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文化溪谷
文化溪谷
曾经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给唐代散文留了两个名额，那就是韩愈、柳宗元。
算来算去，也就是这两位了。但他们两位对唐代散文的最大贡献，是发起了所谓“古文运动”，喝阻了流行了几代的恶劣文风。他们忙着防疫、驱瘴、消毒、疗疾、清扫，一时还难于进行大规模的创新。如果以“除弊兴利”这四个字来概括，他们的着力点主要放在前面两个字。自己的散文创作，只是在做改革的正面示范。
为什么这两位杰出人物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来除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文化流行病实在太顽强了。不需要什么条件，就能大规模“疯长”，而且世俗追捧，朝廷嘉许，一不留神就已经汹涌澎湃。真正的文化之魂，只能在汹涌澎湃中衰竭、挣扎。
这种文化流行病从汉到唐，一代代生生不息。韩愈、柳宗元只能以更老的朝代来对付，也就是提倡从诸子百家到汉代的健康文风，因此叫“古文运动”，其实不是以古压今，而是以正压邪。
这种文化流行病，直到现代还在得势，那就是由大话、空话、套话、老话、假话合成的排比、对仗、华丽、夸张。上上下下都钻在里面乐此不疲，即便韩愈、柳宗元活过来，也会束手无策。
苏东坡曾经赞扬韩愈的除弊之举，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劳，也就是说，用批判之力把中国文学拉出了长期衰竭。但是扭转了衰势未必立即就能出现盛世，因此苏东坡又在另一个地方悄声说，唐代没有什么文章，要说也只有韩愈的那篇《送李愿归盘谷序》。
我也觉得韩愈那些著名的散文像《原道》、《原性》、《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都太靠近论文了，缺少文学色彩，倒真是苏东坡说的这篇好得多。
相比之下，比韩愈小五岁的柳宗元，散文成就更高。尤其那些山水游记，把冷僻优美的自然风光描写得极其精致，却又处处融入身心意态，成为历史上同类作品的可爱典范。对比之下，一直被贬于永州、柳州又中年早逝的柳宗元，在文学生态上，比长期在京城为官并担任文坛领袖的韩愈，更纯粹、更真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特别幽默而又内涵宏大的，是那篇《愚溪诗序》。
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写了一个盘谷，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写了一条愚溪。这一谷一溪，被我称为“文化溪谷”，组合成了一种隐逸精神，与四百年前的陶渊明遥相呼应。但是，陶渊明毕竟生活在离乱飘摇的东晋，隐逸的理由非常充分；而韩愈、柳宗元则生活在气势宏伟的大唐，隐逸精神就出现了更深刻的逻辑。
简单说来，“衰世隐逸”和“盛世隐逸”的动力和理由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更艰难，也更透彻。韩愈、柳宗元两人，一个高官，一个贬官，都不是典型的隐逸者形象，却说出了陶渊明没有说的一些理由，很值得重视。
因此，我既完成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今译，又完成了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和柳宗元《愚溪诗序》的今译。希望今天的读者，能够连在一起品味。
韩愈是借一个叫李愿的朋友之口，来表述隐逸理由的。这个李愿，对官场生态非常熟悉，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却一定要到太行山南面的一个冷清山谷去隐居。
他这样描述高层官场生态：“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
这段话的今译是：
人们所说的高官，我知道。他们把利益施与他人，得名声显赫一时。他们身在朝廷，任免百官，辅佐皇上，发号施令。一旦外出，树起旗帜，排开弓箭，武夫开道，随从塞路。负责后勤供给的人，捧着物品在道路两边奔跑。他们高兴了，就赏赐；生气了，就刑罚。才俊之士挤满他们眼前，说古道今来称誉盛德，他们听得入耳，并不厌烦……
确实描写得既真实又生动。那么，为什么要离开呢？韩愈所写的理由是这样的：“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这段话其实包含这两个小段落，我的今译如下：
与其当面受到赞誉，不如背后没有毁谤；与其身体享受快乐，不如内心没有忧伤。这样，就不必在乎车马服饰的等级，不用担心刀锯刑罚的处分，不必关心时世治乱的动静，不必打听官场升降的消息。——这就是不合时世的大丈夫，这就是我。
