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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上人离开机场后，一副乖员工的模样上了高速。才过了十分钟，我就被追尾后又撞在了护栏上。如果这俩车真事姜卫国的媳妇，一定是偷情被发现后遭到了鞭笞。我只是被方向盘撞得胸疼，而车上的客户头撞在了车窗上，脑壳破了，还伤及到了大脑，从此成了傻子。追上我的车拉着市招商局的局长，下了飞机去赶市里的一个会，局长大人的半截身子都捅出了车窗，不知道是车窗的玻璃质量差，还是他的头硬，头居然没多大事，可腰椎毁了，落了个半瘫，而那个司机和我一样，也居然没大的损伤。
这怎么看都是一件很倒霉的事，但最先到场的是120的人，在草草检查我时，面对着我我沮丧和恐惧，从幸运的角度端正我的认识。什么我算不上倒霉的，车上坐的人才倒霉；什么经常倒霉的人也许只是倒个小霉，就像经常病病歪歪的人总不得致命的病一般；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等，我认可了这些说法。似乎倒霉大神针对是那个客户和招商局长，我还真的算不上有多倒霉，可倒霉大神终究还是没放过我。
我在医院时，包括江露在内的运销公司领导们在深切关注那个客户的同时，顺便看望了我，我又不能不叙述整个过程，当然顺手使用了120人们给我端正了的认识，并且自作主张地一直表现着劫后余生的喜悦表情。这当然算不上个事，问题总是出在有些人那里，很多时候，我都对所谓的有些人很无奈，他们把我的态度给形容成了幸灾乐祸，甚至是眉飞色舞等等。我也有一副怕死怕残的肉身，对因我而残的客户一再表示着我最深刻的道歉、愧疚和遗憾，答应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是真诚的，不是某些机关发的文件。何况，我还是被追尾的。
这件事的处理后来就很难了，因为牵扯了两地三方的人，两个重伤者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局长，按照以往的习惯，该是钱出头露面了。但是，这次，大家都不谈钱，钱好像不是问题，问题也不是钱。可不谈钱又谈什么呢？我就是个小货司机，就算把我千刀万剐，也填不平他们心中的伤痕累累的壕沟，三方会谈尝试着用了很多办法，也包括老板的家属执意要用法律手段，但这些都没有结果，连面对面商谈解决问题的人也一时弄不清自己的目标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不是钱的问题还得用钱解决，至于钱的数量，这好像也是秘密，甚至连我这个最重要的当事人都不知道，也与我无关。
虽然我是当事人，但我没受处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事故报告认可的。受处罚的是姜卫国，处罚他的理由是在不该喝酒的岗位上、在不该喝酒的时间段喝酒，间接导致了严重后果，处罚他的方式是罚款。我在被端正了认识后，固执地认为他是和幸运大神有契约的，在倒霉的事要发生时，幸运大神给了他最明显的暗示，并且成功阻止了他在倒霉的时间出现在倒霉的地点。姜卫国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是很无辜很倒霉。理由是：一、就像经理们一样，喝酒是工作需要，而且当天喝酒也是运销公司副经理执意让他喝的；二、他的车是江副总经理派出去的，跟他没关系。三、他的车出事了，但是车既不是他个人的，也不是他开的。细想一下，我也完全同意他的这三条。
而我有一点我不同意他。当时他的车上有一件白衬衣，是奥特莱斯打折的奢侈品，在出事的时候，我拿这件白衬衣在120到来之前做绷带用在客户头上。他后来婉转地告诉我，那件衬衣不是他本人的，是一个领导前一天才买的，忘下车时忘了拿。我问他值多少钱，伸出一个指头，我摔给了他一千，这也是我出事的前一天才赢的。他拿着钱，试图用大把的解释把自己的无奈。我给他说：“喝点水吧。”
撞车这件事——不，这么说不对，应该是我开的车被撞这件事，我并不想多唠叨，因为这种倒霉的事对我来说，就像隔三岔五都能看得着得阴天，实在是稀松平常。之所以提及，是因为如果我不说的话，后面我的事就显得没有来由。其实，没有来由的事包括我在内的人们也是经常去做去说的，但我总是把大多数人的智力定义在和我相当的程度，认为我不说，人们也许会不明白。
我又不能不想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了，或者公司又要怎样安排我。因为车暂时肯定是不能开了，虽然没有谁说不让我开，但是，大家都忌讳！我该干吗去？这不只是我的问题，也是陈丽容的问题，还是运销公司经理们的问题。
我经常说，我还没给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看不到远方的路。在我看来，人们都是在成功了以后，才吹嘘自己在还不懂事时就有了理想，然后是如何在理想的指引下勤奋努力，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我敢肯定，说这些的人是百分之百的骗子，他们夸大了成功的难度，让后来者望而却步，形不成竞争和挑战。在我看来，人们少不更事的理想，不是在年长以后尴尬得难于去回忆，就是顺着伤仲永的大道连弯都不用拐地笔直向前。成功只是决定人命运的某个大神的一时疏忽或者是喝醉了而已。
我想，如果非要追一番我的理想的话，记得最清晰的是曾有过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中有一个地方，有几个人，至于那个地方在那里，那几个人时谁，想下去的时候就模糊了。算了，理想毕竟是理想中的事，看看眼前，也许做一株简单的草更现实一点，别的草幻想着成为参天大树那是它们的事，我这棵草只希望春发夏绿，秋黄冬枯，完成一个轮回，期间若有不幸，也宁可被牛羊一口吞了，也不要每天在它们路过的时候，都要刻意或者无意地踩上我几脚。
