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章
至于明清神魔小说的流变过程的话，首先，它的初兴期大致从明初洪武元年起，至万历壬辰百回本《西游记》刊行那一年止，约二百年的时间。
这一时期的神魔小说大致有四部:《三遂平妖传》、《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封神演义》、《西游记》。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然作品数量有限，但是出现了神魔小说的重要作品《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奠定了神魔小说创作的文体规范。
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世代累积型作品。
一方面作者还没有摆脱传统题材的影响，情节、框架上多有承袭，一方面又能自出机杼，翻陈出新，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艺术形式上也摆脱稚拙芜陋的通病，体制结构渐趋完善。
这一时期神魔小说的创作对于小说类型的演进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在题材的选择上注重离奇、怪诞，多以非现实形象为着力塑造的主人公，表现形式上以幻笔见长，借幻写真，以后的神魔小说创作基本上是沿袭这一道路前进的。
其次是发展期，也就是从明万历二十一年起，到天启末年止。
这一时期，神魔小说的创作呈现稳步发展的势头，虽然在艺术质量上无法媲美于《西游记》，但作品数量大大增加。
删改旧作的作品有:《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新平妖传》等;在《西游记》的影响下产生的作品有:《西洋记》、《南游记》、《东洋记》、《北游记》等。
此外还有《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南海观音传》、《天妃娘妈传》、《钟馗全传》、《牛郎织女传》等作品，整个流派都呈现出一种稳步发展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属于“佛道类”，也就是神佛仙道的出身修行传，共计有十三部之多。
大凡民间香火较盛的神灵差不多都成了神魔小说的塑造对象。
小说在内容上与市民生活贴近，艺术技巧也取得某些突破，由于商品经济因素的过分介入，小说创作出现商品化倾向。
作品篇幅缩短以便刊刻、流通，一些创作者本身就是书商，水平不高，态度不够严谨，唯利是图，使作品因袭模仿的成分过多，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成就。
还有就是因革期，从明崇祯元年起，至清康熙六十一年止，这一时期出现了三部《西游记》的续书:《续西游记》、《后西游记》和《西游补》。
此外还有《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历代神仙通鉴》、《斩鬼传》、《西夷梦》等作品。
这一时期神魔小说创作的最显着成就是讽谕类的作品增多。
这类作品是神魔小说的一个变种，总体故事框架，依然是神魔故事，仍是谈天说地，斩妖伏魔的旧套，但侧重于以幻寓理，借幻刺世，作者借神魔写人，抒写自己的人生感慨，表现自己对现世的关怀。
以及衰蜕期，从乾隆至道光前期，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神魔小说数量虽然多，但是真正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成就的很少，神魔小说走向衰微。
有《新说西游记》、《绿野仙踪》、《平闽全传》等。
最后就是终结期了，是从道光以后。
并且说到西游记的话，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玄奘取经故事。
据《旧唐书-方伎传》及其他野史记载，玄奘是河南洛阳人，姓陈名祎，大业末年出家，玄奘是他的法名。
他那聪悟不群的天资和积极探求的精神，曾为他获得佛教“千里驹”的赞誉。
为了追求佛法的究竟，青年的玄奘不满足于追问佛教译品，决心远游西域，寻取真经。
他不顾不许国人出境的禁令，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只身离开长安，混入商队，偷越国境，开始远征。
一路上出玉门关，经新疆北道，越葱岭，出热海，又经二十四国，跋涉五万多里，终于到达了印度。
在印度十三年，到了贞观十九年，玄奘载誉而归，并且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都部梵文经论。
玄奘取经的壮举，首先经历的是宗教神话化阶段。
从《大唐西域记》到《慈恩三藏法师传》，从《独异记》到《太平广记》中的《异僧-玄奘》，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宗教故事是怎样走向神话化的。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奉唐太宗之旨口述，由门徒辩机辑录而成的。
书中记述了他亲身经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虽然一再声明“皆存实录，匪敢雕华”，使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它的文学价值却是作者自己主观上没有意料到。
作为一个万里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他一方面以宗教家的虔诚心理去采录有关佛家的种种灵异故事，从而把七世纪和七世纪之前在西域广泛流传的许多想象丰富、情节生动的故事传说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对自己飘然一身、赴印度取经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及各种自然现象，如沙漠幻影及鬼火之类，也多用宗教的心理去解释，从而使许多事实在作者和别的信徒眼里自然都成为灵异和神迹。