如果不是这样，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权势之途，刚要抬脚就畏缩，刚想开口就嗫嚅，身处污秽而不羞，触犯刑法的获诛，一生都在求侥幸，直到老死方止步。这样的人，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韩愈确实说清了“盛世隐逸”的逻辑，也只有深知高层官场生态的人才能写得出来。苏东坡把此文评为唐代文章第一，是有道理的。除了文学评鉴之外，苏东坡本人也深知高层官场生态，因而感同身受。
柳宗元其实就是韩愈的那个李愿。韩愈向往隐逸而不得，柳宗元被迫隐逸而得悟。
柳宗元隐逸的地方有一条溪，他命名为“愚溪”。对此他写道：“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这段文章，我今译如下——
本来水是智者所乐，为什么眼下这道溪水独独以愚相称？你看，它水位很低，不能用来灌溉；它水流峻急，又多嶙峋，大船进入不了；它幽深浅狭，蛟龙不屑一顾，因为不能在这里兴云作雨。总之，它不能被世间利用，恰恰与我类似。那么，委屈一下以愚相称，也可以。
但是，柳宗元毕竟是柳宗元，唐代毕竟是唐代，他的文笔很快就昂扬起来了：“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请读一读我对这段文字的今译——
这溪虽然不能被世间利用，却能映照天下万物。它清莹秀澈的水流，金石铿锵的声音，能使一切愚者喜笑眷恋，乐而忘返。
我虽然与世俗不合，却也能用文墨慰藉自己，洗涤万物，掌控百态，什么也逃不出我的。因此，我今天以愚辞来歌颂愚溪，便觉得茫茫然与此溪相合，昏昏然与此溪同归。超然于鸿蒙混沌，相融于虚静太空，寂寥于未知之境。
你看，这就是韩愈所羡慕的“李愿”，这就是陶渊明所不知道的唐代隐逸者。在这里，隐逸精神已上升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而自己则是这种生命哲学的掌控者和主宰者。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在任何角落都能获得升华；中国文人，在任何溪谷都能超凡入圣。
我仅仅以韩愈、柳宗元两人，来鸟瞰唐代散文，又以他们各自一篇文章，来窥测盛世隐逸精神。这种极度精简的做法，也证明了我反复表述过的一个意思：只有狠做减法，才能深入溪谷，访得真神。
曾经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给唐代散文留了两个名额，那就是韩愈、柳宗元。
算来算去，也就是这两位了。但他们两位对唐代散文的最大贡献，是发起了所谓“古文运动”，喝阻了流行了几代的恶劣文风。他们忙着防疫、驱瘴、消毒、疗疾、清扫，一时还难于进行大规模的创新。如果以“除弊兴利”这四个字来概括，他们的着力点主要放在前面两个字。自己的散文创作，只是在做改革的正面示范。
为什么这两位杰出人物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来除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文化流行病实在太顽强了。不需要什么条件，就能大规模“疯长”，而且世俗追捧，朝廷嘉许，一不留神就已经汹涌澎湃。真正的文化之魂，只能在汹涌澎湃中衰竭、挣扎。
这种文化流行病从汉到唐，一代代生生不息。韩愈、柳宗元只能以更老的朝代来对付，也就是提倡从诸子百家到汉代的健康文风，因此叫“古文运动”，其实不是以古压今，而是以正压邪。
这种文化流行病，直到现代还在得势，那就是由大话、空话、套话、老话、假话合成的排比、对仗、华丽、夸张。上上下下都钻在里面乐此不疲，即便韩愈、柳宗元活过来，也会束手无策。
苏东坡曾经赞扬韩愈的除弊之举，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劳，也就是说，用批判之力把中国文学拉出了长期衰竭。但是扭转了衰势未必立即就能出现盛世，因此苏东坡又在另一个地方悄声说，唐代没有什么文章，要说也只有韩愈的那篇《送李愿归盘谷序》。
我也觉得韩愈那些著名的散文像《原道》、《原性》、《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都太靠近论文了，缺少文学色彩，倒真是苏东坡说的这篇好得多。
相比之下，比韩愈小五岁的柳宗元，散文成就更高。尤其那些山水游记，把冷僻优美的自然风光描写得极其精致，却又处处融入身心意态，成为历史上同类作品的可爱典范。对比之下，一直被贬于永州、柳州又中年早逝的柳宗元，在文学生态上，比长期在京城为官并担任文坛领袖的韩愈，更纯粹、更真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特别幽默而又内涵宏大的，是那篇《愚溪诗序》。
