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零六章
并且要知道，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剥开了清代“太平盛世”的外衣，使人们看清楚了它的腐朽和丑恶，在批判揭露的同时，也对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表示自己的同情。
在地主、官府残酷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小说中没有集中描写，但很多地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这个问题。
如《儒林外史》第一回讲到“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篾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
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
第三十一回，写杨裁缝在南京死了母亲，无钱收殓，“双膝跪下”，“放声大哭”，磕头向人乞讨。
第二十五回，修补乐器的倪霜峰，“只因衣食欠缺”，流着泪忍痛把死剩的五个儿子，一个个都卖给人家。
因此关于《儒林外史》一书的主题，有“功名富贵”说，“穷极文士情态”说，“反科举”说，“文化反思”说等多种说法，也正是作者揭露讽刺的深刻性决定了其主题思想的多重性。
所以这本书也是有着极其卓越的艺术成就。
像是杰出的讽刺艺术。
比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括地论述了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和发展。
并认为《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将讽刺艺术发展到了新的境界。
黑格尔认为:讽刺“产生于一种高尚的精神和道德的情操无法在一个罪恶和愚蠢的世界里实现它的自觉的理想。”
“于是，带着一腔火热的愤怒或是微妙的巧智和冷酷辛辣的语调去反对当前的事物，对和他的关于道德与真理的抽象的概念起直接冲突的那个世界不是痛恨，就是鄙视。”
吴敬梓的创作直接受到《史记》秉持公心的实录精神与委婉曲折的讽刺手法的影响。
首先，小说的讽刺对象是写实的，讽刺描写是真实的。
《儒林外史》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社会实际存在的事实。
其次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中谈到:“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吴敬梓深刻的写出了讽刺客体的丰富的性格特征、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它们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真实地展示出儒林阶层人物性格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享受。
让人“既笑得浑身颤抖，而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
严监生作为吝啬鬼形象，可与世界文学名着中的葛朗台相媲美。
这个有十多万银子的大地主，临死时，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
“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后来妻子赵氏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挑掉一根，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
作者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集中在同一人物的身上，使讽刺对象处于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
如第二十回写匡超人吹嘘自己是一个有名的选家。
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牛布衣反驳说:“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
匡超人红着脸说:“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匡超人得意忘形地吹嘘不想露了马脚。严贡生恐吓诈骗，无恶不作，却偏要把自己说成是“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便宜”的大好人。
就在他自吹自擂的时候，小厮跑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
正如卧闲草堂本评点者所批:“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闻者不繁言而已解。”
严贡生“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落得受人嘲笑的结局。
另外，枝节横生，风波突起，故意破坏欢乐和谐的场面，使它大煞风景，也是《儒林外史》的一种讽刺手法。
第十回写蘧公孙玉鲁小姐结婚，张灯结彩，摆酒唱戏，大家正酒酣耳热之际，“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
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众人都失了色”
一个小插曲把锣鼓喧腾的喜气场面破坏了，具有含蓄的讽刺意味。
还有就是独到的结构艺术。
因为《儒林外史》是对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它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独特形式，对这种结构的评价长期以来是有分歧的。
例如胡适就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
“这个体裁最容易学，有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裁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
近代的《官场现形记》、《孽海花》、《老残游记》等小说都是袭用这种体裁。
后来吴组缃先生提出“连环短篇说”不再指责其结构“松懈”，而是以之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
以及近年来，杨义在《〈儒林外史〉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一文中提出“叶子结构说”。
