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三章
此外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学会弹《广陵散》以后，恪守对传授者立下的誓言，终生不转教他人。”
“后来他曹受诬陷被杀害，临刑时还要来一张琴弹奏这只曲子，并且非常惋惜地说：‘《广陵散》于今绝矣！’”
于是“广陵散”于是成了绝世之物的代名词。
还有就是于至丑之中窥真理，丑与真近，作者把至善至美之物的根源归结于“鬼”这一丑劣之物，用意之深，溢于言表。
像是在《聊斋志异·黄英》：小说写马子才与菊花精姐弟之间的的友谊。
在这篇小说中，菊花精怪不是面貌丑陋的异物，也不是内心险恶的妖孽，而是一个在当时社会看来的前卫分子。
而且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着眼，菊花精姐弟正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商人的代表。
不过在传统的眼光里看来，他们养菊、爱菊就不应当以卖菊为生，这是一种自鸣清高、安贫乐道传统看来不雅、不当的丑行。
在这里，丑不是恶，而是一种反传统、反固有秩序的表征。
作者于小说中对这种反传统的“丑怪、精物”寄予赞赏，也折射出他认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前瞻意识。
可以说这是一篇叙写友情鬼怪小说的淡雅之作，小说写精灵怪异、死生变幻，却并不惊心动魄，而是于奇特诡谲之中流露出一种淡雅如菊的情致。
而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点一大类型就是报恩类鬼怪小说了。
众所周知，“报恩”历来也是鬼怪小说的一个主要题材。
述报恩故事的鬼怪小说的代表作主要有：《隋候珠》《董昭之》《邛都大蛇》《白水素女》。
隋县溠水侧，有“断蛇丘”。隋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丘”。岁余，蛇衔明珠以报之。
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隋侯珠”，亦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下间，姥怜而饴之食。
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
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
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代号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
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陷湖”。
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畟然。
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以上两则都是以“蛇怪”为内容的小说。
要知道，“蛇”在西方文化中是罪恶的化身，早在几千年前《圣经》里就给蛇扣上了蛊惑人心和邪恶的帽子，直至今天蛇也是西方人眼中的不祥之物。
在中国，蛇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中，不断变形、发展成了炎黄子孙们崇敬的神圣象征“龙”，这一点神话原型理论家们早就进行过祥实的论述。
然而，事实上，在人类文化早期，蛇亦是于人有严重危害的动物，尤其是对于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民族，蛇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蛇却在中国文化历史的不断积淀中成了“善”的化身，在上述小说中，甚至成了与人为善，救人性命的灵性动物，这当然是“蛇”在由害人之物演进为神圣之物的历史过程中的明显例证。
但是同样值得探究的是，在这种“由恶而善”的演进过程中，潜藏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意识呢？
把丑的化为美的，这是一种人心深处避害趋利的不自觉显现，是一种于危害面前遭遇挫败之后转而对其跪拜屈从的奴性心理和自我安慰心理，更是一种审丑能力的包含、宽容、含纳的弹性力量显现，抑或说是一种审丑能力成熟自觉的显现。
还有一篇述报恩故事的语怪小说《白水素女》，讲的是“田螺姑娘”白水素女同情、帮助贫苦人谢端的故事。
谢端年幼丧父母，为邻人养，孤苦一人。每每耕作回家，都发现家中有饭饮汤火，让人心生暖意。原来这一切都是谢端于城外救过的一只田螺的作为。
当谢端得知实情之后，“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
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
虽然，解剖学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
这是一个遭遇命运不济、生活穷苦之人迫切的内心愿望：有米有面，生活无忧，有亲有爱，有人疼惜。
小说读来给人一种美好、详和的感觉：你耕田来我作炊。
然而透过故事浅处，给人余下的却是一抹悲凉。
现实当中正是因为人们尚缺失这些于人而言最基本的东西，所以作者才借小说来抒写虚幻的满足。
这是一种包裹着温情的悲凉，虚幻之景越美好，内心的酸楚越深切。故当谢端要求“素女”留下时，她“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幸福缥然而至又稍瞬即逝，人无力乞得也无力强留，这也体现了人在现实中对生存、福贵、穷苦的思考。
以及冤情类的鬼怪小说。
的确，鬼怪小说中还有一种是述冤情的，这是后来公案小说的源头和雏形。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苏娥》《东海孝妇》《徐铁臼》《弘氏》等。
