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再加上”鬼怪”这一题材的运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唐以后，人们对于鬼怪的认识能力有所提高。
因为小说创作者们对于鬼怪不再持一种奉为实有的态度，他们更多地是从文学角度出发，寄予鬼怪意象一种“理想寄托”和“反叛现实、反叛固有传统”的文化内涵。
这就使得鬼怪小说所蕴含的文化意蕴沿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调发展开来。
这一时期的鬼怪小说彰显出一种自觉的审丑意识，也显示了中国人审丑能力的成熟。
像是爱情类鬼怪小说，比如六朝时的《谈生》《河间郡男女》《韩凭夫妇》《紫玉》《卢充》《李仲文女》《庞阿》《比肩人》都是爱情类鬼怪小说的代表作品。
这里把重点放在唐宋明清时期的鬼怪爱情小说。
还有唐朝陈玄佑的《离魂记》：小说叙写倩娘反抗父母之命离魂与王宙结合，追求深挚的爱情。
因为灵魂、精魂这一非现实性存在也属于鬼之列，故《离魂记》可归为鬼小说。
在这部文中，倩娘之魂并不是面容丑陋，其离魂是为了真挚的爱情，这也不是丑恶的内容，但《离魂记》却仍蕴含着极大的审丑价值。
包括像这类的故事还有很多，如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庞阿》、《灵怪录·郑生》、《独异记·韦隐》等皆属此类。
它们的审丑价值就在于：其主角皆为了爱情，或现世离魂恋，或隔世人鬼恋，都表现了个体在受到现实的重压、无由交往时的一种精魂相通，希望如现实一般切切实实地相爱、相知、相惜、相恋。
这是对现实的一种补缺，这种补缺弥散着一种无奈的痛，一种只能在幻想中实现原望的悲凉。
它有着喜剧的结局，却蕴含着悲剧性的讽刺。
它给肤浅者以暂时的满足，给予深思者以痛定之后的反思、奋进。
这是对现实丑恶的揶揄，也是对最大的丑——死亡的戏谑。
还有唐朝李景亮《李章武传》：小说讲李章武于市北街见一妇人，甚美，因与朋友谎称“须州外与亲故知闻”而“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乃悦而私焉”。
即偿愿，则别。八九年后，“因友人张远宗寓居下县，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忽思曩好，乃回车而访之”。
旧地重逢，二人却已是悲恨交织，人鬼异路。
子妇为爱而终耗尽生命。这篇小说是一篇述鬼的小说，也是一篇爱情小说。
文中王氏子妇最终成鬼亦不改真情与李章武相会，这与陈玄佑《离魂记》有相似的情节，但《离》的悲剧原因是父母的阻隔，而《李》则不然。
这篇小说给读者一种踌躇感，即这种痛彻的悲剧缘何而生？是李章武的薄情寡义，忽冷忽热？
还是子妇对爱情的过份笃信？抑或是流水样的时间？是千山万水地域阻隔？
还是相爱的人自身的种种原因？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二人两情相悦，却不能美满，多年后阔别，却是人鬼殊途。二人心中仍是爱恋？抑或更多是婉惜？
正所谓“得不到是爱，便是千古无穷的恨”！也许作为读者我们内心有千种怨、万份惜，却也因找不到悲剧的肇事者，而只能余下一股无原由的复杂意绪、难以言表的苦涩味道，一种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深层荒诞丑感。
以及宋朝裴鉶的《孙恪》：这篇小说主要写了孙恪与猿精袁氏相恋相爱最终又相分离的悲剧故事。
袁氏久在人间流连，所以她艳羡世间生活，并渴望获得人间真情，但她毕竟来自山林，所以又始终向往烟雾深山，终于她忍痛抛却了孙恪以及二子，回到了没有任何欲念与羁绊的大自然。
有人说小说以此构架全文是为了“曲折委婉地伟达作者出世的道家观点”。
但细读小说，文中却隐透出这样的思想：到处充斥着陷阱、险阻的世俗是一个集无情、冷漠、鄙陋的大熔炉，就连最亲近的人也要置“我”于死地，即使袁氏是那么美丽多情，对爱情忠贞，十年情笃，两人的婚姻那么美满幸福。
