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小说 » 女频频道 » 我竟然是白骨精 » 第一百七十四章

第一百七十四章

    还有就是历史演义小说了,这类小说主要受史学著作的影响较大。

    因为中国的史学取得辉煌的成就,像是卷帙浩繁的历朝正史和难以数计的野史、杂记为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史学的“实录”精神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比较真实丰富的历史素材。

    比如班固曾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因此自从班固把《史记》的写作原则概括为“实录”之后,又经过刘知几等史学理论家的发展,“实录”成为我国古代史学著作最重要的写作原则之一。

    这种“实录”原则,表现在历史学家要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

    于是他们开始了严肃认真广泛地收集材料。

    而且还对这些材料进行考辨,对有疑问的问题,则取“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慎重行事,不武断草率。

    可以说优秀的历史学家具有如实揭示历史真相,不为强暴所屈的传统美德,像是司马迁不因为刘邦是本朝开国之君而不写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以及无赖行径。

    以及班固在《汉书》中一面赞扬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显赫功业,另一方面指出他“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实录”还要求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

    如司马迁并不喜欢吕后,但仍然肯定她的才干,不讳言在她当权时出现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繁荣景象。

    陈寿《三国志》对于诸葛亮,既肯定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可谓治世之良才”。

    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他的缺点:“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由此“实录”精神演化成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对古代小说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史学家写历史,总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表现自己的理想情操,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熔铸在史实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像《离骚》一样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也正因为《史记》有强烈的抒情性,将充沛的感情灌注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所以才使历史人物神采飞扬,栩栩如生,使那些历史场面精彩生动,感人肺腑。

    历史演义小说家既然是创作小说,应该可以更好地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理想,对历史事件进行审美的观照和表现。

    不过,在历史演义小说长廊中,除了《三国演义》等少数几部作品之外,相当多的作家片面照搬历史,把历史演义小说写得毫无生气。

    另外,中国的史学著作为小说提供了可资效仿的结构体例。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记录最完整的国家,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其中“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作为“三大史体”最为引人注目。

    纪传体,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顺序为中心,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各具特色,各领风骚,蔚为大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三种文体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便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梗概,便于条理清晰地处理错综复杂的史料。

    纪传体则有利于描写历史人物,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纪事本末体则有利于全面地首尾连贯地描述重大事件。

    “三大史体”为历史演义小说家处理、安排创作素材,构建小说的叙事结构提供了现成的范例。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以陈寿《三国志》的史料为主要依据,参照《资治通鉴》编年体的结构方式,总体结构是属于编年体。

    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则采取纪传体,以岳飞一生为中心,依照时间顺序记述岳飞一生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

    历史著作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形象传神的历史人物,为历史演义小说叙事写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至于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的话——先是“讲史”。

    稍稍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宋元“讲史”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

    “讲史”是说话技艺中的一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时就有专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专说五代史的专家尹常卖等。

    “讲史”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吸收民间传说,讲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

    它的特点是:一取材于历史,以朝代为主体,不以英雄人物为主体;二是讲述历代盛衰兴废之事,侧重政治、军事斗争。

    三是基本上采取“正史”的书面语言,也吸收了民间口语,形成半文半白的文体;四是篇幅较长,分节叙述。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宋元“讲史”文本多有遗佚,现存者甚少,只有八种而已。

    我们下面可以对这八种讲史话本作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是《新编五代史平话》,这部书无作者姓名,是宋刊本。

    它是说“五代史”的底本,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其中梁史、汉史的下卷已佚。

    全书主要依据史实,历叙五代兴替始末。

    在它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在元末或明初产生了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其次是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等五种,均不署作者姓名。