可见取经故事从玄奘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染上了种种神异的色彩。
到了玄奘弟子慧立、彦琮的《慈恩三藏法师传》中，他们为了颂赞师父非凡的事迹，弘扬佛法。
所以在口传或笔录玄奘取经事迹的时候，必然常用离奇的想象，精彩的文笔加以夸张神化，从而使之成为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大型文学传记。
于是两部叙说宗教故事、宗教人物的着作，无意中却搭起了通往文学创作的桥粱。
虽然在故事间架及形象塑造方面没能对《西游记》的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是，其中丰富的幻想故事和离奇的想象，却为后代的创作提供了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变形术的自觉运用，动物的拟人化等。
神奇的取经故事，越传越神。于是，在唐朝末年就出现了像《独异志》、《大唐新语》等敷衍玄奘取经神奇故事的笔记小说。
然而，这些虽然说是一种创作，但也仅仅是在传取经故事之奇，其中看不出作者所要反映的是哪种思想、感情和愿望，因此，它还是属于宗教神话化阶段。
真正完成玄奘取经由历史故事向文学故事转变的，则是得力于寺院“俗讲”的盛行。
正是在僧人讲唱中，使取经故事的内容摆脱历史事实的束缚，变成一个怪诞不经但又结构完整的神话故事。
刊印于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
据王国维考证，“中瓦子”是南宋临安的一条街名，也是上演各种技艺的娱乐场所。
可见，至迟到南宋末年，玄奘求经的故事已经编成有诗有话、完全虚构的文学故事。
虽然全书的情节和所经诸国，所历危险与后来的《西游记》很少相同，但却是西游故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比如在第二节中，叙说玄奘路遇猴行者，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弥猴王”，来助和尚取经。
后来果然全赖猴行者的法力，方才渡过危险，达到目的。
显然，这里的猴行者已经成为取经的重要角色，而真实的取经主角却退为配角，真实的取经故事只作为作品的筋骨，历史人物让位给虚构人物，宗教故事演向神魔故事。
从此，取经故事的演变，便走上了更广阔的道路。
玄奘取经故事在戏曲里也得到充分表现。
与《三国演义》之有三国戏、《水游传》之有水游戏一样，《西游记》之前也有丰富多彩的西游戏。
比如有的串演取经故事的始末，有的搬演取经故事的片断，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醉射锁魔镜》、明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就是流传下来的重要剧本。
这些剧本除了吴昌龄的杂剧还是以三藏求经为主之外，其他多承《取经诗话》，即把描写的重点，从取经移到神魔之争，故事的主角也完全被孙行者取而代之。
这时的孙行者已经有了“齐天大圣”的光荣称号，表现了他蔑视权威的叛逆精神。
同时，犹如宗教神话化阶段摆脱历史的束缚一样，杂剧也冲破了宗教文学的束缚，表现出市民文学的思想和风格，像《西游记杂剧》中《女王逼婚》对两性纠葛的内容表现得过于直露，这是那个时代的风尚的反映。
另外，像孙悟空接经，在《金刚经》、《心经》、《莲花经》后面来了个“馒头粉汤经”，这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对宗教的调侃。
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宗教的主题。
但是，杂剧中孙行者的形象描绘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是吃人抢亲，满身妖气，令人生畏;一是临阵退却，猥琐卑微，名实不符。
在话本创作方面，根据《永乐大典》、《销释真空宝卷》和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等材料人。
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自幼聪慧，好收奇闻，年轻时即以文名着于乡里。
他曾希望以科举进身，然而屡试不第补为岁贡生以后，一直是南京国子监的太学生，到了嘉靖四十年，迫于家贫母老，才不情愿地当了长兴县丞，不久因耻于折腰拂袖而归。
后来又一度任过品级与县丞相近而为闲职的荆府纪善，晚年归居乡里，贫老而终。
坎坷的人生旅途，使他对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丰富的宗教知识，使他对人生有着哲理的观照;好奇的读书趣味，使他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追求;善谐的性格特征，使他对理想有着乐观的向往。
这四者构成了吴承恩文学生涯的四重奏。
于是，在唱出了《二郎神搜山图歌》那愤世嫉俗的诗篇的同时，又创造了《西游记》这神奇浪漫的巨着。
关于《西游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是明万历二十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像宫版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随后有万历三十一年书林杨闽斋刊本，又有明崇祯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此书国内今存两部。