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写了一个盘谷，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写了一条愚溪。这一谷一溪，被我称为“文化溪谷”，组合成了一种隐逸精神，与四百年前的陶渊明遥相呼应。但是，陶渊明毕竟生活在离乱飘摇的东晋，隐逸的理由非常充分；而韩愈、柳宗元则生活在气势宏伟的大唐，隐逸精神就出现了更深刻的逻辑。
简单说来，“衰世隐逸”和“盛世隐逸”的动力和理由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更艰难，也更透彻。韩愈、柳宗元两人，一个高官，一个贬官，都不是典型的隐逸者形象，却说出了陶渊明没有说的一些理由，很值得重视。
因此，我既完成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今译，又完成了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和柳宗元《愚溪诗序》的今译。希望今天的读者，能够连在一起品味。
韩愈是借一个叫李愿的朋友之口，来表述隐逸理由的。这个李愿，对官场生态非常熟悉，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却一定要到太行山南面的一个冷清山谷去隐居。
他这样描述高层官场生态：“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
这段话的今译是：
人们所说的高官，我知道。他们把利益施与他人，得名声显赫一时。他们身在朝廷，任免百官，辅佐皇上，发号施令。一旦外出，树起旗帜，排开弓箭，武夫开道，随从塞路。负责后勤供给的人，捧着物品在道路两边奔跑。他们高兴了，就赏赐；生气了，就刑罚。才俊之士挤满他们眼前，说古道今来称誉盛德，他们听得入耳，并不厌烦……
确实描写得既真实又生动。那么，为什么要离开呢？韩愈所写的理由是这样的：“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这段话其实包含这两个小段落，我的今译如下：
与其当面受到赞誉，不如背后没有毁谤；与其身体享受快乐，不如内心没有忧伤。这样，就不必在乎车马服饰的等级，不用担心刀锯刑罚的处分，不必关心时世治乱的动静，不必打听官场升降的消息。——这就是不合时世的大丈夫，这就是我。
如果不是这样，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权势之途，刚要抬脚就畏缩，刚想开口就嗫嚅，身处污秽而不羞，触犯刑法的获诛，一生都在求侥幸，直到老死方止步。这样的人，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韩愈确实说清了“盛世隐逸”的逻辑，也只有深知高层官场生态的人才能写得出来。苏东坡把此文评为唐代文章第一，是有道理的。除了文学评鉴之外，苏东坡本人也深知高层官场生态，因而感同身受。
柳宗元其实就是韩愈的那个李愿。韩愈向往隐逸而不得，柳宗元被迫隐逸而得悟。
柳宗元隐逸的地方有一条溪，他命名为“愚溪”。对此他写道：“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这段文章，我今译如下——
本来水是智者所乐，为什么眼下这道溪水独独以愚相称？你看，它水位很低，不能用来灌溉；它水流峻急，又多嶙峋，大船进入不了；它幽深浅狭，蛟龙不屑一顾，因为不能在这里兴云作雨。总之，它不能被世间利用，恰恰与我类似。那么，委屈一下以愚相称，也可以。
但是，柳宗元毕竟是柳宗元，唐代毕竟是唐代，他的文笔很快就昂扬起来了：“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请读一读我对这段文字的今译——
这溪虽然不能被世间利用，却能映照天下万物。它清莹秀澈的水流，金石铿锵的声音，能使一切愚者喜笑眷恋，乐而忘返。
我虽然与世俗不合，却也能用文墨慰藉自己，洗涤万物，掌控百态，什么也逃不出我的。因此，我今天以愚辞来歌颂愚溪，便觉得茫茫然与此溪相合，昏昏然与此溪同归。超然于鸿蒙混沌，相融于虚静太空，寂寥于未知之境。
你看，这就是韩愈所羡慕的“李愿”，这就是陶渊明所不知道的唐代隐逸者。在这里，隐逸精神已上升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而自己则是这种生命哲学的掌控者和主宰者。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在任何角落都能获得升华；中国文人，在任何溪谷都能超凡入圣。
我仅仅以韩愈、柳宗元两人，来鸟瞰唐代散文，又以他们各自一篇文章，来窥测盛世隐逸精神。这种极度精简的做法，也证明了我反复表述过的一个意思：只有狠做减法，才能深入溪谷，访得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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