《东海孝妇》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孝顺婆母的周青被枉杀的冤案，是后来关汉卿的名着《窦娥冤》的原型。
“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互，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旛竹而上标，又缘旛而下云。”
这一描述到了后来成了关汉卿《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
整篇小说，情节哀怨、幽苦，是对现实官场、政治丑态的控诉，更是对个体脆弱命运的惋惜同情，这惋惜深处又隐含着对顽强生命意志的张扬。
另有《搜神记·苏娥》写交趾刺史“何敞”，夜宿鹄奔亭时，遇多年前冤死于此亭的鬼魂“苏娥”状告亭长“龚寿”劫财杀人。
后经查证，何敞终为死者沉冤昭雪，恶人也终伏法受刑。
这种生前惨遭杀害，死后阴魂告状的小说题材开启了后世公案小说的先河。
小说风格沉郁、阴晦，读来让人心生愤慨，虽然文末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情节安排，然而虚幻中沉冤得雪给人的暂时性安慰却也让人生出深感现实黑暗、无由申辩的怆痛。
这是社会丑的内容，以生命丑的形式托显，倾诉了作者内心积压已久的怨愤。
至此，鬼怪小说实现了它向“讽世劝诫”原型的过渡。
于明清之时，鬼怪类小说成了寄喻作者批判精神的讽喻作品的集中表现，这是鬼怪小说在成熟时期表现出的最具特征的价值，预示了小说文体的高度成熟，也是鬼怪题材在小说运用中的最终成熟。
《聊斋志异·席方平》：小说叙写席方平赴冥界代父伸冤的故事，于阴曹地府所遇皆是贪官酷吏。
他状告富豪羊某，城隍“以所告无据”而驳回，他“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又被推回城隍复审。
忿恨不平的席方平，一纸诉状告到冥府，谁料阎王也是个贪赃枉法之辈，最终不得已到天庭之上找到二郎神才沉冤得雪。
小说，托言鬼神实则影射现实社会。
逐级上诉，它所讽刺、鞭挞的已不再是某一官吏的罪恶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与黑暗。
这是一篇十足的讽世之作，是鬼怪小说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以往学者们在分析鬼怪类小说时，多认为是一种异闻琐见，没有什么艺术、社会现实价值。
直至明清时，鬼怪小说才得到人们的重视，《聊斋志异》在文学界的重大影响便是明证。
然而即使是《聊斋志异》，其被抬高、甚至被列为艺术巅峰之作，其价值也仅是从反映论的角度量测，认为其成就在于小说借鬼怪讽刺了现世的黑暗，有着积极的现实批判性。
然而事实并非全部如此。多数鬼怪小说均系文言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中文言小说一派，区别于晚出现的话本体小说，前者以抒情性为主，后者则受话本“说话人、听众”的创作接受样式制约，以记述性为主。
抒情性的小说是作者于小说中寄寓了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之所以采取以“虚”寄“实”的手法。
一方面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出自对现实文化、道德风尚的考虑。
于政治、文化的约束下，想要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内心需求，用虚无缥渺的“鬼怪”作依托，是再巧妙不过的方式了，它避开了现世的利害关系，在虚幻的境界中让自身心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和补偿性满足。
这种通过鬼怪故事倾诉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中所缺失的东西的强烈乞求、召唤。
其中所包含的除了对现实社会的讽刺，还有对宇宙时空的思索、对生命存在的理解、对人情价值的探究、对个人心路的体味与反思。
此外幽默类的鬼怪小说也不少。
而且可以说呈幽默之趣的鬼怪小说是鬼怪小说中风格颇独特的一支。
它回避对生死、福禄、人情世故、纷繁社会的苦涩思索，率性而为地享用人生，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世界、社会、人生、自我的洞察、自信与慧黠。
如《列异传·王周南》《列异传·宗定伯》《搜神记·宋大贤》。
《搜神记·狗》《搜神记·安阳亭书生》《搜神后记·杨生狗》《幽明录·新死鬼》等。
《王周南》、《宗定伯》、《新死鬼》的作者们创作小说虽多是为“收集异闻”“发明神道之不诬”。
但实际上是对“鬼神异事”的批判，对“无神论”的张扬，对人的乐观精神的彰显。
小说里充满对鬼、怪的取笑、戏谑、揶揄，风格清丽，节奏明快、语言幽默，让读者在莞尔一笑之后得到某种趣味与轻松。
例如：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衣冠从穴中出，在厅事上语曰：“周南，尔某月某日当死。”
周南不应，鼠还穴。后至期，更冠帻绛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又不应，鼠缓入穴。须臾，出语曰：“向日适前语。”鼠入复出，出复入，转
更数，语如前语。日适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
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视之，具如常鼠也。
一只身着衣冠，真呼人名讳的老鼠，那种言语狂傲、妆束的可笑在作者寥寥数语中描述得惟妙惟肖。
鼠怪三次恐吓周南而不成，最终无计可施，颠蹶而死。
文中周南对妖魔鬼怪采取一种“不理睬”的态度，这“不理睬”里，包含着不被吓倒、不受迷惑、不屑一顾的镇定与自信。
整个故事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反复品匝，一种自信、刚烈、正气的气节油然而生。
