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六章
像是《三国志传》以《花关索传》为蓝本，写出了关索认父故事。
而在《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中叙述诸葛亮南征时，只有“关索诈败”一句，没有完整的情节。
此后在嘉靖本里也没有关索故事，不过在毛宗岗评改本中，却有一段没头没尾的关索事迹，这些迹象表明，《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不是同一底本，其底本可能早于嘉靖本。
到了清康熙年间，毛宗岗与其父毛纶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做了修改和评点，即《三国演义》毛评本。
他辨证史事，增删文字，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并把书名定为《三国演义》。
从此，毛氏父子的评改本成为最流行的本子。
经过毛宗岗的修改加工，精雕细琢，粗看无大的变化，细看却又不同，艺术描写有较大提高，尤其是对曹操，删削赞赏性评价，增加诋毁文字，使全书贬曹倾向加重。
毛本卷首有“读三国志法”，书中每回有回评、夹批等。
这些评语，对《三国演义》结构、情节、人物等作了分析，有助于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可以说毛宗岗的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
简而言之，《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一个“有志图王者”，由于种种原因，他自己不可能在乱世中去图王霸业。
但是他“传神稗史”，在史书和讲史结合的基础上，着重写出了三国时代的盛衰变化，探讨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大动乱，大分裂。
什么人才能图王称霸统一天下，如何才能巩固政权，长治久安。
小说运用艺术描写，恰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所以后人说《三国演义》是“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它通过若干图王霸者的失败与成功，悲剧与喜剧，探究封建时代的政治哲学，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客观上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美好愿望。
作者认为皇帝昏庸、奸臣作乱是导致汉末大动乱的原因，人心和人才，战略和策略，是“有志图王者”成功的决定因素。
围绕这几个基本观点，作者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三国时代政治风云的彩色画卷，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描写了汉灵帝中平元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共97年的历史。
全书120回，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一回至三十三回，主要写汉末的动乱和群雄并峙，曹操集团的崛起和壮大。
第二部分从三十四回至八十五回，写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壮大，三国鼎立，互相争雄的局面。
第三部分从八十六回至一百二十回，写三国的衰落，最终为司马所统一，建立西晋王朝。
作者在第一部分里，深刻揭示了汉末皇帝的昏庸和宦官外戚专权作乱，造成了东汉的衰亡和人民的灾难，形象地描写了各个军阀集团的失败与灭亡。
凭借武力而篡夺大权的董卓，暴戾凶残，丧尽人心。
虽然建了郿坞，盖了宫殿，囤积了足够吃20年的粮食，自以为可望长治久安，但“谁知天意无私曲，郿坞方成已灭亡”。
书中还写了袁术与孙坚争夺传国玉玺的闹剧。
孙坚以为窃得传国玉玺就可以得到天下，结果死于刀箭之下;袁术以为夺得传国玉玺，就应了天意，不顾一切地做起皇帝来，结果都身败名裂。
作者还塑造了一个有着非凡武艺，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吕布形象。
但他武艺虽好，却没有政治头脑，只是自恃勇力，一味杀伐，且见利忘义，反复无常，最终命丧白门楼，成为有勇无谋的典型人物。
作者又描写了一个出身高贵、实力雄厚的军阀袁绍，因缺乏远见，优柔寡断，不善用人而终遭惨败，说明虚有其名的贵族世家是成不了气候的。
作者还写了统治阶级中一些无用的“好人”:如老实厚道的陶谦，胸无大志的刘表，懦弱无能的刘璋，他们都在大动乱中逐个被击败，被吞并，被消灭。
只有具有雄才大略，怀着争人心、求人才的渴望，又有正确的战略策略的英雄，才能成为一代英主。
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曹操、刘备、孙权等人脱颖而出，成为领一代风骚的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回，作者借曹操之口，讲出了他品评英雄的标准，只有“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才是大英雄。
全书的主干部分，作者便谱写了一曲乱世英雄的颂歌。
品评英雄，作者的着眼点在于人心、人才、战略、策略，凡是这四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历史人物，作者就充分利用史料加以挖掘和渲染。
而不管他是“仁义之君”，还是“奸雄”霸主，是人中俊杰还是有严重过失的人物。
相反，谁违背了争取人心，珍惜人才的原则，不能实行正确的战略策略，作者就加以批评，也不管他是英雄豪杰还是凡夫俗子。
这就是所谓“秉笔直书”的态度。
