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章
要知道我们口耳相传的鬼怪故事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逐渐由日常生活化状态向半文学化状态过渡发展，这一转变发生在神话历史化、衰微的时期。
并且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意识早熟的民族，在神话即将繁盛的时候，历史化的潮流中断了神话的激情。
像是远古神祗戴上了近古帝王的冠冕，神话时代呼风唤雨的人物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被谱成先祖系列列在了《史记》中。
以及昔日“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头戴胜”的西王母则成了穆天子周游天下时与之畅谈吟诗“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女神。
这本应繁盛并系统化发展的华夏神话在历史化的潮流中逐渐干涸了。
同时中国人历史意识的早熟使得充满怪诞、瑰丽的神话被涤荡得失却了梦幻的色彩，蜕掉了想像的羽翼。
对于一个完整的人而言，感性与理性永远要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运动中达到相对稳定的平衡。
当“历史化”的理性耗尽了神话的激情时，人性深处的感性能力再次唤起了自卫的冲动，要求在新一轮的互补中达到平衡。
于是后人以愈加奇特的的幻想着手自觉的创作来弥补神话的衰竭。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鬼怪故事是对原古神话的一种延续。
此时的鬼怪故事与远古神话已有了本质的不同，故这里以“半文学化”称之。
何以称此时的鬼怪故事为“半文学化”？
原由在于：首先，其创作方式有别于神话那种不自觉的形成方式。
其次，它改变了神话、鬼怪故事日常生活化时期那种口耳相传，通过生活经验的传递、祭祀戒律的教诲的方式流布、承袭的传播机制，而相对固定地以文字的形式传播。
再次，它由前一个时期日常生活化的平铺陈述转变为一种纪实与虚构相交织的记叙样式，透露出素朴而又明显的文学气息。
追根溯源，鬼怪小说的半文学化是建基于“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上的，它是人类心智成熟的产物，更是人类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独立成熟的标志。
这一时期跨度较大，但集中在汉魏六朝，其余绪延至唐初。
人们从崇神信鬼的原始时代走过来，并没有蜕尽对鬼怪神祗的信仰与恐惧。
当然了，另一方面，从孔子、荀子、王充等儒学圣人开始“不语怪力乱神”的无神论观又影响深远，以致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
创作者们以“小说”、“准小说”“实”写鬼怪。
这既是一种矛盾，却又是一种进步：较之以前，人们对于鬼怪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有意识地冷静地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叙说鬼怪了。
像是在后期的一些成熟作品中，虽然也明显地流露出艺术虚构的倾向，但总的来说，鬼怪仍是被作为一种纪实题材呈现在文学作品中。
然无论如何，到了这一时期，鬼怪是开始作为文学故事的角色进入到艺术殿堂了，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审丑意识开始形成并有所显现了。
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鬼怪作品有：《神异经》、《异闻记》、《十洲记》、《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齐谐记》、《述异记》、《宣室志》等。
同时鬼怪小说的文学化时期上承六朝余绪，集中在唐宋一直延续至明清。
虽然此时鬼怪小说数量虽少，但质量较高。
在半文学化时期，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兴盛，有大批鬼怪故事不像小说，而更似辅教之书，其作品虽想像奇异，但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对宗教的强烈热忱。
有些创作者甚至是以宣教作为其出发点的，为的是表明自己对宗教的理解与忠诚。
《宣验记》、《冥祥记》、《冥通记》、《冤魂志》一类作品便是例子。
此外，在宗教炽热兴盛的年代，多数知识分子、作家即便不为宣教，也崇信鬼怪的真实存在，其作品对鬼怪的描写多属于一种依闻而录、奉为实有的工作。
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就声称他的作品旨在“发明神道之不诬”。
其作品大多篇幅短小、结构简陋，不追求情节的曲折与完整，原因就在于它仅是为了“记经象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
而到了这一时期，鬼怪小说抛却了以往常常能见到的辅教、纪实的平白，而展示更丰富的内容、更逶迤的情节、更起伏的节奏。
这其中，有文学发展内在动力的作用，也有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更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新的精神需求。
