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雅各宾派的消亡
在联军战败时，法军也没有乘势追击，因为法国的内部也不安稳。
法国当时的执政党是雅各宾派，在外敌当先的情况下，大家团结在一起抗击联军，联军撤退了，内斗也就开始了。
1793年9月5日至1794年7月28日这段时间，就是“雅各宾派专政”时期。
1793年9月6日，山岳派主导的国民公会组建了新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作为法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罗伯斯庇尔是实际的控制人。为了镇压当时各地的起义，法国各地纷纷成立了革命法庭，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
不久之后，罗伯斯庇尔主导的国民公会发布了法国外交政策六点声明，第一条即为：国民公会，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声明，它坚定地意图以恐怖打击指向它的敌人和敌人的盟友，公正的对待人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左”的声明，因为当时法国内部一片混乱，外部四面受敌，应当实行缓和的外交的政策，而法国的声明无异于向所有君主国宣战。
9月9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无套裤汉”正式被改编为准军事的武装力量“革命卫队”，并同时通过强迫农民交出政府需要的粮食的法令。
9月17日，国民公会通过嫌疑犯法令，授权各地革命法庭以定义模糊的“反自由罪”指控反革命分子，并可以对其进行判刑，包括死刑。
9月29日，国民公会通过扩大价格协定法案，以政府强制为从谷物和面包到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定价。
以上法令后果最严重的就是“嫌疑犯法令”，依据该法令，只要是行为、关系、语言和文字显露出支持暴政，就可以以叛国罪为名被逮捕。其后果就是法国所有监狱开始集体满员。
到1793年年底，巴黎的监狱囚犯数量从1417人增加到4525人。监狱里的各种囚室都严重超员，有很多囚犯连躺的地方都没有。
没地方怎么办？那就加快速度处决呗。
9月，处决15人；10月到次年1月，平均每月处决65人；1794年2月，处决116人；3月，处决155人；4月，处决354人。为了加快处决速度，1794年6月10日，国民公会又通过了法庭程序简化的法令，单月处决人数迅速上升到了4位数。
从1793年9月初到1794年7月底，11个月内巴黎共有2639人被判死刑，法国全国共有16594人被判死刑。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人未经法庭正式宣判而被杀害的。
这些形形色色的死刑犯，大多数是因为“有叛国嫌疑”，注意，是叛国嫌疑。具体是什么样的“叛国行为”呢？例如，之前咱两有矛盾，我又似乎记得你说过“现在还不如路易十六时代呢”类似的话，我就可以去革命法庭检举，法庭就可以根据检举人模糊的记忆定罪。
还有个真实的案件，一个律师因为嫌国内太乱，将他的两个儿子送到英国，每个月给他们汇去生活费。然后他被银行职员举报，经革命法庭核实，他确实向国外汇款，涉嫌资助敌国势力，于1794年2月20日被处决。
最疯狂的时候，革命法庭就设在断头台旁，一天可以判决、处决上千人，到最后，因为上断头台挨个断头太麻烦，法国开始大规模普及枪决。
被革命法庭定罪的人群中，约8％为贵族，6％为神职人员，14％的中产阶层，72％为下层民众。他们或被怀疑囤积粮食，不交给国家；或被控逃避服兵役；或被控参与之前的叛乱。
在这些被干掉的人中，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小贵族，他的头衔是博阿尔内子爵。当然，他实在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她的老婆确是个大名人，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当然，约瑟芬出名也不是因为她自己多厉害，只是因为她后来的再婚对象叫波拿巴·拿破仑。约瑟芬应该是很感谢罗伯斯庇尔的，因为暴政让她成了单身，后来还当上了皇后。
1793年10月21日，国民公会颁布法律，将矛头指向了宗教体系。最初的运动只针对天主教，但是随着运动的愈演愈烈，最终包括了所有宗教形式。法国各地开始关闭教堂、大规模破坏宗教的遗迹、取缔宗教学校等等。一些地方为了表示破除宗教束缚的决心，逼迫教士和修女现场交合，还有更多的神职人员和修女遭到处决。
当然，罗伯斯庇尔也没忘记他的老对头，吉伦特派。
早在1793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刚刚进入公共安全委员会，国民公会就发布命令，宣布21名吉伦特派代表为国家的敌人和叛徒。随后，在他专政时期，大批吉伦特派成员被送上断头台。有些并非吉伦特派但是却与其有联系的，也受到牵连，例如女权主义作家奥兰普·德古热，在搜查吉伦特派档案时发现了她曾写给吉伦特派议员信件，随后遭到逮捕和处决。
