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文化的替身
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一座城市在不长的时间内突然失去了文化重量，这种情形，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我有幸，亲身经历了。
一九八七年，我还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职务，接到通知，让我暂时搁置手上极为繁忙的工作，到北京接受一项秘密任务。
秘密任务？这对我来说很不习惯，一路上思考着躲避的借口。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参加一次很高级别的文化评选。
文化评选为什么变成了秘密任务？有关官员告诉我，这与诺贝尔奖的评选程序需要保密一样。我们这次要评选的，是每个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首席”，将会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在人民大会堂颁布。由于规格很高，领域划分很大，每个领域只评出一个，很多领域可以空缺。
这样的评选，如果公开了，必然会造成各省各部门激烈的竞争。可以想象竞争的理由都会非常充分，却很可能在吵吵嚷嚷间把事情拖垮了。因此，保密很要紧。
既要实行保密，又要维持规格，因此评选专家很少。北京的评选专家由王朝闻先生领头，外地的评选专家由我领头。
与王朝闻先生结识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已经仔细阅读过我的四部学术著作，而我，则赞扬他为“老革命中艺术感觉最健全的人”。
这次评选，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班子，他们在整体保密的前提下做了很多民意测验，又搜集了海内外的评价资料。对于一些著名的文化老人，也上门进行咨询。因此，在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因为要评选的是各大文化领域的“首席”，必须人所共知，形成候选名单并不困难。我看到，领头四大领域的第一候选人，确实很难动摇——
文学：巴金。
音乐：贺绿汀。
美术：刘海粟。
电影：谢晋。
比较麻烦的是戏剧领域了。
第一个麻烦是：戏曲和话剧要不要分开来评？按照“大领域”的宗旨，应该合在一起评出一个，但戏曲剧种有一百七十多个，知名演员一大堆，如果全部由话剧囊括，似有不妥。因此，我和王朝闻先生一致决定，分开。也就是说，戏曲评一人，话剧评一人。
这就带出了第二个麻烦。话剧的第一候选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曹禺、夏衍。曹禺当然重要，但夏衍曾与田汉一起，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田汉已经去世，夏衍就具有了足够的代表性。
那就先解决第一个麻烦，戏曲领域选谁呢？在梅兰芳、周信芳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异议的，只有俞振飞。即使在矛盾重重的京剧界，对他也是共同敬重。
面对第二个麻烦，即话剧领域的曹禺和夏衍很难定夺。我们的工作班子拜访了这两位老人，想听听他们自己的意见。工作班子回来后说，两位老人都很谦虚，都不想被选。这是意料之中的，而且工作班子几乎同时收到了他们的亲笔信。
曹禺在信中说：“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剧只是起点，真正的戏剧大师应该是导演。中国导演素称‘北焦南黄’，现在焦菊隐先生已经离世，应该评选黄佐临先生。”
夏衍在信中写道：“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千万不可以把一个五十年没写过剧本的编剧评为戏剧大师。我心中的戏剧大师是黄佐临。”
两位老人都推荐了同一个人，麻烦解决了。
第二天再开会，王朝闻先生笑了。他说：“我在今天起床前突然想起，我们要评选的这一些首席大师，居然全在上海！”
“啊？”这下我也惊讶了。这些天我们想来想去，居然完全没有考虑到地域。如果一次国家级的评选结果全在上海，我这个来自上海的评选专家就太有嫌疑了。因此我再一次拿起名单，希望有所调整。
我喃喃地念着：“文学，巴金，上海；音乐，贺绿汀，上海；美术，刘海粟，上海；电影，谢晋，上海；戏曲，俞振飞，上海；话剧，黄佐临，上海。”我凝视再三，实在找不出可以调整的缝隙。
王朝闻先生看我着急的样子，说：“你不必过于担忧，这是一座城市的骄傲，证明直到今天，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还稳稳地坐落在上海。就像佛罗伦萨对于意大利，法兰克福对于德国。至于上级要作什么样的全局考虑，那就由他们调整吧。”
我离开北京回到上海，还一直为这件事苦恼着。“全在上海”，这在全国民众的心目中会产生什么印象？我觉得一定是负面大于正面。
但是，我的苦恼很快被一个传言解除了。这个传言说，有这么一个评选，每个戏曲剧种都要评一个最高代表人物。于是，北京京剧界有两位脾气很大的老演员一下子激愤异常，扬言：“如果评上了那个人，而不是我，我立即跳楼！”
他们还把这句话写成书信，多处投寄。
一个著名京剧老演员跳楼，这事即使仅仅有一丝可能也不可以发生。因此中央领导示意，这个评选活动暂停。
这件三十年前的往事，经常在我心中盘旋。
开始几年，我在期待这个评选活动的重新开始。因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首席艺术家被欧洲称之为“仅次于上帝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再发达的社会也终究会是一片精神沼泽。
但是过了几年，我不再期待。原因，恰恰是为了曾让我骄傲过的上海。
居然，那个让我在王朝闻先生面前感到不好意思的名单快速不见了。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上海已经完全无法进入那个名单。
