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起事不是成事者
的确，咱们继续前面那个话题，说说古代的农民。
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古代，也不是在古代，总之，在任何朝代，当农民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负担重，收入低，一遇到天灾人祸就要了亲命了，种地没有活路，就只能铤而走险，走上另一条路了。
那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砸了这个摊子自己干，对吧。
同时说到这，大家可能会有些疑惑，那就是好像古代有很多农民起义，但最后真正成事者，却少之又少，大部分都堙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为什么呢？
包括本文，也就是西游记的背景大唐，虽然是大唐盛世，可也差点亡于农民起义，大家都知道，黄巢嘛，撵的唐玄宗到处跑，连杨贵妃都杀了，对吧，真正的占据了大唐盛世半壁江山。
可如此势大的黄巢，最后也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作者菌就带着这个疑惑，来好好的跟大家探讨一下，古代农民起义虽然是打响第一枪的，但最后成事的为何却总不是他们。
首先，那就是前言了，借用老一套的俗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的确，中国历史上有九个大一统王朝，每个王朝国祚有长有短，短的秦朝只有15年，长的两汉有四百多年。
这有新朝建立，也必有王朝覆灭，王朝更替，必然生灵涂炭，饿殍遍野，古人说过：“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代历代王朝的消亡总离不开农民起义，贫苦百姓成了推翻封建王朝的主力。
正常来说，农民起义应该是农民领导的，但纵观古代的十二次农民大起义，其中的领导者却没有多少个是农民，之所以叫做农民起义，是因为起义的主体是农民，那么，为什么农民起义中领导者很少是农民？
领导农民起义的领袖又有哪些人？
毕竟前文说了，农民是处于封建王朝中最底层的阶层之一，同时又是赋税最重的一个阶层，可以说封建王朝都是靠农民“一口血，一把泪”支撑起来的。
古代讲究君权神授，农民阶层一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什么知识文化，要拉起一支队伍，特别是一支干部队伍，必须要能说善变，收获人心，不然周围的人不会服你，就像今天的传销一样，得用一套理论帮别人洗脑，不断壮大队伍。
最关键的是古代推崇儒学，基本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注重君臣之道，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每一代君王无不例外给臣民灌输儒家思想，天子代表的是天，古代农民愚昧，几乎只有服从。
所以要想起义，首先要搞一套方法，让农民认为你才是未来的天子，从思想上颠覆农民的认知。
古代农民没接受过什么教育，影响力有限，要想同一阶层的人服你，得拿出点本事，犹如今天的职场，要想一个和你同级别的人为你办事，你得先帮他洗脑。
古代农民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小农经济的盛行，农民往往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孤独终老”。
相反，古代农民起义中领导者最多的是吏。
吏是级别最低的古代公务员，麻雀虽小，但却五脏俱全，吏虽然地位低，但相对于农民，吏官掌握的信息更多，更了解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底层人员的生活状况，把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顾炎武称吏官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
吏官如同今天基层公务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古代征粮、征税、征徭役都是属于吏官的工作，一来二去，认识的人自然不少，这方面的佼佼者自然要数汉高祖刘邦。
大家都知道，刘邦原为秦朝时的泗水亭长，任亭长期间，结交了不少地方豪杰、文人，连吕公之女也被他娶到了，在基层工作中也颇有名声，所以才在秦末在沛县起义时，一呼百应。
而除了刘邦，吏员作为起义领袖的还有不少，具体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宋江、瓦岗军的翟让、窦建德、红巾军的刘福通、李自成等，这些人都是当过小吏。
吏之所以能比农民搞革命更出色，一是因为吏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山高皇帝远，甚至能成为地方一霸。
二是吏更容易有群众基础，吏比农民毕竟多读过几年书，政治眼界自然要长远，善于利用身边的力量。
一些正直的吏官在百姓心中有很高的威望，刘邦、宋军、王匡、王凤等之所以能在起义时能快速壮大力量，得益于平时仗义疏财、为民办事，要知道古人最注重德，德为尊。
其次，吏对百姓的需求和心理更加清楚，综合这些，吏能成为领袖也就不难了。
其次农民起义领袖中排行第二的是商人，而且是盐商。
众所周知，古代由于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商人在我国古代的地位很低。
可是商人的地位虽然低，但闹起革命来可谓是财大气粗，这是农民阶层不可比拟的，最着名的是撼动大唐根基的商人黄巢，黄巢原是一个贩私盐的黑商。
要知道盐在我国古代是个政府垄断的暴利行业，贩卖私盐是个很严重的罪名，但因其暴利，很多人都宁愿脑袋系在裤头带上也要去干，正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正是这个理。
历史上的张士诚也干过盐商，消灭了大半梁山好汉的方腊也是一名商人，据记载他还是一名“农场主”。
商人有大量财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就是打钱，没有大量金钱如何招兵买马，打造兵器、盔甲？
所以在财力上农民输了一大截，再者经商的脑子亦比较聪明，胆子也比较大。
农民起义领袖中还有一些就是军人。
秦末的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是屯长，元末的张献忠是戍边兵士，作为军事人员，他们具备一些军事素养，在资质平凡的农民中自然能起到挑大梁的作用。