“得人心者得天下”，刘备在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时，就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作为其政治愿望，他担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
理政新野，安抚百姓，新野百姓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当他在新野为强敌击败时，带着10万百姓一起向江陵转移，眼看曹兵追上来，诸葛亮劝他“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
结果刘备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正是由于刘备竭力争取人心，遂使人心归附。
取得稳固的根据地，成为与曹操、孙权鼎立的蜀汉英主。
孙吴集团则是利用封建宗族的血缘关系，是自己的部下和百姓因“受孙氏三代之恩”，从而死心塌地为之效劳。
对于曹操，作者在揭露其奸诈巧伪的同时，也客观地写出他重视争取民心，爱惜百姓的一些事迹。
曹操官渡之战后，与袁绍会战仓亭，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
可见曹操也善于稳定军心。
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从缴获的文件中发现部下与袁绍勾结的书信。
谋臣建议将这些部下核点姓名，一一斩首。
曹操却将信件一一烧毁不予追究。
“得人才者得天下”，作者认为珍惜人才，善于鉴别人才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是图王霸业的基本条件。
作者满腔热情地写出刘、曹、孙三个集团在这方面许多令人赞叹的故事，也写出其中的挫折和教训。
刘备珍惜人才，不仅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情同手足，而且重用几经波折一心追随自己的赵云。
他又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的出山，给刘备的事业带来转机，从而开创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举。
荀彧和郭嘉是其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
而典韦、许褚、张辽、庞德诸人，或是自来投降，或是被俘的降将，曹操都十分信任，委以重任，后来均成为曹操手下冲锋陷阵的猛将。
孙权继承父兄的事业，鼎足江东，靠的也是重用人才。
孙权继位后，求治国之策于周瑜，周瑜说:“今方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须得高明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
于是向孙权推荐鲁肃，孙权依靠周瑜、鲁肃等能臣，与刘备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来他又重用吕蒙，夺取荆州。
在刘备大兵压境时，又力排众议，大胆提拔年轻的陆逊为大都督，取得猇亭之战的辉煌胜利。
在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方面，作者写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战事。
“温酒斩华雄”，说明不应以出身贵贱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火烧连营八百里”，老谋深算的刘备被“黄口孺子”的陆逊打败，说明“但当论其才与不才。
不当论其少与不少。”，张辽、许攸、庞德等人被重用，说明不以个人恩怨作衡量人才的标准。
总之，一地的得失，决定不了事业的成败，而人才的得失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三国演义》还写出了图王称霸者的各种战略决策。
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写战争，把政治决策和战略决策结合起来。
曹操的战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高举统一旗帜，取得政治主动权。
他正确估量形势，以天子名义进行讨伐战争，吞并各个军阀集团，统一了北中国。
刘备实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执行这个方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违背这个方针，关羽失荆州，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伐吴抗曹，结果失败。
总之，《三国演义》不仅教人洞察人世，而且教人如何观察一个国家，一个政权。
《三国演义》总结了中国自阶级社会以来直至明代成书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斗争经验。
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它作为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百科全书”，至今仍吸引了广大读者，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当然了，世事无完美，就算《三国演义》还是有着“拥刘反曹”的道德悲剧。
这是因为三国历史本身存在着正统和非正统之分，正统思想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一种理论。
西晋陈寿作《三国志》时，因为晋王朝承认了“魏晋禅让”的合法性，所以该书以魏为正统，以蜀、吴为僭国，只尊曹氏父子为帝，给以“记”的规格，对刘氏父子则称为“先主”、“后主”，归入“传”类。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首次以蜀汉为正统，以魏晋为僭国。
不过此书已经失传，习凿齿所处的东晋偏安江左，北方中国被“五胡”占据，其地位正与三国时的蜀汉政权相类。
