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零五章
需要说明，上述三类人物形象，就象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的。
“是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首;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揭示了科举制度败坏吏治、腐化世风的罪恶。
因为《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
并且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中，造成自身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儒名贤呢，在小说中作者也开始了对理想人格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中塑造了三类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张，代表了他不断探索和追求理想的心理历程。
首先，作者描写了具有某种叛逆精神的杜少卿和沈琼枝。
杜少卿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家族，颇有真公子孟尝君、平原君的风度。
出卖田宅，接济贫困，不忘报答。
杜少卿有王冕那样孤高傲世、桀骜不驯的性格。
淡薄功名，对朝廷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走出去做不成什么事也，宁可不出去。
“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他这种人生理想是与科举世家所规定的人生道路相背离的。
杜少卿鄙弃科举，巡抚荐举他进京去做官，他装病不去;杜少卿傲视权贵，有人要同他去会知县，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么～”
他藐视封建礼俗，用普通的人情来解释《诗经》，说:“《诗经》上《溱zhen洧wei》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
因此他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杜少卿尊重女性，反对对女性的轻视和摧残。
他笃于夫妻情爱，别人劝他娶妾，他反对道:“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
虽然他的主张受封建孝道的影响，但已经是石破天惊之语了。对敢于争取人格独立的沈琼枝，他，充满了敬意。
杜少卿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主张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表面上虽然放荡不羁，内心仍然是忧国忧民的，他扶困济贫，乐于助人，以至家产耗尽，却仍然拿出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
杜少卿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有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的色彩。
沈琼枝也是一个具有某些新因素的女性形象，她被骗为盐商作妾，不甘“伏低作小”，私逃南京，靠刺绣卖文维持生活，自食其力。
一个远乡的弱女子，不慕财富，不怕恶少，不惧官府，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胆识，有志气，放射出叛逆思想的光芒。
杜少卿得知她的经历时，连连称赞:“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这两个人物形象上，反映了一种要求冲破封建束缚、争取个***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但这两个人物的结局都比较惨淡。
杜少卿在饯别虞博士时，神情惨然说:“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经济无依仗，精神无归附，表现了作者找不到出路的迷茫和苦闷。
沈琼枝则在被押回扬州途中，一拳打倒差人，不知所终。
作者描写的第二类正面人物，是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所谓“真儒”、“贤人”的形象。
这些人，多数是杜少卿的朋友，其中，迟衡山强调“礼乐兵农”，幻想用古礼古乐来挽救世道人心。
庄绍光无心于仕途，专门闭户着书。
虞育德号称真儒、大圣人，他被杜少卿评为“这人大是不同，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
虞育德本不耐烦做时文，也不积极应试，而是致力于人心教化。
这一批儒林高士的共同特点是，讲究文行出处，淡泊功名利禄，他们的德行、学识和操守堪称儒林中的楷模，与杜少卿的离经叛道的性格不同的是，这些儒林高士的的言行仍然受正统儒家和封建名教的深深制约，祭祀泰伯祠是他们为拯救人才采取的主要办法、措施和行动，面对世风日下、恶俗浇漓的现实，他们都企图用复古的办法来改变衰风颓俗，复兴正统儒家思想。
但后来泰伯祠终不免颓败荒凉，象征着这些“维持文运”的“星君”，也难免“风流云散”，未能逃脱笼罩一代文人的厄运。
作者也陷入悲观之中，失望之余，又转而寻求别的出路。
作者塑造的第三类正面人物，是越过儒林，在最后一回出现了四个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市井奇人。
这些人中，有卖火纸筒的王太，也是围棋高手;有开茶馆的盖宽，能画一手好画，不攀附权贵;写字的季遐年，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裁缝荆元，能弹一手好琴。
他们不受名教礼法约束，不受功名富贵羁绊，追求“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生活，沉醉在琴棋书画的雅趣中，怡然自得，安贫乐道，高雅脱俗，表现出正常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
这是吴敬梓上下求索的积极结果，包含着可贵的民主思想。
“四大奇人”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文人化的平民，他们是作者为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体现作者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作者这一幻影式的追求与构想，终没有改变现实儒林的景况，没有挽回文风的颓败。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最杰出的讽刺小说。
小说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从揭露作为上层建筑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知识分子热衷功名、利欲熏心的肮脏灵魂，无情鞭笞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贪赃枉法。
豪绅地主的专横暴虐、贪吝刻薄，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无情。
