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七章
至于《三国演义》的道德悲剧的话，罗贯中在艺术地表现三国历史的时候，把满腔热情倾注于失败的刘备集团一边，这主要不是他的正统思想在起作用，而是他的道德标准在起作用。
他把刘备集团当作仁义之师，而把曹操集团作为恶德的渊薮。于是，仁义等伦理观念与奸诈邪恶的人格对抗，便构成作品主要的悲剧冲突。
刘备是仁君，诸葛亮是贤相，关羽是义士，他们“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集中在自己身上”，体现了封建社会人民向往的人格理想及作者的道德观念。
像这样以榜样力量和道德感召团结起来的仁义之师，当他们与邪恶势力及严酷命运抗争时，应该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刘备集团失败了，理想人格毁灭了。
曾经寄予希望的，都一败涂地;曾经着力颂扬的，都最终覆亡。这样难以接受的结局，使人们心理失去平衡，也引发人们去思考、去探索造成悲剧的原因何在。
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历史颠倒的悲剧，在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离理想的尧舜时代，离强盛的秦汉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作者探究道德悲剧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三国人物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产生的人性与人格的分裂。
可以说小说中刘备是“仁君”的典范。
作者把不符合“仁君”形象的史实如“怒鞭督邮”等情节作了改动。
把一切符合仁君品德的故事加以渲染扩大，加以集中。
作为“仁君”的刘备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待人以宽，爱民如子。
推行仁政，与民同甘共苦，躬行仁义，胸怀大志。
这一切集中反映了道德性文化的“德治主义”思想。
但是现实与理想是矛盾的，现实中政治斗争又是残酷的。
刘备想要求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施展图王霸业的手段。
在许田射猎时，为了不暴露自己，不仅劝关羽不要杀欺君的曹操，而且还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
挑拨曹操杀掉吕布，至于夺荆州，攻四川，逐刘璋，更不符合宽仁礼让的原则。
刘备的理想是行“仁道”，现实却要行“霸道”，所以，对于刘备，作者“欲状其长厚而似伪”，刘备的仁君形象在道德人格上是分裂的。
而诸葛亮是“贤相”的典范。在《三国演义》里，他既是智慧的化身，又是道德的化身，诸葛亮最初居隆中。
“隆中对”中他已经明察天下大势。
出山之后，表现出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百折不挠，英勇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没有个人野心，却有统一天下之志，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的是一种对事业的无比执着，无比忠贞的理想人格。
作者在三个层次上表现了诸葛亮悲剧的一生。
首先是才德之间的矛盾。诸葛亮的前期，遇到刘备这样一个明主，使他作为军师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刘备死后，他遇到了刘禅这样的昏君，使他丧失了事业可望有成的机会。
刘备托孤时曾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
诸葛亮绝不会取刘禅而代之，诸葛亮尽力维护道德人格。
之后才是统一大业。其次是奉献与索取的矛盾。
诸葛亮把尽忠奉献作为生命的终极目的，不计其他。
为了蜀汉事业他无私奉献，南征北战。
可是，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奉献的道德价值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第三层次是人事与天命之间的矛盾。
诸葛亮出山之前，已知天命不可违，但是为了申明大义于天下，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他还是出山，为蜀汉事业殚精竭虑，耗尽毕生的精力。
于是在天命的支配下，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终难成功，就拿他与司马懿之争来看，在剑阁木门，诸葛亮埋伏人马，“欲射一马，误中一獐”，射死大将张郃，司马懿却跑了。
火烧上方谷，司马懿父子眼看命丧大火，突然一阵倾盆大雨把火浇灭。
这些虚构的情节，表现了“天不佐汉”，而孔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有一种“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壮美。
关羽是义的化身，毛氏父子的评改本，更是用一个士人文学家的笔墨，精心虚构了从桃园结义、古城聚义到义释曹操、义释黄忠等一个个故事，从而塑造出了义的多重内涵。
桃园结义时，从誓词中便体现出刘、关、张结义的双重内涵，其一，是作为结拜兄弟，要同生共死。
其二，则是报国安民，扶助汉室。
尤为深刻的是，小说创设的华容释操情节，给关羽一个忠义难两全的情境，再次深化了义的文化内涵。
像是在华容道上，关羽面对失败逃亡的曹操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呢，古城会一段，在关羽和曹操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似敌似友的关系。