他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形态“有点类乎我国唐宋旧籍装帧形制中的‘叶子’”，“也称‘旋风装’，以长篇之纸反复折叠，有若原、正、反、推的文章理路一样，往复回旋，是相当严谨而舒展自如的。”
张锦池提出“纪传性结构形态”说，指出“《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既具有‘纪’的特点，又具有‘传’的特点。前者表现为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书中重要事件予以编年，这是暗写;后者表现为以‘功名富贵’为思想线索将书中众多人物传记勾连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明写。”
小说出了“楔子”和结尾外，全书主体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第三十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二王、二严等人为代表，以莺脰湖、西子湖、莫愁湖聚会为中心，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展现社会的腐败和堕落。
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重点写了三个中心:祭修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
塑造了杜少卿等一批真儒名贤的形象。
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描写真儒理想破灭，以“四大奇人”展示作者对未来的呼唤。
《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显然受了《水浒》等作品的影响。
虽然全书没有中心人物，内容不够集中，故事情节发展不够完整，人物性格发展不够充分，但是小说的情节布局、故事的安排连缀还是时见作者的匠心。
还包括鲜明的文学语言。
这是作者善于运用简洁的语言准确地勾勒出各种人物的形象和他们活动的环境、背景。
语言个性化、口语化，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故此，《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作品。
首先，它以知识分子为题材，没有传奇性，也没有脂粉味，就有开创性。
第二，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批判精神，“烛幽索隐，物无遁形”的描写功力，“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美学风格，奠定了讽刺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第三，小说写实的创作精神，拓展了小说视野，完成了古典小说以英雄为主角、非奇不传的古典主义到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的现实主义的彻底转变。
第四，文学样式为真正的创作小说。
《儒林外史》对后代小说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小说的批判精神，结构章法都对晚清谴责小说有重要影响。
《儒林外史》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也有很大影响。
目前，《儒林外史》有英、德、俄、日等译本，外国学者评论其:“全书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
此外就是其他讽刺小说了。
像是魔幻化的讽刺小说。
怎么说呢，魔幻化的讽刺小说，是在神魔小说的影响下，以魔幻的形式讽刺现实的一种小说类型。
在封建末世，面对着该否定、该粉碎的旧事物，一些愤世嫉俗而又“无才可去补苍天”的作者，便借助魔幻的形象、怪诞的故事，把笔锋指向这样的世界:人鬼颠倒，曲直不分，一切都是荒谬绝伦的，一切都是可笑的，从而表现出对现存社会秩序及其传统陋习的反叛。
应该说，这是一种不与世沉浮、不屈服现实的可贵精神。
这类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是刘璋的《斩鬼传》、张南庄的《何典》、落魄道人的《常言道》。
它们的外在形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一，都是中篇小说;二，都用俗语写成;三，多是借鬼写人。
《斩鬼传》，又名《第九才子书斩鬼传》，四卷十回，写定于康熙四十年仲夏，大约刊行于康熙五十六年左右，现存莞尔堂刊袖珍本、同义堂刊本及两种旧抄本。
作者署名烟霞散人或樵云山人，清人徐昆在《柳崖外编》中说，作者是山西太原人刘璋，刘璋，字于堂，康熙三十五年春中举人，直到雍正元年才任县令。
《深泽县志》的名宦传载:“刘璋，阳曲人，年及髦，姑受泽令。谙于世情，于事之累民者恶除之任四载，民爱之如父母。旋以前令亏米谷累，解组。”
可见，刘璋是一个宦途失意且又有一定正义感的人。他还写过几本才子佳人小说。
《斩鬼传》是借钟馗斩鬼的故事重新创作的讽刺小说。
钟馗捉鬼的故事，在我国民间赫赫有名。唐中宗时的韵书曾有一条“钟馗，神也”的注释，可见，钟馗在唐初就被奉为神灵。
后来，由于一些文人有作游戏文章之习，遂有虚构的钟馗故事出现，像《唐逸史》、《补笔谈》中都记载着落第举子钟馗梦中为唐玄宗捉鬼的故事，此后便在民间广为流传。
《斩鬼传》之前佚名撰的明刊《钟馗全传》四卷，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故事传说演化而成。
作者循着传说原来的路向，钟馗当作一个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来写，写他神奇的出生，非凡的抱负，着重表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作品的讽刺意味很淡薄。
刘璋的《斩鬼传》，则是借题发挥。
书叙唐德宗时，终南山秀才钟馗到京应试，成绩卓异，主考官韩愈和副主考官陆贽叹为真才，把他取在一甲一名。
金殿陛见时，德宗嫌他貌丑意欲不取，奸臣卢杞乘机进谗附和，钟馗舞笏便打。
德宗喝令拿下，钟馗夺剑自刎。
经陆贽奏说，德宗后悔莫及，贬了卢杞，追封钟馗为驱魔大神，着他遍行天下，以斩妖邪。
钟馗的魂魄先到阴间报到，阎君说:阴司“并无一个游魂作害人间。尊神要斩妖邪，倒是阳间甚多”。
于是，判官出示人间鬼册三十六个名单，阎君派了含冤、负屈两个文武将军辅佐他，又拨三百阴兵助威，并把春秋时吴国奸臣伯嚭所变的白泽兽供他坐骑，返回阳世，按照鬼簿名单，跋山涉水，逐个驱除，最后被玉帝封为“翊圣除邪雷霆驱魔帝君”。