……
……
……
“后来他曹受诬陷被杀害，临刑时还要来一张琴弹奏这只曲子，并且非常惋惜地说：‘《广陵散》于今绝矣！’”
于是“广陵散”于是成了绝世之物的代名词。
还有就是于至丑之中窥真理，丑与真近，作者把至善至美之物的根源归结于“鬼”这一丑劣之物，用意之深，溢于言表。
像是在《聊斋志异·黄英》：小说写马子才与菊花精姐弟之间的的友谊。
在这篇小说中，菊花精怪不是面貌丑陋的异物，也不是内心险恶的妖孽，而是一个在当时社会看来的前卫分子。
而且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着眼，菊花精姐弟正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商人的代表。
不过在传统的眼光里看来，他们养菊、爱菊就不应当以卖菊为生，这是一种自鸣清高、安贫乐道传统看来不雅、不当的丑行。
在这里，丑不是恶，而是一种反传统、反固有秩序的表征。
作者于小说中对这种反传统的“丑怪、精物”寄予赞赏，也折射出他认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前瞻意识。
可以说这是一篇叙写友情鬼怪小说的淡雅之作，小说写精灵怪异、死生变幻，却并不惊心动魄，而是于奇特诡谲之中流露出一种淡雅如菊的情致。
而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点一大类型就是报恩类鬼怪小说了。
众所周知，“报恩”历来也是鬼怪小说的一个主要题材。
述报恩故事的鬼怪小说的代表作主要有：《隋候珠》《董昭之》《邛都大蛇》《白水素女》。
隋县溠水侧，有“断蛇丘”。隋侯出行，见大蛇，被伤中断。疑其灵异，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走。因号其处“断蛇丘”。岁余，蛇衔明珠以报之。
珠盈径寸，纯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故谓之“隋侯珠”，亦曰“灵蛇珠”，又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下间，姥怜而饴之食。
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
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
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代号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
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陷湖”。
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畟然。
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以上两则都是以“蛇怪”为内容的小说。
要知道，“蛇”在西方文化中是罪恶的化身，早在几千年前《圣经》里就给蛇扣上了蛊惑人心和邪恶的帽子，直至今天蛇也是西方人眼中的不祥之物。
在中国，蛇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中，不断变形、发展成了炎黄子孙们崇敬的神圣象征“龙”，这一点神话原型理论家们早就进行过祥实的论述。
然而，事实上，在人类文化早期，蛇亦是于人有严重危害的动物，尤其是对于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民族，蛇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蛇却在中国文化历史的不断积淀中成了“善”的化身，在上述小说中，甚至成了与人为善，救人性命的灵性动物，这当然是“蛇”在由害人之物演进为神圣之物的历史过程中的明显例证。
但是同样值得探究的是，在这种“由恶而善”的演进过程中，潜藏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意识呢？
把丑的化为美的，这是一种人心深处避害趋利的不自觉显现，是一种于危害面前遭遇挫败之后转而对其跪拜屈从的奴性心理和自我安慰心理，更是一种审丑能力的包含、宽容、含纳的弹性力量显现，抑或说是一种审丑能力成熟自觉的显现。
还有一篇述报恩故事的语怪小说《白水素女》，讲的是“田螺姑娘”白水素女同情、帮助贫苦人谢端的故事。
谢端年幼丧父母，为邻人养，孤苦一人。每每耕作回家，都发现家中有饭饮汤火，让人心生暖意。原来这一切都是谢端于城外救过的一只田螺的作为。
当谢端得知实情之后，“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
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
虽然，解剖学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
这是一个遭遇命运不济、生活穷苦之人迫切的内心愿望：有米有面，生活无忧，有亲有爱，有人疼惜。
小说读来给人一种美好、详和的感觉：你耕田来我作炊。
然而透过故事浅处，给人余下的却是一抹悲凉。
现实当中正是因为人们尚缺失这些于人而言最基本的东西，所以作者才借小说来抒写虚幻的满足。
这是一种包裹着温情的悲凉，虚幻之景越美好，内心的酸楚越深切。故当谢端要求“素女”留下时，她“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幸福缥然而至又稍瞬即逝，人无力乞得也无力强留，这也体现了人在现实中对生存、福贵、穷苦的思考。
以及冤情类的鬼怪小说。
的确，鬼怪小说中还有一种是述冤情的，这是后来公案小说的源头和雏形。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苏娥》《东海孝妇》《徐铁臼》《弘氏》等。
《东海孝妇》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孝顺婆母的周青被枉杀的冤案，是后来关汉卿的名着《窦娥冤》的原型。
