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三章 各种缘会
诚如凌蒙初的《谭曲杂札》中所评:红梨花一记，……大是当家手，佳思佳句，直逼元人处，非近来数家所能。
当然了，需要说明的是，《红梨记》在故事情节上固有承袭前人之，但进一步在细节的构思安排又能展透新意且力求合于情理，甚有超越前人所作之势。
此外就是《赠书记》了，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改装易性。
因为《赠书记》一剧搬演谈尘与贾巫云的姻缘情事;谈尘在父亡之后为其宿敌所陷，家财遭没、流配边塞，逃难途中为巫云褓母所助，留居贾府花园空屋。
谈尘偶得兵书一卷，爱不释手，巫云得知此事遂由褓母以书慷慨相赠。
其后因官兵缉拿甚紧，谈尘不得不乔扮女装，携带兵书而逃，匿入庵院为尼。
另一方面巫云在父母双亡之后，遭恶叔窥夺家产，逼之入宫;巫云只得改扮男装而逃。
改装易性的生旦二人之后经历了连串波折离奇的遭遇。
谈尘为尼期间恰逢司礼监太监费有奉旨赴民间招选容貌宫女，巧扮女装的谈尘竟因容貌出众为村老算计献出。
费有因惜其文采，遂收之为义女。
而异妆逃难的巫云途遇淮阳刺使傅子虚认其为子，并改名傅贾，其后并随从义父贬征滇南，围剿女寇。
巫云以不让须眉的英姿擒拿女寇立下战功，因受朝廷封赏，且以费有之女嫁之。
巫云与谈尘与此时再度相逢，唯二人因不曾会面而未能辨识对方容貌，更不知对方真实身份性别。
二人在为难失措的情况之下，幸赖昔日巫云赠与谈尘的一本兵书而能萌生疑惑之心。
而经过进一步确认方知原为误会一桩，原为荒唐错配，双重误会的覆迭却恰巧产生出正面的结果，最终生旦结合，欢喜收场。
男子奉旨平乱，女子获选入宫，在传奇剧本中皆是经常用来作为试验磨练生旦的情节类型。
然《赠书记》中因为安排了女妆避缉与男妆避选两段特殊的关键事件。
在此之后的剧情搬演生旦分别必须易改容装出现，遭遇的情事也因为性别身份的颠倒而与一般生旦角色有着殊异的内容。
这样的剧情安排固然多少令人在可信度与可行性之上有所质疑。
但参照同样具有改装易性情节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读者或观众不一定在细节部分处处寻求合理解释，鲜明的思想旨趣与艺术趣味才是吸引欣赏者的关键。
因此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够因为真挚动人的情感表现说服欣赏者感情的认同而不拘泥于非关键的细节之处。
谈尘与贾巫云的易妆改性错配成真剧情，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剧趣味与心情感受，自然也成为这部戏独特的戏剧效果。
至于《杀狗记》的话，更是杀狗劝夫，神灵相助。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杀狗记》一剧中，孙华的妻妾见丈夫与乔人柳胡二氏相交游乐日耽酒色，且误信其诈言逐弟孙荣出门，因而忧心慨叹不已。
旦贴二人或者苦言相劝，或者请托长者相助谏言，皆无法动摇孙华执迷偏见。
于是相谋设计，趁夫醉归之夜，杀狗且披之以衣冠，置于后门。
杨氏苦心感动神灵，土地公因此显灵相助，以为人狗既不相同，孙华岂不认得。
于是幻化狗尸趋近人形，令二人所见，以助孙华妻妾劝醒丈夫之心愿。