陈丽容说我不像一株草，只是一块贫瘠的盐碱地。
这怎么看都是一件很倒霉的事，但最先到场的是120的人，在草草检查我时，面对着我我沮丧和恐惧，从幸运的角度端正我的认识。什么我算不上倒霉的，车上坐的人才倒霉；什么经常倒霉的人也许只是倒个小霉，就像经常病病歪歪的人总不得致命的病一般；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等，我认可了这些说法。似乎倒霉大神针对是那个客户和招商局长，我还真的算不上有多倒霉，可倒霉大神终究还是没放过我。
我在医院时，包括江露在内的运销公司领导们在深切关注那个客户的同时，顺便看望了我，我又不能不叙述整个过程，当然顺手使用了120人们给我端正了的认识，并且自作主张地一直表现着劫后余生的喜悦表情。这当然算不上个事，问题总是出在有些人那里，很多时候，我都对所谓的有些人很无奈，他们把我的态度给形容成了幸灾乐祸，甚至是眉飞色舞等等。我也有一副怕死怕残的肉身，对因我而残的客户一再表示着我最深刻的道歉、愧疚和遗憾，答应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是真诚的，不是某些机关发的文件。何况，我还是被追尾的。
这件事的处理后来就很难了，因为牵扯了两地三方的人，两个重伤者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局长，按照以往的习惯，该是钱出头露面了。但是，这次，大家都不谈钱，钱好像不是问题，问题也不是钱。可不谈钱又谈什么呢？我就是个小货司机，就算把我千刀万剐，也填不平他们心中的伤痕累累的壕沟，三方会谈尝试着用了很多办法，也包括老板的家属执意要用法律手段，但这些都没有结果，连面对面商谈解决问题的人也一时弄不清自己的目标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不是钱的问题还得用钱解决，至于钱的数量，这好像也是秘密，甚至连我这个最重要的当事人都不知道，也与我无关。
虽然我是当事人，但我没受处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事故报告认可的。受处罚的是姜卫国，处罚他的理由是在不该喝酒的岗位上、在不该喝酒的时间段喝酒，间接导致了严重后果，处罚他的方式是罚款。我在被端正了认识后，固执地认为他是和幸运大神有契约的，在倒霉的事要发生时，幸运大神给了他最明显的暗示，并且成功阻止了他在倒霉的时间出现在倒霉的地点。姜卫国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是很无辜很倒霉。理由是：一、就像经理们一样，喝酒是工作需要，而且当天喝酒也是运销公司副经理执意让他喝的；二、他的车是江副总经理派出去的，跟他没关系。三、他的车出事了，但是车既不是他个人的，也不是他开的。细想一下，我也完全同意他的这三条。
而我有一点我不同意他。当时他的车上有一件白衬衣，是奥特莱斯打折的奢侈品，在出事的时候，我拿这件白衬衣在120到来之前做绷带用在客户头上。他后来婉转地告诉我，那件衬衣不是他本人的，是一个领导前一天才买的，忘下车时忘了拿。我问他值多少钱，伸出一个指头，我摔给了他一千，这也是我出事的前一天才赢的。他拿着钱，试图用大把的解释把自己的无奈。我给他说：“喝点水吧。”
撞车这件事——不，这么说不对，应该是我开的车被撞这件事，我并不想多唠叨，因为这种倒霉的事对我来说，就像隔三岔五都能看得着得阴天，实在是稀松平常。之所以提及，是因为如果我不说的话，后面我的事就显得没有来由。其实，没有来由的事包括我在内的人们也是经常去做去说的，但我总是把大多数人的智力定义在和我相当的程度，认为我不说，人们也许会不明白。
我又不能不想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了，或者公司又要怎样安排我。因为车暂时肯定是不能开了，虽然没有谁说不让我开，但是，大家都忌讳！我该干吗去？这不只是我的问题，也是陈丽容的问题，还是运销公司经理们的问题。
我经常说，我还没给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看不到远方的路。在我看来，人们都是在成功了以后，才吹嘘自己在还不懂事时就有了理想，然后是如何在理想的指引下勤奋努力，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我敢肯定，说这些的人是百分之百的骗子，他们夸大了成功的难度，让后来者望而却步，形不成竞争和挑战。在我看来，人们少不更事的理想，不是在年长以后尴尬得难于去回忆，就是顺着伤仲永的大道连弯都不用拐地笔直向前。成功只是决定人命运的某个大神的一时疏忽或者是喝醉了而已。
我想，如果非要追一番我的理想的话，记得最清晰的是曾有过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中有一个地方，有几个人，至于那个地方在那里，那几个人时谁，想下去的时候就模糊了。算了，理想毕竟是理想中的事，看看眼前，也许做一株简单的草更现实一点，别的草幻想着成为参天大树那是它们的事，我这棵草只希望春发夏绿，秋黄冬枯，完成一个轮回，期间若有不幸，也宁可被牛羊一口吞了，也不要每天在它们路过的时候，都要刻意或者无意地踩上我几脚。
陈丽容说我不像一株草，只是一块贫瘠的盐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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