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为何迟到
为何迟到
这个标题的口气，好像是在责问一个不守时的职工。其实，这里是在责问一种文化。它不仅迟到了，而且迟到了太长时间。多长？一千多年。
这迟到的文化，就是中国戏剧。
古希腊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有了永垂史册的悲剧，古印度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充分成熟的梵剧，中国本来在文化上什么也不缺，怎么就独独缺了戏剧？
不仅孔子、孟子没看过戏，屈原、曹操没看过戏，而且连李白、杜甫也没有看过戏，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有人也许会说，不就是少了一项娱乐活动么，有那么严重吗？
非常严重。
现在有了电影、电视、网络视频，人们可能很少到剧场看戏了，但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戏剧的有无，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事。
为什么是天大的事？
你看，一般的艺术，要么动用视觉，像绘画和雕塑；要么动用听觉，像歌唱和奏乐；要么动用符号表述，像故事和诗歌。而戏剧，却把它们全都包罗了，综合了，交融了。这就是说，把人们的视觉系统、听觉系统、思维系统，全都调动起来了。让人不再以一个片断的人，而是以一个完整的人进入审美，这不仅是艺术史上的大事，也是人类史上的大事。而且，戏剧的审美是一种群体审美，因此完整的个人又扩大为社会群体。无数观众在同一个空间里与创作者进行着及时反馈，世道人心毕现无遗，有时甚至以山呼海啸般的声势显示文明的步履……
这样的盛事、好事、大事，居然长期与中国无缘？
不管怎么说，这都太让人纳闷了。
我在三十年前写作《中国戏剧史》时，曾花极大精力研究这个问题，却相当于白手起家，因为前辈戏剧史家们都绕过了它。他们说，怎么可以在没有戏剧的地方研究戏剧？
我，恰恰要在没有戏剧的地方研究戏剧，研究它为什么没有。当然这很困难，必须调动戏剧学之外的大量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研究的成果相当艰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我的《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和《观众心理学》等等学术著作，只不过都太厚了。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那么，中国戏剧“迟到”一千多年，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中国人在生活上的“泛戏剧化”；
二、中国人在精神上的“非戏剧化”。
民众是习惯被引领的。引领者，大多是儒者、名士、君子。这就牵涉“君子之道”一个有趣的侧面了。
君子在生活上的“泛戏剧化”，是指重重礼仪。孔子为礼仪的全面复兴奔波了一辈子，结果，中国也常常被称为“礼仪之邦”。细说起来，礼仪实在太复杂了。那是一整套“程式化的拟态表演”，从服饰、身段、动作、步态、声音、表情，都摆脱了日常举止而进入了一系列虚拟仪式，并在仪式中夸张、渲染、固化。简单说来，他们必须处处演戏、时时演戏。其实，“程式化的拟态表演”，就是戏剧的基本特征。这一来，戏剧艺术立身的界限模糊了。用美学语言来说，戏剧美在没有凝聚之前就四处散落，因此也难于凝聚了。如果要作个通俗的比喻，那就像，一个成天在吃大量零食的人，已经失去了对“正餐”的向往。直到今天，仍然满眼可见戏剧表演的“零食”，从官场作态到泼妇闹街，都生动极了。
戏剧的“正餐”，应该包含比较激烈的矛盾对立和情节冲突，但在这一点上，“君子之道”又不配合了。“君子之道”要求“温良恭俭让”，要求“和为贵”，这就从根本上贬斥了戏剧冲突。当冲突无可避免地出现，“君子之道”又要求用中庸、节制、互敬的方法来处理，这显然又构不成戏剧冲突所必需的尖锐、紧张和灭绝了。这就是说，希腊悲剧中那种撕肝裂胆的呼号、怒不可遏的诅咒、惊心动魄的遭遇、扣人心弦的故事，都不符合儒家的精神规范。在精神规范上，儒家君子必须处于“非戏剧化”状态。
我这么一解释，大家也许都明白了，生活上的“泛戏剧化”和精神上的“非戏剧化”，从两方面阻止了戏剧的产生和发展。用我们的日常语言来说，这地方“处处演戏”又“处处没戏”。戏剧就不来了。
这事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大麻烦。因为我非常喜欢君子之道，又非常喜欢戏剧，但它们两家不和，走不在一起，该怎么办？
没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一次天崩地裂般的改朝换代。
很多优秀的文化人都在用毕生精力阻止这个天崩地裂事件的发生，陆游、辛弃疾写了那么多催人泪下的诗词，文天祥还为之付出了生命。但是，一切都发生了。
当然是文化灾难。然而正像历史不断显示的那样，灾难不仅是灾难。很多文化新天地，恰恰在山崩地裂中产生。
宋代终于灭亡。蒙古人的马队占领全国，元代开始了。新的统治者当然无法恭行儒家的礼仪，因此，处处都在生活中演戏的“泛戏剧化”习惯，散架了；他们长期在马背上冲击厮杀，君子们“温良恭俭让”的“非戏剧化”精神，也消解了。结果，阻碍戏剧艺术成长的两大因素，转眼就不存在了。