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面晶莹透亮的镜子，它从腐朽的科举制度这一角度，照出了中国封建末世黑暗王国的全貌。”
《儒林外史》的中心思想在于抨击科举制度，深刻揭露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
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唐朝时分秀才、明经、进士等八科，主要考诗、赋或儒家经典，成绩优秀者举用为官，这种考试制度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据门第、身份得官的九品中正制相比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可是，到了明代，只设进士一科，而且变为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的特点是，题目限于四书五经以内的文句，考生作文章阐释经义的时候，只能依照题目的意思，摹仿古人的语气。
“代圣人立言”，不许自我发挥，更不能联系当前政事，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朱熹的注疏为准绳，文章格式有非常刻板的规定，一篇里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由于明代科举考试演变为取士的唯一途径，“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因此，八股作文法对于控制文人思想，使之程式化、教条化起到恶劣的作用。
《儒林外史》作者怀着极度憎恶、沉痛的心情，操起锋利的匕首，投向八股科举这个封建制度的毒瘤。
在第一回“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之后，第二回，作者就塑造了周进这样一个被科举等级制度压扁而又如醉如痴追求功名的腐儒形象。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读书的人，先应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知府主持的府试，及格的称“童生”，再应本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及格的便算“进学”、称“生员”，即秀才。
当了秀才，就可以参加全省性的乡试，由皇帝钦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每三年一次。
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乡试的第二年，举人在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试和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的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按次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的赐“进士出身”，三甲的赐“同进士出身”。
统称“进士”。封建统治者就根据这些不同等级的考试选取“人才”，分派大小不同的官职。这样科举考试就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了起来。
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八股制艺，用它来禁锢思想、束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看清了它是走进官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就拼命追逐。
周进、范进为举业发疯发痴;马二先生为了宣传时文奔走一生，鲁编修为入赘的女婿不精于八股而“忧愁抑郁”。
八股祸害还殃及女子和小孩。鲁小姐在她父亲的熏陶下，也时刻监督丈夫课读。
她见夫无望，又盼子成龙。小儿子刚满四岁，就“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
八股作为没落封建制度的产物，本身也充满了腐朽性，为了应付考试，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等几部经书，有的甚至连这些也不全读，只把经书中有可能提出的题目，请别人先做好文章，事前背熟，然后去考。
而且考试作弊的现象也很多，在考场里，“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有的甚至“推着出恭”，在土墙上“挖洞”，“伸手到外头去接文章”。
考官则私受人情，贿买替考。这样科举选拔出来的是没有真才实学的庸人，像范进甚至连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都不知道。八股科举使一代青年蜕化堕落。
同时小说还揭露了虚伪吃人的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
程朱理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内容，八股取士制度则是推行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工具。
吴敬梓把反科举制度和反程朱理学、反封建礼教结合起来。
他从维护传统的“孝”、“悌”观念出发，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范进的母亲因为儿子中举喜极而过世。
范进为母亲的死日日追荐，忙了七七四十九天。
张静斋拉他到汤知县家打秋风，吃饭的时候，范进为了表示自己“居丧尽礼”，坚决不肯使用摆在前面的银镶杯箸，只好换了白颜色的竹箸，汤知县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
忽然看见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放下来。
不用象牙筷子，却吃荤，揭露出范进这一“孝子”“克尽孝道”的虚伪做作。
王玉辉是一个受理学毒害极深而几乎丧失了人的一般常性的迂拙夫子。
他的大女儿早已“守节在家里”，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也死了丈夫。
她“哭得天愁地惨”，要“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
公婆两个听了反复好语相安慰，王玉辉不仅不加阻止，反而劝导三女的公婆“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
并鼓励自己的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
八天以后，三女终于绝食而死。
她母亲“伤心惨目，痛入心脾”，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则“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王玉辉不近情理的言论举动，正是宋明以来大量“节妇烈女”的现实写照。
然而，王玉辉也终究不是野兽，当他的三女的神主被送入烈女祠举行公祭时，大家盛赞他生了“这样好女儿”，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
