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我选唐诗
我选唐诗
我在讲授唐代散文的时候，做了一个精简化的实验，那就是，只讲两个人，韩愈和柳宗元。对他们两人，又只各选一篇，重点讲解。
我拿唐代散文来做精简化实验，也是讨了一个方便，因为那里的果实本来就比较寥落。为什么寥落？因为边上的邻居取得了大丰收，地气、人气都向那里聚集了。哪个邻居？唐诗。
唐诗的丰收确实惊人。可谓英才密布，佳作喷涌，整个民族的文化激情都在那里获得熔铸和淬炼。结果，对唐诗的知晓程度，也就成了一个中国人精神品级的试金石。
但是，唐诗再好，如果塞满了一个年轻人的头脑，成为沉重的记忆负担，那么，他还能领会诗歌本来应该具备的轻灵、潇洒风韵吗？他自己心底埋藏的天赋诗情，还能穿过那么多颤巍巍的古董仓储释放出来吗？
因此，唐诗也应该被精选。精选时应该把握什么尺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唐诗总数有多少，谁也无法统计了。只知道，在远离唐代七百多年之后，清代初期的季振宜把他能看到的遗产编成了《唐诗》七百十七卷，共四万两千九百多首，作者一千八百九十多人。后来，彭定求等十人以此为底本，参照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得四万九千四百多首，作者两千八百多人，编成了由康熙皇帝作序的《钦定全唐诗》。加上《续全唐诗》，总共已有五万一千多首。
其实在《全唐诗》之前，已经有不少著名文人在编选本，例如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元好问编《唐诗鼓吹》、钟惺等编《唐诗归》、黄德水等编《唐诗纪》、王士禛等编《唐贤三昧集》、李攀龙编《唐诗选》等等。有了《全唐诗》，选编起来就比较方便了。其中最著名的选本，出自一个不著名的文人之手，那就是乾隆年间的孙洙（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
这个选本之所以广受欢迎，除了选得不错外，更与三百首的数量有关。太多了，怕读不下来；太少了，怕有重大遗漏。结果，三百首成了清代乾隆年间比较合适的体量，后来又“合适”了不少年月。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开始，教育结构的改变，要让大量在各个国际化专业里忙不堪言的人群再去熟读唐诗三百首，显然是超量了。二十世纪后期编过几种《唐诗一百首》，发行量倒也不小，但熟读的程度很难乐观。
这件事突然变得重大，是在海内外兴起“文化热”之后。世界上各种文化都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图腾”、“文化符号”、“文化密码”、“文化元件”、“文化要素”、“文化口令”。历时悠久的中华文化，也开始从这方面忙碌起来。
是龙凤？是长城？是敦煌？是甲骨文和饕餮纹？是京剧？是书法？是编钟？是《高山流水》？是《二泉映月》？……
都是，似乎又都不太是。
这些文化符号都很重要，但又都缺少对华夏之美的广泛容纳性，多方覆盖性。
唐诗，只有唐诗，代表着中国古典世界最有生命力的时代，凝聚着完整的华夏之美，却又可以轻松地含咀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口之间。把唐诗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文化元件”，正合适不过。
简单说来，看一个中国人身上负载着多少自己的文化，背诵唐诗是最好的测验。两个华人在海外偶遇却互相不知文化底里，谈论唐诗是最好的试探。
唐诗在这种情况下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唐诗三百首》时代。但是，要让大量不以古典文学为专业的普通民众也能随口吐出，篇目一定不应太多。不能让“文化元件”，变成一大堆“零件”。
二十年前，西安曲江新区的建设者们想要恢复当年唐诗故地的荣耀，准备在景观区树立一些诗碑。他们远道赶来找我，希望我来决定选诗的数量和篇目。
我问：“你们只是想让游人对诗碑浏览一遍，还是让他们停下步来唤起自己能够背诵的记忆？”
他们说：“当然是后一种，唤起背诵的记忆。”
我又问：“你们对这些停下步来的游人，有没有预先设想过社会界别？”
他们说：“没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层次，全包括。”
我又问：“包括不包括海外华人？”
他们说：“当然包括，到西安来的海外华人特别多。”
在几番问答之后，我说：“停下步来，就能背诵，这诗碑就不再是景观之碑，而成了心中之碑。那么多人的心中之碑，当然应该精而又精。”
“多少首为好？”他们问。
“二十首，我来选。”
这二十首，都要一一镌刻成精美大碑，从工程的角度看也不宜再多。而且，西安已经有了古老的碑林，不应在形态上重复。
如果不必刻碑，只是心头记诵，那么，对于当代中国爱文化的年轻人来说，二十首毕竟太少了。
在年轻人心中构建中国文化的底座，一直是我近年来努力的项目。因此，他们应该背诵的唐诗数量，不断在我心里进退伸缩。
今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属“秋雨书院”的博士课程，通过网络平台向社会公开，第一门课“中国文化史”的收听人数，已经超过两千万。这门课当然会涉及对唐诗的当代记忆，我就很自然地把记忆数量分成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针对广大学员的，数量不能多，限制在五十首；第二层次是针对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应该扩大，因而增加了一个“扩大记忆”的目录。
