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一章
可是他们最终没有逃脱强大的封建势力的魔掌，秀秀被咸安郡王迫害致死，在幸福被毁灭的时刻，我们看到了秀秀的又一次的挣扎和反抗。
她的鬼魂仍怀着强烈的生活欲望和执着的爱，去苦苦追求自己的理想。
像是《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和《志诚张主管》写的也是青年女子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执着追求的故事。
而《快嘴李翠莲记》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女子的悲剧。
作者用富有喜剧性的夸张笔墨，塑造了李翠莲性格刚直，心灵嘴快，蔑视一切封建礼法，锋芒毕露，毫不妥协的叛逆性格。
可是不幸的是，李翠莲这样的一种性格，却为封建家长所不容，燕尔新婚，她就因“打先生，骂媒婆，触夫主，毁公婆”而被休。
回家后又受到父母兄长的责备和嫌弃，最后不得不投身佛门。
话本以喜剧的故事形态反映了李翠莲不容于封建社会的个性悲剧，从而揭示出妇女对男女平等与个性自由的强烈要求。
以诉讼事件为题材的小说话本涉及的生活面十分广阔，它直接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比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吏治。
同时对没有人权保障的下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也热情赞颂了那些能为人民伸张正义的绿林好汉。
《错斩崔宁》叙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因为十五贯钱而引起的谋杀冤案。
这个案件看似复杂，其中有不少偶然因素，但主要的原因是府尹“率意断狱，任情用刑”。
作品通过一句戏言竟酿成大祸的描述，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随时可能就会有横祸飞来的悲惨命运。
这个故事后来也被冯梦龙收入《三言》中。
而清初戏曲家朱素臣则采用这个故事情节，写成《十五贯》传奇，几百年来盛演不衰。
此外公案小说话本写得较好的还有《简帖和尚》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
宋元话本是由“说话”技艺演化而来，又在市民生活土壤上发展，其作者与下层人们息息相通，所以在话本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富有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在语言上，宋元话本运用生动活泼的白话语言叙事状物，简洁明快，通俗生动，还大量运用概括力极强的俗语、谚语，如说人面临危机是“猪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来寻死路”。
说人脱离困境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不再回”。
说求人的难处是“将身投虎易，开口告人难”，说金钱万能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等等。
宋元小说话本第一次全面突破了以文言为主的小说语言，采用白话写作，适合广大市民阶层的口味，话本在题材上反映市民的日常生活，反映市民的情感和意识，塑造了一系列下层市民的艺术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并且需要说明，宋元小说话本对后世的长短篇白话小说和戏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这其中像是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
比如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是继“三言”、“二拍”之后的两部质量较佳、影响较大的白话短篇小说专集。
至于李渔的话，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字笠鸿，号笠翁，随庵主人、新亭樵客等，原籍浙江兰溪，他自幼跟从父辈生长在江苏如皋。
李渔父亲、伯父都是经营医药的商人，家境富裕，受到良好的教育。
后家境衰落，在顺治八年左右，李渔移居杭州，以卖文刻画为生，并开始了通俗小说和戏曲的创作。
此后顺治十五年左右，李渔又移家南京，在南京住了将近二十年，他南京住所取名为芥子园，所开的书铺也名芥子园。
李渔在南京期间，刊印了《芥子园画谱》，还组织家庭剧团，自编自导自演。
康熙十六年，六十七岁的李渔移居杭州，两年后逝世。
李渔一生着作甚富，除了《无声戏》、《十二楼》外，主要有诗文杂着合集《李笠翁一家言全集》、《闲情偶寄》六卷、《笠翁十种曲》等。
《无声戏》和《十二楼》共收有李渔白话短篇三十篇，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首先，作者善于通过描写男女青年在爱情上的悲欢离合和种种遭遇与矛盾，表现他们追求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体现作者的民主意识。
这类作品中，《谭楚玉戏里传情》和《合影楼》写得最好。《谭楚玉戏里传情》写的是江湖戏班女伶刘藐姑与落魄书生谭楚玉的爱情故事。
谭楚玉为了接近心上人刘藐姑，不惜投身戏班，借同台演戏之机，向藐姑表达挚爱之情。
刘藐姑虽为娼优，但心地纯洁无瑕，为了追求理想的伴侣，她不畏恶势力胁迫，不受金钱的诱惑。
她对谭生的爱情表现得十分真诚，当重利忘义的母亲要将她卖给富翁为妾时，她公开反抗母命，声称已自许谭生，宁死不嫁他人。
迎娶之日，她借戏痛斥富翁，与谭生投江，以死殉情。