孙华归来误触狗尸以为人也，为脱杀人嫌疑求助二乔人，二人竟反目不睬。
孙华惊惶失措之际不得不听从妻子所劝，寻求弟弟孙荣的协助，方才醒悟明识恶友与贤弟之别。
杀狗劝夫故事宋时已见于南戏，元代杂剧亦见相同故事的搬演，说来已非一原创新剧。
而戏曲学者一般认为由四折杂剧扩张翻写成传奇的戏曲多半犯有冗长芜蔓之弊。
然这样的评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传奇剧本因为长幅体制容易犯下头绪繁多剧情拖沓的缺失。
但另一面说来，只要铺陈得当，传奇剧作恰好可以将剧情发展与人物性格从容详尽地加以交代完整，甚至拥有更多创意发挥的空间。
以《杀狗记》为例，其与元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取意相同，同样以杀狗劝夫一事作为素材。
前者或者进一步增衍创造或是进行组织改写，无论是情节关目或角色形象塑造多有创新发挥之处。
就买狗杀之、假扮人尸劝夫这段情事而言，其本身就具有相当强的戏剧张力。
《杀狗记》尚能兼顾情节发展之合理性，添加土地公显灵相助，令狗尸幻化近似人形，将孙氏兄弟负狗埋尸却未能明辨人犬之别的细节作出足以说服观众的处理。
虽然神仙道化之事牵涉迷信，然戏曲小说中每将人力难以办到之事藉助鬼神之力，在主要事件与人物情感充分彰显的情况下，虚幻情节的点缀穿插亦足以令人信服。
此出剧情的增添使情节发展更趋周全妥切，密合无缝。
令杀狗劝夫的情节段落不但特殊且甚合理，并添增戏剧本身的曲折有致。
还有就是《白兔记》，这出戏主要讲的是猎兔遇母。
要知道的设计可视作一种文学写作形式技巧，至于运用什么样的情事内容来构成巧合的局面，这便是属于情节内容构思的层面。
《白兔记》一剧中，刘知远为兄嫂所逐离家之后夫妇就此长别，投效并州岳勋节度麾下，岳勋并以女儿绣英赘之为婿。
李三娘咬脐产下知远之子后，其子不为兄嫂所容，甚至欲将婴孩投入荷花池中溺毙，幸赖窦老相救将刘子送往并州知远处;岳氏将咬脐郎视为己出善加抚育。
咬脐郎长成之后某日率众出猎，为追赶负伤而逃的野兔，奔走而至沙陀村，恰遇井边汲水潦倒妇人，其正为其生母李三娘，。
诚如前节所述，失散与相逢皆是明传奇剧本常见关键情节类型，最末离散之人终得相聚是必然的结局，然而在逐渐聚合的过程中又往往仰赖各种机缘以令失散双方在巧合的场面下顺利相遇。
巧合手法之运用其目的正是在于一种戏剧效果的考虑。
人物相遇过程中若是不费吹灰之力平淡相逢，这样的戏剧情节着实缺乏动人之处。
《白兔记》一剧同样制造了甚为巧妙的机缘令失散多年的李三娘与咬脐郎在意外的情况下巧逢，藉由一只负伤而逃的猎兔的引领，咬脐郎追赶而至沙陀村，因此寻得生母。
六十种曲中藉由对象的流转牵引着人物的离合纠葛者亦不在少数，以为人物相逢的契机则较为罕见，白兔彷佛奉承上天旨意而来，引领咬脐郎与母相遇。
母子相遇之后白兔随即失去踪迹，其出现在剧中正是为了贯串结合母子二人的意图相当浓厚，此番凑巧的因缘际会更增添了剧情的新颖幻奇动人魅力。
以及《还魂记》的游园惊梦，不言而喻，汤显祖的《还魂记》可以说是戏曲史上历久弥新的经典巨作，后代肯定此剧的价值与成就分散在许多层面之中。
我们这里的话就其在关键情节设计上所展现的独到创意来作讨论。
怎么说呢，在关键情节的设计上，柳梦梅与杜丽娘于梦中相会定情一折几乎可以说是本部戏曲最重要的核心情节。