他用推崇蜀汉为正统的方法间接推崇东晋的正统地位。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又以蜀汉为正统。
南宋以后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仍有不同见解。
如果说“拥刘反曹”倾向在史书中尚有分歧，在民间则是一致的，民间“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从曹丕篡汉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的战乱局面，人心思汉，希望天下统一。
人们对蜀汉政权的承认也表示了这种怀念之情。
《三国演义》由平话、戏曲故事到小说写定的全部演变过程，从北宋到元末，历时约三百年。
这三百年中，汉民族遭到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战乱影响，民族矛盾激烈，也必然产生“人心思汉”的情绪。
二是刘备以仁义立国，与小说中曹操的奸诈相对立，人民群众倾向于“好皇帝”，在刘备、诸葛亮身上寄托了“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
罗在小说中艺术地表现三国史事的时候，不仅有政治的标准，而且还有伦理道德的标准。
用政治的天平来衡量时，他肯定了魏蜀吴三国在争取人心、重视人才方面的成功，赞扬他们正确的战略和神机妙算的策略。
但是当作者用道德的天平来衡量时，天平就倾向了刘备而贬低了曹操。
这是因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这段话就是罗贯中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看，刘备和曹操虽然都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但刘备比较仁厚，曹操比较奸诈，刘备有意识地高举“仁义”旗帜与曹操抗衡。
他对庞统说:“今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罗贯中把刘备作为实行“仁政”的代表，寄托了“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把曹操作为“霸道”的代表，在承认其雄才大略的同时，又严厉地指责他专横暴虐一面。
应该说，罗贯中的拥刘贬曹主要不是正统思想作怪，他对其他的刘姓军阀如刘表、刘璋等人绝无好感，并不认为他们只要姓刘就可以继承汉室。
他在小说中灌注了鲜明的“拥刘反曹”思想。
一是由于历史的长期积淀，在民间和南宋以后的历史家中已经形成了“拥刘反曹”的倾向。
二是他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对三国历史作出了评价。
经过毛氏父子修订过的《三国演义》在艺术上更为精致，但是正统思想则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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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中叙述诸葛亮南征时，只有“关索诈败”一句，没有完整的情节。
此后在嘉靖本里也没有关索故事，不过在毛宗岗评改本中，却有一段没头没尾的关索事迹，这些迹象表明，《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不是同一底本，其底本可能早于嘉靖本。
到了清康熙年间，毛宗岗与其父毛纶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做了修改和评点，即《三国演义》毛评本。
他辨证史事，增删文字，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并把书名定为《三国演义》。
从此，毛氏父子的评改本成为最流行的本子。
经过毛宗岗的修改加工，精雕细琢，粗看无大的变化，细看却又不同，艺术描写有较大提高，尤其是对曹操，删削赞赏性评价，增加诋毁文字，使全书贬曹倾向加重。
毛本卷首有“读三国志法”，书中每回有回评、夹批等。
这些评语，对《三国演义》结构、情节、人物等作了分析，有助于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可以说毛宗岗的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
简而言之，《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一个“有志图王者”，由于种种原因，他自己不可能在乱世中去图王霸业。
但是他“传神稗史”，在史书和讲史结合的基础上，着重写出了三国时代的盛衰变化，探讨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大动乱，大分裂。
什么人才能图王称霸统一天下，如何才能巩固政权，长治久安。
小说运用艺术描写，恰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所以后人说《三国演义》是“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它通过若干图王霸者的失败与成功，悲剧与喜剧，探究封建时代的政治哲学，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客观上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美好愿望。
作者认为皇帝昏庸、奸臣作乱是导致汉末大动乱的原因，人心和人才，战略和策略，是“有志图王者”成功的决定因素。
围绕这几个基本观点，作者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三国时代政治风云的彩色画卷，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描写了汉灵帝中平元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共97年的历史。