德宗见了奏报，忙命柳公权题匾，派礼部尚书前往钟馗庙挂匾，在隆重的礼炮声中，众人看到的是五个瓦盆大的金字:“那有这样事!”全书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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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主、官府残酷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小说中没有集中描写，但很多地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这个问题。
如《儒林外史》第一回讲到“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篾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
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
第三十一回，写杨裁缝在南京死了母亲，无钱收殓，“双膝跪下”，“放声大哭”，磕头向人乞讨。
第二十五回，修补乐器的倪霜峰，“只因衣食欠缺”，流着泪忍痛把死剩的五个儿子，一个个都卖给人家。
因此关于《儒林外史》一书的主题，有“功名富贵”说，“穷极文士情态”说，“反科举”说，“文化反思”说等多种说法，也正是作者揭露讽刺的深刻性决定了其主题思想的多重性。
所以这本书也是有着极其卓越的艺术成就。
像是杰出的讽刺艺术。
比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括地论述了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和发展。
并认为《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将讽刺艺术发展到了新的境界。
黑格尔认为:讽刺“产生于一种高尚的精神和道德的情操无法在一个罪恶和愚蠢的世界里实现它的自觉的理想。”
“于是，带着一腔火热的愤怒或是微妙的巧智和冷酷辛辣的语调去反对当前的事物，对和他的关于道德与真理的抽象的概念起直接冲突的那个世界不是痛恨，就是鄙视。”
吴敬梓的创作直接受到《史记》秉持公心的实录精神与委婉曲折的讽刺手法的影响。
首先，小说的讽刺对象是写实的，讽刺描写是真实的。
《儒林外史》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社会实际存在的事实。
其次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中谈到:“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吴敬梓深刻的写出了讽刺客体的丰富的性格特征、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它们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真实地展示出儒林阶层人物性格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享受。
让人“既笑得浑身颤抖，而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
严监生作为吝啬鬼形象，可与世界文学名着中的葛朗台相媲美。
这个有十多万银子的大地主，临死时，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
“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后来妻子赵氏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挑掉一根，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
作者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集中在同一人物的身上，使讽刺对象处于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
如第二十回写匡超人吹嘘自己是一个有名的选家。
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牛布衣反驳说:“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
匡超人红着脸说:“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匡超人得意忘形地吹嘘不想露了马脚。严贡生恐吓诈骗，无恶不作，却偏要把自己说成是“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便宜”的大好人。
就在他自吹自擂的时候，小厮跑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
正如卧闲草堂本评点者所批:“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闻者不繁言而已解。”
严贡生“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落得受人嘲笑的结局。
另外，枝节横生，风波突起，故意破坏欢乐和谐的场面，使它大煞风景，也是《儒林外史》的一种讽刺手法。
第十回写蘧公孙玉鲁小姐结婚，张灯结彩，摆酒唱戏，大家正酒酣耳热之际，“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
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众人都失了色”
一个小插曲把锣鼓喧腾的喜气场面破坏了，具有含蓄的讽刺意味。
还有就是独到的结构艺术。
因为《儒林外史》是对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它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独特形式，对这种结构的评价长期以来是有分歧的。
例如胡适就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
“这个体裁最容易学，有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裁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
近代的《官场现形记》、《孽海花》、《老残游记》等小说都是袭用这种体裁。
后来吴组缃先生提出“连环短篇说”不再指责其结构“松懈”，而是以之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
以及近年来，杨义在《〈儒林外史〉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一文中提出“叶子结构说”。