正值二八芳龄的杜丽娘某日前往后园游赏风景，见着百花盛开、听得莺燕娇啼，于是惊醒牵动了少女的怀春之梦与郁郁幽情，困睡入梦之间，巧得花神相助安排，而与不相识的风流书生柳梦梅巧遇。
二人情投意合、一番云雨，丽娘醒后难忘梦中点滴情境，竟因此伤春成疾，花容殒落。
梦境在戏曲中的运用经常是作为预示即将发生之事的点缀功用，或者为具有启示人生短暂变幻如梦之意图。
同时《还魂记》一剧中则将生旦双方的相遇安排在梦境之中，就杜丽娘的角色身份与生活形态而言，如何安排一个可能的场合制造家教严谨的闺女与外来书生相遇，梦境的设计在虚幻之中展透着些许的真实可信与奇特吸引力。
梦中的相遇除了是一段爱情的开展，在情节结构上亦担任着关键的核心情节，成为整部戏剧情渐趋复杂纠缠的第一个戏剧高潮。
杜丽娘的因梦成病而亡，柳梦梅见到丽娘自绘真容的似曾相似，丽娘游园梦中与柳生相遇的情节设计无论在剧情结构或思想旨趣上都担任着充分展现了重要的关键作用，亦成为最能凸显该剧艺术价值的特殊情节段落之一。
包括《琵琶记》中的五娘受磨，可以说《琵琶记》一剧以五娘寻夫及蔡伯喈遭牛府逼婚两情节线贯串全剧。
而在两条主要情节线之上同时涵纳了多种常见的情节类型，包括催试、逼婚、遇难受磨、获救得助、离合聚散与寻亲等情节单元，皆为构成该剧的关键情事。
然而《琵琶记》一剧却能在相同的情节类型中运用细密深刻的构思设计，展现出与其他剧作不同的深度与创意。
其中赵五娘在蔡伯喈离家赴考之后承受的种种磨练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坚忍勇敢、令人怜悯又敬佩的戏剧人物形象。
蔡伯喈与赵五娘成亲甫二月即在父亲的劝逼之下赴京赶考，期间流年不顺，遭逢饥荒，五娘挂念夫婿前程之余尚须独立扶持家计，辛苦张罗食物以照料年迈公婆，自己只得食糟糠维生。
婆婆不明媳妇苦心，甚至怀疑媳妇私藏佳膳，五娘满腹委屈又得强吞米馍糠粃充饥，不免兴起竟为糟糠之妻的慨叹。
其后公婆相继过世，五娘毫无钱资得以处理姑翁后事，无计可施之下竟选择截断一头乌发沿街求卖以葬公公，竟仍无人出资相买。
后来幸赖张太公再度相救，才得以将公公后事收拾处理。
而双亲已葬，五娘决意上京寻夫，即使携着公婆真容，以琵琶作为行头，沿途弹唱行孝之曲，抄化而去;途中经历风霜寒露，艰苦难捱。
对照因遭牛丞相逼婚而困留牛府的蔡伯喈，其固然亦有难言之苦，然终究不如其妻饱受磨难试炼的艰辛;牛府的安稳状态与五娘的落魄遭遇形成强烈的对比。
再则就五娘受难的情事内容而言，无论是糟糠充饥、卖发葬亲或行乞寻夫，都能与故事情节中所设计的社会环境与人物遭遇紧密相扣，细腻处理人物可能的情思感受及对应行为。
并据此创作出动人的情节内涵，亦充分达到戏剧效果，五娘几段受难情节成为这部戏曲最关键也最动人之处。
还有就是如《幽闺记》中的旷野奇逢。
要知道六十种曲中战争乱事的安排多为延展磨难与分离的局面而立，《幽闺记》一剧却反用战乱场景进而制造了角色人物的相遇。
金朝番兵入侵，王室南迁汴梁，百姓亦随之迁居避难。
行人之中有书生蒋士隆瑞莲兄妹在逃难途中不慎离散，王尚书之女王瑞兰与其母亦于混乱中走失。
士隆兄妹与王氏母女双方互寻至亲之际，因二女名字音近，彼此误认声迹而行，竟成瑞兰巧遇士隆，瑞莲与王母相逢的局面。
仓皇混乱之中，遂得互伴而行，彼此照应。
之后相互依赖而渐生情愫的蒋士隆与王瑞兰在旅邸店主的劝说之下，二人结为夫妇。
瑞莲亦因缘际会成为王尚书夫妇之义女，两家人物因此织造出紧密错综的关系网，各种剧情的发展便从失散及相逢同存的战争场面延伸继续。