作者把内心深系于袁氏身上，在“人欲与猿性”的反复较量挣扎之中，终于选择了放弃，甘愿做一只被世人视为“鄙愚”的千年精怪。
这是对现实的极大讽刺，更是对生命追求无望的悲鸣。
文章结局愈是荒诞，愈显出作者内心痛彻的无奈。
这真是猿精虽丑却不及世人之陋，深山虽陋却不及世俗之卑。
还有同样是宋朝的钱易的《越娘传》：这是一篇宋代的语鬼小说，就故事风格而言，此时的语鬼小说展现出一种与唐代大为不同的风格取向。
就整体而言，唐代语鬼小说多为述说爱情故事，它们或借小说批判封建婚姻制，或以小说斥责负心人，突出的是人鬼殊途却仍相恋至深的缠绵、自由的爱。
这同唐代的整体艺术风格取向有关。
在唐代，“诗歌”是艺术领域的主角，“诗歌”本身是一种讲求浪漫气息的艺术样式，受它影响，唐代各种艺术类别，不论是题材、造型、风格取向都追求一种“诗意化的境界”。
故而，唐代鬼怪小说多写浪漫的爱情故事，且主旨皆是就爱情谈爱情，突出人鬼间相爱的艰难、相恋的缠绵，强调纯粹的“情感化”。
这种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是同唐代当时繁盛的经济环境、安定的社会氛围分不开的。
宋代鬼怪爱情类故事则不同，它也以爱情来构架全文，但更显出世俗化的倾向。
比如这篇《越娘传》，越娘生是五代人，死为宋代鬼，生前受五代战乱之痛、群盗之辱，死后作了它乡之鬼，游离孤寂，巧遇杨舜俞，感激他为自己迁葬枯骨而萌生爱情，但出于良知担心自己鬼魂之阴会损伤爱人，便毅然诀别，怎奈舜俞为贪恋欢娱竞请道士掘墓施法强迫越娘。
这样的“鬼小说”也叙爱情，但读来却与唐代鬼类爱情小说旨趣炯异。
小说以爱情为契结构全文，却挥墨尽写战乱纷飞、强盗横世、世道艰险、人心不诂叙写爱情缠绵之处仅寥寥数语，然于数语中也是为勾勒杨舜俞在爱情中的施恩图报、为求欢娱的卑劣形象。
此类爱情鬼怪小说还有《聊斋志异·丑狐》。
小说叙写贫苦的穆生夜遇女狐求爱，但狐女却生得又黑又丑。
穆生并不爱丑狐，但面对狐女“若相谐好，以元宝相赠”的利益诱惑，他违背良心与狐女生活在一起，以求得“援例纳粟，夏屋连蔓，所衣华服”。
一旦“赂遗渐少”、利益不丰时，他便要驱赶甚至加害丑狐。
在这里，作者冷静地剖析了人类内心深处潜在的那种贪婪，也更加深刻地批判了那类负心的鄙陋之人。
小说末尾安排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穆生与丑狐相遇于途，丑狐仍“以素巾裹五六金，遥掷”于再次一贪如洗的穆生。
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丑狐，丑中有着强烈的善，以此为镜，更反衬出人性的恶、劣，让人于纷乱俗世中分清何为假丑至善、何为真美极恶。
包括《聊斋志异·公孙九娘》：本篇写人鬼通婚的爱情故事，但故事却并不着意于情爱缠绵之中，而是以一桩冤案为背景，寄喻着强烈的内心忿恨之情。
貌美如花的公孙九娘，由于无辜的株连而英华早逝，在幽幽九泉之下，这屈死的冤魂却仍执着地追求着人间的生活，只是怀揣的那份悲愤久久不能忘却。
新婚夜里她向丈夫坦言过去的怨愤、憧憬未来的幸福，但最终却连尸骨之托也没能如愿。
这篇小说蕴含着浓浓的悲凉情绪，传达于读者一种凄惨、悲怆的内心感受。
深深的怨怼皆是那众多被害者含冤莫白、尸骨异乡满腹悲鸣的心声吐露。
能够看得出，这些爱情鬼怪小说，尤其是宋以后的这类小说，表面看来虽托爱情之名，却深深地烙上了讽世的印记。
这也是鬼怪小说最终发展成熟的趋势与标志。
如果说唐代鬼怪故事给人的审丑体验是趋于崇高的丑——爱情被撕毁后的悲恸。
那么宋代及宋以后的爱情类鬼怪故事给人的审丑感受则完全是世俗化了的烦、琐、痛、卑、鄙，言谈间尽是对社会现实深刻的讽刺、对人自身深切的揶揄和挖苦。
“隔断死生终不底，人间最切是深情。”
这是小说家赋予爱情类鬼怪小说共同的主题。
爱情是人类情感最丰富的主题之一，几千年来说不完，道不尽。
爱情是最美丽的人生体验，然而作者却让它遭遇这世上于人而言最丑的“死亡”。
把最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让至美与至丑在强烈的冲击体验中铸就最揪心的悲剧，这是作者在感性本能诱惑下不经意间的流露；死神蹂躏下爱情显露出的坚韧、永垂不朽则是作者面对至丑的有意凸显。