一个不必争论的事实摆在眼前：“全在上海”变成了“全无上海”。
如此彻底的颠覆，肯定不是有外人在刻意扼杀。在正常的社会，文化的事谁也扼杀不了，一定是上海文化本身出了问题。
老一辈艺术家的相继去世，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哪里的老人不会相继去世？对文化而言，老人必然会离开，余脉总是会延续，而且往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且不说世界了，只说国内，三十年来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涌现了很多国际赞誉、全国关注的杰出人物和杰出作品，然而，几乎都不在上海。更麻烦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上海似乎也没有出现的可能。
几十年前，我是为上海文化喝彩的第一人。现在事情反了过来，几乎年年月月都要遇到诘问的目光，大家要我分析此中原因。
原因可以写厚厚一本书，这篇短文我预定了长度，因此只是约略说一说。
著名上海史专家唐振常先生对我说，上海是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祥地，因此，“报刊文痞”成了上海文化的特产，也成了上海优秀文化的主要障碍。因为他们懂一点文化，执掌着传播权力，影响着市民取舍，最容易把优秀文化的高度拉下来，甚至拉成哄传街市的负面新闻。对此，老一代艺术家袁雪芬女士曾以自身经历向我反复讲述。后来，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某些报刊人物就以“评论家”、“杂文家”、“总编辑”、“名记者”的身份出现了。唐振常先生说，就连“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姚文元，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表面上也算“文化人”，实际权力又高于文化创造者，与前面所举的文化大师如巴金、贺绿汀等产生了激烈冲突，与刘海粟、谢晋、俞振飞、黄佐临也格格不入。
新时期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上海的传媒系统更是笼罩住了文化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以市井价值取代了人文价值，快速把上海文化做俗、做碎。主导者，则是传媒间让全国各地都不太喜欢的所谓“海派文人”。“海派文人”倒不排外，却严重“恐高”，也就是近乎本能地冷落一切超越上海的宏观创造，只习惯于在传媒上摆弄一些“文化小吃”而自鸣得意。前面列举的各领域文化大师，没有一个是上海人，当然更没有一个变成了“海派文人”。海派传媒对他们都敬而远之，毫无热情。如果要再倒算上去，那么，曾经在上海居住的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茅盾，都丝毫没有“海派文人”的气息。他们都不喜欢海派传媒，只把上海作为一个暂居之地，却以一种“非上海化”的宏大生存，使上海文化一度变得宏大。但是，他们的“非上海化”生存并没有改变上海的文化土壤，等他们一走，海派传媒又成了上海文化的替身。
除了“传媒替身”外，上海文化还遇到另一个“行政替身”。那就是，由于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高度有效，对文化也形成了一个周密的行政体制。这个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设施、文化资金、文化交流，看起来是一片繁荣，却忘了，文化创造的灵魂，一定不会栖息在豪华的热闹中。真正的文化创造者要求的，是宁静、自由、安全、独立、尊严，以及在市井热闹中傲然固守文化等级的权利。
文化官员都有学历，也懂一点文化，但这与创造的核心奥秘还遥不可及。因此，所有的奖励、研讨、握手，都只是隔靴搔痒。搔得实在太周到、太规范了，创造者只能脱下靴子，赤脚逃走。
简单说来，当那些大师一一谢世之后，上海文化的魂魄被两种“替身”稀释了：传媒的替身和行政的替身。
这个教训，具有普遍意义。
我有幸，亲身经历了。
一九八七年，我还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职务，接到通知，让我暂时搁置手上极为繁忙的工作，到北京接受一项秘密任务。
秘密任务？这对我来说很不习惯，一路上思考着躲避的借口。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参加一次很高级别的文化评选。
文化评选为什么变成了秘密任务？有关官员告诉我，这与诺贝尔奖的评选程序需要保密一样。我们这次要评选的，是每个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首席”，将会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在人民大会堂颁布。由于规格很高，领域划分很大，每个领域只评出一个，很多领域可以空缺。
这样的评选，如果公开了，必然会造成各省各部门激烈的竞争。可以想象竞争的理由都会非常充分，却很可能在吵吵嚷嚷间把事情拖垮了。因此，保密很要紧。
既要实行保密，又要维持规格，因此评选专家很少。北京的评选专家由王朝闻先生领头，外地的评选专家由我领头。
与王朝闻先生结识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已经仔细阅读过我的四部学术著作，而我，则赞扬他为“老革命中艺术感觉最健全的人”。
这次评选，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班子，他们在整体保密的前提下做了很多民意测验，又搜集了海内外的评价资料。对于一些著名的文化老人，也上门进行咨询。因此，在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因为要评选的是各大文化领域的“首席”，必须人所共知，形成候选名单并不困难。我看到，领头四大领域的第一候选人，确实很难动摇——