全书120回，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一回至三十三回，主要写汉末的动乱和群雄并峙，曹操集团的崛起和壮大。
第二部分从三十四回至八十五回，写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壮大，三国鼎立，互相争雄的局面。
第三部分从八十六回至一百二十回，写三国的衰落，最终为司马所统一，建立西晋王朝。
作者在第一部分里，深刻揭示了汉末皇帝的昏庸和宦官外戚专权作乱，造成了东汉的衰亡和人民的灾难，形象地描写了各个军阀集团的失败与灭亡。
凭借武力而篡夺大权的董卓，暴戾凶残，丧尽人心。
虽然建了郿坞，盖了宫殿，囤积了足够吃20年的粮食，自以为可望长治久安，但“谁知天意无私曲，郿坞方成已灭亡”。
书中还写了袁术与孙坚争夺传国玉玺的闹剧。
孙坚以为窃得传国玉玺就可以得到天下，结果死于刀箭之下;袁术以为夺得传国玉玺，就应了天意，不顾一切地做起皇帝来，结果都身败名裂。
作者还塑造了一个有着非凡武艺，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吕布形象。
但他武艺虽好，却没有政治头脑，只是自恃勇力，一味杀伐，且见利忘义，反复无常，最终命丧白门楼，成为有勇无谋的典型人物。
作者又描写了一个出身高贵、实力雄厚的军阀袁绍，因缺乏远见，优柔寡断，不善用人而终遭惨败，说明虚有其名的贵族世家是成不了气候的。
作者还写了统治阶级中一些无用的“好人”:如老实厚道的陶谦，胸无大志的刘表，懦弱无能的刘璋，他们都在大动乱中逐个被击败，被吞并，被消灭。
只有具有雄才大略，怀着争人心、求人才的渴望，又有正确的战略策略的英雄，才能成为一代英主。
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曹操、刘备、孙权等人脱颖而出，成为领一代风骚的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回，作者借曹操之口，讲出了他品评英雄的标准，只有“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才是大英雄。
全书的主干部分，作者便谱写了一曲乱世英雄的颂歌。
品评英雄，作者的着眼点在于人心、人才、战略、策略，凡是这四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历史人物，作者就充分利用史料加以挖掘和渲染。
而不管他是“仁义之君”，还是“奸雄”霸主，是人中俊杰还是有严重过失的人物。
相反，谁违背了争取人心，珍惜人才的原则，不能实行正确的战略策略，作者就加以批评，也不管他是英雄豪杰还是凡夫俗子。
这就是所谓“秉笔直书”的态度。
“得人心者得天下”，刘备在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时，就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作为其政治愿望，他担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
理政新野，安抚百姓，新野百姓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当他在新野为强敌击败时，带着10万百姓一起向江陵转移，眼看曹兵追上来，诸葛亮劝他“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
结果刘备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正是由于刘备竭力争取人心，遂使人心归附。
取得稳固的根据地，成为与曹操、孙权鼎立的蜀汉英主。
孙吴集团则是利用封建宗族的血缘关系，是自己的部下和百姓因“受孙氏三代之恩”，从而死心塌地为之效劳。
对于曹操，作者在揭露其奸诈巧伪的同时，也客观地写出他重视争取民心，爱惜百姓的一些事迹。
曹操官渡之战后，与袁绍会战仓亭，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
可见曹操也善于稳定军心。
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从缴获的文件中发现部下与袁绍勾结的书信。
谋臣建议将这些部下核点姓名，一一斩首。
曹操却将信件一一烧毁不予追究。
“得人才者得天下”，作者认为珍惜人才，善于鉴别人才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是图王霸业的基本条件。
作者满腔热情地写出刘、曹、孙三个集团在这方面许多令人赞叹的故事，也写出其中的挫折和教训。
刘备珍惜人才，不仅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情同手足，而且重用几经波折一心追随自己的赵云。
他又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的出山，给刘备的事业带来转机，从而开创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举。
荀彧和郭嘉是其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
而典韦、许褚、张辽、庞德诸人，或是自来投降，或是被俘的降将，曹操都十分信任，委以重任，后来均成为曹操手下冲锋陷阵的猛将。
孙权继承父兄的事业，鼎足江东，靠的也是重用人才。
孙权继位后，求治国之策于周瑜，周瑜说:“今方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须得高明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
于是向孙权推荐鲁肃，孙权依靠周瑜、鲁肃等能臣，与刘备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来他又重用吕蒙，夺取荆州。
在刘备大兵压境时，又力排众议，大胆提拔年轻的陆逊为大都督，取得猇亭之战的辉煌胜利。