从个人道义上讲，曹操能够保全刘备妻室以及关羽性命，这对关羽以致蜀汉集团都算是恩重如山。
而从国家忠义来看，曹操有汉贼窃国之嫌，关羽无论如何也是与他不共戴天的。
所以在旧义与新恩的抉择中，关羽能够毫不犹豫辞曹归刘，全其旧义。
然而，在曹操败走华容的情势之下，关羽如果赶尽杀绝，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有点太不近情理了。
统治阶级强调的“忠”和“义”是连在一起的，“忠”和“义”的统一可以使统治集团团结;“忠”与“义”矛盾时，就必须舍义尽忠。
但在市井细民心中，“义”就是扶困济危，当“义”与“忠”矛盾时，允许舍“忠”全“义”。
《三国演义》中的“忠义”观念，是统治阶级与市民阶层道德观念融合的产物，存在深刻的矛盾，关羽的“义”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关羽前期的悲剧，在于处理自己与曹操“亦敌亦友”的关系时，难免认敌为友;后期悲剧，在于处理自己与孙权集团的关系时，化友为敌，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上的缺陷。
后来终于被吕蒙偷袭荆州兵败被杀，在关羽身上，体现出了义勇骄的性格缺陷美。具有更为动人的艺术力量。
作者还着力塑造了曹操这样一个“奸雄”的典型。
曹操一方面具有雄才大略，为人洒脱，一方面却又阴险狡诈，作者在表现他的美言善行时，不忘揭露其“恶”的动机。
然而最后，有着美好品格和雄才大志的刘备和诸葛亮失败了，虽有雄在大略但却充满恶意的曹操却胜利了。
面对这样一种结局，作者发出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叹。
同时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可以说是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
因为出色的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写了大小40多场战争，其中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战役，又有街亭之战等激烈的中小战役。
还有许褚裸衣战马超这样的搏斗场面，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三国时期的战争史，堪称我国军事文学的开山祖与典范之作。
《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是以斗智为主、智勇结合的战争。
《三国演义》把战略决策与战术运用，全局与局部结合起来，把战争描写得变化万千，丰富多彩，而不是单纯的胜负记录。
比如赤壁之战就是出色的例子。
作者用九回的篇幅写赤壁之战，其中头三回写战略决策，在曹操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下，诸葛亮为争取与东吴联盟，舌战群儒，孙权集团内部也展开了主战和主和的激烈辩论。
孙权从狐疑不定到誓死抗战，最后形成了孙刘联盟。
在描写战争时，小说紧紧抓住曹军不善水战这一线索，写出孙刘联军如何扬长避短，化劣势为优势，曹军如何千方百计克服弱点，终于因为种种失误导致失败。
周瑜的反间计，庞统的连环计，黄盖的苦肉计，一步步的进行着，使得孙刘联盟在隔江水战的困难条件下有了火攻的可能性。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的特色还在于它的全景性。
它既写了规模宏大的战役，又写了具体的战斗，既有战役的全景鸟瞰图，又有战斗场面的特写镜头。
小说通过战争描写，气势磅礴地反映出三国时代的历史画卷。
《三国演义》描写几十场战争，但未给人以雷同之感，每场战争都有独特的风采，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还有就是宏伟的艺术结构。
《三国演义》叙述百年的历史，出场人物多至数千人，历史事件头绪纷繁，所以安排全书的结构是一件难事。
但作者以其杰出的艺术才能，描写东汉末年的历史，将各个统治集团之间及其内部的斗争安排得有条不紊，规模宏大而不散乱，结构严谨而不呆板，形成了一个艺术整体。
以及典型人物的塑造。
《三国演义》把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放在重要地位，在故事情节的演进中塑造人物形象，小说用浓墨重彩、夸张和渲染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曹操杀吕伯奢的事件对于揭示其性格特征有重要的作用。
这一故事在正史和野史只是曹操误杀了吕伯奢儿子及其家人，曹操发现误杀也颇有悔意。
小说不仅误杀吕伯奢一家，而且还故意杀害了出外买酒返回的吕伯奢，陈宫问他为什么这样，曹操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小说夸张了曹操的残忍性格和极端利己的思想。
《三国演义》描写人物善于透过表面现象，写出人物特有的气质风度。
如关羽作为良将的典型，他与其他武将不同，他身上有一股傲视群雄的豪气，又似乎内心怀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深沉的伤痛。
他对刘备忠贞不二，又不得不长期“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把“义”作为人生最高准则，但“新恩”和“旧义”在他内心煎熬。
关羽就是这样一个既英勇豪迈又内心痛苦的悲剧人物，常给人一种崇高而又悲凉的美感。
小说还善于用传奇的情节和细节、用对比、烘托的手法，通过特定的情境和氛围表现人物。
在塑造人物方面，《三国演义》的一个缺点是人物性格比较单一而缺少变化。