想出去散心，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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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首;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揭示了科举制度败坏吏治、腐化世风的罪恶。
因为《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
并且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中，造成自身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儒名贤呢，在小说中作者也开始了对理想人格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中塑造了三类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张，代表了他不断探索和追求理想的心理历程。
首先，作者描写了具有某种叛逆精神的杜少卿和沈琼枝。
杜少卿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家族，颇有真公子孟尝君、平原君的风度。
出卖田宅，接济贫困，不忘报答。
杜少卿有王冕那样孤高傲世、桀骜不驯的性格。
淡薄功名，对朝廷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走出去做不成什么事也，宁可不出去。
“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他这种人生理想是与科举世家所规定的人生道路相背离的。
杜少卿鄙弃科举，巡抚荐举他进京去做官，他装病不去;杜少卿傲视权贵，有人要同他去会知县，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么～”
他藐视封建礼俗，用普通的人情来解释《诗经》，说:“《诗经》上《溱zhen洧wei》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
因此他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杜少卿尊重女性，反对对女性的轻视和摧残。
他笃于夫妻情爱，别人劝他娶妾，他反对道:“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
虽然他的主张受封建孝道的影响，但已经是石破天惊之语了。对敢于争取人格独立的沈琼枝，他，充满了敬意。
杜少卿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主张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表面上虽然放荡不羁，内心仍然是忧国忧民的，他扶困济贫，乐于助人，以至家产耗尽，却仍然拿出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
杜少卿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有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的色彩。
沈琼枝也是一个具有某些新因素的女性形象，她被骗为盐商作妾，不甘“伏低作小”，私逃南京，靠刺绣卖文维持生活，自食其力。
一个远乡的弱女子，不慕财富，不怕恶少，不惧官府，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胆识，有志气，放射出叛逆思想的光芒。
杜少卿得知她的经历时，连连称赞:“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这两个人物形象上，反映了一种要求冲破封建束缚、争取个***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但这两个人物的结局都比较惨淡。
杜少卿在饯别虞博士时，神情惨然说:“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经济无依仗，精神无归附，表现了作者找不到出路的迷茫和苦闷。
沈琼枝则在被押回扬州途中，一拳打倒差人，不知所终。
作者描写的第二类正面人物，是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所谓“真儒”、“贤人”的形象。
这些人，多数是杜少卿的朋友，其中，迟衡山强调“礼乐兵农”，幻想用古礼古乐来挽救世道人心。
庄绍光无心于仕途，专门闭户着书。
虞育德号称真儒、大圣人，他被杜少卿评为“这人大是不同，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
虞育德本不耐烦做时文，也不积极应试，而是致力于人心教化。
这一批儒林高士的共同特点是，讲究文行出处，淡泊功名利禄，他们的德行、学识和操守堪称儒林中的楷模，与杜少卿的离经叛道的性格不同的是，这些儒林高士的的言行仍然受正统儒家和封建名教的深深制约，祭祀泰伯祠是他们为拯救人才采取的主要办法、措施和行动，面对世风日下、恶俗浇漓的现实，他们都企图用复古的办法来改变衰风颓俗，复兴正统儒家思想。
但后来泰伯祠终不免颓败荒凉，象征着这些“维持文运”的“星君”，也难免“风流云散”，未能逃脱笼罩一代文人的厄运。
作者也陷入悲观之中，失望之余，又转而寻求别的出路。
作者塑造的第三类正面人物，是越过儒林，在最后一回出现了四个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市井奇人。
这些人中，有卖火纸筒的王太，也是围棋高手;有开茶馆的盖宽，能画一手好画，不攀附权贵;写字的季遐年，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裁缝荆元，能弹一手好琴。
他们不受名教礼法约束，不受功名富贵羁绊，追求“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生活，沉醉在琴棋书画的雅趣中，怡然自得，安贫乐道，高雅脱俗，表现出正常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
这是吴敬梓上下求索的积极结果，包含着可贵的民主思想。
“四大奇人”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文人化的平民，他们是作者为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体现作者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作者这一幻影式的追求与构想，终没有改变现实儒林的景况，没有挽回文风的颓败。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最杰出的讽刺小说。
小说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从揭露作为上层建筑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知识分子热衷功名、利欲熏心的肮脏灵魂，无情鞭笞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贪赃枉法。
豪绅地主的专横暴虐、贪吝刻薄，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无情。
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面晶莹透亮的镜子，它从腐朽的科举制度这一角度，照出了中国封建末世黑暗王国的全貌。”