……
……
……
当然了，需要说明的是，《红梨记》在故事情节上固有承袭前人之，但进一步在细节的构思安排又能展透新意且力求合于情理，甚有超越前人所作之势。
此外就是《赠书记》了，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改装易性。
因为《赠书记》一剧搬演谈尘与贾巫云的姻缘情事;谈尘在父亡之后为其宿敌所陷，家财遭没、流配边塞，逃难途中为巫云褓母所助，留居贾府花园空屋。
谈尘偶得兵书一卷，爱不释手，巫云得知此事遂由褓母以书慷慨相赠。
其后因官兵缉拿甚紧，谈尘不得不乔扮女装，携带兵书而逃，匿入庵院为尼。
另一方面巫云在父母双亡之后，遭恶叔窥夺家产，逼之入宫;巫云只得改扮男装而逃。
改装易性的生旦二人之后经历了连串波折离奇的遭遇。
谈尘为尼期间恰逢司礼监太监费有奉旨赴民间招选容貌宫女，巧扮女装的谈尘竟因容貌出众为村老算计献出。
费有因惜其文采，遂收之为义女。
而异妆逃难的巫云途遇淮阳刺使傅子虚认其为子，并改名傅贾，其后并随从义父贬征滇南，围剿女寇。
巫云以不让须眉的英姿擒拿女寇立下战功，因受朝廷封赏，且以费有之女嫁之。
巫云与谈尘与此时再度相逢，唯二人因不曾会面而未能辨识对方容貌，更不知对方真实身份性别。
二人在为难失措的情况之下，幸赖昔日巫云赠与谈尘的一本兵书而能萌生疑惑之心。
而经过进一步确认方知原为误会一桩，原为荒唐错配，双重误会的覆迭却恰巧产生出正面的结果，最终生旦结合，欢喜收场。
男子奉旨平乱，女子获选入宫，在传奇剧本中皆是经常用来作为试验磨练生旦的情节类型。
然《赠书记》中因为安排了女妆避缉与男妆避选两段特殊的关键事件。
在此之后的剧情搬演生旦分别必须易改容装出现，遭遇的情事也因为性别身份的颠倒而与一般生旦角色有着殊异的内容。
这样的剧情安排固然多少令人在可信度与可行性之上有所质疑。
但参照同样具有改装易性情节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读者或观众不一定在细节部分处处寻求合理解释，鲜明的思想旨趣与艺术趣味才是吸引欣赏者的关键。
因此梁山伯与祝英台能够因为真挚动人的情感表现说服欣赏者感情的认同而不拘泥于非关键的细节之处。
谈尘与贾巫云的易妆改性错配成真剧情，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剧趣味与心情感受，自然也成为这部戏独特的戏剧效果。
至于《杀狗记》的话，更是杀狗劝夫，神灵相助。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杀狗记》一剧中，孙华的妻妾见丈夫与乔人柳胡二氏相交游乐日耽酒色，且误信其诈言逐弟孙荣出门，因而忧心慨叹不已。
旦贴二人或者苦言相劝，或者请托长者相助谏言，皆无法动摇孙华执迷偏见。
于是相谋设计，趁夫醉归之夜，杀狗且披之以衣冠，置于后门。
杨氏苦心感动神灵，土地公因此显灵相助，以为人狗既不相同，孙华岂不认得。
于是幻化狗尸趋近人形，令二人所见，以助孙华妻妾劝醒丈夫之心愿。
孙华归来误触狗尸以为人也，为脱杀人嫌疑求助二乔人，二人竟反目不睬。
孙华惊惶失措之际不得不听从妻子所劝，寻求弟弟孙荣的协助，方才醒悟明识恶友与贤弟之别。
杀狗劝夫故事宋时已见于南戏，元代杂剧亦见相同故事的搬演，说来已非一原创新剧。