还有就是虚实结合的辩证艺术。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其主要情节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物性格基本符合历史人物的面貌，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结局大体符合史实。
小说中虚构的情节，作者采用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铺叙穿插、本末倒置等办法在艺术上进行加工，采用了大量民间传说，如“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蒋干中计”、“七星坛祭风”、“华容道放曹”等都没有历史依据，都是从民间故事中来。
这些虚构部分基本符合历史，使人不易觉察出是虚构的，完全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而历史地位和影响的话，《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巨大成就，成为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楷模，在文艺和社会生活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国演义》为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它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四、五十部历史演义小说。
他的章回体体制、创作思想、人物形象、艺术风格、艺术手法都对后代各种题材小说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三国演义》对戏曲和说唱文学也产生重大影响。
仅京剧一个剧种，流传至今的三国戏就有一百五十多出，几乎所有的地方戏都有三国戏。
直接或间接取材于《三国演义》的说唱文学作品遍布全国各地。
《三国演义》的续书，有万历年间酉阳野史编写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三十九回，另有《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回，亦名《后三国传》，清梅溪遇安氏著。
《三国演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三国演义》的成功，使三国历史得到普及，它的故事脍炙人口，它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也为世界人民所热爱。
俄、日、朝、美、法等国都有全译本。
三国故事戏曲欣赏《连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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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刘备集团当作仁义之师，而把曹操集团作为恶德的渊薮。于是，仁义等伦理观念与奸诈邪恶的人格对抗，便构成作品主要的悲剧冲突。
刘备是仁君，诸葛亮是贤相，关羽是义士，他们“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集中在自己身上”，体现了封建社会人民向往的人格理想及作者的道德观念。
像这样以榜样力量和道德感召团结起来的仁义之师，当他们与邪恶势力及严酷命运抗争时，应该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刘备集团失败了，理想人格毁灭了。
曾经寄予希望的，都一败涂地;曾经着力颂扬的，都最终覆亡。这样难以接受的结局，使人们心理失去平衡，也引发人们去思考、去探索造成悲剧的原因何在。
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历史颠倒的悲剧，在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离理想的尧舜时代，离强盛的秦汉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作者探究道德悲剧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三国人物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产生的人性与人格的分裂。
可以说小说中刘备是“仁君”的典范。
作者把不符合“仁君”形象的史实如“怒鞭督邮”等情节作了改动。
把一切符合仁君品德的故事加以渲染扩大，加以集中。
作为“仁君”的刘备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待人以宽，爱民如子。
推行仁政，与民同甘共苦，躬行仁义，胸怀大志。
这一切集中反映了道德性文化的“德治主义”思想。
但是现实与理想是矛盾的，现实中政治斗争又是残酷的。
刘备想要求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施展图王霸业的手段。
在许田射猎时，为了不暴露自己，不仅劝关羽不要杀欺君的曹操，而且还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
挑拨曹操杀掉吕布，至于夺荆州，攻四川，逐刘璋，更不符合宽仁礼让的原则。
刘备的理想是行“仁道”，现实却要行“霸道”，所以，对于刘备，作者“欲状其长厚而似伪”，刘备的仁君形象在道德人格上是分裂的。
而诸葛亮是“贤相”的典范。在《三国演义》里，他既是智慧的化身，又是道德的化身，诸葛亮最初居隆中。
“隆中对”中他已经明察天下大势。
