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古代耕种不容易
的确，能这样作，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各方力量竞争中国君力量的成长有关，有些国家，如晋国、齐国与鲁国，分别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与三桓力量的崛起等变化。
这种内部发生过权力格局的变化，无论是新起的力量还是旧君，在竞争中采取各种办法来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壮大公室，为日后走上改造百姓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当时重农思想的出现可能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有关。
比如商人和周人两个族群的谋生方式便存在着一些差别。
像是商人可能不是特别重视农耕，如许多学者曾去安阳殷墟，看到殷墟宫殿基址以及王陵祭祀大量使用“人牲”。
也就是纯粹为了祭祀死去的商王而杀了很多人，其中大部分还是青壮年。
包括商王下葬时还有不少活人作为“人殉”陪葬，这些多是男女亲信。
由此看来商代是不太注重人手与劳力的。
而甲骨文里当然也有不少关于农耕的记载，同样也有很多田猎的记载。
“田”字最初的意思就是打猎，后来才引申出耕种的意思。
商人虽然已有农耕，但其发达程度恐不宜高估。
殷墟虽也出土过几千把石镰刀，但是这些资料不足以证明农耕，只能说明为收获采集发达。
因为镰刀无法证明种植，它实际是收获时所使用的。
如果出土的是耒耜、锸，甚至是犁，才能证明耕种土地。
另外，从出土动物化石以及植物孢粉分析看，当时安阳地区气温较现在高，动物植物资源丰富，有很多可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所以，商人农耕未必有多发达。
周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十分重视农耕的传统族群。
早在西周初就出现了重视农耕的思想。
在《尚书·无逸》中就有周公劝诫成王时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继自今肆主，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就是较早的记载。
此外，包括我们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周人很快就放弃了人殉、人牲。
就连著名的大学者王国维都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所以注意到殷周之际的巨变，是颇为有识的，当然，至于是否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恐怕谁也无法下确凿的定论，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王国维大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制度层面，可实际变革不限于此。
虽然后来儒家强调耕织为本，其实，可需要说明，要知道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原本是不重视农耕的，所以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就连孔子本人也讥讽弟子樊迟“为稼圃是小人”。
虽然他提到治民要“富之教之”，至于如何“富”，却没有说。
因此他对农耕的态度，不知是否与他为殷人后裔有关？
真正强调农耕的是战国的改革家们，如李悝、商鞅等人，以及农家。
魏国李悝变法，首倡“尽地力之教”；商鞅成效最为显著，鼓励耕战。
《商君书》、《吕氏春秋》中提倡农耕的思想很多，尤其是后书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题目就极为鲜明地突出了重农。
内容包含了农耕技术，还有为何重农的阐述。
其中还包括影响深远的工具论与愚民论。
《上农》中便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众务农不仅尽地利，亦可改造其心性，使民众淳朴易于驱使，便于贯彻国法，利于君主统治，更使民众积累家产而不轻易迁徙。
相反则是“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韩非子·显学》亦可看到农家影响。
国家统治毕竟不能光讲君子之道，其存在是离不开农耕持续提供物资的。
战国时代的儒家吸收了法家、杂家与农家的重农思想，农家代表有许行，其书已亡，思想见于《孟子·滕文公》，主张君臣并耕，统一物价。
齐思和认为《神农》此书提出了“重农思想”。
《氾胜之书》引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
此外还有《野老》一书，班固称“六国时在齐楚间”。
后代极少引用，内容不详。
孟子就已经很看重农耕了，像是《梁惠王上》中就有描述。
汉代以后，则吸收为儒家关于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贾谊、晁错等的相关言论很多，《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言论也有集中的表现。
《汉书·食货志》中的叙述很有意思，将重农的传统一直上溯到黄帝、尧、舜、禹和殷、周，其实大多是后人的附会与曲意解释之词。
这也算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吧。
今人不应为其叙述所迷惑。
可能看到这，大家还会有疑问，那就是户籍制度对国家“变民为农”有何影响和作用呢？
