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温席扇枕，衔环结草
我在四十中教书的过程中，长了不少的见识，使我对这个色彩缤纷、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透过四十中这个三棱镜的观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似乎窥见到了滚滚红尘中的世道险恶与人心叵测，惆怅东栏一枝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正所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通过几十年来的观察和目睹社会之怪现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抱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翅，在广阔无垠的蓝天翱翔。一个想通过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人，不会埋怨自己的如花似锦的青春，美丽的年华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来说是珍贵的，哪怕它带着各式各样的风暴。
一个人想成功，那他就得抓住机会；而机会是一切努力中最杰出的船夫，一切努力都取决于掌握时机。尽管贫穷却感到满足的人是富有的，而且是非常的富有。而那些尽管富有，却整天担心什么时候会变得穷的人，才凋零得像冬天的世界。
洪水可以从涓滴细流中产生，大海有时却出乎意料地会干枯；而最有把握的希望，往往结果失败；最少希望的事情，反而会出人意料的成功。大自然就像是个脾气无定的女人，出尔反尔又喜怒无常。令人痛苦的欢乐也会成为令人欢乐的痛苦。一无所有的人被束缚在劳动的枷锁下，有财产的人被困在操心的桎梏中。
但我深信：避免失败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下决心获得成功。人们往往易于忍受最大的痛苦而难以享受过度的欢乐。而既然痛苦是欢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悲伤？成功只有一种—按自己的意思过一生。天下绝无不热烈勇敢地追求成功，而能取得成功的人。好运不会在人家等候的那个地方自然而来，而是经过弯弯曲曲与困难得难以想象的道路降临的。
但愿我的一切幻想都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都将结成爱的果实。
我在四十中教书期间的朋友甚少，可谓寥若晨星，只有一位绰号“张胖子”的美术教师可以勉强称得上是我的“知己”；张胖子长得人高马大，体态臃肿，一张黑乎乎、脏兮兮的弥勒佛似的大胖脸；土木形骸，不修边幅，恰如一杀猪宰牛的屠夫，又似自由市场上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
张胖子没有什么学历，不过一中等技校的肄业生而已，但多年自修国画，
倒也总算勉强算得上半个画家，画出来的水墨画，如花鸟飞禽、鱼鳖虾蟹张牙舞爪、栩栩如生，颇有一代画师齐白石的画风。
张胖子在四十中也算得上是个风云人物，常常愤世嫉俗，牢骚满腹；慨叹人心世道，皆已不古。此人平素与我有些投缘，天长日久便与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四十中英语组里的成员仅只五人，但其中的精英人物如性格率直的绰号“潘猴子”的老潘，一天到黑信口雌黄的“醉大仙”老韩，“文革”期间毕业、胸无点墨的高中毕业留校当教师的刘慧兰，再加上改行教英语的瘦猴张，连我算起来一共五位所谓的英语教师。
但令我拍案惊奇的是，这所谓的包括我在内的五位教师中，除了潘猴子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外语学院毕业的老牌英语系大学生，我是自学成材后获得英语系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的教师之外，其它的三位俱是滥竽充数、混饭吃的二混子。
瘦猴张倒是上海外语学院的本课毕业生，但他学的专业是俄语，英语对他来说是简直就是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喜马拉雅山峰顶上的积雪，可望而不可即。无奈之下，瘦猴张为了混饭吃，只好现学现卖，邯郸学步地跟别的英语教师在课余学一点英语然后夹着英语课本，进课堂“教”孩子们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半生不熟的所谓英语。
醉大仙老韩的学历和师出何门一直到他退休后都是个千古之谜，但据学生们反应，醉大仙给孩子们上英语课时，几乎从来不讲英语，一堂课下来，他老人家竟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讲不出来，但却能将一口流畅得滚瓜烂熟的汉语，滔滔不绝地持续在四十五分的一节课中贯穿始终。通堂课唾沫飞溅，信口雌黄；授课过程中不时地穿插一些天方夜谭式的笑话，寓教于嘻嘻哈哈之中；令昏昏欲睡的孩子们在全班举座哗然中从甜美的昏昏欲睡中醒来。
醉大仙那满嘴的半岛式的普通话，令孩子们如堕烟海，不知醉大仙是在给他们是上英语课还是在大讲《三国演义》，闲扯《聊斋》或眉飞色舞地畅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
至于胸无点墨的女英语教师刘慧兰滥竽充数的本领更是巾帼不让须眉，足可以望醉大仙之项背，“文革”中所谓高中毕业生的刘女士甚至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却也敢昂首挺胸地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英语；令人情不自禁地拍案三叹。