出山之后，表现出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百折不挠，英勇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没有个人野心，却有统一天下之志，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的是一种对事业的无比执着，无比忠贞的理想人格。
作者在三个层次上表现了诸葛亮悲剧的一生。
首先是才德之间的矛盾。诸葛亮的前期，遇到刘备这样一个明主，使他作为军师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刘备死后，他遇到了刘禅这样的昏君，使他丧失了事业可望有成的机会。
刘备托孤时曾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
诸葛亮绝不会取刘禅而代之，诸葛亮尽力维护道德人格。
之后才是统一大业。其次是奉献与索取的矛盾。
诸葛亮把尽忠奉献作为生命的终极目的，不计其他。
为了蜀汉事业他无私奉献，南征北战。
可是，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奉献的道德价值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第三层次是人事与天命之间的矛盾。
诸葛亮出山之前，已知天命不可违，但是为了申明大义于天下，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他还是出山，为蜀汉事业殚精竭虑，耗尽毕生的精力。
于是在天命的支配下，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终难成功，就拿他与司马懿之争来看，在剑阁木门，诸葛亮埋伏人马，“欲射一马，误中一獐”，射死大将张郃，司马懿却跑了。
火烧上方谷，司马懿父子眼看命丧大火，突然一阵倾盆大雨把火浇灭。
这些虚构的情节，表现了“天不佐汉”，而孔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有一种“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壮美。
关羽是义的化身，毛氏父子的评改本，更是用一个士人文学家的笔墨，精心虚构了从桃园结义、古城聚义到义释曹操、义释黄忠等一个个故事，从而塑造出了义的多重内涵。
桃园结义时，从誓词中便体现出刘、关、张结义的双重内涵，其一，是作为结拜兄弟，要同生共死。
其二，则是报国安民，扶助汉室。
尤为深刻的是，小说创设的华容释操情节，给关羽一个忠义难两全的情境，再次深化了义的文化内涵。
像是在华容道上，关羽面对失败逃亡的曹操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呢，古城会一段，在关羽和曹操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似敌似友的关系。
从个人道义上讲，曹操能够保全刘备妻室以及关羽性命，这对关羽以致蜀汉集团都算是恩重如山。
而从国家忠义来看，曹操有汉贼窃国之嫌，关羽无论如何也是与他不共戴天的。
所以在旧义与新恩的抉择中，关羽能够毫不犹豫辞曹归刘，全其旧义。
然而，在曹操败走华容的情势之下，关羽如果赶尽杀绝，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有点太不近情理了。
统治阶级强调的“忠”和“义”是连在一起的，“忠”和“义”的统一可以使统治集团团结;“忠”与“义”矛盾时，就必须舍义尽忠。
但在市井细民心中，“义”就是扶困济危，当“义”与“忠”矛盾时，允许舍“忠”全“义”。
《三国演义》中的“忠义”观念，是统治阶级与市民阶层道德观念融合的产物，存在深刻的矛盾，关羽的“义”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关羽前期的悲剧，在于处理自己与曹操“亦敌亦友”的关系时，难免认敌为友;后期悲剧，在于处理自己与孙权集团的关系时，化友为敌，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上的缺陷。
后来终于被吕蒙偷袭荆州兵败被杀，在关羽身上，体现出了义勇骄的性格缺陷美。具有更为动人的艺术力量。
作者还着力塑造了曹操这样一个“奸雄”的典型。
曹操一方面具有雄才大略，为人洒脱，一方面却又阴险狡诈，作者在表现他的美言善行时，不忘揭露其“恶”的动机。
然而最后，有着美好品格和雄才大志的刘备和诸葛亮失败了，虽有雄在大略但却充满恶意的曹操却胜利了。
面对这样一种结局，作者发出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叹。
同时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可以说是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
因为出色的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写了大小40多场战争，其中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战役，又有街亭之战等激烈的中小战役。
还有许褚裸衣战马超这样的搏斗场面，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三国时期的战争史，堪称我国军事文学的开山祖与典范之作。
《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是以斗智为主、智勇结合的战争。
《三国演义》把战略决策与战术运用，全局与局部结合起来，把战争描写得变化万千，丰富多彩，而不是单纯的胜负记录。
比如赤壁之战就是出色的例子。
作者用九回的篇幅写赤壁之战，其中头三回写战略决策，在曹操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下，诸葛亮为争取与东吴联盟，舌战群儒，孙权集团内部也展开了主战和主和的激烈辩论。