吉伦特派被铲除后，国民公会中山岳派一家独大。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一旦谁主导，谁就容易偏右。虽然罗伯斯庇尔很左，但是山岳派中的很多人发现，统治国家和瞎嚷嚷是不一样的。一个相对温和的由山岳党中分离出来，丹东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开始充当国民公会的右派。
丹东初期确实是希望给予公共安全委员会中央集权政策，但是丹东的初衷是期望能有效地引导民众代表们的情绪趋向更加温和的立场。毕竟一民主，大家都瞎嚷嚷，所有的和谈、妥协、给叛乱者免罪都变得不可能，不如让权力集中些，让集权中心将注意力集中到法国的饥荒、通货膨胀，同时，他还主张与反法联盟和谈。
在雅各宾派专政后，丹东认识到恐怖政策被扩大化的危害，主张宽容、放松镇压，鼓吹“要爱惜人类的血”。
但是，罗伯斯庇尔却并不买账。他不是不想买，而是不能买。丹东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公会议员，他并不执政，不需要执政基础，所以他可以温和，可以右。但是罗伯斯庇尔却是当权者，他当初的上任时的权力基础就是丹东和他一手鼓动的一股股无套裤汉为主体的底层市民运动。而无套裤汉之所以支持他们就是因为他的“左”的政策，他主张暴力手段实现全民平等，主张对叛乱强力镇压，主张对外不妥协，底层居民就是喜欢听这些，而一旦他温和了，他的下场会比被他送上断头台的吉伦特派议员更惨。
罗伯斯庇尔的这种情况叫作骑虎难下。所以，他试图在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统治的埃贝尔派和温和的丹东派之间维持平衡。
但是，这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平衡，因为他不管倒向哪一派，都没有好下场。他倒向丹东，会失去他统治的理论依据；他倒向埃贝尔派，法国继续这种恐怖统治，共和国就会走向灭亡。
既然如此，罗伯斯庇尔决定，采取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快速见效的方法，干掉两派。
1794年3月19日，埃贝尔派领袖雅克·勒内·埃贝尔和主张激进政策十九名埃贝尔派成员被逮捕，3月24日，这20人被送上断头台。
3月30日，丹东、卡米尔·德穆兰和其他温和派成员突然被逮捕，第二天被移交革命法庭。丹东在革命法庭上慷慨陈词，表现强硬，国民公会担心他的这些演讲传扬出去会激起新一轮的民众运动，所以革命法庭以“一名囚犯表现出对正义尊重的欠缺，法庭可以公告宣判，立即执行”为由，丹东和他的其他十四个同伴被立即定罪，4月5日送上断头台。
客观而言，丹东确实是有问题的，在钱的方面，他很不干净。一封1791年3月米拉波写给丹东的信中提到过，丹东在之前已经收受了三万里弗的付款。他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任期内，曾力主与瑞典议和，为了达到目的，他主导向瑞典摄政王支付了四百万里弗的贿款，但是瑞典却未通过与法国的和平协议，而丹东从中私吞了相当一部分。此外，在早些时候，他还伪造过指券。
如果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似乎处死丹东也并不过分，虽然他算是革命开始以来的重要人物中为数不多的明白人。
1794年7月17日，一次处决将恐怖活动推向了终点。16名来自贡比涅的修女由于拒绝放弃宗教信仰，被革命法庭送上断头台。在处决当天，刑场旁边人山人海。16个妹子高声唱着“造物主圣神降临”的圣歌走上断头台，这一幕强烈触动了巴黎群众的情绪，不管是专制还是共和，这16个少女都不应该为了一句誓词而遭受如此酷刑。自此，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失去了群众基础。
其实自7月初开始，罗伯斯庇尔的权力就开始受到限制，他被要求停止参与公安委员会的工作。但是罗伯斯庇尔丝毫没有畏惧和退缩的意思，7月26日，他去国民公会发表了四小时带有恐吓意味的演讲，暗示将清算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的阴谋家和骗子。这让这两个机构中的所有人人人自危，他们认识到，如果这个疯子继续执政，所有委员、不论派别都将被干掉。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的坚定盟友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演讲，继续指出国民公会的部分议员有问题。现场议员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当即将圣茹斯特赶下台，然后现场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的法令。
罗伯斯庇尔得到消息后，随即命令巴黎革命公社调集军队，准备武力解决国民公会。但是他的支持者中很多人反对，这让罗伯斯庇尔犹豫不决，迟迟未能下令。军队从下午集结到了深夜，却得不到指令，很多人认为罗伯斯庇尔已经垮台，到了深夜，军队自行解散。
当晚，国民公会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公会自行组织了卫队前往逮捕他。罗伯斯庇尔控制的公社卫队此时已经解散，罗伯斯庇尔和几个同党拘捕，与卫队发生了枪战，他的下巴被子弹击中，随后被逮捕。