四十中外语组的师资情况大致如此，而其它教研组的师资情况亦与外语组大同小异。四十中的教育质量已经到了岌岌可危，土崩瓦解的地步；而掌权的老吴、老薛之流却浑然知无，整日浑浑噩噩地敷衍了事，尸位素餐；最后教育局只得解除了老吴的职务，让老薛及早地解甲归田，回家颐养天年；而从五十五中调来了一位以精明强干著称、绰号“宋秃子”的中年人任校长兼书记，从此后改写了四十中的历史。
而当了名誉上的所谓“顾问”、而实则无职无权的老吴从此便成了无人理睬的行尸走肉，整日坐在“顾问室”里足不出户，透过窗户望着蓝天白云，倚窗愁对秋空；感叹翠华一去寂无声，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在四十中工作的近八年中是我一生中最奔波劳累与身心交瘁的八年，在我去四十中教书的第二年，即公元一九七六年我父亲突然于一天的黎明时分，在卧榻上中了风—实则患了脑溢血或脑血栓，当母亲发现父亲的病情时，父亲已经鼾声大作，昏迷不醒；待小五弟匆匆忙忙地赶到我家告诉我这不幸的消息时，天已破晓，东方已经显出了鱼肚白。
我与小五弟马不停蹄地赶到孟庄路我父母居住的大杂院时，一进屋就听到父亲如雷的鼾声；父亲双目紧闭，面色苍白，生命危在旦夕；于是我便与随后赶到的大哥、二哥与小五弟一齐动手将父亲抬上了一辆从邻居处借来的地排车，随即飞也似地向就近的台东医院狂奔而去。
到了台东医院后，马上将依然沉睡不醒的父亲推进了急诊室，经过医生们仔细的检查后，心脏内科的医生们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诊断：父亲患的是脑溢血或脑血栓；至于到底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连医学专家们也说不清。
要想彻底弄明白父亲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就必须借助先进的医疗器械来诊断，如脑部的X光射线—即脑部透视，但当时的台东医院不具备这种医疗条件，我与众弟兄商定另去医疗条件较好的市立医院。
然而，市立医院同样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也不能凭借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判断出父亲到底是得了脑溢血还是脑血栓；而这两种病的治疗方法又是截然相反，如果是脑溢血就必须马上想方设法修补病人已经破裂的脑血管；如果是脑血栓则必须马上疏通病人已经堵塞了的脑血管。
两种病症的医疗方法截然不同，而在没有现代化医疗设备的条件下，想仅凭医生的经验比较准确地诊断出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等待，一周后让时间来说明父亲到底是患了脑溢血还是脑血栓。
一周后，父亲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但整个左侧半边身子瘫痪，而且失去了语言能力，从此后再也不能开口说话，医生们从各个方面综合判断，得出了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那就是父亲得的是脑血栓，而不是脑溢血；于是大夫们开始采取治疗脑血栓的传统方法—口服中草药和西药，另外注射针剂。但为时已晚；父亲在市立医院住了近一个月的院，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直至出院一直都是瘫痪在床，半边身子不能动弹，且口不能言。
父亲回到家里后，我除了在校给孩子们上课时间不能脱身外，其余大部分时光都是陪侍在父亲的病榻之侧，为父亲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或为父亲按摩不能动弹的左手臂和左腿，或按摩父亲由于整日卧床不起而膨胀如鼓的肚腹。
当我看见父亲由于消化不良而几天都拉不出屎来时的痛苦之状时，便也痛苦得无以复加，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我经常用手指为父亲从肛门里抠出坚硬如石的大肠里的积粪。
我几乎天天都默默地立在窗前，衷心地馨香祷祝父亲早日康复；在某一定的程度上，我确实是做到了古人所说的温席扇枕，衔环结草报父恩；与此同时大哥也经常回家为病榻上的父亲干这干那，嘘寒问暖，陪侍在父亲左右。而住在父母居室隔壁、近在咫尺的混账二哥很少过门来探视父亲的病情，对卧床不起的父亲不闻不问，漠不关心。
我为父亲先后接二连三地花高价请了几位自诩能妙手回春、会针灸的江湖医生为父亲治病，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父亲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而这其中最劳累、最辛苦的人恐怕就是母亲，母亲必须为父亲的一日三餐绞尽脑汁，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那个年代整个国家都物质匮乏，一切稍上档次的物品都得凭票供应，父亲每天需要的牛奶根本订不到，奶粉更是稀罕物，百货商店里根本不见奶粉的芳踪，我只好把我自己家里每月供应的油、肉、鱼、蛋等统统拿到了父亲家，每逢过年过节国家供应给各家各户的点心糖果也都拿给父亲享用。
从我父亲中风瘫痪在床上的那一时刻始，一直到父亲病逝的三年中，我每天都风雨无阻地于早、中、晚三次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疲于奔命地往返于父亲家与学校之间，对病榻之上的父亲按摩推拿，极尽我之所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冬天冒着砭人肌骨的严寒，夏天顶着酷热难当的烈日，跑到父亲的病榻前嘘寒问暖，我对老父亲可谓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仰不愧天，俯不愧人。