显然，问题的焦点，在于为广大学员开列的五十首。哪五十首？顺序应该如何排列？
广大学员所需要的目录，也正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特别是青年学生所需要的。中华书局在2011年出版过一本《唐诗排行榜》，该书根据古今选本入选的次数和评点的次数，选出百首唐诗并排列了次序，颇有学术价值。我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学界的关注度固然重要，但唐诗早已远远超越学界而广为传播。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一切广为传播的文化现象一定触碰到了某种集体潜意识，正是这种集体潜意识，决定了它们的传播程度。于是大家看到了，有些作品，学界评价很高而传播低迷，而另外一些作品正相反，传播的广度让学界百思而不解。我感兴趣的，恰恰是普通民众的传诵程度。
所谓普通民众，究竟是指古代还是现代？这又与学界的思维不同了，我更看重现代。因为现代的传诵，正是历代传诵的结果。由历代到现代，其中一定包含着各种“不合理”，但结果却是一种“大合理”。
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曾经就当代学生对唐代诗人的熟悉和热爱程度，在各个系科进行民意测验。我告诉学生：此刻，唐代诗人的九天英魂也在密切关注着北大，因为他们也一定很想知道一千四百年以后的“结果”。
说了那么多，我终于可以公布这五十首唐诗的篇目和次序了。
李白：《早发白帝城》、《静夜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将进酒》、《蜀道难》、《月下独酌》、《行路难》、《子夜吴歌》、《送友人》、《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杜甫：《登高》、《蜀相》、《春望》、《春夜喜雨》、《登岳阳楼》、《月夜》、《赠卫八处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咏怀古迹》、《旅夜书怀》；
王维：《山居秋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使至塞上》、《相思》；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问刘十九》、《琵琶行》；
崔颢：《黄鹤楼》；
王之涣：《出塞》、《登鹳雀楼》；
王昌龄：《出塞》；
柳宗元：《江雪》；
孟浩然：《春晓》；
杜牧：《山行》、《赤壁》；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
李商隐：《夜雨寄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登乐游原》；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张继：《枫桥夜泊》；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王翰：《凉州词》；
孟郊：《游子吟》；
贺知章：《回乡偶书》；
卢纶：《塞下曲·其三》；
高适：《别董大》。
数一数，正好五十首，都应该随口背诵。其中白居易的《琵琶行》较长，可以选一些段落背诵。
这里所排列的，都只是诗题。如果把诗作本身也一一呈现，那这篇文章就太长了。因此，在本书的最后，会把这五十首必诵唐诗作为附录。估计大多数读者早已熟悉其中的不少诗句，那就请大家当作一次自我测试吧，顺便把不熟悉的几首勾出来，有空的时候补背一下。这既省力，又有效。
我希望博士研究生扩大对唐诗的记忆范围，于是再增加四十首，至少应该熟读。这扩大的四十首篇目如下——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梦游天姥吟留别》、《独坐敬亭山》、《关山月》、《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杜甫：《登楼》、《兵车行》、《石壕吏》、《梦李白》、《客至》、《哀江头》、《哀王孙》；
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终南别业》、《鹿柴》、《竹里馆》、《鸟鸣涧》；
白居易：《长恨歌》；
杜牧：《泊秦淮》、《寄扬州韩绰判官》、《秋夕》；
元稹：《行宫》；
孟浩然：《过故人庄》、《留别王维》、《秋登兰山寄张五》；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闺怨》、《塞下曲》；
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嫦娥》、《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张九龄：《望月怀远》；
韦应物：《滁州西涧》；
常建：《破山寺后禅院》；
贾岛：《寻隐者不遇》；
金昌绪：《春怨》；
王湾：《次北固山下》；
许浑：《咸阳城东楼》；
高适：《燕歌行》。
不管是前面的五十首，还是后面的四十首，都只是参考目录。当代人读唐诗，“必须性”大大减弱，而“随兴性”则大大加强。每个学员面对诗句时的独特感受，都应该引起重视。这很可能是两种相似心理结构的穿越式碰撞。正是在这种碰撞中，唐诗找到了千年后的知音，而你则找到了唐代的自己。这是超越目录之外的惊喜，同时，也找到了每个人改变目录、自订目录的理由。
其实顺着唐诗，我也已经为宋词和宋诗排列出了必须背诵的篇目和扩大记忆的范围。这篇文章已经拥挤了太多的唐诗的篇目，就不让宋代诗词跟在后面委屈了。