逮捕后，国民公会临时组织了革命法庭，连夜开庭，经过不到半小时的审判，革命法庭宣布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党全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总共二十二名同党一起被送上断头台。
雅各宾派的倒台就是因为杀人杀的太多了所致。但是背后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雅各宾派最大的错误在于杀了太多不该杀的人，当他把屠刀对准自己的盟友的时候，他就必然走向了灭亡的道路。
首先我们要明白法国大革命的性质——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准的目标是封建王朝的王侯将相贵族老爷们，要打导路易十四树立的“君权神授，皇权至上，朕即国家。”建立一个属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带有民主色彩能有限反应广大人民意见的政府。
雅各宾派怎么上台的？通过推翻吉伦特派，那么为什么吉伦特派垮台了?他们有些人依然是君主主义者，不肯处决国王。对待反革命分子不坚决，军队在外作战的失利，保皇党公开叛乱，这些都是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吉伦特派没能解决经济问题，没能满足巴黎人民的需求，社会平等也没有完成，又不肯使用武力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才轻而易举被雅各宾派推翻。
好了，你雅各宾派上台了以后，到底有多少敌人?除了君主主义者，旧贵族，以及外面的反革命军队以外，内部来讲敌人并不算多，政局还算稳定。
然而你要靠杀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理应将屠刀对准那些没有生产能力，贪图享乐，聚集在巴黎的贵族们，通过杀掉他们，来降低人们的不满，进而延长自己的统治，解决掉经济问题。虽然我个人无法容忍这种行径，但是我依然同意这一个解决方法。
可是结果呢?在被判处死刑的人中，大约8%为贵族，6%为教士，14%为中产阶级，72%为工人和农民。
说到底，你还是把屠刀对准了自己的盟友与潜在盟友，到了最后，你甚至把屠刀对准了你最亲密的战友们，这也预示着你们必将是失败。当议员们愤怒的对罗伯斯庇尔高喊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试图说话，但是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议员们大喊道是丹东的鲜血扼住了他的喉咙。丹东在他上台之前维持秩序，丹东开启了恐怖统治，让形式变得有利，而后丹东又建议准备结束恐怖统治，然而罗伯斯皮尔却直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最终，当罗伯斯庇尔离开国会，前往政府组织军队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组织军队杀回议会的勇气，而是向在场的人问“以谁的名义来起草进攻的命令。”当你真正该去杀人维护统治的时候，你却没有了勇气。想必这也是导师所想说的，你们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当善于自卫。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有必要吗？
有没有必要，要看目的。
如果要建立一个战争机器军国主义强国，那么就有必要，战前军心不能乱，思想上只能有一个主义。
如果想要建立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工商业帝国，那么就万万不可，自由公正公开透明是必须保证的。
雅各宾派的审判缺乏公正，但杀人数量其实是不多的，他们只是想杀一儆百，让反对派不敢说话而已，杀人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说杀的多的，是因为觉得在不公正的审判程序下，杀了太多好人，这些人信奉的是革命的公正性，所谓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太坚持公正的改革几乎全失败了。
说杀的少了的，是觉得只要目的是好的，不必拘泥于程序，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就是所谓的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把所有可能的反对者肉体消灭，这些人信奉的是革命的效率性。
所以说单纯谈杀人多少是没有意义的，雅各宾派的目的混乱，只知喊正义口号，却缺乏核心价值观。
建设国家有两个选项，就是要把法国建成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国家，还是工商业帝国以商战来强国，而雅各宾派完全没有概念或者说没有明确目标，反而一味强调平民和小资产阶级利益，刻意忽略国家利益，本质上仍是民粹，所以他们无论坚持恐怖与否，最后都是错。
