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走向顽泼的君子
走向顽泼的君子
我说过，在元代，“君子之道”受到猛烈冲击，对文化未必是坏事。至少是扫除了戏剧成长的层层障碍，使中国文化弥补了历史的缺失。
但是，我必须立即补充：在万般冲击中，君子还在。他们在伤痕累累中改变着自己，顺便也改变了“君子之道”。
他们当然憎恨那些冲击文明的暴力，但是被冲击的文明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他们不能不对原先自称文明的架构提出了怀疑，并且快速寻找到了那些以虚假的套路剥夺健康生命力的负面传统。因此，在艰难的生存境遇中，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撕破虚假，呼唤健康，哪怕做得有点鲁莽，有点变形，也在所不惜。
简单说来，他们走向了顽泼，成了顽泼的君子。
顽泼的君子还是君子，因为他们心存大道，明辨是非，立足创造。如果没有这一切，顽泼就会滑到无赖。其实在“君子之道”受到猛烈冲击的情况下，最容易滋生的恰恰是无赖。元代社会处处无赖猖獗，因此即便是“顽泼君子”，也是少数，而且是英勇的少数。
正是这个少数，扶住了中国文化的基脉。
我要引一段自述，来说明何谓“顽泼的君子”。自述者是关汉卿，元代戏剧艺术的领军人物。
我是一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也就是说，整个美好的世界，全部娱乐的技能，所有艺术的门类，自己都能随脚进入，不想离开。如果要用刻板的教条来衡量，来训斥，来惩罚，来折磨，那就全然拒绝，永不回头。
这是一个强悍的生态告示，把那些陈腐理念所要责骂的话，自己全先骂了，而且立即由反转正，成了自己的生活主张。由于那些陈腐理念根深蒂固又铺天盖地，他必须以强烈反抗的方式，把话说得夸张，说得决绝，说得不留余地，说得无可妥协。
这副劲头，我们后来曾在二十世纪欧洲现代派艺术浪子身上见到过，同样落拓不羁，同样口无遮拦，而背后蕴藏的，总是惊世才华、一代新作。
为此，我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只要知道有的学生由于顽泼行为而面临处分，总是出面予以保护。因为我当时已经完成《中国戏剧史》的写作，熟悉关汉卿这样的人物。那些学生很可能没有出息，但我要守护某种依稀的可能性。
我发现，像关汉卿这样的艺术家一顽泼，对于社会恶势力，也就从针锋相对的敌视，转向居高临下的蔑视。由敌视到蔑视，是一个重大变化，只有少数人实现了。
顽泼的君子，已经不会从政治上寻找对手。如果把对方看成是政治上的对手，那就看高了他们。即便他们是高官和政客，也只看成是痞子和无赖。以顽泼浪子身份来面对痞子和无赖，他觉得才门当户对，针尖麦芒，接得上手。低层就低层，混斗就混斗，我们就是要在低层混斗中，把那样的恶人制服。
如果是正经君子，总会寻找高层对手，用知性话语来抨击对方的政治图谋。我想，如果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能活到元代，就会这么做。在关汉卿身边的同行里，也不失这样的正经君子。例如，马致远故意把剧名定为《汉宫秋》，并在剧中反复强调一个“汉”字，这在汉人被奴役的时代，显然是一种高雅的“词语风骨”。纪君祥把剧名定为《赵氏孤儿》，让人直接联想到刚刚灭亡的宋代皇姓就是“赵”，因此大家都称得上是“赵氏孤儿”。这儿有一种勇敢的“密码潜藏”，让人佩服。但在关汉卿看来，暴虐的统治者既看不懂也不在乎这些文字游戏，如果只是以典雅的方式让自己解气，范围就太小了。因此，他寻找从整体上揭露痞子和无赖的方式。
他的《窦娥冤》，为什么能够“感天动地”？因为窦娥是民间底层一个只知平静度日的弱女子，没有任何理由遭到迫害，但迫害还是毫无逻辑、毫无缘由地来了，而且来得那么环环相扣，严丝密缝，昏天黑地。原因是，她生活在一个无赖的世界，上上下下全是无赖。
如果是政见之恶，那么，不管是哪一拨政客，总会有前后左右关系的制约，总会有利益集团的暗规，总会有关及身份的矜持和掩饰。但是，无赖没有这一切，没有制约，没有暗规，没有矜持，没有掩饰。这就是窦娥们所遭遇的“无逻辑恐怖”。
这正是关汉卿的杰出之处。他不仅仅是逐一揭露独裁专制、贪官当道、无赖横行、司法纵容，而是综合成一个总体结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无赖结构。