我在讲授唐代散文的时候，做了一个精简化的实验，那就是，只讲两个人，韩愈和柳宗元。对他们两人，又只各选一篇，重点讲解。
我拿唐代散文来做精简化实验，也是讨了一个方便，因为那里的果实本来就比较寥落。为什么寥落？因为边上的邻居取得了大丰收，地气、人气都向那里聚集了。哪个邻居？唐诗。
唐诗的丰收确实惊人。可谓英才密布，佳作喷涌，整个民族的文化激情都在那里获得熔铸和淬炼。结果，对唐诗的知晓程度，也就成了一个中国人精神品级的试金石。
但是，唐诗再好，如果塞满了一个年轻人的头脑，成为沉重的记忆负担，那么，他还能领会诗歌本来应该具备的轻灵、潇洒风韵吗？他自己心底埋藏的天赋诗情，还能穿过那么多颤巍巍的古董仓储释放出来吗？
因此，唐诗也应该被精选。精选时应该把握什么尺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唐诗总数有多少，谁也无法统计了。只知道，在远离唐代七百多年之后，清代初期的季振宜把他能看到的遗产编成了《唐诗》七百十七卷，共四万两千九百多首，作者一千八百九十多人。后来，彭定求等十人以此为底本，参照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得四万九千四百多首，作者两千八百多人，编成了由康熙皇帝作序的《钦定全唐诗》。加上《续全唐诗》，总共已有五万一千多首。
其实在《全唐诗》之前，已经有不少著名文人在编选本，例如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元好问编《唐诗鼓吹》、钟惺等编《唐诗归》、黄德水等编《唐诗纪》、王士禛等编《唐贤三昧集》、李攀龙编《唐诗选》等等。有了《全唐诗》，选编起来就比较方便了。其中最著名的选本，出自一个不著名的文人之手，那就是乾隆年间的孙洙（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
这个选本之所以广受欢迎，除了选得不错外，更与三百首的数量有关。太多了，怕读不下来；太少了，怕有重大遗漏。结果，三百首成了清代乾隆年间比较合适的体量，后来又“合适”了不少年月。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开始，教育结构的改变，要让大量在各个国际化专业里忙不堪言的人群再去熟读唐诗三百首，显然是超量了。二十世纪后期编过几种《唐诗一百首》，发行量倒也不小，但熟读的程度很难乐观。
这件事突然变得重大，是在海内外兴起“文化热”之后。世界上各种文化都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图腾”、“文化符号”、“文化密码”、“文化元件”、“文化要素”、“文化口令”。历时悠久的中华文化，也开始从这方面忙碌起来。
是龙凤？是长城？是敦煌？是甲骨文和饕餮纹？是京剧？是书法？是编钟？是《高山流水》？是《二泉映月》？……
都是，似乎又都不太是。
这些文化符号都很重要，但又都缺少对华夏之美的广泛容纳性，多方覆盖性。
唐诗，只有唐诗，代表着中国古典世界最有生命力的时代，凝聚着完整的华夏之美，却又可以轻松地含咀于每个中国人的心口之间。把唐诗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文化元件”，正合适不过。
简单说来，看一个中国人身上负载着多少自己的文化，背诵唐诗是最好的测验。两个华人在海外偶遇却互相不知文化底里，谈论唐诗是最好的试探。
唐诗在这种情况下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唐诗三百首》时代。但是，要让大量不以古典文学为专业的普通民众也能随口吐出，篇目一定不应太多。不能让“文化元件”，变成一大堆“零件”。
二十年前，西安曲江新区的建设者们想要恢复当年唐诗故地的荣耀，准备在景观区树立一些诗碑。他们远道赶来找我，希望我来决定选诗的数量和篇目。
我问：“你们只是想让游人对诗碑浏览一遍，还是让他们停下步来唤起自己能够背诵的记忆？”
他们说：“当然是后一种，唤起背诵的记忆。”
我又问：“你们对这些停下步来的游人，有没有预先设想过社会界别？”
他们说：“没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层次，全包括。”
我又问：“包括不包括海外华人？”
他们说：“当然包括，到西安来的海外华人特别多。”
在几番问答之后，我说：“停下步来，就能背诵，这诗碑就不再是景观之碑，而成了心中之碑。那么多人的心中之碑，当然应该精而又精。”
“多少首为好？”他们问。
“二十首，我来选。”
这二十首，都要一一镌刻成精美大碑，从工程的角度看也不宜再多。而且，西安已经有了古老的碑林，不应在形态上重复。
如果不必刻碑，只是心头记诵，那么，对于当代中国爱文化的年轻人来说，二十首毕竟太少了。
在年轻人心中构建中国文化的底座，一直是我近年来努力的项目。因此，他们应该背诵的唐诗数量，不断在我心里进退伸缩。
今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属“秋雨书院”的博士课程，通过网络平台向社会公开，第一门课“中国文化史”的收听人数，已经超过两千万。这门课当然会涉及对唐诗的当代记忆，我就很自然地把记忆数量分成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针对广大学员的，数量不能多，限制在五十首；第二层次是针对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应该扩大，因而增加了一个“扩大记忆”的目录。
显然，问题的焦点，在于为广大学员开列的五十首。哪五十首？顺序应该如何排列？