小说后半部写二人双双获救，谭生金榜题名，皆大欢喜。
表现作者“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善良愿望。《合影楼》是一出轻松的爱情喜剧。
俩男女囿于封建礼法，虽然一水之隔，却无由见面，只好在各自的水阁上与对方的影子谈心。
或以言语，或用手势，或借流水荷叶传递情书，互诉爱慕相思之苦。经过两人不懈的努力和众人的帮助，他们最终终于冲破了封建家长的阻挠结成美满的姻缘。
这个故事形象地告诉人们，爱情的产生是自然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李渔的一些小说还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昏庸，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恶浊。
具有批判现实的积极意义。《鹤归楼》写宋徽宗在国家危亡之际仍下诏选妃，追求淫乐，后因故罢选，当他得知预选的佳人为两个新科进士所娶，竟然滥用皇权对其加以迫害。
《萃雅楼》则刻画了朝廷恶棍严世蕃的形象，严世蕃人面兽心，残忍凶狠，他酷好男色，长期霸占美貌少年权汝修，还串通太监阉割了他。作者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表现极大的愤慨和谴责。
《清官不受扒灰谤》则谴责了昏官的滥用刑罚和率意断案。
小说中的太守审理奸情的唯一法宝是先看妇人容貌如何，凡是长得标致的，就认定会勾引男人，这种偏见和主观武断致使穷书生蒋瑜和邻妇何氏蒙受不白之冤。
李渔小说还歌颂了下层市民讲信义、重友情、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美好品德。
如《乞丐行好事》中，歌颂了一个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乞丐“穷不怕”，他常把自己讨来的东西拿去周济穷人，作者通过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鲜明对比，突出下层人民的高尚品德。
李渔是一位小说戏曲兼擅的作家，在小说与戏曲的关系上，他认为戏曲是有声的小说，小说是无声的戏曲。
因而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他也有意识地吸收引进了戏曲艺术的一些特点，从而使他的小说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在明末清初的白话短篇小说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李渔的小说创作特别注重故事的新鲜奇特。
为了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能吸引读者，李渔还借鉴了戏曲结构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的创作经验，使他的大部分小说都能做到结构单纯，主线明确，前后照应。
李渔小说语言浅显通俗，生动风趣，具有喜剧性的特色。
除了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以外，清代白话短篇小说如题“薇园主人着”的《清夜钟》反映明清鼎革之际动乱的社会现实，对李自成农民军的节节胜利和明王朝的腐败昏乱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题“东鲁古狂生编辑”的《醉醒石》主要用以劝世训诫，如反映官吏的贪污腐化、僧人术士的虚伪奸诈，科举的弊端等等。
题“圣水艾衲居士编”的《豆棚闲话》在结构上颇有特色，全书以豆棚下的闲话为线索，将十二个故事贯穿起来，又往往从有关豆的谈话内容生发开去，引出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与西方小说《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相似。
在白话短篇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还有《西湖佳话》、《五色石》等短篇白话小说集。
此外就是第二节“三言”、“二拍”了。
这部书的作者是冯梦龙，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墨憨子等，长州人。
他少有才气，与哥哥梦桂、弟弟梦熊在当时文坛上同被誉为“吴下三冯”。
冯梦龙青壮年时曾多次应举赴考，但总不得志。
同时，他也“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过着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的生活。
他五十七岁补了一名贡生，六十一岁出任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
六十五岁离任回苏州，卒年七十三岁。
冯梦龙在思想上深受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影响，反对伪道学，肯定“人欲”，尊重个性。
在文学观上，他也接受李贽的观点，大力推崇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识。
首先，他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认为好的小说应该能够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
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