你看那对张家父子，居然要以“父子对”强娶“婆媳对”，又嫁祸于人；那个赛卢医，号称做过太医，不知医死了多少人却没有一天关门；那个审案的太守，把原告、被告都当“衣食父母”，一见就跪拜……，总之，一切都在荒谬绝伦中进行。结果，面对死刑的窦娥居然连一个“加害者”都找不到，她只能责问天地了：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对于世间这么多无赖，关汉卿除了愤怒责问之外，觉得还应该用聪明的方法来处理一下。想象出一个包公来解气当然也可以，但关汉卿更主张用民间女性的慧黠来作弄一下，让那些无赖出出丑。于是，我们看到了《望江亭》和《救风尘》。
《望江亭》的女主角谭记儿太美丽了，居然让一个有权有势的花花太岁杨衙内虽未谋面也已经神魂颠倒，向皇上诬告谭记儿的丈夫，骗得了势剑、金牌、文书，前来捉拿。谭记儿看丈夫惊慌失措，便亲自行动了。她打扮成渔妇到杨衙内泊船的望江亭送鱼，贪杯又贪色的杨衙内见到如此美貌的渔妇方寸大乱，丑态百出，谭记儿边挑逗边把势剑、金牌、文书骗到手。第二天，杨衙内要提审谭记儿的丈夫时，反倒成了诈骗犯。
《救风尘》就更有趣了。妓女宋引章嫁给了花花公子官二代周舍，婚后受尽虐待却又无法脱离。小姐妹赵盼儿也是一个妓女，用风月手段狠狠地勾引和作弄周舍，终于骗得了“休书”而解救了宋引章。
这两个戏，都是由绝色美女向权贵无赖设套，其间的种种情节、语言都让观众畅怀大笑，笑美女的聪慧，笑无赖的愚蠢。在观众的笑声中，关汉卿完成了对无赖世界的局部战胜。
靠着美女战胜，甚至靠着妓女战胜，靠着计谋、色相、调情、诱惑、欺诈、骗取、逃遁来战胜——这样的手段还合乎“君子之道”吗？这就要着眼于彼方的邪恶和此方的正义了。以正义的目的而采用非君子的手段来制服邪恶，是否符合“君子之道”的本原价值？如果不符合，那么，要修改的应该是“君子之道”了。
这又牵涉到喜剧与悲剧的区别了。悲剧的灵魂是责问，喜剧的灵魂是笑声。这么黑暗的世道还笑得出来？对，这就是艺术的力量，高于世道，俯视世道，调戏世道，在精神上收拾世道。
关汉卿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戏剧家，大悲大喜，都出自他的手笔。然而，在中国文化人格的推进上，我更看重他以顽泼的心态营造喜剧的那一面。
君子走向顽泼，也让“君子之道”推进了一大步。
我说过，在元代，“君子之道”受到猛烈冲击，对文化未必是坏事。至少是扫除了戏剧成长的层层障碍，使中国文化弥补了历史的缺失。
但是，我必须立即补充：在万般冲击中，君子还在。他们在伤痕累累中改变着自己，顺便也改变了“君子之道”。
他们当然憎恨那些冲击文明的暴力，但是被冲击的文明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他们不能不对原先自称文明的架构提出了怀疑，并且快速寻找到了那些以虚假的套路剥夺健康生命力的负面传统。因此，在艰难的生存境遇中，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撕破虚假，呼唤健康，哪怕做得有点鲁莽，有点变形，也在所不惜。
简单说来，他们走向了顽泼，成了顽泼的君子。
顽泼的君子还是君子，因为他们心存大道，明辨是非，立足创造。如果没有这一切，顽泼就会滑到无赖。其实在“君子之道”受到猛烈冲击的情况下，最容易滋生的恰恰是无赖。元代社会处处无赖猖獗，因此即便是“顽泼君子”，也是少数，而且是英勇的少数。
正是这个少数，扶住了中国文化的基脉。
我要引一段自述，来说明何谓“顽泼的君子”。自述者是关汉卿，元代戏剧艺术的领军人物。
我是一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也就是说，整个美好的世界，全部娱乐的技能，所有艺术的门类，自己都能随脚进入，不想离开。如果要用刻板的教条来衡量，来训斥，来惩罚，来折磨，那就全然拒绝，永不回头。
这是一个强悍的生态告示，把那些陈腐理念所要责骂的话，自己全先骂了，而且立即由反转正，成了自己的生活主张。由于那些陈腐理念根深蒂固又铺天盖地，他必须以强烈反抗的方式，把话说得夸张，说得决绝，说得不留余地，说得无可妥协。
这副劲头，我们后来曾在二十世纪欧洲现代派艺术浪子身上见到过，同样落拓不羁，同样口无遮拦，而背后蕴藏的，总是惊世才华、一代新作。
为此，我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只要知道有的学生由于顽泼行为而面临处分，总是出面予以保护。因为我当时已经完成《中国戏剧史》的写作，熟悉关汉卿这样的人物。那些学生很可能没有出息，但我要守护某种依稀的可能性。
