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九章 三个时期
总之，鬼怪皆是一种反常、不可以常理推断、不能以人力掌控的异类存在物。
当然，后期鬼怪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鬼怪形象都有被美化的倾向，这是中国宗**理传统浸染的结果，是被有意识而乔装了的鬼怪形象，而多数鬼怪形象则往往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依此，无怪乎人们通常断定：鬼怪是丑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很多鬼怪形象和鬼怪故事，这诸多的鬼怪形象具有什么样的审丑特征？
这诸多的鬼怪故事具有什么样的审丑意义？
这是咱们在下面所要探讨的地方了，嘻嘻。
其次是中国鬼怪小说的源起与发展。
我们翻开华夏文化的史册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鬼怪小说，从其产生、流行到兴盛上下绵延近千年。
所以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鬼怪小说于中国缘何而生？缘何而兴？又如何能延绵艺术舞台千余年？
它有着怎样的魔力、艺术魅力能够吸引无数创作者与读者倾心于它？
在开挖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审丑特征、审丑意义之前，有必要在此对鬼怪小说这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葩作一个梳理。
何谓鬼怪小说？即演说妖、怪、鬼及其神力、异能、妖术以折射出社会生活众生相的小说。
它大量出现于两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其后，于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中，鬼怪故事这一支流一直没有干涸。
而是愈加成熟且出现数量不减地绵延着，《聊斋志异》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这里说的“鬼怪小说”不等于“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即记述怪异之事的小说，它的故事主体有神、仙、佛、妖、鬼、怪、稀世异物、异域奇人等等，而鬼怪故事则单指鬼、物怪、精怪题材类小说。
并且需要说明，中国鬼怪小说的产生有赖于华夏文明中鬼怪观念的普泛流行。
要知道世界各国在文明产生早期都有一段语鬼、述怪的宗教巫术发展时期，中国尤甚。
而中国古代鬼怪观念的形成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首先是远古时期，这也是人类思维萌芽的时期。
曾经有一批人类学者认为：人类思维萌生的初期普遍存在的是“灵魂”观念和“万物有灵”观念。
然而事实并不然，就像布留尔批驳泰勒的观点时说的：万物有灵论是文明人以逻辑观点推理的结果，它根本不适合原始人思维的实际。
大量的人类学调查资料表明：“灵魂”是人类思维发展成熟后才产生的观念。
俄国着名人类学家李福清教授在对台湾土着做了田野调查后也曾指出：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神”这个词汇，而只有“鬼”。
我国现存很多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现象。
这一系列材料表明：“鬼”才是人类思维萌芽之初最先产生的观念，并且这一对于原始人而言具有世界观、人生观认识价值意义的观念曾经在人类蒙昧时期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精怪、灵物崇拜都是鬼观念的一种变形，因为，在原始思维里，鬼是一支庞杂的概念，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死后都会成为鬼鬼在早期人类思维中是生命体的另一种形式，它不光指的是人，同时亦指动、植物等有生命和甚至无生命的东西。
人们相信鬼怪精物的真实存在，相信鬼怪与人的生命活动有纠缠不清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而，打猎前，人们祭拜猎物的鬼魂，把自己装扮成与猎物有相似特征的模样以求与猎物之鬼魂沟通，祈求狩猎成功。
狩猎之后则安抚猎物的鬼魂，以求其不作乱于人的生活。
“当一根灌木折了，开始枯萎了，则它的所谓克拉就进到那个实生的灌木里或者进到根里，而灌木鬼则到阴间去了。
同样的，当杀死绵羊的时候，则这些绵羊的所谓克拉就进到新生的绵羊羔里去，而绵羊鬼则到阴间。
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鬼怪小说，基本依据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不是鬼和怪，鬼怪情事是否成为作品的主体。
一些历史小说、世情小说中也有出现鬼怪的情节，但其情事并非作为来支撑小说构架的主体部分，因而不能视为鬼怪小说。
里去为人鬼服务阴间本身，它的山、森林、河流、用特西语族的黑人们的话来说，则是那些从前在我们世界上存在过的类似的自然形的鬼。”
妇女怀孕了，就是有鬼进入到了她肚子里，所以很多生小孩的妇女被认为是不洁净的，至今仍有一些地方讲究男人不进坐月子的女人房间，否则就有损红运。