他在《醒世恒言》序中指出，“三言”的提名，其意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很显然，作者编辑“三言”的目的，在于劝谕、警诫、唤醒世人，有其明确的社会教育作用。
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冯梦龙也有其新鲜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小说创作，可以“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也就是说小说创作可以不必拘泥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应该有较多的艺术概括和虚构的自由。
同时，他又指出，小说创作应该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
也就是小说的题材无论是真人真事，还是虚构，都要符合生活的情理。
这也是他对艺术虚构的总体要求。
这些无疑都体现了冯梦龙进步的文学观。
冯梦龙毕生从事戏曲、民歌和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创作和编辑工作，着作丰富，就目前较明确的就有五十多种，而且范围很广，涉及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
在小说方面，除了“三言”外，还增补和改编了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等。
选编了以男女之情的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类略》。
戏曲作品有《双雄记》、《万事足》两种，还改编别人剧本八种，合称《墨憨斋新曲十种》。
刊行的民歌集有《挂枝儿》、《山歌》两种，还编印有《笑府》、《古今谭概》等。
在众多的着作中，以“三言”影响最大，它不仅对小说话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直接推动了拟话本的创作。
而在“三言”的人物画廊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无赖，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而其主要表现对象则是市民阶层，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是市井细民。
“三言”颇为全面地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和理想，体现了时代的风貌。
比如1、小说中反映了明中后期惊世骇俗的市民爱情观
到了明中叶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作为对正统的、专制主义的、禁欲主义的思想叛逆。
首先是以要求“人”的解放为其思想的主要特点的。
……
……
……
她的鬼魂仍怀着强烈的生活欲望和执着的爱，去苦苦追求自己的理想。
像是《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和《志诚张主管》写的也是青年女子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执着追求的故事。
而《快嘴李翠莲记》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女子的悲剧。
作者用富有喜剧性的夸张笔墨，塑造了李翠莲性格刚直，心灵嘴快，蔑视一切封建礼法，锋芒毕露，毫不妥协的叛逆性格。
可是不幸的是，李翠莲这样的一种性格，却为封建家长所不容，燕尔新婚，她就因“打先生，骂媒婆，触夫主，毁公婆”而被休。
回家后又受到父母兄长的责备和嫌弃，最后不得不投身佛门。
话本以喜剧的故事形态反映了李翠莲不容于封建社会的个性悲剧，从而揭示出妇女对男女平等与个性自由的强烈要求。
以诉讼事件为题材的小说话本涉及的生活面十分广阔，它直接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比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吏治。
同时对没有人权保障的下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也热情赞颂了那些能为人民伸张正义的绿林好汉。
《错斩崔宁》叙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因为十五贯钱而引起的谋杀冤案。
这个案件看似复杂，其中有不少偶然因素，但主要的原因是府尹“率意断狱，任情用刑”。
作品通过一句戏言竟酿成大祸的描述，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随时可能就会有横祸飞来的悲惨命运。
这个故事后来也被冯梦龙收入《三言》中。
而清初戏曲家朱素臣则采用这个故事情节，写成《十五贯》传奇，几百年来盛演不衰。
此外公案小说话本写得较好的还有《简帖和尚》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
宋元话本是由“说话”技艺演化而来，又在市民生活土壤上发展，其作者与下层人们息息相通，所以在话本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富有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在语言上，宋元话本运用生动活泼的白话语言叙事状物，简洁明快，通俗生动，还大量运用概括力极强的俗语、谚语，如说人面临危机是“猪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来寻死路”。
说人脱离困境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不再回”。