其实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探究，户籍制可以说是授田制的基础，是制造农民的根本依托。
人和土地的关系实际是附属于人和人的关系的。
像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说“皇帝与人民不以土地所有为媒介，而靠直接的人与人之关系以结合起来”，战国时代亦是如此。
当时最核心的是控制住人，因为当时人少地多，很多土地覆盖着森林，需要有人力去开垦。
因此唯有控制住人，才有能力去开垦。
在分封制下，国君下面有贵族、公卿、士大夫，国君基本不可能掌握公卿以下所控制人口的数量情况。
但是，此后户籍制度的建立，极大的帮助他们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方式，使国君能够控制到每家每户。
这是国家管理人的方式的深刻变革，始于公元前375年，就连《史记秦本纪》中都记载：秦国“为户籍相伍”。
十多年后，孝公在位期间，商鞅变法，才能有“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措施。
所以，户籍制度是根本，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相当重视户籍制度。
秦献公“为户籍相伍”，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制度建设，影响至今。
简单的五个字，背后却是无数辛酸的血泪史。
从此国家开始直接控制到百姓人头，要知道此前分封制下，国家是无法控制到每个家庭的，中间有多个层级。
户籍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一点，在官方户籍上登记，就意味着接受官方的统治，获得了“民”的身份、田地，要为国家尽义务，当时人手要远比土地稀罕得多，是各方争夺的对象。
包括最近出版了《岳麓书院藏秦简》，据介绍收录了秦的“亡律”，很多内容就与涉及争夺，控制人口。
以及一位学者曾在《北魏对待境内胡族的政策》一文中讨论北魏时胡族编户化的曲折与斗争，便是后代的一个例证，其实可以帮助反观前朝。
离散部落不止是北魏早期，统一中原后依然如此，只不过出现于地方，表现得比较隐晦。
为何胡族编户化会屡屡遭遇反抗？主要是想改变胡族的生计方式，将其定居化并纳入编户，来控制人口并增加税源，胡族当然不会轻易就范，双方的争斗与反复相当多。
“安土重迁”，依我看是历代统治者用律令树立的“目标”与“理想”，亦为儒生所接受，用来概括百姓的心性。
当然通过长期的实践，亦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
秦汉时代，老百姓到县以外的地区，就要跟官府申请通行证。
乡吏会核查你是否交过赋税？是不是良民？有无犯罪记录？申请获准后外出要携带，通过关津时要查验。
其用意是不允许百姓自由外出。
今天是出国才要护照，不过，改革之前，农村居民要外出同样需要开证明。
时至今日，对于流动人口的控制依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基于久远的传统——国家希望百姓固定在一个地方，便于管理。
除了户籍，还有“相伍”，就是五户编为一组，实际是要相互监督。
战国时情况不详，西汉初年朝廷颁布的《二年律令·户律》中就有相关内容：“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
就是第九等爵以下百姓在居住地要按照邻近居所编成“伍”，各家相互监督，还负有连带责任。
其次，秦孝公时商鞅变法进行的强制分家，某户家中若有两位成年男子，就要分家，这样便能将大家庭化整为零，减小其规模，以便官府的控制。
与此相关的，百姓获得姓氏，可能也是与建立户籍相配套的措施，现在没有直接资料，还只是推测。
有了户籍相伍为基础，将百姓固定在一地生活，授田才能真正产生实际效果，才能持续不断产生谷物，进而维持国家存在。
授田是建立户籍后的另一配套措施。
可能看到这，大家又要问，历史上中国有各种田制，比如井田制和均田制，授田制跟它们相比有哪些特殊性？又在哪些方面导致民众转化为农民？
其实简而言之，授田制只是一种分配田宅的办法，秦汉根据爵位高低授田，爵位高的授予更多田亩，爵位低的则少。
实际上，所有人都会得到，包括毫无爵位的奴婢。
因为当时的土地比较多，统治者想借此鼓励人们耕作。
井田制则是一种理想制度，至今未弄明白它是否实施过。
均田制实际是一种名义上的授田，在其实施时，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分到田地，很难说。
因为当时存在大量私田，均田制在实施时可能只是做了账面上的调整，并不一定有实际田地的还授。
单凭授田制，不足以将民众改造成农民。
还有很多配合的措施与制度，如商鞅时设立的军功爵制度，奖励耕战“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秦武王二年颁布了《为田律》：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民、臂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道。”
“百亩为顷，一千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高尺，下厚二尺。”
“以秋八月，修封捋，正彊畔，及發千百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堤，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
大致规定了田亩规制，以及每月的工作。
也可以说是田作的指南，指导百姓一年中在田中工作安排，背景恐怕也是开始大规模的制造“农民”，如何田作的知识传播。
随带说一句，《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的商鞅变法内容有“十二年，……为田开阡陌”），《商君列传》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后人多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追述到此，实在是极大的误会。