有争论曾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多为大团圆的结局。
考察中国古典小说能够发现一个特点，这些大团圆的结局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借鬼怪神助来实现的。
这不是偶然，因为事实上，中国式的这种团圆结局，蕴涵着一种现世主体企图冲破现实羁绊，超越生死的深意。
看似喜剧性的团圆却正是一种处于当下逆境的无奈反抗，用对生死的戏谑来完成对自我命运的幻想性把握。
这是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心深层却有惊骇波涌的怨与恨、悲与苦。
这种含泪的微笑远比西方艺术传统模式下的悲剧痛彻心扉。
只是对于审视主体、接受主体而言，它需要一种更加成熟的心智、更宽容的胸襟、更深刻的审丑勇气。
还有就是讲述亲情、友情类鬼怪小说的
当然了，这类讲述亲情、友情的鬼怪小说并不多，但这并没有掩盖其散发出的魅力、光芒。
比如《张禹》、《猿母猿子》、《范式张劭》《广陵散》《马仲叔》。尤其感人至深的有：《猿母猿子》、《广陵散》。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欲乞哀状，直是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
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未半年，其家疫死，灭门。
小说短短几行，尽显动物母子之间深入骨髓的情义。
面对无力抗争的丑恶，死也是一种解脱。
“欲乞哀状，直是口不能言”、“猿母悲唤，自掷而死”、“破肠视之，寸寸断裂”寥寥数语，作者让自己和读者都肆意浸泡在其有意营造的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经历一种淋漓的悲痛欲绝的刺激体验。
然而，这种痛感并不令人恶心，却让人有一种“久淤心中顿生开化畅快淋漓”的内心认同感，这正是“丑”的魅力，作者洞悉了这一点，故而写出了这样摄人心魄的审丑精品。
嵇中散刘精高迈，任心游憩；尝行西南游，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
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
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秦，空中称善于。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
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残毁，不宜接见君子。
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
“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
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于是中散以琴授之。
既弹众曲，亦不出常，唯《广陵散》声调绝伦。
中散才从受之，半夕悉得，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又不得言其姓。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能不怅然！”