他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形态“有点类乎我国唐宋旧籍装帧形制中的‘叶子’”，“也称‘旋风装’，以长篇之纸反复折叠，有若原、正、反、推的文章理路一样，往复回旋，是相当严谨而舒展自如的。”
张锦池提出“纪传性结构形态”说，指出“《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既具有‘纪’的特点，又具有‘传’的特点。前者表现为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书中重要事件予以编年，这是暗写;后者表现为以‘功名富贵’为思想线索将书中众多人物传记勾连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明写。”
小说出了“楔子”和结尾外，全书主体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第三十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二王、二严等人为代表，以莺脰湖、西子湖、莫愁湖聚会为中心，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展现社会的腐败和堕落。
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重点写了三个中心:祭修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
塑造了杜少卿等一批真儒名贤的形象。
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描写真儒理想破灭，以“四大奇人”展示作者对未来的呼唤。
《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显然受了《水浒》等作品的影响。
虽然全书没有中心人物，内容不够集中，故事情节发展不够完整，人物性格发展不够充分，但是小说的情节布局、故事的安排连缀还是时见作者的匠心。
还包括鲜明的文学语言。
这是作者善于运用简洁的语言准确地勾勒出各种人物的形象和他们活动的环境、背景。
语言个性化、口语化，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故此，《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作品。
首先，它以知识分子为题材，没有传奇性，也没有脂粉味，就有开创性。
第二，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批判精神，“烛幽索隐，物无遁形”的描写功力，“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美学风格，奠定了讽刺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第三，小说写实的创作精神，拓展了小说视野，完成了古典小说以英雄为主角、非奇不传的古典主义到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的现实主义的彻底转变。
第四，文学样式为真正的创作小说。
《儒林外史》对后代小说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小说的批判精神，结构章法都对晚清谴责小说有重要影响。
《儒林外史》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也有很大影响。
目前，《儒林外史》有英、德、俄、日等译本，外国学者评论其:“全书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
此外就是其他讽刺小说了。
像是魔幻化的讽刺小说。
怎么说呢，魔幻化的讽刺小说，是在神魔小说的影响下，以魔幻的形式讽刺现实的一种小说类型。
在封建末世，面对着该否定、该粉碎的旧事物，一些愤世嫉俗而又“无才可去补苍天”的作者，便借助魔幻的形象、怪诞的故事，把笔锋指向这样的世界:人鬼颠倒，曲直不分，一切都是荒谬绝伦的，一切都是可笑的，从而表现出对现存社会秩序及其传统陋习的反叛。
应该说，这是一种不与世沉浮、不屈服现实的可贵精神。
这类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是刘璋的《斩鬼传》、张南庄的《何典》、落魄道人的《常言道》。
它们的外在形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一，都是中篇小说;二，都用俗语写成;三，多是借鬼写人。
《斩鬼传》，又名《第九才子书斩鬼传》，四卷十回，写定于康熙四十年仲夏，大约刊行于康熙五十六年左右，现存莞尔堂刊袖珍本、同义堂刊本及两种旧抄本。
作者署名烟霞散人或樵云山人，清人徐昆在《柳崖外编》中说，作者是山西太原人刘璋，刘璋，字于堂，康熙三十五年春中举人，直到雍正元年才任县令。
《深泽县志》的名宦传载:“刘璋，阳曲人，年及髦，姑受泽令。谙于世情，于事之累民者恶除之任四载，民爱之如父母。旋以前令亏米谷累，解组。”
可见，刘璋是一个宦途失意且又有一定正义感的人。他还写过几本才子佳人小说。
《斩鬼传》是借钟馗斩鬼的故事重新创作的讽刺小说。
钟馗捉鬼的故事，在我国民间赫赫有名。唐中宗时的韵书曾有一条“钟馗，神也”的注释，可见，钟馗在唐初就被奉为神灵。
后来，由于一些文人有作游戏文章之习，遂有虚构的钟馗故事出现，像《唐逸史》、《补笔谈》中都记载着落第举子钟馗梦中为唐玄宗捉鬼的故事，此后便在民间广为流传。
《斩鬼传》之前佚名撰的明刊《钟馗全传》四卷，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故事传说演化而成。
作者循着传说原来的路向，钟馗当作一个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来写，写他神奇的出生，非凡的抱负，着重表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作品的讽刺意味很淡薄。
刘璋的《斩鬼传》，则是借题发挥。
书叙唐德宗时，终南山秀才钟馗到京应试，成绩卓异，主考官韩愈和副主考官陆贽叹为真才，把他取在一甲一名。
金殿陛见时，德宗嫌他貌丑意欲不取，奸臣卢杞乘机进谗附和，钟馗舞笏便打。
德宗喝令拿下，钟馗夺剑自刎。
经陆贽奏说，德宗后悔莫及，贬了卢杞，追封钟馗为驱魔大神，着他遍行天下，以斩妖邪。
钟馗的魂魄先到阴间报到，阎君说:阴司“并无一个游魂作害人间。尊神要斩妖邪，倒是阳间甚多”。
于是，判官出示人间鬼册三十六个名单，阎君派了含冤、负屈两个文武将军辅佐他，又拨三百阴兵助威，并把春秋时吴国奸臣伯嚭所变的白泽兽供他坐骑，返回阳世，按照鬼簿名单，跋山涉水，逐个驱除，最后被玉帝封为“翊圣除邪雷霆驱魔帝君”。
德宗见了奏报，忙命柳公权题匾，派礼部尚书前往钟馗庙挂匾，在隆重的礼炮声中，众人看到的是五个瓦盆大的金字:“那有这样事!”全书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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