真正的农民出身的只有三人，但也是助手或者是继任者，具体是南宋接过钟相指挥棒的杨么，清朝末年的杨秀清和萧朝贵。
农民作为封建王朝的“支柱”，封建社会的主体，统治者也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地主阶级要想永远当地主就必须牢牢控制好农民阶级，尤其是思想上的控制，因此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世面见得少，即使是科举制的实行，给了农民翻身的机会，但所学的内容是儒学思想，忠君爱国，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明朝时期规定八股文，清朝则兴文字狱。
所有没有群众基础、财力和专业能力的农民阶级很难成为起义的领袖，总不能把锄头一扔，就起义吧，大家说对吧。
………………
所以为了更好的统治国家，古代统治者甚至人为的“制造”农民。
“从在观念上将‘民’主体定义为‘农’，到实际生活中变民为农。
这不是作者菌胡诌，而是真的，要知道我国农耕出现得相当早，大概一万年前就出现了。
但是，农耕真正成为一种主要的生计方式，其实和国家在背后的推动密切相关。
这种转变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各个国家相互竞争、谋求生存发展，二百多年间战争不断，农耕普遍化与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有相当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投入兵力上的变化。
春秋时期流行车战，一些大规模的战役会动用几百乘兵车，但城濮之战也不过七百乘，鞌之战八百乘，千乘就了不得了。
实际上，车战所动员的兵力大概也就几万人，车上只坐三个人，每辆车后还跟随72名徒士，再加上车上的几千甲士。
粗略估算一下，八百乘兵车也就五万多人。
此外，春秋时期，组织打仗的主要是贵族，而且武器装备是由贵族自供的。
但是，到了战国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的兵力增加到30万到100万，且开始向常备化发展。
一场战争动辄几十万人参战，比如公元前318年秦与诸国战于修鱼，斩首八万二千。
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前273年白起败魏军于华阳，斩首15万。
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被俘虏的40万赵军，统统被活埋了！前234年，秦将桓齮攻赵平阳，斩首10万。
由一方的损失不难想见双方动员兵力的数量。
前224年，王翦攻楚，所率军队多达60万。
别小觑数量上的变化，背后是士兵来源与供应方式的重大变化：原先是贵族自行提供装备，加上其私属，相当于国人为封君作战。
现在要大量动员普通百姓上战场，这些人无力自行负担装备，都要由国家提供。
为维持众多的常备军，国家的财政负担骤然增大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直接间接均与此有关，如任命式的官僚制、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建立户口制度、律令制度、对人才的争夺与吸引、各种名目的授田制以及赋税征收上的变化，目的是使国家能有持久稳定的物资收入，以维持国家机器的持续运转。
农民的普遍出现与这样一个大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时的状况是各国之间处于互有胜负的胶着状态，并非一次战争便决定国家的存亡，如若一次定生死，就不会产生这些后果。
战争状态持续了数百年，经历的是不断的你胜我败，推动各国通过不断的变革来促进其内部的变化。
这是生存压力下的选择，没有其他退路。
只有改革越彻底，才有出路。
国家组织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越强，才能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兼并中获胜。
你死我活的压力下，那一时期才涌现出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成功变革了，楚国吴起变法就遇到了极大阻力，尤其是遭到贵族们的反对。
秦国最为成功，才在漫长的逐鹿中胜出。
商鞅居功甚伟，不过，也由此开启了百姓沦为国家工具的漫长历史。
像是马克斯·韦伯就十分看重长期战争带来的理性化压力，他认为中国理性化最强的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原因就是纷争不断。
一旦统一，就会相应带来权力垄断，“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理性化驱动力，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
还有像以前一谈及战国时期，大家脑海中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人民的痛苦和战争等印象，人民似乎极其渴求统一。
相比于我们关注到的层面，韦伯的这段见解颇有洞察力，揭示了战争这种“恶”在历史中的意外作用，比起简单地歌颂统一，看到了历史更多的侧面。
以及浙江大学赵鼎新教授研究春秋时期战争的影响，他的研究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包括韦伯、蒂利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关注十七世纪西欧的变化，其中也强调了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比如财政制度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出现等。
中国战国时期的情况与十七世纪的西欧类似。
所以许多人才说是国家制造农民，是和战国时期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各国面临的境况类似，做法也大同小异，重农与授田是不少国家共同的选择，律令规定上亦有相通处。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面附的魏国“奔命律”与“户律”的精神，便与秦国相近。
只是秦国这方面作得更彻底，最后能在争雄过程中胜出。
……
……
……