我发现，像关汉卿这样的艺术家一顽泼，对于社会恶势力，也就从针锋相对的敌视，转向居高临下的蔑视。由敌视到蔑视，是一个重大变化，只有少数人实现了。
顽泼的君子，已经不会从政治上寻找对手。如果把对方看成是政治上的对手，那就看高了他们。即便他们是高官和政客，也只看成是痞子和无赖。以顽泼浪子身份来面对痞子和无赖，他觉得才门当户对，针尖麦芒，接得上手。低层就低层，混斗就混斗，我们就是要在低层混斗中，把那样的恶人制服。
如果是正经君子，总会寻找高层对手，用知性话语来抨击对方的政治图谋。我想，如果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能活到元代，就会这么做。在关汉卿身边的同行里，也不失这样的正经君子。例如，马致远故意把剧名定为《汉宫秋》，并在剧中反复强调一个“汉”字，这在汉人被奴役的时代，显然是一种高雅的“词语风骨”。纪君祥把剧名定为《赵氏孤儿》，让人直接联想到刚刚灭亡的宋代皇姓就是“赵”，因此大家都称得上是“赵氏孤儿”。这儿有一种勇敢的“密码潜藏”，让人佩服。但在关汉卿看来，暴虐的统治者既看不懂也不在乎这些文字游戏，如果只是以典雅的方式让自己解气，范围就太小了。因此，他寻找从整体上揭露痞子和无赖的方式。
他的《窦娥冤》，为什么能够“感天动地”？因为窦娥是民间底层一个只知平静度日的弱女子，没有任何理由遭到迫害，但迫害还是毫无逻辑、毫无缘由地来了，而且来得那么环环相扣，严丝密缝，昏天黑地。原因是，她生活在一个无赖的世界，上上下下全是无赖。
如果是政见之恶，那么，不管是哪一拨政客，总会有前后左右关系的制约，总会有利益集团的暗规，总会有关及身份的矜持和掩饰。但是，无赖没有这一切，没有制约，没有暗规，没有矜持，没有掩饰。这就是窦娥们所遭遇的“无逻辑恐怖”。
这正是关汉卿的杰出之处。他不仅仅是逐一揭露独裁专制、贪官当道、无赖横行、司法纵容，而是综合成一个总体结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无赖结构。
你看那对张家父子，居然要以“父子对”强娶“婆媳对”，又嫁祸于人；那个赛卢医，号称做过太医，不知医死了多少人却没有一天关门；那个审案的太守，把原告、被告都当“衣食父母”，一见就跪拜……，总之，一切都在荒谬绝伦中进行。结果，面对死刑的窦娥居然连一个“加害者”都找不到，她只能责问天地了：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对于世间这么多无赖，关汉卿除了愤怒责问之外，觉得还应该用聪明的方法来处理一下。想象出一个包公来解气当然也可以，但关汉卿更主张用民间女性的慧黠来作弄一下，让那些无赖出出丑。于是，我们看到了《望江亭》和《救风尘》。
《望江亭》的女主角谭记儿太美丽了，居然让一个有权有势的花花太岁杨衙内虽未谋面也已经神魂颠倒，向皇上诬告谭记儿的丈夫，骗得了势剑、金牌、文书，前来捉拿。谭记儿看丈夫惊慌失措，便亲自行动了。她打扮成渔妇到杨衙内泊船的望江亭送鱼，贪杯又贪色的杨衙内见到如此美貌的渔妇方寸大乱，丑态百出，谭记儿边挑逗边把势剑、金牌、文书骗到手。第二天，杨衙内要提审谭记儿的丈夫时，反倒成了诈骗犯。
《救风尘》就更有趣了。妓女宋引章嫁给了花花公子官二代周舍，婚后受尽虐待却又无法脱离。小姐妹赵盼儿也是一个妓女，用风月手段狠狠地勾引和作弄周舍，终于骗得了“休书”而解救了宋引章。
这两个戏，都是由绝色美女向权贵无赖设套，其间的种种情节、语言都让观众畅怀大笑，笑美女的聪慧，笑无赖的愚蠢。在观众的笑声中，关汉卿完成了对无赖世界的局部战胜。
靠着美女战胜，甚至靠着妓女战胜，靠着计谋、色相、调情、诱惑、欺诈、骗取、逃遁来战胜——这样的手段还合乎“君子之道”吗？这就要着眼于彼方的邪恶和此方的正义了。以正义的目的而采用非君子的手段来制服邪恶，是否符合“君子之道”的本原价值？如果不符合，那么，要修改的应该是“君子之道”了。
这又牵涉到喜剧与悲剧的区别了。悲剧的灵魂是责问，喜剧的灵魂是笑声。这么黑暗的世道还笑得出来？对，这就是艺术的力量，高于世道，俯视世道，调戏世道，在精神上收拾世道。
关汉卿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戏剧家，大悲大喜，都出自他的手笔。然而，在中国文化人格的推进上，我更看重他以顽泼的心态营造喜剧的那一面。
君子走向顽泼，也让“君子之道”推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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