只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演化，“鬼的概念才变窄了，变成只是指人死后的‘第二生命体’。
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名词——灵魂”。
而且在华夏民族的远古时期，“鬼怪精灵与人同在”是人类早期世界观、人生观的浓缩表达。
人们尚分不清“物—我”，无法从鬼怪精灵的世界中抽离出自身，人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
人与自然、他者是一种“物我同一”的混沌状态。
其次是阶级出现之后，因为随着人类的进步、思维的成熟，人类有了相对独立的自我意识，才把鬼怪精灵划出了人的自我世界，给予其一个异于自我的存在空间。
此后，阶级社会产生了。
并且阶级的出现对于“鬼怪”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阶级”的出现推动了鬼怪观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
人们不再仅限于恐惧“鬼怪”的狞厉威严，而是以己度物，对“鬼怪”进行了类人化的认识、类社会化的划分。
于是鬼怪也有三六九等、善恶好坏之分。
正所谓“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
鬼怪也有类别，也有上下职能之分，以至于最终把“善鬼”另列一类，称之为“神”，主掌其余“恶鬼”。
怪，尤其是蛇、鸟，被改造变形，摇身一变成了龙、凤，象征着吉祥、福瑞，代言着阶级统治者的通神和至高无上的权威。
至此，鬼怪被附加了浓重的社会属性，成了善的代言，表征出一种“善的美”。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所遭受的苦难、贫穷的原因所在不了解，误认为是鬼神精怪在主宰人间的贫穷和祸富，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极力宣扬“君权神授”以迷惑误导人们的结果。
这也就是，人创造了鬼怪，却又受制于鬼怪。
但是，鬼怪毕竟不再是远离人间的异物，而更似人间幻化之境的生灵，这给后来众多鬼怪故事的出现提供了一种获取现实素材的极大可能性。
最后是尚巫之风的盛行与佛教传入之后。
中国鬼怪观念的兴盛，鬼怪小说兴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除了华夏族自古尚巫之外，就在于印度佛教文化的渗入、传播。
鲁迅就曾提到过这一点，“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这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然而；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
可以说，佛教的适时传入，恰好延续了华夏文明早期尚巫的传统，为鬼怪灵异的再一次兴盛提供了思想的温床。
佛教中对现世的厌倦抛弃、对生死轮回的论说、对地狱的形象描绘、对牛鬼蛇神存在的推崇都成了秦汉魏晋以来鬼神灵怪观念流行开来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它在吸纳了印度小乘佛教的鬼神思想之后巧妙地整合于其传统的巫风文化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鬼神观念——恐怖、说教成份愈淡，伦理、亲和性愈强。
此外，人类思维的成熟也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产生、死亡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认识，并由此而更乐于语鬼述异、启人心智。
荀子、王充等贤者圣人们便认为“鬼怪”仅是人们错觉所生，并非真实存在。
于是人们对于“鬼怪”的观念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不再一味地害怕、信仰鬼怪，也不再把祭鬼、崇鬼作为生活的重心内容，人自我意识开始独立并增强，从而开始了对作为异类存在的“鬼怪”的反思与重新认识。
鬼怪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过程直接影响着鬼怪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变化。
当然，在许多人看来，可将鬼怪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变化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比如鬼怪小说的日常生活化时期——鬼怪故事。
在这一时期中，鬼怪是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物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鬼怪故事在此时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文学化的叙述方式出现，人们对于鬼怪虔诚地信仰。
鬼怪伴随着祖先们神圣性或神秘性的事迹被人们世代口头相承或是依附于日常的生活戒律、祭祀仪式的禁忌中。