这种内部发生过权力格局的变化，无论是新起的力量还是旧君，在竞争中采取各种办法来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壮大公室，为日后走上改造百姓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当时重农思想的出现可能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有关。
比如商人和周人两个族群的谋生方式便存在着一些差别。
像是商人可能不是特别重视农耕，如许多学者曾去安阳殷墟，看到殷墟宫殿基址以及王陵祭祀大量使用“人牲”。
也就是纯粹为了祭祀死去的商王而杀了很多人，其中大部分还是青壮年。
包括商王下葬时还有不少活人作为“人殉”陪葬，这些多是男女亲信。
由此看来商代是不太注重人手与劳力的。
而甲骨文里当然也有不少关于农耕的记载，同样也有很多田猎的记载。
“田”字最初的意思就是打猎，后来才引申出耕种的意思。
商人虽然已有农耕，但其发达程度恐不宜高估。
殷墟虽也出土过几千把石镰刀，但是这些资料不足以证明农耕，只能说明为收获采集发达。
因为镰刀无法证明种植，它实际是收获时所使用的。
如果出土的是耒耜、锸，甚至是犁，才能证明耕种土地。
另外，从出土动物化石以及植物孢粉分析看，当时安阳地区气温较现在高，动物植物资源丰富，有很多可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所以，商人农耕未必有多发达。
周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十分重视农耕的传统族群。
早在西周初就出现了重视农耕的思想。
在《尚书·无逸》中就有周公劝诫成王时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继自今肆主，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就是较早的记载。
此外，包括我们从墓葬中可以看出，周人很快就放弃了人殉、人牲。
就连著名的大学者王国维都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所以注意到殷周之际的巨变，是颇为有识的，当然，至于是否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恐怕谁也无法下确凿的定论，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王国维大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制度层面，可实际变革不限于此。
虽然后来儒家强调耕织为本，其实，可需要说明，要知道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原本是不重视农耕的，所以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就连孔子本人也讥讽弟子樊迟“为稼圃是小人”。
虽然他提到治民要“富之教之”，至于如何“富”，却没有说。
因此他对农耕的态度，不知是否与他为殷人后裔有关？
真正强调农耕的是战国的改革家们，如李悝、商鞅等人，以及农家。
魏国李悝变法，首倡“尽地力之教”；商鞅成效最为显著，鼓励耕战。
《商君书》、《吕氏春秋》中提倡农耕的思想很多，尤其是后书中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题目就极为鲜明地突出了重农。
内容包含了农耕技术，还有为何重农的阐述。
其中还包括影响深远的工具论与愚民论。
《上农》中便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众务农不仅尽地利，亦可改造其心性，使民众淳朴易于驱使，便于贯彻国法，利于君主统治，更使民众积累家产而不轻易迁徙。
相反则是“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韩非子·显学》亦可看到农家影响。
国家统治毕竟不能光讲君子之道，其存在是离不开农耕持续提供物资的。
战国时代的儒家吸收了法家、杂家与农家的重农思想，农家代表有许行，其书已亡，思想见于《孟子·滕文公》，主张君臣并耕，统一物价。
齐思和认为《神农》此书提出了“重农思想”。
《氾胜之书》引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
此外还有《野老》一书，班固称“六国时在齐楚间”。
后代极少引用，内容不详。
孟子就已经很看重农耕了，像是《梁惠王上》中就有描述。
汉代以后，则吸收为儒家关于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贾谊、晁错等的相关言论很多，《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言论也有集中的表现。
《汉书·食货志》中的叙述很有意思，将重农的传统一直上溯到黄帝、尧、舜、禹和殷、周，其实大多是后人的附会与曲意解释之词。
这也算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吧。
今人不应为其叙述所迷惑。
可能看到这，大家还会有疑问，那就是户籍制度对国家“变民为农”有何影响和作用呢？
其实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探究，户籍制可以说是授田制的基础，是制造农民的根本依托。
人和土地的关系实际是附属于人和人的关系的。
像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说“皇帝与人民不以土地所有为媒介，而靠直接的人与人之关系以结合起来”，战国时代亦是如此。