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古代，也不是在古代，总之，在任何朝代，当农民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负担重，收入低，一遇到天灾人祸就要了亲命了，种地没有活路，就只能铤而走险，走上另一条路了。
那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砸了这个摊子自己干，对吧。
同时说到这，大家可能会有些疑惑，那就是好像古代有很多农民起义，但最后真正成事者，却少之又少，大部分都堙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为什么呢？
包括本文，也就是西游记的背景大唐，虽然是大唐盛世，可也差点亡于农民起义，大家都知道，黄巢嘛，撵的唐玄宗到处跑，连杨贵妃都杀了，对吧，真正的占据了大唐盛世半壁江山。
可如此势大的黄巢，最后也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作者菌就带着这个疑惑，来好好的跟大家探讨一下，古代农民起义虽然是打响第一枪的，但最后成事的为何却总不是他们。
首先，那就是前言了，借用老一套的俗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的确，中国历史上有九个大一统王朝，每个王朝国祚有长有短，短的秦朝只有15年，长的两汉有四百多年。
这有新朝建立，也必有王朝覆灭，王朝更替，必然生灵涂炭，饿殍遍野，古人说过：“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代历代王朝的消亡总离不开农民起义，贫苦百姓成了推翻封建王朝的主力。
正常来说，农民起义应该是农民领导的，但纵观古代的十二次农民大起义，其中的领导者却没有多少个是农民，之所以叫做农民起义，是因为起义的主体是农民，那么，为什么农民起义中领导者很少是农民？
领导农民起义的领袖又有哪些人？
毕竟前文说了，农民是处于封建王朝中最底层的阶层之一，同时又是赋税最重的一个阶层，可以说封建王朝都是靠农民“一口血，一把泪”支撑起来的。
古代讲究君权神授，农民阶层一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什么知识文化，要拉起一支队伍，特别是一支干部队伍，必须要能说善变，收获人心，不然周围的人不会服你，就像今天的传销一样，得用一套理论帮别人洗脑，不断壮大队伍。
最关键的是古代推崇儒学，基本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注重君臣之道，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每一代君王无不例外给臣民灌输儒家思想，天子代表的是天，古代农民愚昧，几乎只有服从。
所以要想起义，首先要搞一套方法，让农民认为你才是未来的天子，从思想上颠覆农民的认知。
古代农民没接受过什么教育，影响力有限，要想同一阶层的人服你，得拿出点本事，犹如今天的职场，要想一个和你同级别的人为你办事，你得先帮他洗脑。
古代农民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小农经济的盛行，农民往往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孤独终老”。
相反，古代农民起义中领导者最多的是吏。
吏是级别最低的古代公务员，麻雀虽小，但却五脏俱全，吏虽然地位低，但相对于农民，吏官掌握的信息更多，更了解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底层人员的生活状况，把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顾炎武称吏官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
吏官如同今天基层公务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古代征粮、征税、征徭役都是属于吏官的工作，一来二去，认识的人自然不少，这方面的佼佼者自然要数汉高祖刘邦。
大家都知道，刘邦原为秦朝时的泗水亭长，任亭长期间，结交了不少地方豪杰、文人，连吕公之女也被他娶到了，在基层工作中也颇有名声，所以才在秦末在沛县起义时，一呼百应。
而除了刘邦，吏员作为起义领袖的还有不少，具体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宋江、瓦岗军的翟让、窦建德、红巾军的刘福通、李自成等，这些人都是当过小吏。
吏之所以能比农民搞革命更出色，一是因为吏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山高皇帝远，甚至能成为地方一霸。
二是吏更容易有群众基础，吏比农民毕竟多读过几年书，政治眼界自然要长远，善于利用身边的力量。
一些正直的吏官在百姓心中有很高的威望，刘邦、宋军、王匡、王凤等之所以能在起义时能快速壮大力量，得益于平时仗义疏财、为民办事，要知道古人最注重德，德为尊。
其次，吏对百姓的需求和心理更加清楚，综合这些，吏能成为领袖也就不难了。
其次农民起义领袖中排行第二的是商人，而且是盐商。
众所周知，古代由于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商人在我国古代的地位很低。
可是商人的地位虽然低，但闹起革命来可谓是财大气粗，这是农民阶层不可比拟的，最着名的是撼动大唐根基的商人黄巢，黄巢原是一个贩私盐的黑商。
要知道盐在我国古代是个政府垄断的暴利行业，贩卖私盐是个很严重的罪名，但因其暴利，很多人都宁愿脑袋系在裤头带上也要去干，正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正是这个理。
历史上的张士诚也干过盐商，消灭了大半梁山好汉的方腊也是一名商人，据记载他还是一名“农场主”。
商人有大量财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就是打钱，没有大量金钱如何招兵买马，打造兵器、盔甲？
所以在财力上农民输了一大截，再者经商的脑子亦比较聪明，胆子也比较大。
农民起义领袖中还有一些就是军人。
秦末的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是屯长，元末的张献忠是戍边兵士，作为军事人员，他们具备一些军事素养，在资质平凡的农民中自然能起到挑大梁的作用。
真正的农民出身的只有三人，但也是助手或者是继任者，具体是南宋接过钟相指挥棒的杨么，清朝末年的杨秀清和萧朝贵。