说求人的难处是“将身投虎易，开口告人难”，说金钱万能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等等。
宋元小说话本第一次全面突破了以文言为主的小说语言，采用白话写作，适合广大市民阶层的口味，话本在题材上反映市民的日常生活，反映市民的情感和意识，塑造了一系列下层市民的艺术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并且需要说明，宋元小说话本对后世的长短篇白话小说和戏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这其中像是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
比如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是继“三言”、“二拍”之后的两部质量较佳、影响较大的白话短篇小说专集。
至于李渔的话，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字笠鸿，号笠翁，随庵主人、新亭樵客等，原籍浙江兰溪，他自幼跟从父辈生长在江苏如皋。
李渔父亲、伯父都是经营医药的商人，家境富裕，受到良好的教育。
后家境衰落，在顺治八年左右，李渔移居杭州，以卖文刻画为生，并开始了通俗小说和戏曲的创作。
此后顺治十五年左右，李渔又移家南京，在南京住了将近二十年，他南京住所取名为芥子园，所开的书铺也名芥子园。
李渔在南京期间，刊印了《芥子园画谱》，还组织家庭剧团，自编自导自演。
康熙十六年，六十七岁的李渔移居杭州，两年后逝世。
李渔一生着作甚富，除了《无声戏》、《十二楼》外，主要有诗文杂着合集《李笠翁一家言全集》、《闲情偶寄》六卷、《笠翁十种曲》等。
《无声戏》和《十二楼》共收有李渔白话短篇三十篇，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首先，作者善于通过描写男女青年在爱情上的悲欢离合和种种遭遇与矛盾，表现他们追求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体现作者的民主意识。
这类作品中，《谭楚玉戏里传情》和《合影楼》写得最好。《谭楚玉戏里传情》写的是江湖戏班女伶刘藐姑与落魄书生谭楚玉的爱情故事。
谭楚玉为了接近心上人刘藐姑，不惜投身戏班，借同台演戏之机，向藐姑表达挚爱之情。
刘藐姑虽为娼优，但心地纯洁无瑕，为了追求理想的伴侣，她不畏恶势力胁迫，不受金钱的诱惑。
她对谭生的爱情表现得十分真诚，当重利忘义的母亲要将她卖给富翁为妾时，她公开反抗母命，声称已自许谭生，宁死不嫁他人。
迎娶之日，她借戏痛斥富翁，与谭生投江，以死殉情。
小说后半部写二人双双获救，谭生金榜题名，皆大欢喜。
表现作者“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善良愿望。《合影楼》是一出轻松的爱情喜剧。
俩男女囿于封建礼法，虽然一水之隔，却无由见面，只好在各自的水阁上与对方的影子谈心。
或以言语，或用手势，或借流水荷叶传递情书，互诉爱慕相思之苦。经过两人不懈的努力和众人的帮助，他们最终终于冲破了封建家长的阻挠结成美满的姻缘。
这个故事形象地告诉人们，爱情的产生是自然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李渔的一些小说还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昏庸，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恶浊。
具有批判现实的积极意义。《鹤归楼》写宋徽宗在国家危亡之际仍下诏选妃，追求淫乐，后因故罢选，当他得知预选的佳人为两个新科进士所娶，竟然滥用皇权对其加以迫害。
《萃雅楼》则刻画了朝廷恶棍严世蕃的形象，严世蕃人面兽心，残忍凶狠，他酷好男色，长期霸占美貌少年权汝修，还串通太监阉割了他。作者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表现极大的愤慨和谴责。
《清官不受扒灰谤》则谴责了昏官的滥用刑罚和率意断案。
小说中的太守审理奸情的唯一法宝是先看妇人容貌如何，凡是长得标致的，就认定会勾引男人，这种偏见和主观武断致使穷书生蒋瑜和邻妇何氏蒙受不白之冤。
李渔小说还歌颂了下层市民讲信义、重友情、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美好品德。
如《乞丐行好事》中，歌颂了一个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乞丐“穷不怕”，他常把自己讨来的东西拿去周济穷人，作者通过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鲜明对比，突出下层人民的高尚品德。
李渔是一位小说戏曲兼擅的作家，在小说与戏曲的关系上，他认为戏曲是有声的小说，小说是无声的戏曲。
因而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他也有意识地吸收引进了戏曲艺术的一些特点，从而使他的小说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在明末清初的白话短篇小说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李渔的小说创作特别注重故事的新鲜奇特。
为了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能吸引读者，李渔还借鉴了戏曲结构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的创作经验，使他的大部分小说都能做到结构单纯，主线明确，前后照应。
李渔小说语言浅显通俗，生动风趣，具有喜剧性的特色。