清代又出现多种版本。1954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即以明刊世德堂本为底本，参校清代各种刻本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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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神魔小说大致有四部:《三遂平妖传》、《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封神演义》、《西游记》。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然作品数量有限，但是出现了神魔小说的重要作品《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奠定了神魔小说创作的文体规范。
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世代累积型作品。
一方面作者还没有摆脱传统题材的影响，情节、框架上多有承袭，一方面又能自出机杼，翻陈出新，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艺术形式上也摆脱稚拙芜陋的通病，体制结构渐趋完善。
这一时期神魔小说的创作对于小说类型的演进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在题材的选择上注重离奇、怪诞，多以非现实形象为着力塑造的主人公，表现形式上以幻笔见长，借幻写真，以后的神魔小说创作基本上是沿袭这一道路前进的。
其次是发展期，也就是从明万历二十一年起，到天启末年止。
这一时期，神魔小说的创作呈现稳步发展的势头，虽然在艺术质量上无法媲美于《西游记》，但作品数量大大增加。
删改旧作的作品有:《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新平妖传》等;在《西游记》的影响下产生的作品有:《西洋记》、《南游记》、《东洋记》、《北游记》等。
此外还有《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南海观音传》、《天妃娘妈传》、《钟馗全传》、《牛郎织女传》等作品，整个流派都呈现出一种稳步发展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属于“佛道类”，也就是神佛仙道的出身修行传，共计有十三部之多。
大凡民间香火较盛的神灵差不多都成了神魔小说的塑造对象。
小说在内容上与市民生活贴近，艺术技巧也取得某些突破，由于商品经济因素的过分介入，小说创作出现商品化倾向。
作品篇幅缩短以便刊刻、流通，一些创作者本身就是书商，水平不高，态度不够严谨，唯利是图，使作品因袭模仿的成分过多，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成就。
还有就是因革期，从明崇祯元年起，至清康熙六十一年止，这一时期出现了三部《西游记》的续书:《续西游记》、《后西游记》和《西游补》。
此外还有《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历代神仙通鉴》、《斩鬼传》、《西夷梦》等作品。
这一时期神魔小说创作的最显着成就是讽谕类的作品增多。
这类作品是神魔小说的一个变种，总体故事框架，依然是神魔故事，仍是谈天说地，斩妖伏魔的旧套，但侧重于以幻寓理，借幻刺世，作者借神魔写人，抒写自己的人生感慨，表现自己对现世的关怀。
以及衰蜕期，从乾隆至道光前期，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神魔小说数量虽然多，但是真正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成就的很少，神魔小说走向衰微。
有《新说西游记》、《绿野仙踪》、《平闽全传》等。
最后就是终结期了，是从道光以后。
并且说到西游记的话，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玄奘取经故事。
据《旧唐书-方伎传》及其他野史记载，玄奘是河南洛阳人，姓陈名祎，大业末年出家，玄奘是他的法名。
他那聪悟不群的天资和积极探求的精神，曾为他获得佛教“千里驹”的赞誉。
为了追求佛法的究竟，青年的玄奘不满足于追问佛教译品，决心远游西域，寻取真经。
他不顾不许国人出境的禁令，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只身离开长安，混入商队，偷越国境，开始远征。
一路上出玉门关，经新疆北道，越葱岭，出热海，又经二十四国，跋涉五万多里，终于到达了印度。
在印度十三年，到了贞观十九年，玄奘载誉而归，并且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都部梵文经论。
玄奘取经的壮举，首先经历的是宗教神话化阶段。
从《大唐西域记》到《慈恩三藏法师传》，从《独异记》到《太平广记》中的《异僧-玄奘》，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宗教故事是怎样走向神话化的。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奉唐太宗之旨口述，由门徒辩机辑录而成的。
书中记述了他亲身经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虽然一再声明“皆存实录，匪敢雕华”，使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它的文学价值却是作者自己主观上没有意料到。
作为一个万里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他一方面以宗教家的虔诚心理去采录有关佛家的种种灵异故事，从而把七世纪和七世纪之前在西域广泛流传的许多想象丰富、情节生动的故事传说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对自己飘然一身、赴印度取经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及各种自然现象，如沙漠幻影及鬼火之类，也多用宗教的心理去解释，从而使许多事实在作者和别的信徒眼里自然都成为灵异和神迹。