“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互，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旛竹而上标，又缘旛而下云。”
这一描述到了后来成了关汉卿《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
整篇小说，情节哀怨、幽苦，是对现实官场、政治丑态的控诉，更是对个体脆弱命运的惋惜同情，这惋惜深处又隐含着对顽强生命意志的张扬。
另有《搜神记·苏娥》写交趾刺史“何敞”，夜宿鹄奔亭时，遇多年前冤死于此亭的鬼魂“苏娥”状告亭长“龚寿”劫财杀人。
后经查证，何敞终为死者沉冤昭雪，恶人也终伏法受刑。
这种生前惨遭杀害，死后阴魂告状的小说题材开启了后世公案小说的先河。
小说风格沉郁、阴晦，读来让人心生愤慨，虽然文末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情节安排，然而虚幻中沉冤得雪给人的暂时性安慰却也让人生出深感现实黑暗、无由申辩的怆痛。
这是社会丑的内容，以生命丑的形式托显，倾诉了作者内心积压已久的怨愤。
至此，鬼怪小说实现了它向“讽世劝诫”原型的过渡。
于明清之时，鬼怪类小说成了寄喻作者批判精神的讽喻作品的集中表现，这是鬼怪小说在成熟时期表现出的最具特征的价值，预示了小说文体的高度成熟，也是鬼怪题材在小说运用中的最终成熟。
《聊斋志异·席方平》：小说叙写席方平赴冥界代父伸冤的故事，于阴曹地府所遇皆是贪官酷吏。
他状告富豪羊某，城隍“以所告无据”而驳回，他“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又被推回城隍复审。
忿恨不平的席方平，一纸诉状告到冥府，谁料阎王也是个贪赃枉法之辈，最终不得已到天庭之上找到二郎神才沉冤得雪。
小说，托言鬼神实则影射现实社会。
逐级上诉，它所讽刺、鞭挞的已不再是某一官吏的罪恶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与黑暗。
这是一篇十足的讽世之作，是鬼怪小说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以往学者们在分析鬼怪类小说时，多认为是一种异闻琐见，没有什么艺术、社会现实价值。
直至明清时，鬼怪小说才得到人们的重视，《聊斋志异》在文学界的重大影响便是明证。
然而即使是《聊斋志异》，其被抬高、甚至被列为艺术巅峰之作，其价值也仅是从反映论的角度量测，认为其成就在于小说借鬼怪讽刺了现世的黑暗，有着积极的现实批判性。
然而事实并非全部如此。多数鬼怪小说均系文言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中文言小说一派，区别于晚出现的话本体小说，前者以抒情性为主，后者则受话本“说话人、听众”的创作接受样式制约，以记述性为主。
抒情性的小说是作者于小说中寄寓了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之所以采取以“虚”寄“实”的手法。
一方面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出自对现实文化、道德风尚的考虑。
于政治、文化的约束下，想要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内心需求，用虚无缥渺的“鬼怪”作依托，是再巧妙不过的方式了，它避开了现世的利害关系，在虚幻的境界中让自身心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和补偿性满足。
这种通过鬼怪故事倾诉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中所缺失的东西的强烈乞求、召唤。
其中所包含的除了对现实社会的讽刺，还有对宇宙时空的思索、对生命存在的理解、对人情价值的探究、对个人心路的体味与反思。
此外幽默类的鬼怪小说也不少。
而且可以说呈幽默之趣的鬼怪小说是鬼怪小说中风格颇独特的一支。
它回避对生死、福禄、人情世故、纷繁社会的苦涩思索，率性而为地享用人生，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世界、社会、人生、自我的洞察、自信与慧黠。
如《列异传·王周南》《列异传·宗定伯》《搜神记·宋大贤》。
《搜神记·狗》《搜神记·安阳亭书生》《搜神后记·杨生狗》《幽明录·新死鬼》等。
《王周南》、《宗定伯》、《新死鬼》的作者们创作小说虽多是为“收集异闻”“发明神道之不诬”。
但实际上是对“鬼神异事”的批判，对“无神论”的张扬，对人的乐观精神的彰显。
小说里充满对鬼、怪的取笑、戏谑、揶揄，风格清丽，节奏明快、语言幽默，让读者在莞尔一笑之后得到某种趣味与轻松。
例如：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衣冠从穴中出，在厅事上语曰：“周南，尔某月某日当死。”
周南不应，鼠还穴。后至期，更冠帻绛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又不应，鼠缓入穴。须臾，出语曰：“向日适前语。”鼠入复出，出复入，转
更数，语如前语。日适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
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视之，具如常鼠也。
一只身着衣冠，真呼人名讳的老鼠，那种言语狂傲、妆束的可笑在作者寥寥数语中描述得惟妙惟肖。
鼠怪三次恐吓周南而不成，最终无计可施，颠蹶而死。
文中周南对妖魔鬼怪采取一种“不理睬”的态度，这“不理睬”里，包含着不被吓倒、不受迷惑、不屑一顾的镇定与自信。
整个故事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反复品匝，一种自信、刚烈、正气的气节油然而生。
……
……
……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