人们借有关鬼怪的器皿、装饰、戒律、祭祀、祖先事迹故事等诉说着对“我缘何而生？我生之使命！我生之戒律！”的感受与理解。
在原始人眼中，日、月、山、川、树木、动物本身都有灵性，都与人一样的有情感、生命，甚至人自己所制造出的器物房屋、家具、武器等也都有其神秘性。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客观存在之物都有其神秘的来历、神秘的用途和神秘的强力。
这一信仰在当今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能见到：他们的民族语汇中仍保留着大量诸如山鬼、树鬼、水鬼、磨房鬼、灶鬼等的名称。
正如G·H·Jones所指出的，在他们的想象性的意识中：“鬼神布满了整个天空和每寸土地，它们在道路边、树林中、岩石上、山里、山谷里、河溪里窥伺着人。
它们日夜不倦地跟踪着人它们总是围绕着他，在他的身前身后乱舞，在他的头顶上飞，从地底下向他喊叫。
甚至在自己家里，人也找不逃避鬼神的避难所：它们在家里也是到处都有，它们隐藏在墙上的泥灰里，吊在屋梁上，粘在隔板上。”
在这样的生活世界中，每一种日常用品几乎都是神秘的，都具有或善或恶的力量，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对他们身边的每一样东西都能说出一段神奇的故事，或言及其来历，或诉说其功用。
他对英属圭亚那的印第安人的考察结果表明：“原始人在制作某些物品，包括一些用来美化自己的产品、自己的艺术品的装璜的细微小部都非常稳定。”
“他们制作工艺非常灵巧，却从来不改进这些物品的任何一个细微部分的尺寸、形状。他们严格按照他们之前的历代祖先那样来制作这些物品，一旦改变了物品的性状，哪怕细微处的花纹都会招来危险，解放敌对力量，招来革新者本人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的毁灭。”
“如果询问这些土人原因，他们会告诉你：一切物品的标准范本都是先人规范的，一切物品的规格、属性都有先人在征服世界时的一段动人故事。”
“这些故事或是先人英勇事迹，或是惨痛教训，总之是他们与世界生存斗争中总结的神秘而宝贵的经验。这实际就是布留尔所谓的“集体表象”。
这些神秘故事融入了泛化的自我意识，混合了物我关系，剥离了物的客观性，几近成了人自我真实生活经验的陈述。
它们有故事性却无艺术性，有鬼怪的内容却无自觉的审丑意义，但我们仍可看出其对后世鬼怪故事的奠基作用，正是此时鬼怪的日常化，才使后来产生的鬼怪故事一开始就贴近人间，富有人间的征象；换句话说，上古时期鬼怪的日常化为后来的鬼怪故事的鬼域世界建构提供了类人、类社会化的素材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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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后期鬼怪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鬼怪形象都有被美化的倾向，这是中国宗**理传统浸染的结果，是被有意识而乔装了的鬼怪形象，而多数鬼怪形象则往往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依此，无怪乎人们通常断定：鬼怪是丑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很多鬼怪形象和鬼怪故事，这诸多的鬼怪形象具有什么样的审丑特征？
这诸多的鬼怪故事具有什么样的审丑意义？
这是咱们在下面所要探讨的地方了，嘻嘻。
其次是中国鬼怪小说的源起与发展。
我们翻开华夏文化的史册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鬼怪小说，从其产生、流行到兴盛上下绵延近千年。
所以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鬼怪小说于中国缘何而生？缘何而兴？又如何能延绵艺术舞台千余年？
它有着怎样的魔力、艺术魅力能够吸引无数创作者与读者倾心于它？
在开挖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审丑特征、审丑意义之前，有必要在此对鬼怪小说这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葩作一个梳理。
何谓鬼怪小说？即演说妖、怪、鬼及其神力、异能、妖术以折射出社会生活众生相的小说。
它大量出现于两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其后，于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中，鬼怪故事这一支流一直没有干涸。
而是愈加成熟且出现数量不减地绵延着，《聊斋志异》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这里说的“鬼怪小说”不等于“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即记述怪异之事的小说，它的故事主体有神、仙、佛、妖、鬼、怪、稀世异物、异域奇人等等，而鬼怪故事则单指鬼、物怪、精怪题材类小说。
并且需要说明，中国鬼怪小说的产生有赖于华夏文明中鬼怪观念的普泛流行。
要知道世界各国在文明产生早期都有一段语鬼、述怪的宗教巫术发展时期，中国尤甚。