而戏曲学者一般认为由四折杂剧扩张翻写成传奇的戏曲多半犯有冗长芜蔓之弊。
然这样的评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传奇剧本因为长幅体制容易犯下头绪繁多剧情拖沓的缺失。
但另一面说来，只要铺陈得当，传奇剧作恰好可以将剧情发展与人物性格从容详尽地加以交代完整，甚至拥有更多创意发挥的空间。
以《杀狗记》为例，其与元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取意相同，同样以杀狗劝夫一事作为素材。
前者或者进一步增衍创造或是进行组织改写，无论是情节关目或角色形象塑造多有创新发挥之处。
就买狗杀之、假扮人尸劝夫这段情事而言，其本身就具有相当强的戏剧张力。
《杀狗记》尚能兼顾情节发展之合理性，添加土地公显灵相助，令狗尸幻化近似人形，将孙氏兄弟负狗埋尸却未能明辨人犬之别的细节作出足以说服观众的处理。
虽然神仙道化之事牵涉迷信，然戏曲小说中每将人力难以办到之事藉助鬼神之力，在主要事件与人物情感充分彰显的情况下，虚幻情节的点缀穿插亦足以令人信服。
此出剧情的增添使情节发展更趋周全妥切，密合无缝。
令杀狗劝夫的情节段落不但特殊且甚合理，并添增戏剧本身的曲折有致。
还有就是《白兔记》，这出戏主要讲的是猎兔遇母。
要知道的设计可视作一种文学写作形式技巧，至于运用什么样的情事内容来构成巧合的局面，这便是属于情节内容构思的层面。
《白兔记》一剧中，刘知远为兄嫂所逐离家之后夫妇就此长别，投效并州岳勋节度麾下，岳勋并以女儿绣英赘之为婿。
李三娘咬脐产下知远之子后，其子不为兄嫂所容，甚至欲将婴孩投入荷花池中溺毙，幸赖窦老相救将刘子送往并州知远处;岳氏将咬脐郎视为己出善加抚育。
咬脐郎长成之后某日率众出猎，为追赶负伤而逃的野兔，奔走而至沙陀村，恰遇井边汲水潦倒妇人，其正为其生母李三娘，。
诚如前节所述，失散与相逢皆是明传奇剧本常见关键情节类型，最末离散之人终得相聚是必然的结局，然而在逐渐聚合的过程中又往往仰赖各种机缘以令失散双方在巧合的场面下顺利相遇。
巧合手法之运用其目的正是在于一种戏剧效果的考虑。
人物相遇过程中若是不费吹灰之力平淡相逢，这样的戏剧情节着实缺乏动人之处。
《白兔记》一剧同样制造了甚为巧妙的机缘令失散多年的李三娘与咬脐郎在意外的情况下巧逢，藉由一只负伤而逃的猎兔的引领，咬脐郎追赶而至沙陀村，因此寻得生母。
六十种曲中藉由对象的流转牵引着人物的离合纠葛者亦不在少数，以为人物相逢的契机则较为罕见，白兔彷佛奉承上天旨意而来，引领咬脐郎与母相遇。
母子相遇之后白兔随即失去踪迹，其出现在剧中正是为了贯串结合母子二人的意图相当浓厚，此番凑巧的因缘际会更增添了剧情的新颖幻奇动人魅力。
以及《还魂记》的游园惊梦，不言而喻，汤显祖的《还魂记》可以说是戏曲史上历久弥新的经典巨作，后代肯定此剧的价值与成就分散在许多层面之中。
我们这里的话就其在关键情节设计上所展现的独到创意来作讨论。
怎么说呢，在关键情节的设计上，柳梦梅与杜丽娘于梦中相会定情一折几乎可以说是本部戏曲最重要的核心情节。
正值二八芳龄的杜丽娘某日前往后园游赏风景，见着百花盛开、听得莺燕娇啼，于是惊醒牵动了少女的怀春之梦与郁郁幽情，困睡入梦之间，巧得花神相助安排，而与不相识的风流书生柳梦梅巧遇。
二人情投意合、一番云雨，丽娘醒后难忘梦中点滴情境，竟因此伤春成疾，花容殒落。