此外又出现两个补助性因素。
第一，新的统治者不谙汉文，不亲典籍，却非常喜欢观赏歌舞演出和小品表演。于是，各路表演人才集中了。
第二，新的朝代废止了科举制度，中国文人无路可走，其中比较有艺术才情的一部分人就混迹于越来越热火的表演团体之中，为他们打造各种本子。于是，剧作家队伍形成了。
少了两个阻碍因素，多了两个补助因素，戏剧艺术自然就蓬勃而起，一鸣冲天。
在天地宇宙的力学天平上，一种长久的失落，会引起强力反弹。中国在戏剧的事情上憋得太久远、太窝囊，于是在公元十三世纪，报仇雪恨，全然平反。照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元剧，已经可以进入世界坐标，而且毫无愧色。
于是，中国文化史中要增添一些名字了，例如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马致远……。如果耐下性子再等一等，等到明清两代，那又会有汤显祖、洪昇、孔尚任、李渔等一大串名字出现了。
而且，戏剧的地位越来越高，连最有文化等级的君子们，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且不说明代高层文化界对昆剧的百年痴迷，仅说元代的《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就已经让大批君子顶礼膜拜了。金圣叹曾这样写道：
《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
《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
《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
《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
《西厢记》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
文化史上还有哪些经典杰作，值得金圣叹这样目光甚高、决不妥协的大才子如此恭敬？显然，戏剧在中国完全站住了脚。
——以上这篇短文，在内容上抵得上一大堆学术论文，我试着用松软的笔调来写，也算在散文写作上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大事可以小写，小写了仍不失其大；重事可以轻写，轻写了仍不失其重；难事可以易写，易写了仍不失其难；苦事可以趣写，趣写了仍不失其苦。这，也算是文章之道吧，倘若反过来，就不好了。
这个标题的口气，好像是在责问一个不守时的职工。其实，这里是在责问一种文化。它不仅迟到了，而且迟到了太长时间。多长？一千多年。
这迟到的文化，就是中国戏剧。
古希腊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有了永垂史册的悲剧，古印度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充分成熟的梵剧，中国本来在文化上什么也不缺，怎么就独独缺了戏剧？
不仅孔子、孟子没看过戏，屈原、曹操没看过戏，而且连李白、杜甫也没有看过戏，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有人也许会说，不就是少了一项娱乐活动么，有那么严重吗？
非常严重。
现在有了电影、电视、网络视频，人们可能很少到剧场看戏了，但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戏剧的有无，实在是一件天大的事。
为什么是天大的事？
你看，一般的艺术，要么动用视觉，像绘画和雕塑；要么动用听觉，像歌唱和奏乐；要么动用符号表述，像故事和诗歌。而戏剧，却把它们全都包罗了，综合了，交融了。这就是说，把人们的视觉系统、听觉系统、思维系统，全都调动起来了。让人不再以一个片断的人，而是以一个完整的人进入审美，这不仅是艺术史上的大事，也是人类史上的大事。而且，戏剧的审美是一种群体审美，因此完整的个人又扩大为社会群体。无数观众在同一个空间里与创作者进行着及时反馈，世道人心毕现无遗，有时甚至以山呼海啸般的声势显示文明的步履……
这样的盛事、好事、大事，居然长期与中国无缘？
不管怎么说，这都太让人纳闷了。
我在三十年前写作《中国戏剧史》时，曾花极大精力研究这个问题，却相当于白手起家，因为前辈戏剧史家们都绕过了它。他们说，怎么可以在没有戏剧的地方研究戏剧？
我，恰恰要在没有戏剧的地方研究戏剧，研究它为什么没有。当然这很困难，必须调动戏剧学之外的大量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研究的成果相当艰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我的《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和《观众心理学》等等学术著作，只不过都太厚了。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那么，中国戏剧“迟到”一千多年，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中国人在生活上的“泛戏剧化”；