法国当时的执政党是雅各宾派，在外敌当先的情况下，大家团结在一起抗击联军，联军撤退了，内斗也就开始了。
1793年9月5日至1794年7月28日这段时间，就是“雅各宾派专政”时期。
1793年9月6日，山岳派主导的国民公会组建了新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作为法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罗伯斯庇尔是实际的控制人。为了镇压当时各地的起义，法国各地纷纷成立了革命法庭，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
不久之后，罗伯斯庇尔主导的国民公会发布了法国外交政策六点声明，第一条即为：国民公会，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声明，它坚定地意图以恐怖打击指向它的敌人和敌人的盟友，公正的对待人民。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左”的声明，因为当时法国内部一片混乱，外部四面受敌，应当实行缓和的外交的政策，而法国的声明无异于向所有君主国宣战。
9月9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无套裤汉”正式被改编为准军事的武装力量“革命卫队”，并同时通过强迫农民交出政府需要的粮食的法令。
9月17日，国民公会通过嫌疑犯法令，授权各地革命法庭以定义模糊的“反自由罪”指控反革命分子，并可以对其进行判刑，包括死刑。
9月29日，国民公会通过扩大价格协定法案，以政府强制为从谷物和面包到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定价。
以上法令后果最严重的就是“嫌疑犯法令”，依据该法令，只要是行为、关系、语言和文字显露出支持暴政，就可以以叛国罪为名被逮捕。其后果就是法国所有监狱开始集体满员。
到1793年年底，巴黎的监狱囚犯数量从1417人增加到4525人。监狱里的各种囚室都严重超员，有很多囚犯连躺的地方都没有。
没地方怎么办？那就加快速度处决呗。
9月，处决15人；10月到次年1月，平均每月处决65人；1794年2月，处决116人；3月，处决155人；4月，处决354人。为了加快处决速度，1794年6月10日，国民公会又通过了法庭程序简化的法令，单月处决人数迅速上升到了4位数。
从1793年9月初到1794年7月底，11个月内巴黎共有2639人被判死刑，法国全国共有16594人被判死刑。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人未经法庭正式宣判而被杀害的。
这些形形色色的死刑犯，大多数是因为“有叛国嫌疑”，注意，是叛国嫌疑。具体是什么样的“叛国行为”呢？例如，之前咱两有矛盾，我又似乎记得你说过“现在还不如路易十六时代呢”类似的话，我就可以去革命法庭检举，法庭就可以根据检举人模糊的记忆定罪。
还有个真实的案件，一个律师因为嫌国内太乱，将他的两个儿子送到英国，每个月给他们汇去生活费。然后他被银行职员举报，经革命法庭核实，他确实向国外汇款，涉嫌资助敌国势力，于1794年2月20日被处决。
最疯狂的时候，革命法庭就设在断头台旁，一天可以判决、处决上千人，到最后，因为上断头台挨个断头太麻烦，法国开始大规模普及枪决。
被革命法庭定罪的人群中，约8％为贵族，6％为神职人员，14％的中产阶层，72％为下层民众。他们或被怀疑囤积粮食，不交给国家；或被控逃避服兵役；或被控参与之前的叛乱。
在这些被干掉的人中，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小贵族，他的头衔是博阿尔内子爵。当然，他实在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她的老婆确是个大名人，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当然，约瑟芬出名也不是因为她自己多厉害，只是因为她后来的再婚对象叫波拿巴·拿破仑。约瑟芬应该是很感谢罗伯斯庇尔的，因为暴政让她成了单身，后来还当上了皇后。
1793年10月21日，国民公会颁布法律，将矛头指向了宗教体系。最初的运动只针对天主教，但是随着运动的愈演愈烈，最终包括了所有宗教形式。法国各地开始关闭教堂、大规模破坏宗教的遗迹、取缔宗教学校等等。一些地方为了表示破除宗教束缚的决心，逼迫教士和修女现场交合，还有更多的神职人员和修女遭到处决。
当然，罗伯斯庇尔也没忘记他的老对头，吉伦特派。
早在1793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刚刚进入公共安全委员会，国民公会就发布命令，宣布21名吉伦特派代表为国家的敌人和叛徒。随后，在他专政时期，大批吉伦特派成员被送上断头台。有些并非吉伦特派但是却与其有联系的，也受到牵连，例如女权主义作家奥兰普·德古热，在搜查吉伦特派档案时发现了她曾写给吉伦特派议员信件，随后遭到逮捕和处决。
吉伦特派被铲除后，国民公会中山岳派一家独大。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一旦谁主导，谁就容易偏右。虽然罗伯斯庇尔很左，但是山岳派中的很多人发现，统治国家和瞎嚷嚷是不一样的。一个相对温和的由山岳党中分离出来，丹东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开始充当国民公会的右派。