这里又是一则俗雅的碰撞、丑美的对抗，鄙陋的阴魂与才高八斗的嵇康、千年不散的恶鬼竟谱雅致绝世的《广陵散》，鬼之才情、鬼之德性、丑之魅力于这一对比中尽显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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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说创作者们对于鬼怪不再持一种奉为实有的态度，他们更多地是从文学角度出发，寄予鬼怪意象一种“理想寄托”和“反叛现实、反叛固有传统”的文化内涵。
这就使得鬼怪小说所蕴含的文化意蕴沿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调发展开来。
这一时期的鬼怪小说彰显出一种自觉的审丑意识，也显示了中国人审丑能力的成熟。
像是爱情类鬼怪小说，比如六朝时的《谈生》《河间郡男女》《韩凭夫妇》《紫玉》《卢充》《李仲文女》《庞阿》《比肩人》都是爱情类鬼怪小说的代表作品。
这里把重点放在唐宋明清时期的鬼怪爱情小说。
还有唐朝陈玄佑的《离魂记》：小说叙写倩娘反抗父母之命离魂与王宙结合，追求深挚的爱情。
因为灵魂、精魂这一非现实性存在也属于鬼之列，故《离魂记》可归为鬼小说。
在这部文中，倩娘之魂并不是面容丑陋，其离魂是为了真挚的爱情，这也不是丑恶的内容，但《离魂记》却仍蕴含着极大的审丑价值。
包括像这类的故事还有很多，如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庞阿》、《灵怪录·郑生》、《独异记·韦隐》等皆属此类。
它们的审丑价值就在于：其主角皆为了爱情，或现世离魂恋，或隔世人鬼恋，都表现了个体在受到现实的重压、无由交往时的一种精魂相通，希望如现实一般切切实实地相爱、相知、相惜、相恋。
这是对现实的一种补缺，这种补缺弥散着一种无奈的痛，一种只能在幻想中实现原望的悲凉。
它有着喜剧的结局，却蕴含着悲剧性的讽刺。
它给肤浅者以暂时的满足，给予深思者以痛定之后的反思、奋进。
这是对现实丑恶的揶揄，也是对最大的丑——死亡的戏谑。
还有唐朝李景亮《李章武传》：小说讲李章武于市北街见一妇人，甚美，因与朋友谎称“须州外与亲故知闻”而“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乃悦而私焉”。
即偿愿，则别。八九年后，“因友人张远宗寓居下县，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忽思曩好，乃回车而访之”。
旧地重逢，二人却已是悲恨交织，人鬼异路。
子妇为爱而终耗尽生命。这篇小说是一篇述鬼的小说，也是一篇爱情小说。
文中王氏子妇最终成鬼亦不改真情与李章武相会，这与陈玄佑《离魂记》有相似的情节，但《离》的悲剧原因是父母的阻隔，而《李》则不然。
这篇小说给读者一种踌躇感，即这种痛彻的悲剧缘何而生？是李章武的薄情寡义，忽冷忽热？
还是子妇对爱情的过份笃信？抑或是流水样的时间？是千山万水地域阻隔？
还是相爱的人自身的种种原因？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二人两情相悦，却不能美满，多年后阔别，却是人鬼殊途。二人心中仍是爱恋？抑或更多是婉惜？
正所谓“得不到是爱，便是千古无穷的恨”！也许作为读者我们内心有千种怨、万份惜，却也因找不到悲剧的肇事者，而只能余下一股无原由的复杂意绪、难以言表的苦涩味道，一种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深层荒诞丑感。
以及宋朝裴鉶的《孙恪》：这篇小说主要写了孙恪与猿精袁氏相恋相爱最终又相分离的悲剧故事。
袁氏久在人间流连，所以她艳羡世间生活，并渴望获得人间真情，但她毕竟来自山林，所以又始终向往烟雾深山，终于她忍痛抛却了孙恪以及二子，回到了没有任何欲念与羁绊的大自然。
有人说小说以此构架全文是为了“曲折委婉地伟达作者出世的道家观点”。
但细读小说，文中却隐透出这样的思想：到处充斥着陷阱、险阻的世俗是一个集无情、冷漠、鄙陋的大熔炉，就连最亲近的人也要置“我”于死地，即使袁氏是那么美丽多情，对爱情忠贞，十年情笃，两人的婚姻那么美满幸福。
作者把内心深系于袁氏身上，在“人欲与猿性”的反复较量挣扎之中，终于选择了放弃，甘愿做一只被世人视为“鄙愚”的千年精怪。