而中国古代鬼怪观念的形成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首先是远古时期，这也是人类思维萌芽的时期。
曾经有一批人类学者认为：人类思维萌生的初期普遍存在的是“灵魂”观念和“万物有灵”观念。
然而事实并不然，就像布留尔批驳泰勒的观点时说的：万物有灵论是文明人以逻辑观点推理的结果，它根本不适合原始人思维的实际。
大量的人类学调查资料表明：“灵魂”是人类思维发展成熟后才产生的观念。
俄国着名人类学家李福清教授在对台湾土着做了田野调查后也曾指出：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神”这个词汇，而只有“鬼”。
我国现存很多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现象。
这一系列材料表明：“鬼”才是人类思维萌芽之初最先产生的观念，并且这一对于原始人而言具有世界观、人生观认识价值意义的观念曾经在人类蒙昧时期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精怪、灵物崇拜都是鬼观念的一种变形，因为，在原始思维里，鬼是一支庞杂的概念，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死后都会成为鬼鬼在早期人类思维中是生命体的另一种形式，它不光指的是人，同时亦指动、植物等有生命和甚至无生命的东西。
人们相信鬼怪精物的真实存在，相信鬼怪与人的生命活动有纠缠不清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而，打猎前，人们祭拜猎物的鬼魂，把自己装扮成与猎物有相似特征的模样以求与猎物之鬼魂沟通，祈求狩猎成功。
狩猎之后则安抚猎物的鬼魂，以求其不作乱于人的生活。
“当一根灌木折了，开始枯萎了，则它的所谓克拉就进到那个实生的灌木里或者进到根里，而灌木鬼则到阴间去了。
同样的，当杀死绵羊的时候，则这些绵羊的所谓克拉就进到新生的绵羊羔里去，而绵羊鬼则到阴间。
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鬼怪小说，基本依据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不是鬼和怪，鬼怪情事是否成为作品的主体。
一些历史小说、世情小说中也有出现鬼怪的情节，但其情事并非作为来支撑小说构架的主体部分，因而不能视为鬼怪小说。
里去为人鬼服务阴间本身，它的山、森林、河流、用特西语族的黑人们的话来说，则是那些从前在我们世界上存在过的类似的自然形的鬼。”
妇女怀孕了，就是有鬼进入到了她肚子里，所以很多生小孩的妇女被认为是不洁净的，至今仍有一些地方讲究男人不进坐月子的女人房间，否则就有损红运。
只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演化，“鬼的概念才变窄了，变成只是指人死后的‘第二生命体’。
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名词——灵魂”。
而且在华夏民族的远古时期，“鬼怪精灵与人同在”是人类早期世界观、人生观的浓缩表达。
人们尚分不清“物—我”，无法从鬼怪精灵的世界中抽离出自身，人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
人与自然、他者是一种“物我同一”的混沌状态。
其次是阶级出现之后，因为随着人类的进步、思维的成熟，人类有了相对独立的自我意识，才把鬼怪精灵划出了人的自我世界，给予其一个异于自我的存在空间。
此后，阶级社会产生了。
并且阶级的出现对于“鬼怪”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阶级”的出现推动了鬼怪观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
人们不再仅限于恐惧“鬼怪”的狞厉威严，而是以己度物，对“鬼怪”进行了类人化的认识、类社会化的划分。
于是鬼怪也有三六九等、善恶好坏之分。
正所谓“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
鬼怪也有类别，也有上下职能之分，以至于最终把“善鬼”另列一类，称之为“神”，主掌其余“恶鬼”。
怪，尤其是蛇、鸟，被改造变形，摇身一变成了龙、凤，象征着吉祥、福瑞，代言着阶级统治者的通神和至高无上的权威。
至此，鬼怪被附加了浓重的社会属性，成了善的代言，表征出一种“善的美”。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所遭受的苦难、贫穷的原因所在不了解，误认为是鬼神精怪在主宰人间的贫穷和祸富，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极力宣扬“君权神授”以迷惑误导人们的结果。
这也就是，人创造了鬼怪，却又受制于鬼怪。
但是，鬼怪毕竟不再是远离人间的异物，而更似人间幻化之境的生灵，这给后来众多鬼怪故事的出现提供了一种获取现实素材的极大可能性。
最后是尚巫之风的盛行与佛教传入之后。
中国鬼怪观念的兴盛，鬼怪小说兴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除了华夏族自古尚巫之外，就在于印度佛教文化的渗入、传播。
鲁迅就曾提到过这一点，“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这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然而；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