农民作为封建王朝的“支柱”，封建社会的主体，统治者也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地主阶级要想永远当地主就必须牢牢控制好农民阶级，尤其是思想上的控制，因此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世面见得少，即使是科举制的实行，给了农民翻身的机会，但所学的内容是儒学思想，忠君爱国，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明朝时期规定八股文，清朝则兴文字狱。
所有没有群众基础、财力和专业能力的农民阶级很难成为起义的领袖，总不能把锄头一扔，就起义吧，大家说对吧。
………………
所以为了更好的统治国家，古代统治者甚至人为的“制造”农民。
“从在观念上将‘民’主体定义为‘农’，到实际生活中变民为农。
这不是作者菌胡诌，而是真的，要知道我国农耕出现得相当早，大概一万年前就出现了。
但是，农耕真正成为一种主要的生计方式，其实和国家在背后的推动密切相关。
这种转变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各个国家相互竞争、谋求生存发展，二百多年间战争不断，农耕普遍化与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有相当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投入兵力上的变化。
春秋时期流行车战，一些大规模的战役会动用几百乘兵车，但城濮之战也不过七百乘，鞌之战八百乘，千乘就了不得了。
实际上，车战所动员的兵力大概也就几万人，车上只坐三个人，每辆车后还跟随72名徒士，再加上车上的几千甲士。
粗略估算一下，八百乘兵车也就五万多人。
此外，春秋时期，组织打仗的主要是贵族，而且武器装备是由贵族自供的。
但是，到了战国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的兵力增加到30万到100万，且开始向常备化发展。
一场战争动辄几十万人参战，比如公元前318年秦与诸国战于修鱼，斩首八万二千。
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前273年白起败魏军于华阳，斩首15万。
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被俘虏的40万赵军，统统被活埋了！前234年，秦将桓齮攻赵平阳，斩首10万。
由一方的损失不难想见双方动员兵力的数量。
前224年，王翦攻楚，所率军队多达60万。
别小觑数量上的变化，背后是士兵来源与供应方式的重大变化：原先是贵族自行提供装备，加上其私属，相当于国人为封君作战。
现在要大量动员普通百姓上战场，这些人无力自行负担装备，都要由国家提供。
为维持众多的常备军，国家的财政负担骤然增大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直接间接均与此有关，如任命式的官僚制、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建立户口制度、律令制度、对人才的争夺与吸引、各种名目的授田制以及赋税征收上的变化，目的是使国家能有持久稳定的物资收入，以维持国家机器的持续运转。
农民的普遍出现与这样一个大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时的状况是各国之间处于互有胜负的胶着状态，并非一次战争便决定国家的存亡，如若一次定生死，就不会产生这些后果。
战争状态持续了数百年，经历的是不断的你胜我败，推动各国通过不断的变革来促进其内部的变化。
这是生存压力下的选择，没有其他退路。
只有改革越彻底，才有出路。
国家组织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越强，才能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兼并中获胜。
你死我活的压力下，那一时期才涌现出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成功变革了，楚国吴起变法就遇到了极大阻力，尤其是遭到贵族们的反对。
秦国最为成功，才在漫长的逐鹿中胜出。
商鞅居功甚伟，不过，也由此开启了百姓沦为国家工具的漫长历史。
像是马克斯·韦伯就十分看重长期战争带来的理性化压力，他认为中国理性化最强的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原因就是纷争不断。
一旦统一，就会相应带来权力垄断，“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理性化驱动力，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
还有像以前一谈及战国时期，大家脑海中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人民的痛苦和战争等印象，人民似乎极其渴求统一。
相比于我们关注到的层面，韦伯的这段见解颇有洞察力，揭示了战争这种“恶”在历史中的意外作用，比起简单地歌颂统一，看到了历史更多的侧面。
以及浙江大学赵鼎新教授研究春秋时期战争的影响，他的研究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包括韦伯、蒂利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关注十七世纪西欧的变化，其中也强调了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比如财政制度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出现等。
中国战国时期的情况与十七世纪的西欧类似。
所以许多人才说是国家制造农民，是和战国时期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各国面临的境况类似，做法也大同小异，重农与授田是不少国家共同的选择，律令规定上亦有相通处。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面附的魏国“奔命律”与“户律”的精神，便与秦国相近。
只是秦国这方面作得更彻底，最后能在争雄过程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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