    《武王伐纣平话》,别题《吕望兴周》,分上中下三卷。

    从纣王行香、苏妲己被魅开场,次叙云中子进剑除妖,再叙纣王荒淫暴虐,囚西伯于羑里。

    再次叙西伯回国,聘姜尚助周;文王死,武王、姜尚起兵伐纣,直至纣子殷郊斧斩纣王。

    《封神演义》就是以它为蓝本创作而成。

    《七国春秋平话》又名《乐毅图齐》,亦分上中下三卷。

    本书以孙膑、乐毅为主要人物,描述燕齐两国之间的矛盾斗争。

    它的《前集》已失传,但从《后集》的“入话”可以推出,《前集》必写“孙庞斗智”,明吴门啸客编的《孙庞演义》可能就是根据《前集》改编的。

    《前汉书平话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亦分上中下三卷。

    主要写刘邦做皇帝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残杀。

    刘邦对韩信存有戒心,韩信杀楚臣钟离末献汉王,反而被夺了军权,改封淮阴侯。

    番兵入寇,陈豨奉命御敌,与韩信密约,到边地举反旗。

    刘邦恐慌,决定亲征,并嘱咐吕后用计诱斩韩信。

    刘邦死后,诸吕作乱,群臣不服。

    最后樊哙的儿子樊元亲率诸军攻入宫中,杀诸吕,包括其母吕胥,迎薄姬所生的北大王入宫即位,就是汉文帝。

    此话本大致于史有据。明甄伟《西汉演义》八四节至一零一节是依据此书上卷、中卷内容进行改写的。

    《三国志平话》亦分上中下三卷,这是《全相平话五种》中最重要的一种,已经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

    还有《宣和遗事》,记载北宋后期至南宋的历史,总结宋人失国的历史原因。

    其中对后来小说影响最大的是梁山泊故事。

    还有《薛仁贵征辽事略》。现存于《永乐大典》,记叙薛仁贵随唐太宗征辽,英勇善战,屡建奇功。

    可以说讲史话本对历史演义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从思想上说,“讲史”以儒家思想为主调,渗入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

    2、从题材上看,“讲史”以历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素材,在史书基础上,适当吸收民间传说、故事。

    3、“讲史”的体制,形成了历史演义小说章回体的特点,“讲史”的全知叙事方式也为历史演义小说继承。

    4、从语言上,“讲史”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的语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历史演义小说也袭用此种语体。

    而关于古代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的歧见与界定的话。

    可能大家要问,究竟什么是历史演义,它与历史的关系如何,是否允许艺术虚构,虚构到何种程度,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这些问题大致有两种见解。

    一是正史派,他们认为历史演义小说应忠实于史实,只是把历史通俗化。

    像是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提出历史演义要“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修髯子提出要“羽翼信史而不违”,到了清代蔡元放则更为彻底,他谈到《新列国志》改编时说。

    “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事实也记不了,哪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他们认为历史演义要忠实于历史,那么历史演义与历史有何区别呢,为什么要创作历史演义呢?

    他们认为,历史演义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1、可以把历史通俗化。陈继儒给历史演义下的定义是:“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

    2、“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就是正史叙述比较概括简要,通俗演义使之更详细、更丰富,对正史起演绎补充作用。

    3、把历史条理化。因为史书记载的史实比较分散、杂乱,历史演义则“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

    4、在忠实史实的基础上,可以在文字上增添润色,增加它的生动性、可读性。

    这一派主张基本上混淆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区别,把历史演义看作正史的普及本,忽视了小说作为形象思维的艺术产品的审美特征,给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带来不良影响。

    另一派是创作派,他们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待历史演义小说。

    反对照搬历史,允许艺术虚构,强调历史小说的审美特性。

    明代文学家谢肇浙提出“虚实相半”的重要论点:“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

    谢肇浙肯定了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着眼艺术的审美意象,只要“情景造极”,达到审美要求就可以了,“不必问其有无”。

    谢肇浙在这里是泛论文学作品与史传的区别,而不是专指历史演义小说。

    像是明崇祯年间的文学家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说:“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

    “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

    袁于令这段话,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明确地区分了历史著作和历史演义小说。

    “正史”是“传信”,要“贵真”,而历史演义是“传奇”,要“贵幻”。

    这里的“幻”包括艺术创作中的虚构、夸张、想象等。

    袁于令在指出艺术虚构重要性时,没有涉及一个问题,即历史小说的艺术虚构是否有限度。

    如何区别历史小说和其它小说,清康熙年间,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说。

    “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

    金丰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演义小说如何掌握虚实之间的界限问题。

    他认为重要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性格应该“实”,故事则可以“虚”。虚实相生,就会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