丹东初期确实是希望给予公共安全委员会中央集权政策，但是丹东的初衷是期望能有效地引导民众代表们的情绪趋向更加温和的立场。毕竟一民主，大家都瞎嚷嚷，所有的和谈、妥协、给叛乱者免罪都变得不可能，不如让权力集中些，让集权中心将注意力集中到法国的饥荒、通货膨胀，同时，他还主张与反法联盟和谈。
在雅各宾派专政后，丹东认识到恐怖政策被扩大化的危害，主张宽容、放松镇压，鼓吹“要爱惜人类的血”。
但是，罗伯斯庇尔却并不买账。他不是不想买，而是不能买。丹东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公会议员，他并不执政，不需要执政基础，所以他可以温和，可以右。但是罗伯斯庇尔却是当权者，他当初的上任时的权力基础就是丹东和他一手鼓动的一股股无套裤汉为主体的底层市民运动。而无套裤汉之所以支持他们就是因为他的“左”的政策，他主张暴力手段实现全民平等，主张对叛乱强力镇压，主张对外不妥协，底层居民就是喜欢听这些，而一旦他温和了，他的下场会比被他送上断头台的吉伦特派议员更惨。
罗伯斯庇尔的这种情况叫作骑虎难下。所以，他试图在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统治的埃贝尔派和温和的丹东派之间维持平衡。
但是，这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平衡，因为他不管倒向哪一派，都没有好下场。他倒向丹东，会失去他统治的理论依据；他倒向埃贝尔派，法国继续这种恐怖统治，共和国就会走向灭亡。
既然如此，罗伯斯庇尔决定，采取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快速见效的方法，干掉两派。
1794年3月19日，埃贝尔派领袖雅克·勒内·埃贝尔和主张激进政策十九名埃贝尔派成员被逮捕，3月24日，这20人被送上断头台。
3月30日，丹东、卡米尔·德穆兰和其他温和派成员突然被逮捕，第二天被移交革命法庭。丹东在革命法庭上慷慨陈词，表现强硬，国民公会担心他的这些演讲传扬出去会激起新一轮的民众运动，所以革命法庭以“一名囚犯表现出对正义尊重的欠缺，法庭可以公告宣判，立即执行”为由，丹东和他的其他十四个同伴被立即定罪，4月5日送上断头台。
客观而言，丹东确实是有问题的，在钱的方面，他很不干净。一封1791年3月米拉波写给丹东的信中提到过，丹东在之前已经收受了三万里弗的付款。他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任期内，曾力主与瑞典议和，为了达到目的，他主导向瑞典摄政王支付了四百万里弗的贿款，但是瑞典却未通过与法国的和平协议，而丹东从中私吞了相当一部分。此外，在早些时候，他还伪造过指券。
如果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似乎处死丹东也并不过分，虽然他算是革命开始以来的重要人物中为数不多的明白人。
1794年7月17日，一次处决将恐怖活动推向了终点。16名来自贡比涅的修女由于拒绝放弃宗教信仰，被革命法庭送上断头台。在处决当天，刑场旁边人山人海。16个妹子高声唱着“造物主圣神降临”的圣歌走上断头台，这一幕强烈触动了巴黎群众的情绪，不管是专制还是共和，这16个少女都不应该为了一句誓词而遭受如此酷刑。自此，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失去了群众基础。
其实自7月初开始，罗伯斯庇尔的权力就开始受到限制，他被要求停止参与公安委员会的工作。但是罗伯斯庇尔丝毫没有畏惧和退缩的意思，7月26日，他去国民公会发表了四小时带有恐吓意味的演讲，暗示将清算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的阴谋家和骗子。这让这两个机构中的所有人人人自危，他们认识到，如果这个疯子继续执政，所有委员、不论派别都将被干掉。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的坚定盟友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演讲，继续指出国民公会的部分议员有问题。现场议员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当即将圣茹斯特赶下台，然后现场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的法令。
罗伯斯庇尔得到消息后，随即命令巴黎革命公社调集军队，准备武力解决国民公会。但是他的支持者中很多人反对，这让罗伯斯庇尔犹豫不决，迟迟未能下令。军队从下午集结到了深夜，却得不到指令，很多人认为罗伯斯庇尔已经垮台，到了深夜，军队自行解散。
当晚，国民公会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公会自行组织了卫队前往逮捕他。罗伯斯庇尔控制的公社卫队此时已经解散，罗伯斯庇尔和几个同党拘捕，与卫队发生了枪战，他的下巴被子弹击中，随后被逮捕。