而且在战争不断、朝政频迭的年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看不到希望，是时，佛教入主，道教兴盛，人们很容易受宗教影响，寄希望于来生、仙境、因果报应。
志怪小说以其特有的内容及形式适足能满足人们这样的内心需求，反过来说，也正是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促成了志怪的繁兴。
到了唐朝，政局相对安定，经济逐步繁荣，虽然人们仍受到宗教的影响而向往非现实的美好幻景，但现实的安逸已开始使部分文人把眼光集中在真实人世之中了。
到了中唐以降直至宋代，作家们强烈的情愁爱憎、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反思，更希望通过对具有更突出的现实性意味的作品内容的展现而得到宣泄。
这样一来，篇幅短小、情节单一的志怪故事的抒写就显得相当的力不从心了，传奇于是应运而生。
传奇这一新兴文体以其曲折的情节、多层次的结构、华丽的语言承负了描写内容丰富复杂的鬼怪小说的任务。
传奇对内容丰富复杂的鬼怪故事的描写，就其情节及场面的艺术展现来看，可以说是相当成熟的。
后来出现的整体面貌有所革新的宋元话本，就其对于鬼怪故事的情节展现来看，其实并没有多大改变。
只是由于其所运用的语言的口语化、日常生活化以及艺术形象、环境氛围的愈益人间化，从而使得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是相当成熟了。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鬼怪故事有：《古镜记》、《离魂记》、《补江总白猿记》、《柳毅传》。
还有《任氏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闻记》、《灵怪集》、《广异记》、《玄怪录》、《通幽记》、《碾玉观音》、《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等等。
并且要知道，鬼怪小说发展到封建社会晚期，正值古代小说到了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包括一些拟话本小说，鬼怪小说也愈成熟地在小说中散发出其经久不衰的魅力来。
它不仅已远远超出纪实性模式的描叙，而且也不再局限于个人生活情趣的抒发，而且在其高度文学性的描写中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表现出沉积并延绵了千年之久的以特异的方式显露的离经叛道的观念意味。
同唐传奇比较，此时的作品中所出现的“鬼怪”，每每以生动感人的形象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剖析、对宫庭官场的讽刺、对人间不平的控诉以及对封建礼教的反叛。
其颇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三灯丛话”，即《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这三个小说集中有不少优秀的鬼怪故事。
如前所述，鬼怪故事文学化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当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因为《聊斋志异》中对鬼怪故事的一篇篇抒情性描叙，以妙笔生花般的艺术效果将这种由来已久的反叛传统、针砭现实的批判性文化意蕴表现、呈现乃至体现到了极至。
文中几乎篇篇有鬼，节节有怪，作者于个中既寄寓了强烈的主体性意趣，又流泻出浓重的现实性意味，从而创造了我国文言小说的新高峰。
纵观之，宋明以降几乎所有的描写鬼怪故事的小说，无论是文言的还是白话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作为鬼怪小说文学化时期最优秀的作品，《聊斋志异》以其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可以毫无逊色地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另外两部文学巨着《儒林外史》、《红楼梦》鼎足而立。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形成与发展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这样的阶段性划分与分析于我的论文后半部分是十分有必要的。
鬼怪小说的日常生活化、鬼怪小说的半文学化、鬼怪小说的文学化、鬼怪小说的经典化四个阶段的发展轨迹恰恰反映出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审丑意识萌芽、发展、成熟的成长历程，四个阶段的切分以及对每一阶段的横截面综合论述恰恰呈展出了中国人审丑意识于各时期独具的魅力、特征。
前面提到了“鬼怪与丑的关系”：从外观上看，鬼怪是丑的；从本质上看，鬼怪是反常、反和谐、反生命的丑物。
然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多数鬼怪形象都表现出了“善”的内容。
例如唐鬼怪小说《任氏传》中的狐女任氏，虽为狐怪，却有着面对强暴，义正辞严的勇气，更有不求宝贵但暮真情的美好品质。