可以说，佛教的适时传入，恰好延续了华夏文明早期尚巫的传统，为鬼怪灵异的再一次兴盛提供了思想的温床。
佛教中对现世的厌倦抛弃、对生死轮回的论说、对地狱的形象描绘、对牛鬼蛇神存在的推崇都成了秦汉魏晋以来鬼神灵怪观念流行开来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它在吸纳了印度小乘佛教的鬼神思想之后巧妙地整合于其传统的巫风文化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鬼神观念——恐怖、说教成份愈淡，伦理、亲和性愈强。
此外，人类思维的成熟也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产生、死亡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认识，并由此而更乐于语鬼述异、启人心智。
荀子、王充等贤者圣人们便认为“鬼怪”仅是人们错觉所生，并非真实存在。
于是人们对于“鬼怪”的观念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不再一味地害怕、信仰鬼怪，也不再把祭鬼、崇鬼作为生活的重心内容，人自我意识开始独立并增强，从而开始了对作为异类存在的“鬼怪”的反思与重新认识。
鬼怪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过程直接影响着鬼怪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变化。
当然，在许多人看来，可将鬼怪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变化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比如鬼怪小说的日常生活化时期——鬼怪故事。
在这一时期中，鬼怪是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物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鬼怪故事在此时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文学化的叙述方式出现，人们对于鬼怪虔诚地信仰。
鬼怪伴随着祖先们神圣性或神秘性的事迹被人们世代口头相承或是依附于日常的生活戒律、祭祀仪式的禁忌中。
人们借有关鬼怪的器皿、装饰、戒律、祭祀、祖先事迹故事等诉说着对“我缘何而生？我生之使命！我生之戒律！”的感受与理解。
在原始人眼中，日、月、山、川、树木、动物本身都有灵性，都与人一样的有情感、生命，甚至人自己所制造出的器物房屋、家具、武器等也都有其神秘性。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客观存在之物都有其神秘的来历、神秘的用途和神秘的强力。
这一信仰在当今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能见到：他们的民族语汇中仍保留着大量诸如山鬼、树鬼、水鬼、磨房鬼、灶鬼等的名称。
正如G·H·Jones所指出的，在他们的想象性的意识中：“鬼神布满了整个天空和每寸土地，它们在道路边、树林中、岩石上、山里、山谷里、河溪里窥伺着人。
它们日夜不倦地跟踪着人它们总是围绕着他，在他的身前身后乱舞，在他的头顶上飞，从地底下向他喊叫。
甚至在自己家里，人也找不逃避鬼神的避难所：它们在家里也是到处都有，它们隐藏在墙上的泥灰里，吊在屋梁上，粘在隔板上。”
在这样的生活世界中，每一种日常用品几乎都是神秘的，都具有或善或恶的力量，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对他们身边的每一样东西都能说出一段神奇的故事，或言及其来历，或诉说其功用。
他对英属圭亚那的印第安人的考察结果表明：“原始人在制作某些物品，包括一些用来美化自己的产品、自己的艺术品的装璜的细微小部都非常稳定。”
“他们制作工艺非常灵巧，却从来不改进这些物品的任何一个细微部分的尺寸、形状。他们严格按照他们之前的历代祖先那样来制作这些物品，一旦改变了物品的性状，哪怕细微处的花纹都会招来危险，解放敌对力量，招来革新者本人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的毁灭。”
“如果询问这些土人原因，他们会告诉你：一切物品的标准范本都是先人规范的，一切物品的规格、属性都有先人在征服世界时的一段动人故事。”
“这些故事或是先人英勇事迹，或是惨痛教训，总之是他们与世界生存斗争中总结的神秘而宝贵的经验。这实际就是布留尔所谓的“集体表象”。
这些神秘故事融入了泛化的自我意识，混合了物我关系，剥离了物的客观性，几近成了人自我真实生活经验的陈述。
它们有故事性却无艺术性，有鬼怪的内容却无自觉的审丑意义，但我们仍可看出其对后世鬼怪故事的奠基作用，正是此时鬼怪的日常化，才使后来产生的鬼怪故事一开始就贴近人间，富有人间的征象；换句话说，上古时期鬼怪的日常化为后来的鬼怪故事的鬼域世界建构提供了类人、类社会化的素材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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