梦境在戏曲中的运用经常是作为预示即将发生之事的点缀功用，或者为具有启示人生短暂变幻如梦之意图。
同时《还魂记》一剧中则将生旦双方的相遇安排在梦境之中，就杜丽娘的角色身份与生活形态而言，如何安排一个可能的场合制造家教严谨的闺女与外来书生相遇，梦境的设计在虚幻之中展透着些许的真实可信与奇特吸引力。
梦中的相遇除了是一段爱情的开展，在情节结构上亦担任着关键的核心情节，成为整部戏剧情渐趋复杂纠缠的第一个戏剧高潮。
杜丽娘的因梦成病而亡，柳梦梅见到丽娘自绘真容的似曾相似，丽娘游园梦中与柳生相遇的情节设计无论在剧情结构或思想旨趣上都担任着充分展现了重要的关键作用，亦成为最能凸显该剧艺术价值的特殊情节段落之一。
包括《琵琶记》中的五娘受磨，可以说《琵琶记》一剧以五娘寻夫及蔡伯喈遭牛府逼婚两情节线贯串全剧。
而在两条主要情节线之上同时涵纳了多种常见的情节类型，包括催试、逼婚、遇难受磨、获救得助、离合聚散与寻亲等情节单元，皆为构成该剧的关键情事。
然而《琵琶记》一剧却能在相同的情节类型中运用细密深刻的构思设计，展现出与其他剧作不同的深度与创意。
其中赵五娘在蔡伯喈离家赴考之后承受的种种磨练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坚忍勇敢、令人怜悯又敬佩的戏剧人物形象。
蔡伯喈与赵五娘成亲甫二月即在父亲的劝逼之下赴京赶考，期间流年不顺，遭逢饥荒，五娘挂念夫婿前程之余尚须独立扶持家计，辛苦张罗食物以照料年迈公婆，自己只得食糟糠维生。
婆婆不明媳妇苦心，甚至怀疑媳妇私藏佳膳，五娘满腹委屈又得强吞米馍糠粃充饥，不免兴起竟为糟糠之妻的慨叹。
其后公婆相继过世，五娘毫无钱资得以处理姑翁后事，无计可施之下竟选择截断一头乌发沿街求卖以葬公公，竟仍无人出资相买。
后来幸赖张太公再度相救，才得以将公公后事收拾处理。
而双亲已葬，五娘决意上京寻夫，即使携着公婆真容，以琵琶作为行头，沿途弹唱行孝之曲，抄化而去;途中经历风霜寒露，艰苦难捱。
对照因遭牛丞相逼婚而困留牛府的蔡伯喈，其固然亦有难言之苦，然终究不如其妻饱受磨难试炼的艰辛;牛府的安稳状态与五娘的落魄遭遇形成强烈的对比。
再则就五娘受难的情事内容而言，无论是糟糠充饥、卖发葬亲或行乞寻夫，都能与故事情节中所设计的社会环境与人物遭遇紧密相扣，细腻处理人物可能的情思感受及对应行为。
并据此创作出动人的情节内涵，亦充分达到戏剧效果，五娘几段受难情节成为这部戏曲最关键也最动人之处。
还有就是如《幽闺记》中的旷野奇逢。
要知道六十种曲中战争乱事的安排多为延展磨难与分离的局面而立，《幽闺记》一剧却反用战乱场景进而制造了角色人物的相遇。
金朝番兵入侵，王室南迁汴梁，百姓亦随之迁居避难。
行人之中有书生蒋士隆瑞莲兄妹在逃难途中不慎离散，王尚书之女王瑞兰与其母亦于混乱中走失。
士隆兄妹与王氏母女双方互寻至亲之际，因二女名字音近，彼此误认声迹而行，竟成瑞兰巧遇士隆，瑞莲与王母相逢的局面。
仓皇混乱之中，遂得互伴而行，彼此照应。
之后相互依赖而渐生情愫的蒋士隆与王瑞兰在旅邸店主的劝说之下，二人结为夫妇。
瑞莲亦因缘际会成为王尚书夫妇之义女，两家人物因此织造出紧密错综的关系网，各种剧情的发展便从失散及相逢同存的战争场面延伸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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