像是宋鬼怪小说《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其身虽为魂鬼异类，但所具有的那种敢爱敢恨的禀性却着实让人钦佩这样的鬼怪形象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不是少数。
中国古代鬼怪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传达于读者的并不是“鬼即是丑的”、“怪即是恶的”的理念，甚至多数鬼怪可以说比一般人更美、更善。
故而，我们这里“鬼怪故事的审丑特征”研究，侧重点就不在于鬼怪形象本身的审丑特征简析，而在于鬼怪故事蕴含的审丑意味体悟。
中国古代的鬼怪故事，按其故事内容特征可以分为三大类：纪实类鬼怪故事、宣教类鬼怪故事、寄喻类鬼怪故事。
其中寄喻类又可分为：爱情、亲情、友情、报恩、冤情、讽世等若干种。
比如纪实类鬼怪小说。
我们纵观中国古代鬼怪小说，可以说从汉魏六朝一直到唐初，鬼怪小说都是倾向于录异纪实的。
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当时的文人墨客并“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这一时期，小说家们不讲求词藻华丽，也不讲究结构严谨，但求收录世间罕闻，故而，故事皆短小精简，然却也生动形象。
例如《列异传·孙阿》：宣扬阴间确实存在，亡者仍然有知。小说中写身为鬼魂的儿子要办事，想请有地位的父亲出面托人情、拉关系，有话又不肯直接对父亲讲，拉出溺爱自己的母亲从中斡旋。
这样的叙述内容使小说十分贴近现实生活，更增加了小说录异的真实性。
再如：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证幽明。
忽有宽各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
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减。瞻黯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
当然，这是鬼怪艺术形象伦理化之后造成的，但就鬼怪自身而言，它与丑的亲缘性关系仍是不能割裂的。
从纪实到宣教再到寄喻，鬼怪故事的发展正揭示了中国古代人的审丑能力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隐而显的过程，即审丑意识的半文学化、文学化、世俗化、经典化发展过程。
当然，这样的分法并不是要把鬼怪故事作机械的阶段划分，事实上，古代的鬼怪故事，常常是纪实之中有深刻的感叹，寄喻之中有宣教的成份，互相交错、难分难解。
但纵观先秦至明清的古代鬼怪故事，其整体脉络还是显示出一种由纪实宣教到寄喻抒情的发展轨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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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意识早熟的民族，在神话即将繁盛的时候，历史化的潮流中断了神话的激情。
像是远古神祗戴上了近古帝王的冠冕，神话时代呼风唤雨的人物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被谱成先祖系列列在了《史记》中。
以及昔日“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头戴胜”的西王母则成了穆天子周游天下时与之畅谈吟诗“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女神。
这本应繁盛并系统化发展的华夏神话在历史化的潮流中逐渐干涸了。
同时中国人历史意识的早熟使得充满怪诞、瑰丽的神话被涤荡得失却了梦幻的色彩，蜕掉了想像的羽翼。
对于一个完整的人而言，感性与理性永远要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运动中达到相对稳定的平衡。
当“历史化”的理性耗尽了神话的激情时，人性深处的感性能力再次唤起了自卫的冲动，要求在新一轮的互补中达到平衡。
于是后人以愈加奇特的的幻想着手自觉的创作来弥补神话的衰竭。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鬼怪故事是对原古神话的一种延续。
此时的鬼怪故事与远古神话已有了本质的不同，故这里以“半文学化”称之。
何以称此时的鬼怪故事为“半文学化”？
原由在于：首先，其创作方式有别于神话那种不自觉的形成方式。
其次，它改变了神话、鬼怪故事日常生活化时期那种口耳相传，通过生活经验的传递、祭祀戒律的教诲的方式流布、承袭的传播机制，而相对固定地以文字的形式传播。
再次，它由前一个时期日常生活化的平铺陈述转变为一种纪实与虚构相交织的记叙样式，透露出素朴而又明显的文学气息。
追根溯源，鬼怪小说的半文学化是建基于“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上的，它是人类心智成熟的产物，更是人类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独立成熟的标志。
这一时期跨度较大，但集中在汉魏六朝，其余绪延至唐初。
人们从崇神信鬼的原始时代走过来，并没有蜕尽对鬼怪神祗的信仰与恐惧。
当然了，另一方面，从孔子、荀子、王充等儒学圣人开始“不语怪力乱神”的无神论观又影响深远，以致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