当时最核心的是控制住人，因为当时人少地多，很多土地覆盖着森林，需要有人力去开垦。
因此唯有控制住人，才有能力去开垦。
在分封制下，国君下面有贵族、公卿、士大夫，国君基本不可能掌握公卿以下所控制人口的数量情况。
但是，此后户籍制度的建立，极大的帮助他们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方式，使国君能够控制到每家每户。
这是国家管理人的方式的深刻变革，始于公元前375年，就连《史记秦本纪》中都记载：秦国“为户籍相伍”。
十多年后，孝公在位期间，商鞅变法，才能有“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措施。
所以，户籍制度是根本，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相当重视户籍制度。
秦献公“为户籍相伍”，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制度建设，影响至今。
简单的五个字，背后却是无数辛酸的血泪史。
从此国家开始直接控制到百姓人头，要知道此前分封制下，国家是无法控制到每个家庭的，中间有多个层级。
户籍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一点，在官方户籍上登记，就意味着接受官方的统治，获得了“民”的身份、田地，要为国家尽义务，当时人手要远比土地稀罕得多，是各方争夺的对象。
包括最近出版了《岳麓书院藏秦简》，据介绍收录了秦的“亡律”，很多内容就与涉及争夺，控制人口。
以及一位学者曾在《北魏对待境内胡族的政策》一文中讨论北魏时胡族编户化的曲折与斗争，便是后代的一个例证，其实可以帮助反观前朝。
离散部落不止是北魏早期，统一中原后依然如此，只不过出现于地方，表现得比较隐晦。
为何胡族编户化会屡屡遭遇反抗？主要是想改变胡族的生计方式，将其定居化并纳入编户，来控制人口并增加税源，胡族当然不会轻易就范，双方的争斗与反复相当多。
“安土重迁”，依我看是历代统治者用律令树立的“目标”与“理想”，亦为儒生所接受，用来概括百姓的心性。
当然通过长期的实践，亦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
秦汉时代，老百姓到县以外的地区，就要跟官府申请通行证。
乡吏会核查你是否交过赋税？是不是良民？有无犯罪记录？申请获准后外出要携带，通过关津时要查验。
其用意是不允许百姓自由外出。
今天是出国才要护照，不过，改革之前，农村居民要外出同样需要开证明。
时至今日，对于流动人口的控制依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基于久远的传统——国家希望百姓固定在一个地方，便于管理。
除了户籍，还有“相伍”，就是五户编为一组，实际是要相互监督。
战国时情况不详，西汉初年朝廷颁布的《二年律令·户律》中就有相关内容：“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
就是第九等爵以下百姓在居住地要按照邻近居所编成“伍”，各家相互监督，还负有连带责任。
其次，秦孝公时商鞅变法进行的强制分家，某户家中若有两位成年男子，就要分家，这样便能将大家庭化整为零，减小其规模，以便官府的控制。
与此相关的，百姓获得姓氏，可能也是与建立户籍相配套的措施，现在没有直接资料，还只是推测。
有了户籍相伍为基础，将百姓固定在一地生活，授田才能真正产生实际效果，才能持续不断产生谷物，进而维持国家存在。
授田是建立户籍后的另一配套措施。
可能看到这，大家又要问，历史上中国有各种田制，比如井田制和均田制，授田制跟它们相比有哪些特殊性？又在哪些方面导致民众转化为农民？
其实简而言之，授田制只是一种分配田宅的办法，秦汉根据爵位高低授田，爵位高的授予更多田亩，爵位低的则少。
实际上，所有人都会得到，包括毫无爵位的奴婢。
因为当时的土地比较多，统治者想借此鼓励人们耕作。
井田制则是一种理想制度，至今未弄明白它是否实施过。
均田制实际是一种名义上的授田，在其实施时，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分到田地，很难说。
因为当时存在大量私田，均田制在实施时可能只是做了账面上的调整，并不一定有实际田地的还授。
单凭授田制，不足以将民众改造成农民。
还有很多配合的措施与制度，如商鞅时设立的军功爵制度，奖励耕战“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秦武王二年颁布了《为田律》：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民、臂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道。”
“百亩为顷，一千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高尺，下厚二尺。”
“以秋八月，修封捋，正彊畔，及發千百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堤，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
大致规定了田亩规制，以及每月的工作。
也可以说是田作的指南，指导百姓一年中在田中工作安排，背景恐怕也是开始大规模的制造“农民”，如何田作的知识传播。
随带说一句，《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的商鞅变法内容有“十二年，……为田开阡陌”），《商君列传》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后人多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追述到此，实在是极大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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