孙权从狐疑不定到誓死抗战，最后形成了孙刘联盟。
在描写战争时，小说紧紧抓住曹军不善水战这一线索，写出孙刘联军如何扬长避短，化劣势为优势，曹军如何千方百计克服弱点，终于因为种种失误导致失败。
周瑜的反间计，庞统的连环计，黄盖的苦肉计，一步步的进行着，使得孙刘联盟在隔江水战的困难条件下有了火攻的可能性。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的特色还在于它的全景性。
它既写了规模宏大的战役，又写了具体的战斗，既有战役的全景鸟瞰图，又有战斗场面的特写镜头。
小说通过战争描写，气势磅礴地反映出三国时代的历史画卷。
《三国演义》描写几十场战争，但未给人以雷同之感，每场战争都有独特的风采，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还有就是宏伟的艺术结构。
《三国演义》叙述百年的历史，出场人物多至数千人，历史事件头绪纷繁，所以安排全书的结构是一件难事。
但作者以其杰出的艺术才能，描写东汉末年的历史，将各个统治集团之间及其内部的斗争安排得有条不紊，规模宏大而不散乱，结构严谨而不呆板，形成了一个艺术整体。
以及典型人物的塑造。
《三国演义》把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放在重要地位，在故事情节的演进中塑造人物形象，小说用浓墨重彩、夸张和渲染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曹操杀吕伯奢的事件对于揭示其性格特征有重要的作用。
这一故事在正史和野史只是曹操误杀了吕伯奢儿子及其家人，曹操发现误杀也颇有悔意。
小说不仅误杀吕伯奢一家，而且还故意杀害了出外买酒返回的吕伯奢，陈宫问他为什么这样，曹操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小说夸张了曹操的残忍性格和极端利己的思想。
《三国演义》描写人物善于透过表面现象，写出人物特有的气质风度。
如关羽作为良将的典型，他与其他武将不同，他身上有一股傲视群雄的豪气，又似乎内心怀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深沉的伤痛。
他对刘备忠贞不二，又不得不长期“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把“义”作为人生最高准则，但“新恩”和“旧义”在他内心煎熬。
关羽就是这样一个既英勇豪迈又内心痛苦的悲剧人物，常给人一种崇高而又悲凉的美感。
小说还善于用传奇的情节和细节、用对比、烘托的手法，通过特定的情境和氛围表现人物。
在塑造人物方面，《三国演义》的一个缺点是人物性格比较单一而缺少变化。
还有就是虚实结合的辩证艺术。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其主要情节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物性格基本符合历史人物的面貌，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结局大体符合史实。
小说中虚构的情节，作者采用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铺叙穿插、本末倒置等办法在艺术上进行加工，采用了大量民间传说，如“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蒋干中计”、“七星坛祭风”、“华容道放曹”等都没有历史依据，都是从民间故事中来。
这些虚构部分基本符合历史，使人不易觉察出是虚构的，完全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而历史地位和影响的话，《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巨大成就，成为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楷模，在文艺和社会生活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国演义》为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它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四、五十部历史演义小说。
他的章回体体制、创作思想、人物形象、艺术风格、艺术手法都对后代各种题材小说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三国演义》对戏曲和说唱文学也产生重大影响。
仅京剧一个剧种，流传至今的三国戏就有一百五十多出，几乎所有的地方戏都有三国戏。
直接或间接取材于《三国演义》的说唱文学作品遍布全国各地。
《三国演义》的续书，有万历年间酉阳野史编写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三十九回，另有《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回，亦名《后三国传》，清梅溪遇安氏著。
《三国演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三国演义》的成功，使三国历史得到普及，它的故事脍炙人口，它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也为世界人民所热爱。
俄、日、朝、美、法等国都有全译本。
三国故事戏曲欣赏《连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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