创作者们以“小说”、“准小说”“实”写鬼怪。
这既是一种矛盾，却又是一种进步：较之以前，人们对于鬼怪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有意识地冷静地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叙说鬼怪了。
像是在后期的一些成熟作品中，虽然也明显地流露出艺术虚构的倾向，但总的来说，鬼怪仍是被作为一种纪实题材呈现在文学作品中。
然无论如何，到了这一时期，鬼怪是开始作为文学故事的角色进入到艺术殿堂了，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审丑意识开始形成并有所显现了。
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鬼怪作品有：《神异经》、《异闻记》、《十洲记》、《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齐谐记》、《述异记》、《宣室志》等。
同时鬼怪小说的文学化时期上承六朝余绪，集中在唐宋一直延续至明清。
虽然此时鬼怪小说数量虽少，但质量较高。
在半文学化时期，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兴盛，有大批鬼怪故事不像小说，而更似辅教之书，其作品虽想像奇异，但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对宗教的强烈热忱。
有些创作者甚至是以宣教作为其出发点的，为的是表明自己对宗教的理解与忠诚。
《宣验记》、《冥祥记》、《冥通记》、《冤魂志》一类作品便是例子。
此外，在宗教炽热兴盛的年代，多数知识分子、作家即便不为宣教，也崇信鬼怪的真实存在，其作品对鬼怪的描写多属于一种依闻而录、奉为实有的工作。
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就声称他的作品旨在“发明神道之不诬”。
其作品大多篇幅短小、结构简陋，不追求情节的曲折与完整，原因就在于它仅是为了“记经象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
而到了这一时期，鬼怪小说抛却了以往常常能见到的辅教、纪实的平白，而展示更丰富的内容、更逶迤的情节、更起伏的节奏。
这其中，有文学发展内在动力的作用，也有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更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新的精神需求。
而且在战争不断、朝政频迭的年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看不到希望，是时，佛教入主，道教兴盛，人们很容易受宗教影响，寄希望于来生、仙境、因果报应。
志怪小说以其特有的内容及形式适足能满足人们这样的内心需求，反过来说，也正是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促成了志怪的繁兴。
到了唐朝，政局相对安定，经济逐步繁荣，虽然人们仍受到宗教的影响而向往非现实的美好幻景，但现实的安逸已开始使部分文人把眼光集中在真实人世之中了。
到了中唐以降直至宋代，作家们强烈的情愁爱憎、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反思，更希望通过对具有更突出的现实性意味的作品内容的展现而得到宣泄。
这样一来，篇幅短小、情节单一的志怪故事的抒写就显得相当的力不从心了，传奇于是应运而生。
传奇这一新兴文体以其曲折的情节、多层次的结构、华丽的语言承负了描写内容丰富复杂的鬼怪小说的任务。
传奇对内容丰富复杂的鬼怪故事的描写，就其情节及场面的艺术展现来看，可以说是相当成熟的。
后来出现的整体面貌有所革新的宋元话本，就其对于鬼怪故事的情节展现来看，其实并没有多大改变。
只是由于其所运用的语言的口语化、日常生活化以及艺术形象、环境氛围的愈益人间化，从而使得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是相当成熟了。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鬼怪故事有：《古镜记》、《离魂记》、《补江总白猿记》、《柳毅传》。
还有《任氏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闻记》、《灵怪集》、《广异记》、《玄怪录》、《通幽记》、《碾玉观音》、《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等等。
并且要知道，鬼怪小说发展到封建社会晚期，正值古代小说到了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包括一些拟话本小说，鬼怪小说也愈成熟地在小说中散发出其经久不衰的魅力来。
它不仅已远远超出纪实性模式的描叙，而且也不再局限于个人生活情趣的抒发，而且在其高度文学性的描写中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表现出沉积并延绵了千年之久的以特异的方式显露的离经叛道的观念意味。
同唐传奇比较，此时的作品中所出现的“鬼怪”，每每以生动感人的形象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剖析、对宫庭官场的讽刺、对人间不平的控诉以及对封建礼教的反叛。