二、中国人在精神上的“非戏剧化”。
民众是习惯被引领的。引领者，大多是儒者、名士、君子。这就牵涉“君子之道”一个有趣的侧面了。
君子在生活上的“泛戏剧化”，是指重重礼仪。孔子为礼仪的全面复兴奔波了一辈子，结果，中国也常常被称为“礼仪之邦”。细说起来，礼仪实在太复杂了。那是一整套“程式化的拟态表演”，从服饰、身段、动作、步态、声音、表情，都摆脱了日常举止而进入了一系列虚拟仪式，并在仪式中夸张、渲染、固化。简单说来，他们必须处处演戏、时时演戏。其实，“程式化的拟态表演”，就是戏剧的基本特征。这一来，戏剧艺术立身的界限模糊了。用美学语言来说，戏剧美在没有凝聚之前就四处散落，因此也难于凝聚了。如果要作个通俗的比喻，那就像，一个成天在吃大量零食的人，已经失去了对“正餐”的向往。直到今天，仍然满眼可见戏剧表演的“零食”，从官场作态到泼妇闹街，都生动极了。
戏剧的“正餐”，应该包含比较激烈的矛盾对立和情节冲突，但在这一点上，“君子之道”又不配合了。“君子之道”要求“温良恭俭让”，要求“和为贵”，这就从根本上贬斥了戏剧冲突。当冲突无可避免地出现，“君子之道”又要求用中庸、节制、互敬的方法来处理，这显然又构不成戏剧冲突所必需的尖锐、紧张和灭绝了。这就是说，希腊悲剧中那种撕肝裂胆的呼号、怒不可遏的诅咒、惊心动魄的遭遇、扣人心弦的故事，都不符合儒家的精神规范。在精神规范上，儒家君子必须处于“非戏剧化”状态。
我这么一解释，大家也许都明白了，生活上的“泛戏剧化”和精神上的“非戏剧化”，从两方面阻止了戏剧的产生和发展。用我们的日常语言来说，这地方“处处演戏”又“处处没戏”。戏剧就不来了。
这事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大麻烦。因为我非常喜欢君子之道，又非常喜欢戏剧，但它们两家不和，走不在一起，该怎么办？
没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一次天崩地裂般的改朝换代。
很多优秀的文化人都在用毕生精力阻止这个天崩地裂事件的发生，陆游、辛弃疾写了那么多催人泪下的诗词，文天祥还为之付出了生命。但是，一切都发生了。
当然是文化灾难。然而正像历史不断显示的那样，灾难不仅是灾难。很多文化新天地，恰恰在山崩地裂中产生。
宋代终于灭亡。蒙古人的马队占领全国，元代开始了。新的统治者当然无法恭行儒家的礼仪，因此，处处都在生活中演戏的“泛戏剧化”习惯，散架了；他们长期在马背上冲击厮杀，君子们“温良恭俭让”的“非戏剧化”精神，也消解了。结果，阻碍戏剧艺术成长的两大因素，转眼就不存在了。
此外又出现两个补助性因素。
第一，新的统治者不谙汉文，不亲典籍，却非常喜欢观赏歌舞演出和小品表演。于是，各路表演人才集中了。
第二，新的朝代废止了科举制度，中国文人无路可走，其中比较有艺术才情的一部分人就混迹于越来越热火的表演团体之中，为他们打造各种本子。于是，剧作家队伍形成了。
少了两个阻碍因素，多了两个补助因素，戏剧艺术自然就蓬勃而起，一鸣冲天。
在天地宇宙的力学天平上，一种长久的失落，会引起强力反弹。中国在戏剧的事情上憋得太久远、太窝囊，于是在公元十三世纪，报仇雪恨，全然平反。照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元剧，已经可以进入世界坐标，而且毫无愧色。
于是，中国文化史中要增添一些名字了，例如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马致远……。如果耐下性子再等一等，等到明清两代，那又会有汤显祖、洪昇、孔尚任、李渔等一大串名字出现了。
而且，戏剧的地位越来越高，连最有文化等级的君子们，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且不说明代高层文化界对昆剧的百年痴迷，仅说元代的《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就已经让大批君子顶礼膜拜了。金圣叹曾这样写道：
《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
《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
《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
《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
《西厢记》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
文化史上还有哪些经典杰作，值得金圣叹这样目光甚高、决不妥协的大才子如此恭敬？显然，戏剧在中国完全站住了脚。
——以上这篇短文，在内容上抵得上一大堆学术论文，我试着用松软的笔调来写，也算在散文写作上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大事可以小写，小写了仍不失其大；重事可以轻写，轻写了仍不失其重；难事可以易写，易写了仍不失其难；苦事可以趣写，趣写了仍不失其苦。这，也算是文章之道吧，倘若反过来，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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