎南渡失落的民族神魂皆缘于此。

    ……

    话说那日赵榛来到五马山寨,举寨上下大为振奋。

    马扩和赵邦杰郑重推举赵榛为山寨领袖,总制诸寨,倡义举兵。

    赵榛以信王名义大集抗金义士,两河豪杰闻风响应,受旗榜者十余万众。

    马扩和信王榛上五马山寨后,虽然远近义士响应日众,勠力同心,誓与敌抗,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此间累与金战皆获小捷,但是义军缺乏营帐军械等后勤补给。

    河北的早春二月正是春寒料峭之际,数万义军却昼夜暴露,苦不堪言。武器装备也十分匮乏,严重影响了义军的战斗力。加上丁壮从军,田地抛荒,农事失时,今后粮食也是个大问题。

    此外,赵榛虽然头上顶着信王的头衔,可他却没有为有功之人加官晋爵的权力。

    这也就意味着山寨只能靠一时的忠义激情凝聚人气,而缺乏有效手段来长久稳固人心。

    这些困难倘若不能尽快解决,五马山寨等一大片抗金据点最终被金军攻破消灭,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赵榛审时度势,认为民心可用,经过一番斟酌,决定派马扩亲自前往扬州觐见高宗。

    向高宗上奏两河抗金形势,争取朝廷支持,力劝高宗北伐,和义军南北响应。则驱除夷狄、收复失地、营救父母指日可待。

    马扩曾受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且多次作为宋使出使辽、金,唇枪舌战,屡立奇功。此次南行扬州,必能为义军争取到朝廷的支援。

    赵榛亲笔手书两份文书让马扩呈递,一封《留守咨目》是写给东京留守宗泽,另一封作《蜡封奏状》以为呈送高宗和朝廷的正式奏本。

    ……

    建炎二年三月,马扩带着山寨为他挑选的五百精兵准备出发。

    临行之际,赵榛亲自相送至山下。

    作别时握住马扩的手,仰天叹息,泪流涕下,泣道:“国运衰微,丧乱之极!每每思之痛贯心肝,无可奈何!如今众寨同心,若得朝廷支援南北响应,两河豪杰群起,必能收复失地,匡扶祖业,迎回父兄指日可待。”

    马扩慷慨言道:“正当大好男儿建功立业之时,此行定不辱使命!”

    赵榛悲道:“临别感哽,不知何言!惟天知公忠义,无以家属为念,勉力此行!”

    马扩言道:“金兵虎狼环伺,还望信王多自珍重!”

    赵榛又道:“孤军不可久支,只在旬月之间,盼公早日归来。”

    马扩洒泪道别。

    北境沦陷,四面受敌,马扩此去,犹如生离死别。意欲死中图存,却也无可奈何,让人感慨不已。

    就这样,马扩作别了五马山,往南而行。

    一路上,尽可能避开金军控制的州县和官道,而走大盗据守的险要之地。

    不日,南渡黄河,到达汴京拜见宗泽。

    ……

    马扩突然归来,带来了信王榛和五马山的消息,引起了宗泽的高度重视。

    宗泽看了信王写给自己的《留守咨目》,即刻就决定派遣其子宗颖随同马扩一起赶赴扬州,携带信王的《蜡封奏状》恭诣行在投进。

    在宗泽的一手安排下,马扩从东京进抵扬州。

    此时,马扩清点从五马山寨带来人马,已经不满百人,可见一路上的艰辛险阻。

    ……

    四月,马扩一行人抵达扬州。

    在宗颖的协助下,马扩很快就得以入朝觐见高宗,呈上了信王托付的《蜡封奏状》。

    信王榛奏表所述:

    “邦杰与扩,忠义之心,坚若金石,臣自陷贼中,颇知其虚实。贼今稍惰,皆怀归心,且累败于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山西诸砦乡兵约十余万,力与贼抗,但皆苦窘,兼阙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来援,不然,久之恐反为贼用。臣于陛下,以礼言则君臣,以义言则兄弟,其忧国念亲之心无异。愿委臣总大军,与诸砦乡兵,约日大举,决见成功。”

    高宗看完奏表,感动得以致落泪,对马扩挥泪言道:“朕念闻卿忠义。”

    即加褒谕,马扩下殿拜谢。

    但是,在场的宰执大臣黄潜善、汪伯彦却并不以为然,疑其非真。

    马扩退下后,黄潜善、汪伯彦上前密奏。

    马扩听不见他二人所奏何事,但闻高宗厉声道:“信王是太上皇之子,朕之亲弟,岂不认得书迹?何疑之有?”

    连问:“何疑之有?”

    原来黄、汪二人认定这份奏表是假的。好在高宗与信王年仅差四岁,曾同在宗学,熟知赵榛书迹。

    于是高宗下诏,任命检校太傅庆阳、昭化军节度使十八皇弟赵榛为河外兵马都元帅。迁马扩为拱卫大夫、利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

    马扩受命返回河北之前,上奏高宗:

    “臣疏远小人,陛下断以不疑,付以阃外之事。愿鉴前世之成败,明当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毕意攻取。今王师大举,机会神速,军期文字,不可少缓。若依常制下都堂等处,然后以达天听,则事涉疑似;或欲规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进呈。望令专置一司,不限夤夜,画时通进。”

    又进奏言道:“自唐以来,用中贵人监军,夺权掣肘,每致败事。伏望圣断,罢差中贵监军及选给器械。”

    凡此四事,赵构皆从之,又许马扩过河得便宜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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