其颇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三灯丛话”，即《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这三个小说集中有不少优秀的鬼怪故事。
如前所述，鬼怪故事文学化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当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因为《聊斋志异》中对鬼怪故事的一篇篇抒情性描叙，以妙笔生花般的艺术效果将这种由来已久的反叛传统、针砭现实的批判性文化意蕴表现、呈现乃至体现到了极至。
文中几乎篇篇有鬼，节节有怪，作者于个中既寄寓了强烈的主体性意趣，又流泻出浓重的现实性意味，从而创造了我国文言小说的新高峰。
纵观之，宋明以降几乎所有的描写鬼怪故事的小说，无论是文言的还是白话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作为鬼怪小说文学化时期最优秀的作品，《聊斋志异》以其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可以毫无逊色地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另外两部文学巨着《儒林外史》、《红楼梦》鼎足而立。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鬼怪小说的形成与发展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这样的阶段性划分与分析于我的论文后半部分是十分有必要的。
鬼怪小说的日常生活化、鬼怪小说的半文学化、鬼怪小说的文学化、鬼怪小说的经典化四个阶段的发展轨迹恰恰反映出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审丑意识萌芽、发展、成熟的成长历程，四个阶段的切分以及对每一阶段的横截面综合论述恰恰呈展出了中国人审丑意识于各时期独具的魅力、特征。
前面提到了“鬼怪与丑的关系”：从外观上看，鬼怪是丑的；从本质上看，鬼怪是反常、反和谐、反生命的丑物。
然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多数鬼怪形象都表现出了“善”的内容。
例如唐鬼怪小说《任氏传》中的狐女任氏，虽为狐怪，却有着面对强暴，义正辞严的勇气，更有不求宝贵但暮真情的美好品质。
像是宋鬼怪小说《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其身虽为魂鬼异类，但所具有的那种敢爱敢恨的禀性却着实让人钦佩这样的鬼怪形象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不是少数。
中国古代鬼怪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传达于读者的并不是“鬼即是丑的”、“怪即是恶的”的理念，甚至多数鬼怪可以说比一般人更美、更善。
故而，我们这里“鬼怪故事的审丑特征”研究，侧重点就不在于鬼怪形象本身的审丑特征简析，而在于鬼怪故事蕴含的审丑意味体悟。
中国古代的鬼怪故事，按其故事内容特征可以分为三大类：纪实类鬼怪故事、宣教类鬼怪故事、寄喻类鬼怪故事。
其中寄喻类又可分为：爱情、亲情、友情、报恩、冤情、讽世等若干种。
比如纪实类鬼怪小说。
我们纵观中国古代鬼怪小说，可以说从汉魏六朝一直到唐初，鬼怪小说都是倾向于录异纪实的。
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当时的文人墨客并“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这一时期，小说家们不讲求词藻华丽，也不讲究结构严谨，但求收录世间罕闻，故而，故事皆短小精简，然却也生动形象。
例如《列异传·孙阿》：宣扬阴间确实存在，亡者仍然有知。小说中写身为鬼魂的儿子要办事，想请有地位的父亲出面托人情、拉关系，有话又不肯直接对父亲讲，拉出溺爱自己的母亲从中斡旋。
这样的叙述内容使小说十分贴近现实生活，更增加了小说录异的真实性。
再如：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证幽明。
忽有宽各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
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减。瞻黯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
当然，这是鬼怪艺术形象伦理化之后造成的，但就鬼怪自身而言，它与丑的亲缘性关系仍是不能割裂的。
从纪实到宣教再到寄喻，鬼怪故事的发展正揭示了中国古代人的审丑能力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隐而显的过程，即审丑意识的半文学化、文学化、世俗化、经典化发展过程。
当然，这样的分法并不是要把鬼怪故事作机械的阶段划分，事实上，古代的鬼怪故事，常常是纪实之中有深刻的感叹，寄喻之中有宣教的成份，互相交错、难分难解。
但纵观先秦至明清的古代鬼怪故事，其整体脉络还是显示出一种由纪实宣教到寄喻抒情的发展轨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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