通过几十年来的观察和目睹社会之怪现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抱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翅，在广阔无垠的蓝天翱翔。一个想通过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人，不会埋怨自己的如花似锦的青春，美丽的年华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来说是珍贵的，哪怕它带着各式各样的风暴。
一个人想成功，那他就得抓住机会；而机会是一切努力中最杰出的船夫，一切努力都取决于掌握时机。尽管贫穷却感到满足的人是富有的，而且是非常的富有。而那些尽管富有，却整天担心什么时候会变得穷的人，才凋零得像冬天的世界。
洪水可以从涓滴细流中产生，大海有时却出乎意料地会干枯；而最有把握的希望，往往结果失败；最少希望的事情，反而会出人意料的成功。大自然就像是个脾气无定的女人，出尔反尔又喜怒无常。令人痛苦的欢乐也会成为令人欢乐的痛苦。一无所有的人被束缚在劳动的枷锁下，有财产的人被困在操心的桎梏中。
但我深信：避免失败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下决心获得成功。人们往往易于忍受最大的痛苦而难以享受过度的欢乐。而既然痛苦是欢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悲伤？成功只有一种—按自己的意思过一生。天下绝无不热烈勇敢地追求成功，而能取得成功的人。好运不会在人家等候的那个地方自然而来，而是经过弯弯曲曲与困难得难以想象的道路降临的。
但愿我的一切幻想都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都将结成爱的果实。
我在四十中教书期间的朋友甚少，可谓寥若晨星，只有一位绰号“张胖子”的美术教师可以勉强称得上是我的“知己”；张胖子长得人高马大，体态臃肿，一张黑乎乎、脏兮兮的弥勒佛似的大胖脸；土木形骸，不修边幅，恰如一杀猪宰牛的屠夫，又似自由市场上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
张胖子没有什么学历，不过一中等技校的肄业生而已，但多年自修国画，
倒也总算勉强算得上半个画家，画出来的水墨画，如花鸟飞禽、鱼鳖虾蟹张牙舞爪、栩栩如生，颇有一代画师齐白石的画风。
张胖子在四十中也算得上是个风云人物，常常愤世嫉俗，牢骚满腹；慨叹人心世道，皆已不古。此人平素与我有些投缘，天长日久便与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四十中英语组里的成员仅只五人，但其中的精英人物如性格率直的绰号“潘猴子”的老潘，一天到黑信口雌黄的“醉大仙”老韩，“文革”期间毕业、胸无点墨的高中毕业留校当教师的刘慧兰，再加上改行教英语的瘦猴张，连我算起来一共五位所谓的英语教师。
但令我拍案惊奇的是，这所谓的包括我在内的五位教师中，除了潘猴子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外语学院毕业的老牌英语系大学生，我是自学成材后获得英语系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的教师之外，其它的三位俱是滥竽充数、混饭吃的二混子。
瘦猴张倒是上海外语学院的本课毕业生，但他学的专业是俄语，英语对他来说是简直就是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喜马拉雅山峰顶上的积雪，可望而不可即。无奈之下，瘦猴张为了混饭吃，只好现学现卖，邯郸学步地跟别的英语教师在课余学一点英语然后夹着英语课本，进课堂“教”孩子们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半生不熟的所谓英语。
醉大仙老韩的学历和师出何门一直到他退休后都是个千古之谜，但据学生们反应，醉大仙给孩子们上英语课时，几乎从来不讲英语，一堂课下来，他老人家竟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讲不出来，但却能将一口流畅得滚瓜烂熟的汉语，滔滔不绝地持续在四十五分的一节课中贯穿始终。通堂课唾沫飞溅，信口雌黄；授课过程中不时地穿插一些天方夜谭式的笑话，寓教于嘻嘻哈哈之中；令昏昏欲睡的孩子们在全班举座哗然中从甜美的昏昏欲睡中醒来。
醉大仙那满嘴的半岛式的普通话，令孩子们如堕烟海，不知醉大仙是在给他们是上英语课还是在大讲《三国演义》，闲扯《聊斋》或眉飞色舞地畅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
至于胸无点墨的女英语教师刘慧兰滥竽充数的本领更是巾帼不让须眉，足可以望醉大仙之项背，“文革”中所谓高中毕业生的刘女士甚至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却也敢昂首挺胸地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英语；令人情不自禁地拍案三叹。
四十中外语组的师资情况大致如此，而其它教研组的师资情况亦与外语组大同小异。四十中的教育质量已经到了岌岌可危，土崩瓦解的地步；而掌权的老吴、老薛之流却浑然知无，整日浑浑噩噩地敷衍了事，尸位素餐；最后教育局只得解除了老吴的职务，让老薛及早地解甲归田，回家颐养天年；而从五十五中调来了一位以精明强干著称、绰号“宋秃子”的中年人任校长兼书记，从此后改写了四十中的历史。