可见取经故事从玄奘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染上了种种神异的色彩。
到了玄奘弟子慧立、彦琮的《慈恩三藏法师传》中，他们为了颂赞师父非凡的事迹，弘扬佛法。
所以在口传或笔录玄奘取经事迹的时候，必然常用离奇的想象，精彩的文笔加以夸张神化，从而使之成为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大型文学传记。
于是两部叙说宗教故事、宗教人物的着作，无意中却搭起了通往文学创作的桥粱。
虽然在故事间架及形象塑造方面没能对《西游记》的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是，其中丰富的幻想故事和离奇的想象，却为后代的创作提供了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变形术的自觉运用，动物的拟人化等。
神奇的取经故事，越传越神。于是，在唐朝末年就出现了像《独异志》、《大唐新语》等敷衍玄奘取经神奇故事的笔记小说。
然而，这些虽然说是一种创作，但也仅仅是在传取经故事之奇，其中看不出作者所要反映的是哪种思想、感情和愿望，因此，它还是属于宗教神话化阶段。
真正完成玄奘取经由历史故事向文学故事转变的，则是得力于寺院“俗讲”的盛行。
正是在僧人讲唱中，使取经故事的内容摆脱历史事实的束缚，变成一个怪诞不经但又结构完整的神话故事。
刊印于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
据王国维考证，“中瓦子”是南宋临安的一条街名，也是上演各种技艺的娱乐场所。
可见，至迟到南宋末年，玄奘求经的故事已经编成有诗有话、完全虚构的文学故事。
虽然全书的情节和所经诸国，所历危险与后来的《西游记》很少相同，但却是西游故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比如在第二节中，叙说玄奘路遇猴行者，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弥猴王”，来助和尚取经。
后来果然全赖猴行者的法力，方才渡过危险，达到目的。
显然，这里的猴行者已经成为取经的重要角色，而真实的取经主角却退为配角，真实的取经故事只作为作品的筋骨，历史人物让位给虚构人物，宗教故事演向神魔故事。
从此，取经故事的演变，便走上了更广阔的道路。
玄奘取经故事在戏曲里也得到充分表现。
与《三国演义》之有三国戏、《水游传》之有水游戏一样，《西游记》之前也有丰富多彩的西游戏。
比如有的串演取经故事的始末，有的搬演取经故事的片断，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醉射锁魔镜》、明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就是流传下来的重要剧本。
这些剧本除了吴昌龄的杂剧还是以三藏求经为主之外，其他多承《取经诗话》，即把描写的重点，从取经移到神魔之争，故事的主角也完全被孙行者取而代之。
这时的孙行者已经有了“齐天大圣”的光荣称号，表现了他蔑视权威的叛逆精神。
同时，犹如宗教神话化阶段摆脱历史的束缚一样，杂剧也冲破了宗教文学的束缚，表现出市民文学的思想和风格，像《西游记杂剧》中《女王逼婚》对两性纠葛的内容表现得过于直露，这是那个时代的风尚的反映。
另外，像孙悟空接经，在《金刚经》、《心经》、《莲花经》后面来了个“馒头粉汤经”，这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对宗教的调侃。
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宗教的主题。
但是，杂剧中孙行者的形象描绘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是吃人抢亲，满身妖气，令人生畏;一是临阵退却，猥琐卑微，名实不符。
在话本创作方面，根据《永乐大典》、《销释真空宝卷》和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等材料人。
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自幼聪慧，好收奇闻，年轻时即以文名着于乡里。
他曾希望以科举进身，然而屡试不第补为岁贡生以后，一直是南京国子监的太学生，到了嘉靖四十年，迫于家贫母老，才不情愿地当了长兴县丞，不久因耻于折腰拂袖而归。
后来又一度任过品级与县丞相近而为闲职的荆府纪善，晚年归居乡里，贫老而终。
坎坷的人生旅途，使他对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丰富的宗教知识，使他对人生有着哲理的观照;好奇的读书趣味，使他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追求;善谐的性格特征，使他对理想有着乐观的向往。
这四者构成了吴承恩文学生涯的四重奏。
于是，在唱出了《二郎神搜山图歌》那愤世嫉俗的诗篇的同时，又创造了《西游记》这神奇浪漫的巨着。
关于《西游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是明万历二十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像宫版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随后有万历三十一年书林杨闽斋刊本，又有明崇祯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此书国内今存两部。
清代又出现多种版本。1954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即以明刊世德堂本为底本，参校清代各种刻本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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