这是对现实的极大讽刺，更是对生命追求无望的悲鸣。
文章结局愈是荒诞，愈显出作者内心痛彻的无奈。
这真是猿精虽丑却不及世人之陋，深山虽陋却不及世俗之卑。
还有同样是宋朝的钱易的《越娘传》：这是一篇宋代的语鬼小说，就故事风格而言，此时的语鬼小说展现出一种与唐代大为不同的风格取向。
就整体而言，唐代语鬼小说多为述说爱情故事，它们或借小说批判封建婚姻制，或以小说斥责负心人，突出的是人鬼殊途却仍相恋至深的缠绵、自由的爱。
这同唐代的整体艺术风格取向有关。
在唐代，“诗歌”是艺术领域的主角，“诗歌”本身是一种讲求浪漫气息的艺术样式，受它影响，唐代各种艺术类别，不论是题材、造型、风格取向都追求一种“诗意化的境界”。
故而，唐代鬼怪小说多写浪漫的爱情故事，且主旨皆是就爱情谈爱情，突出人鬼间相爱的艰难、相恋的缠绵，强调纯粹的“情感化”。
这种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是同唐代当时繁盛的经济环境、安定的社会氛围分不开的。
宋代鬼怪爱情类故事则不同，它也以爱情来构架全文，但更显出世俗化的倾向。
比如这篇《越娘传》，越娘生是五代人，死为宋代鬼，生前受五代战乱之痛、群盗之辱，死后作了它乡之鬼，游离孤寂，巧遇杨舜俞，感激他为自己迁葬枯骨而萌生爱情，但出于良知担心自己鬼魂之阴会损伤爱人，便毅然诀别，怎奈舜俞为贪恋欢娱竞请道士掘墓施法强迫越娘。
这样的“鬼小说”也叙爱情，但读来却与唐代鬼类爱情小说旨趣炯异。
小说以爱情为契结构全文，却挥墨尽写战乱纷飞、强盗横世、世道艰险、人心不诂叙写爱情缠绵之处仅寥寥数语，然于数语中也是为勾勒杨舜俞在爱情中的施恩图报、为求欢娱的卑劣形象。
此类爱情鬼怪小说还有《聊斋志异·丑狐》。
小说叙写贫苦的穆生夜遇女狐求爱，但狐女却生得又黑又丑。
穆生并不爱丑狐，但面对狐女“若相谐好，以元宝相赠”的利益诱惑，他违背良心与狐女生活在一起，以求得“援例纳粟，夏屋连蔓，所衣华服”。
一旦“赂遗渐少”、利益不丰时，他便要驱赶甚至加害丑狐。
在这里，作者冷静地剖析了人类内心深处潜在的那种贪婪，也更加深刻地批判了那类负心的鄙陋之人。
小说末尾安排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穆生与丑狐相遇于途，丑狐仍“以素巾裹五六金，遥掷”于再次一贪如洗的穆生。
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丑狐，丑中有着强烈的善，以此为镜，更反衬出人性的恶、劣，让人于纷乱俗世中分清何为假丑至善、何为真美极恶。
包括《聊斋志异·公孙九娘》：本篇写人鬼通婚的爱情故事，但故事却并不着意于情爱缠绵之中，而是以一桩冤案为背景，寄喻着强烈的内心忿恨之情。
貌美如花的公孙九娘，由于无辜的株连而英华早逝，在幽幽九泉之下，这屈死的冤魂却仍执着地追求着人间的生活，只是怀揣的那份悲愤久久不能忘却。
新婚夜里她向丈夫坦言过去的怨愤、憧憬未来的幸福，但最终却连尸骨之托也没能如愿。
这篇小说蕴含着浓浓的悲凉情绪，传达于读者一种凄惨、悲怆的内心感受。
深深的怨怼皆是那众多被害者含冤莫白、尸骨异乡满腹悲鸣的心声吐露。
能够看得出，这些爱情鬼怪小说，尤其是宋以后的这类小说，表面看来虽托爱情之名，却深深地烙上了讽世的印记。
这也是鬼怪小说最终发展成熟的趋势与标志。
如果说唐代鬼怪故事给人的审丑体验是趋于崇高的丑——爱情被撕毁后的悲恸。
那么宋代及宋以后的爱情类鬼怪故事给人的审丑感受则完全是世俗化了的烦、琐、痛、卑、鄙，言谈间尽是对社会现实深刻的讽刺、对人自身深切的揶揄和挖苦。
“隔断死生终不底，人间最切是深情。”
这是小说家赋予爱情类鬼怪小说共同的主题。
爱情是人类情感最丰富的主题之一，几千年来说不完，道不尽。
爱情是最美丽的人生体验，然而作者却让它遭遇这世上于人而言最丑的“死亡”。
把最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让至美与至丑在强烈的冲击体验中铸就最揪心的悲剧，这是作者在感性本能诱惑下不经意间的流露；死神蹂躏下爱情显露出的坚韧、永垂不朽则是作者面对至丑的有意凸显。