《儒林外史》的中心思想在于抨击科举制度，深刻揭露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
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唐朝时分秀才、明经、进士等八科，主要考诗、赋或儒家经典，成绩优秀者举用为官，这种考试制度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据门第、身份得官的九品中正制相比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可是，到了明代，只设进士一科，而且变为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的特点是，题目限于四书五经以内的文句，考生作文章阐释经义的时候，只能依照题目的意思，摹仿古人的语气。
“代圣人立言”，不许自我发挥，更不能联系当前政事，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朱熹的注疏为准绳，文章格式有非常刻板的规定，一篇里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由于明代科举考试演变为取士的唯一途径，“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因此，八股作文法对于控制文人思想，使之程式化、教条化起到恶劣的作用。
《儒林外史》作者怀着极度憎恶、沉痛的心情，操起锋利的匕首，投向八股科举这个封建制度的毒瘤。
在第一回“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之后，第二回，作者就塑造了周进这样一个被科举等级制度压扁而又如醉如痴追求功名的腐儒形象。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读书的人，先应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知府主持的府试，及格的称“童生”，再应本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及格的便算“进学”、称“生员”，即秀才。
当了秀才，就可以参加全省性的乡试，由皇帝钦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每三年一次。
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乡试的第二年，举人在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试和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的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按次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的赐“进士出身”，三甲的赐“同进士出身”。
统称“进士”。封建统治者就根据这些不同等级的考试选取“人才”，分派大小不同的官职。这样科举考试就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了起来。
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八股制艺，用它来禁锢思想、束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看清了它是走进官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就拼命追逐。
周进、范进为举业发疯发痴;马二先生为了宣传时文奔走一生，鲁编修为入赘的女婿不精于八股而“忧愁抑郁”。
八股祸害还殃及女子和小孩。鲁小姐在她父亲的熏陶下，也时刻监督丈夫课读。
她见夫无望，又盼子成龙。小儿子刚满四岁，就“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
八股作为没落封建制度的产物，本身也充满了腐朽性，为了应付考试，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等几部经书，有的甚至连这些也不全读，只把经书中有可能提出的题目，请别人先做好文章，事前背熟，然后去考。
而且考试作弊的现象也很多，在考场里，“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有的甚至“推着出恭”，在土墙上“挖洞”，“伸手到外头去接文章”。
考官则私受人情，贿买替考。这样科举选拔出来的是没有真才实学的庸人，像范进甚至连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都不知道。八股科举使一代青年蜕化堕落。
同时小说还揭露了虚伪吃人的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
程朱理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内容，八股取士制度则是推行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工具。
吴敬梓把反科举制度和反程朱理学、反封建礼教结合起来。
他从维护传统的“孝”、“悌”观念出发，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范进的母亲因为儿子中举喜极而过世。
范进为母亲的死日日追荐，忙了七七四十九天。
张静斋拉他到汤知县家打秋风，吃饭的时候，范进为了表示自己“居丧尽礼”，坚决不肯使用摆在前面的银镶杯箸，只好换了白颜色的竹箸，汤知县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
忽然看见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放下来。
不用象牙筷子，却吃荤，揭露出范进这一“孝子”“克尽孝道”的虚伪做作。
王玉辉是一个受理学毒害极深而几乎丧失了人的一般常性的迂拙夫子。
他的大女儿早已“守节在家里”，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也死了丈夫。
她“哭得天愁地惨”，要“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
公婆两个听了反复好语相安慰，王玉辉不仅不加阻止，反而劝导三女的公婆“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
并鼓励自己的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
八天以后，三女终于绝食而死。
她母亲“伤心惨目，痛入心脾”，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则“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王玉辉不近情理的言论举动，正是宋明以来大量“节妇烈女”的现实写照。
然而，王玉辉也终究不是野兽，当他的三女的神主被送入烈女祠举行公祭时，大家盛赞他生了“这样好女儿”，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
想出去散心，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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