在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方面，作者写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战事。
“温酒斩华雄”，说明不应以出身贵贱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火烧连营八百里”，老谋深算的刘备被“黄口孺子”的陆逊打败，说明“但当论其才与不才。
不当论其少与不少。”，张辽、许攸、庞德等人被重用，说明不以个人恩怨作衡量人才的标准。
总之，一地的得失，决定不了事业的成败，而人才的得失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三国演义》还写出了图王称霸者的各种战略决策。
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写战争，把政治决策和战略决策结合起来。
曹操的战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高举统一旗帜，取得政治主动权。
他正确估量形势，以天子名义进行讨伐战争，吞并各个军阀集团，统一了北中国。
刘备实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执行这个方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违背这个方针，关羽失荆州，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伐吴抗曹，结果失败。
总之，《三国演义》不仅教人洞察人世，而且教人如何观察一个国家，一个政权。
《三国演义》总结了中国自阶级社会以来直至明代成书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斗争经验。
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它作为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百科全书”，至今仍吸引了广大读者，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当然了，世事无完美，就算《三国演义》还是有着“拥刘反曹”的道德悲剧。
这是因为三国历史本身存在着正统和非正统之分，正统思想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一种理论。
西晋陈寿作《三国志》时，因为晋王朝承认了“魏晋禅让”的合法性，所以该书以魏为正统，以蜀、吴为僭国，只尊曹氏父子为帝，给以“记”的规格，对刘氏父子则称为“先主”、“后主”，归入“传”类。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首次以蜀汉为正统，以魏晋为僭国。
不过此书已经失传，习凿齿所处的东晋偏安江左，北方中国被“五胡”占据，其地位正与三国时的蜀汉政权相类。
他用推崇蜀汉为正统的方法间接推崇东晋的正统地位。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又以蜀汉为正统。
南宋以后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仍有不同见解。
如果说“拥刘反曹”倾向在史书中尚有分歧，在民间则是一致的，民间“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从曹丕篡汉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的战乱局面，人心思汉，希望天下统一。
人们对蜀汉政权的承认也表示了这种怀念之情。
《三国演义》由平话、戏曲故事到小说写定的全部演变过程，从北宋到元末，历时约三百年。
这三百年中，汉民族遭到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战乱影响，民族矛盾激烈，也必然产生“人心思汉”的情绪。
二是刘备以仁义立国，与小说中曹操的奸诈相对立，人民群众倾向于“好皇帝”，在刘备、诸葛亮身上寄托了“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
罗在小说中艺术地表现三国史事的时候，不仅有政治的标准，而且还有伦理道德的标准。
用政治的天平来衡量时，他肯定了魏蜀吴三国在争取人心、重视人才方面的成功，赞扬他们正确的战略和神机妙算的策略。
但是当作者用道德的天平来衡量时，天平就倾向了刘备而贬低了曹操。
这是因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这段话就是罗贯中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看，刘备和曹操虽然都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但刘备比较仁厚，曹操比较奸诈，刘备有意识地高举“仁义”旗帜与曹操抗衡。
他对庞统说:“今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罗贯中把刘备作为实行“仁政”的代表，寄托了“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把曹操作为“霸道”的代表，在承认其雄才大略的同时，又严厉地指责他专横暴虐一面。
应该说，罗贯中的拥刘贬曹主要不是正统思想作怪，他对其他的刘姓军阀如刘表、刘璋等人绝无好感，并不认为他们只要姓刘就可以继承汉室。
他在小说中灌注了鲜明的“拥刘反曹”思想。
一是由于历史的长期积淀，在民间和南宋以后的历史家中已经形成了“拥刘反曹”的倾向。
二是他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对三国历史作出了评价。
经过毛氏父子修订过的《三国演义》在艺术上更为精致，但是正统思想则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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