除了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以外，清代白话短篇小说如题“薇园主人着”的《清夜钟》反映明清鼎革之际动乱的社会现实，对李自成农民军的节节胜利和明王朝的腐败昏乱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题“东鲁古狂生编辑”的《醉醒石》主要用以劝世训诫，如反映官吏的贪污腐化、僧人术士的虚伪奸诈，科举的弊端等等。
题“圣水艾衲居士编”的《豆棚闲话》在结构上颇有特色，全书以豆棚下的闲话为线索，将十二个故事贯穿起来，又往往从有关豆的谈话内容生发开去，引出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与西方小说《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相似。
在白话短篇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还有《西湖佳话》、《五色石》等短篇白话小说集。
此外就是第二节“三言”、“二拍”了。
这部书的作者是冯梦龙，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墨憨子等，长州人。
他少有才气，与哥哥梦桂、弟弟梦熊在当时文坛上同被誉为“吴下三冯”。
冯梦龙青壮年时曾多次应举赴考，但总不得志。
同时，他也“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过着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的生活。
他五十七岁补了一名贡生，六十一岁出任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
六十五岁离任回苏州，卒年七十三岁。
冯梦龙在思想上深受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影响，反对伪道学，肯定“人欲”，尊重个性。
在文学观上，他也接受李贽的观点，大力推崇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识。
首先，他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认为好的小说应该能够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
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
他在《醒世恒言》序中指出，“三言”的提名，其意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很显然，作者编辑“三言”的目的，在于劝谕、警诫、唤醒世人，有其明确的社会教育作用。
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冯梦龙也有其新鲜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小说创作，可以“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也就是说小说创作可以不必拘泥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应该有较多的艺术概括和虚构的自由。
同时，他又指出，小说创作应该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
也就是小说的题材无论是真人真事，还是虚构，都要符合生活的情理。
这也是他对艺术虚构的总体要求。
这些无疑都体现了冯梦龙进步的文学观。
冯梦龙毕生从事戏曲、民歌和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创作和编辑工作，着作丰富，就目前较明确的就有五十多种，而且范围很广，涉及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
在小说方面，除了“三言”外，还增补和改编了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等。
选编了以男女之情的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类略》。
戏曲作品有《双雄记》、《万事足》两种，还改编别人剧本八种，合称《墨憨斋新曲十种》。
刊行的民歌集有《挂枝儿》、《山歌》两种，还编印有《笑府》、《古今谭概》等。
在众多的着作中，以“三言”影响最大，它不仅对小说话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直接推动了拟话本的创作。
而在“三言”的人物画廊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无赖，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而其主要表现对象则是市民阶层，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是市井细民。
“三言”颇为全面地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和理想，体现了时代的风貌。
比如1、小说中反映了明中后期惊世骇俗的市民爱情观
到了明中叶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作为对正统的、专制主义的、禁欲主义的思想叛逆。
首先是以要求“人”的解放为其思想的主要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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