逮捕后，国民公会临时组织了革命法庭，连夜开庭，经过不到半小时的审判，革命法庭宣布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党全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总共二十二名同党一起被送上断头台。
雅各宾派的倒台就是因为杀人杀的太多了所致。但是背后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雅各宾派最大的错误在于杀了太多不该杀的人，当他把屠刀对准自己的盟友的时候，他就必然走向了灭亡的道路。
首先我们要明白法国大革命的性质——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准的目标是封建王朝的王侯将相贵族老爷们，要打导路易十四树立的“君权神授，皇权至上，朕即国家。”建立一个属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带有民主色彩能有限反应广大人民意见的政府。
雅各宾派怎么上台的？通过推翻吉伦特派，那么为什么吉伦特派垮台了?他们有些人依然是君主主义者，不肯处决国王。对待反革命分子不坚决，军队在外作战的失利，保皇党公开叛乱，这些都是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吉伦特派没能解决经济问题，没能满足巴黎人民的需求，社会平等也没有完成，又不肯使用武力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才轻而易举被雅各宾派推翻。
好了，你雅各宾派上台了以后，到底有多少敌人?除了君主主义者，旧贵族，以及外面的反革命军队以外，内部来讲敌人并不算多，政局还算稳定。
然而你要靠杀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理应将屠刀对准那些没有生产能力，贪图享乐，聚集在巴黎的贵族们，通过杀掉他们，来降低人们的不满，进而延长自己的统治，解决掉经济问题。虽然我个人无法容忍这种行径，但是我依然同意这一个解决方法。
可是结果呢?在被判处死刑的人中，大约8%为贵族，6%为教士，14%为中产阶级，72%为工人和农民。
说到底，你还是把屠刀对准了自己的盟友与潜在盟友，到了最后，你甚至把屠刀对准了你最亲密的战友们，这也预示着你们必将是失败。当议员们愤怒的对罗伯斯庇尔高喊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试图说话，但是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议员们大喊道是丹东的鲜血扼住了他的喉咙。丹东在他上台之前维持秩序，丹东开启了恐怖统治，让形式变得有利，而后丹东又建议准备结束恐怖统治，然而罗伯斯皮尔却直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最终，当罗伯斯庇尔离开国会，前往政府组织军队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组织军队杀回议会的勇气，而是向在场的人问“以谁的名义来起草进攻的命令。”当你真正该去杀人维护统治的时候，你却没有了勇气。想必这也是导师所想说的，你们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当善于自卫。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有必要吗？
有没有必要，要看目的。
如果要建立一个战争机器军国主义强国，那么就有必要，战前军心不能乱，思想上只能有一个主义。
如果想要建立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工商业帝国，那么就万万不可，自由公正公开透明是必须保证的。
雅各宾派的审判缺乏公正，但杀人数量其实是不多的，他们只是想杀一儆百，让反对派不敢说话而已，杀人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说杀的多的，是因为觉得在不公正的审判程序下，杀了太多好人，这些人信奉的是革命的公正性，所谓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太坚持公正的改革几乎全失败了。
说杀的少了的，是觉得只要目的是好的，不必拘泥于程序，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就是所谓的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把所有可能的反对者肉体消灭，这些人信奉的是革命的效率性。
所以说单纯谈杀人多少是没有意义的，雅各宾派的目的混乱，只知喊正义口号，却缺乏核心价值观。
建设国家有两个选项，就是要把法国建成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国家，还是工商业帝国以商战来强国，而雅各宾派完全没有概念或者说没有明确目标，反而一味强调平民和小资产阶级利益，刻意忽略国家利益，本质上仍是民粹，所以他们无论坚持恐怖与否，最后都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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