有争论曾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多为大团圆的结局。
考察中国古典小说能够发现一个特点，这些大团圆的结局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借鬼怪神助来实现的。
这不是偶然，因为事实上，中国式的这种团圆结局，蕴涵着一种现世主体企图冲破现实羁绊，超越生死的深意。
看似喜剧性的团圆却正是一种处于当下逆境的无奈反抗，用对生死的戏谑来完成对自我命运的幻想性把握。
这是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心深层却有惊骇波涌的怨与恨、悲与苦。
这种含泪的微笑远比西方艺术传统模式下的悲剧痛彻心扉。
只是对于审视主体、接受主体而言，它需要一种更加成熟的心智、更宽容的胸襟、更深刻的审丑勇气。
还有就是讲述亲情、友情类鬼怪小说的
当然了，这类讲述亲情、友情的鬼怪小说并不多，但这并没有掩盖其散发出的魅力、光芒。
比如《张禹》、《猿母猿子》、《范式张劭》《广陵散》《马仲叔》。尤其感人至深的有：《猿母猿子》、《广陵散》。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欲乞哀状，直是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
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未半年，其家疫死，灭门。
小说短短几行，尽显动物母子之间深入骨髓的情义。
面对无力抗争的丑恶，死也是一种解脱。
“欲乞哀状，直是口不能言”、“猿母悲唤，自掷而死”、“破肠视之，寸寸断裂”寥寥数语，作者让自己和读者都肆意浸泡在其有意营造的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经历一种淋漓的悲痛欲绝的刺激体验。
然而，这种痛感并不令人恶心，却让人有一种“久淤心中顿生开化畅快淋漓”的内心认同感，这正是“丑”的魅力，作者洞悉了这一点，故而写出了这样摄人心魄的审丑精品。
嵇中散刘精高迈，任心游憩；尝行西南游，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
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
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秦，空中称善于。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
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残毁，不宜接见君子。
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
“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
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于是中散以琴授之。
既弹众曲，亦不出常，唯《广陵散》声调绝伦。
中散才从受之，半夕悉得，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又不得言其姓。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能不怅然！”
这里又是一则俗雅的碰撞、丑美的对抗，鄙陋的阴魂与才高八斗的嵇康、千年不散的恶鬼竟谱雅致绝世的《广陵散》，鬼之才情、鬼之德性、丑之魅力于这一对比中尽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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