广大学员所需要的目录，也正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特别是青年学生所需要的。中华书局在2011年出版过一本《唐诗排行榜》，该书根据古今选本入选的次数和评点的次数，选出百首唐诗并排列了次序，颇有学术价值。我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学界的关注度固然重要，但唐诗早已远远超越学界而广为传播。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一切广为传播的文化现象一定触碰到了某种集体潜意识，正是这种集体潜意识，决定了它们的传播程度。于是大家看到了，有些作品，学界评价很高而传播低迷，而另外一些作品正相反，传播的广度让学界百思而不解。我感兴趣的，恰恰是普通民众的传诵程度。
所谓普通民众，究竟是指古代还是现代？这又与学界的思维不同了，我更看重现代。因为现代的传诵，正是历代传诵的结果。由历代到现代，其中一定包含着各种“不合理”，但结果却是一种“大合理”。
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曾经就当代学生对唐代诗人的熟悉和热爱程度，在各个系科进行民意测验。我告诉学生：此刻，唐代诗人的九天英魂也在密切关注着北大，因为他们也一定很想知道一千四百年以后的“结果”。
说了那么多，我终于可以公布这五十首唐诗的篇目和次序了。
李白：《早发白帝城》、《静夜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将进酒》、《蜀道难》、《月下独酌》、《行路难》、《子夜吴歌》、《送友人》、《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杜甫：《登高》、《蜀相》、《春望》、《春夜喜雨》、《登岳阳楼》、《月夜》、《赠卫八处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咏怀古迹》、《旅夜书怀》；
王维：《山居秋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使至塞上》、《相思》；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问刘十九》、《琵琶行》；
崔颢：《黄鹤楼》；
王之涣：《出塞》、《登鹳雀楼》；
王昌龄：《出塞》；
柳宗元：《江雪》；
孟浩然：《春晓》；
杜牧：《山行》、《赤壁》；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
李商隐：《夜雨寄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登乐游原》；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张继：《枫桥夜泊》；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王翰：《凉州词》；
孟郊：《游子吟》；
贺知章：《回乡偶书》；
卢纶：《塞下曲·其三》；
高适：《别董大》。
数一数，正好五十首，都应该随口背诵。其中白居易的《琵琶行》较长，可以选一些段落背诵。
这里所排列的，都只是诗题。如果把诗作本身也一一呈现，那这篇文章就太长了。因此，在本书的最后，会把这五十首必诵唐诗作为附录。估计大多数读者早已熟悉其中的不少诗句，那就请大家当作一次自我测试吧，顺便把不熟悉的几首勾出来，有空的时候补背一下。这既省力，又有效。
我希望博士研究生扩大对唐诗的记忆范围，于是再增加四十首，至少应该熟读。这扩大的四十首篇目如下——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梦游天姥吟留别》、《独坐敬亭山》、《关山月》、《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杜甫：《登楼》、《兵车行》、《石壕吏》、《梦李白》、《客至》、《哀江头》、《哀王孙》；
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终南别业》、《鹿柴》、《竹里馆》、《鸟鸣涧》；
白居易：《长恨歌》；
杜牧：《泊秦淮》、《寄扬州韩绰判官》、《秋夕》；
元稹：《行宫》；
孟浩然：《过故人庄》、《留别王维》、《秋登兰山寄张五》；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闺怨》、《塞下曲》；
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嫦娥》、《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张九龄：《望月怀远》；
韦应物：《滁州西涧》；
常建：《破山寺后禅院》；
贾岛：《寻隐者不遇》；
金昌绪：《春怨》；
王湾：《次北固山下》；
许浑：《咸阳城东楼》；
高适：《燕歌行》。
不管是前面的五十首，还是后面的四十首，都只是参考目录。当代人读唐诗，“必须性”大大减弱，而“随兴性”则大大加强。每个学员面对诗句时的独特感受，都应该引起重视。这很可能是两种相似心理结构的穿越式碰撞。正是在这种碰撞中，唐诗找到了千年后的知音，而你则找到了唐代的自己。这是超越目录之外的惊喜，同时，也找到了每个人改变目录、自订目录的理由。
其实顺着唐诗，我也已经为宋词和宋诗排列出了必须背诵的篇目和扩大记忆的范围。这篇文章已经拥挤了太多的唐诗的篇目，就不让宋代诗词跟在后面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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