而当了名誉上的所谓“顾问”、而实则无职无权的老吴从此便成了无人理睬的行尸走肉，整日坐在“顾问室”里足不出户，透过窗户望着蓝天白云，倚窗愁对秋空；感叹翠华一去寂无声，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在四十中工作的近八年中是我一生中最奔波劳累与身心交瘁的八年，在我去四十中教书的第二年，即公元一九七六年我父亲突然于一天的黎明时分，在卧榻上中了风—实则患了脑溢血或脑血栓，当母亲发现父亲的病情时，父亲已经鼾声大作，昏迷不醒；待小五弟匆匆忙忙地赶到我家告诉我这不幸的消息时，天已破晓，东方已经显出了鱼肚白。
我与小五弟马不停蹄地赶到孟庄路我父母居住的大杂院时，一进屋就听到父亲如雷的鼾声；父亲双目紧闭，面色苍白，生命危在旦夕；于是我便与随后赶到的大哥、二哥与小五弟一齐动手将父亲抬上了一辆从邻居处借来的地排车，随即飞也似地向就近的台东医院狂奔而去。
到了台东医院后，马上将依然沉睡不醒的父亲推进了急诊室，经过医生们仔细的检查后，心脏内科的医生们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诊断：父亲患的是脑溢血或脑血栓；至于到底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连医学专家们也说不清。
要想彻底弄明白父亲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就必须借助先进的医疗器械来诊断，如脑部的X光射线—即脑部透视，但当时的台东医院不具备这种医疗条件，我与众弟兄商定另去医疗条件较好的市立医院。
然而，市立医院同样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也不能凭借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判断出父亲到底是得了脑溢血还是脑血栓；而这两种病的治疗方法又是截然相反，如果是脑溢血就必须马上想方设法修补病人已经破裂的脑血管；如果是脑血栓则必须马上疏通病人已经堵塞了的脑血管。
两种病症的医疗方法截然不同，而在没有现代化医疗设备的条件下，想仅凭医生的经验比较准确地诊断出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等待，一周后让时间来说明父亲到底是患了脑溢血还是脑血栓。
一周后，父亲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但整个左侧半边身子瘫痪，而且失去了语言能力，从此后再也不能开口说话，医生们从各个方面综合判断，得出了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那就是父亲得的是脑血栓，而不是脑溢血；于是大夫们开始采取治疗脑血栓的传统方法—口服中草药和西药，另外注射针剂。但为时已晚；父亲在市立医院住了近一个月的院，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直至出院一直都是瘫痪在床，半边身子不能动弹，且口不能言。
父亲回到家里后，我除了在校给孩子们上课时间不能脱身外，其余大部分时光都是陪侍在父亲的病榻之侧，为父亲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或为父亲按摩不能动弹的左手臂和左腿，或按摩父亲由于整日卧床不起而膨胀如鼓的肚腹。
当我看见父亲由于消化不良而几天都拉不出屎来时的痛苦之状时，便也痛苦得无以复加，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我经常用手指为父亲从肛门里抠出坚硬如石的大肠里的积粪。
我几乎天天都默默地立在窗前，衷心地馨香祷祝父亲早日康复；在某一定的程度上，我确实是做到了古人所说的温席扇枕，衔环结草报父恩；与此同时大哥也经常回家为病榻上的父亲干这干那，嘘寒问暖，陪侍在父亲左右。而住在父母居室隔壁、近在咫尺的混账二哥很少过门来探视父亲的病情，对卧床不起的父亲不闻不问，漠不关心。
我为父亲先后接二连三地花高价请了几位自诩能妙手回春、会针灸的江湖医生为父亲治病，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父亲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而这其中最劳累、最辛苦的人恐怕就是母亲，母亲必须为父亲的一日三餐绞尽脑汁，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那个年代整个国家都物质匮乏，一切稍上档次的物品都得凭票供应，父亲每天需要的牛奶根本订不到，奶粉更是稀罕物，百货商店里根本不见奶粉的芳踪，我只好把我自己家里每月供应的油、肉、鱼、蛋等统统拿到了父亲家，每逢过年过节国家供应给各家各户的点心糖果也都拿给父亲享用。
从我父亲中风瘫痪在床上的那一时刻始，一直到父亲病逝的三年中，我每天都风雨无阻地于早、中、晚三次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疲于奔命地往返于父亲家与学校之间，对病榻之上的父亲按摩推拿，极尽我之所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冬天冒着砭人肌骨的严寒，夏天顶着酷热难当的烈日，跑到父亲的病榻前嘘寒问暖，我对老父亲可谓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仰不愧天，俯不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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