文学：巴金。
音乐：贺绿汀。
美术：刘海粟。
电影：谢晋。
比较麻烦的是戏剧领域了。
第一个麻烦是：戏曲和话剧要不要分开来评？按照“大领域”的宗旨，应该合在一起评出一个，但戏曲剧种有一百七十多个，知名演员一大堆，如果全部由话剧囊括，似有不妥。因此，我和王朝闻先生一致决定，分开。也就是说，戏曲评一人，话剧评一人。
这就带出了第二个麻烦。话剧的第一候选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曹禺、夏衍。曹禺当然重要，但夏衍曾与田汉一起，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田汉已经去世，夏衍就具有了足够的代表性。
那就先解决第一个麻烦，戏曲领域选谁呢？在梅兰芳、周信芳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异议的，只有俞振飞。即使在矛盾重重的京剧界，对他也是共同敬重。
面对第二个麻烦，即话剧领域的曹禺和夏衍很难定夺。我们的工作班子拜访了这两位老人，想听听他们自己的意见。工作班子回来后说，两位老人都很谦虚，都不想被选。这是意料之中的，而且工作班子几乎同时收到了他们的亲笔信。
曹禺在信中说：“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剧只是起点，真正的戏剧大师应该是导演。中国导演素称‘北焦南黄’，现在焦菊隐先生已经离世，应该评选黄佐临先生。”
夏衍在信中写道：“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千万不可以把一个五十年没写过剧本的编剧评为戏剧大师。我心中的戏剧大师是黄佐临。”
两位老人都推荐了同一个人，麻烦解决了。
第二天再开会，王朝闻先生笑了。他说：“我在今天起床前突然想起，我们要评选的这一些首席大师，居然全在上海！”
“啊？”这下我也惊讶了。这些天我们想来想去，居然完全没有考虑到地域。如果一次国家级的评选结果全在上海，我这个来自上海的评选专家就太有嫌疑了。因此我再一次拿起名单，希望有所调整。
我喃喃地念着：“文学，巴金，上海；音乐，贺绿汀，上海；美术，刘海粟，上海；电影，谢晋，上海；戏曲，俞振飞，上海；话剧，黄佐临，上海。”我凝视再三，实在找不出可以调整的缝隙。
王朝闻先生看我着急的样子，说：“你不必过于担忧，这是一座城市的骄傲，证明直到今天，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还稳稳地坐落在上海。就像佛罗伦萨对于意大利，法兰克福对于德国。至于上级要作什么样的全局考虑，那就由他们调整吧。”
我离开北京回到上海，还一直为这件事苦恼着。“全在上海”，这在全国民众的心目中会产生什么印象？我觉得一定是负面大于正面。
但是，我的苦恼很快被一个传言解除了。这个传言说，有这么一个评选，每个戏曲剧种都要评一个最高代表人物。于是，北京京剧界有两位脾气很大的老演员一下子激愤异常，扬言：“如果评上了那个人，而不是我，我立即跳楼！”
他们还把这句话写成书信，多处投寄。
一个著名京剧老演员跳楼，这事即使仅仅有一丝可能也不可以发生。因此中央领导示意，这个评选活动暂停。
这件三十年前的往事，经常在我心中盘旋。
开始几年，我在期待这个评选活动的重新开始。因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首席艺术家被欧洲称之为“仅次于上帝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再发达的社会也终究会是一片精神沼泽。
但是过了几年，我不再期待。原因，恰恰是为了曾让我骄傲过的上海。
居然，那个让我在王朝闻先生面前感到不好意思的名单快速不见了。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上海已经完全无法进入那个名单。
一个不必争论的事实摆在眼前：“全在上海”变成了“全无上海”。
如此彻底的颠覆，肯定不是有外人在刻意扼杀。在正常的社会，文化的事谁也扼杀不了，一定是上海文化本身出了问题。
老一辈艺术家的相继去世，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哪里的老人不会相继去世？对文化而言，老人必然会离开，余脉总是会延续，而且往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且不说世界了，只说国内，三十年来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涌现了很多国际赞誉、全国关注的杰出人物和杰出作品，然而，几乎都不在上海。更麻烦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上海似乎也没有出现的可能。
几十年前，我是为上海文化喝彩的第一人。现在事情反了过来，几乎年年月月都要遇到诘问的目光，大家要我分析此中原因。
原因可以写厚厚一本书，这篇短文我预定了长度，因此只是约略说一说。
著名上海史专家唐振常先生对我说，上海是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祥地，因此，“报刊文痞”成了上海文化的特产，也成了上海优秀文化的主要障碍。因为他们懂一点文化，执掌着传播权力，影响着市民取舍，最容易把优秀文化的高度拉下来，甚至拉成哄传街市的负面新闻。对此，老一代艺术家袁雪芬女士曾以自身经历向我反复讲述。后来，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某些报刊人物就以“评论家”、“杂文家”、“总编辑”、“名记者”的身份出现了。唐振常先生说，就连“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姚文元，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表面上也算“文化人”，实际权力又高于文化创造者，与前面所举的文化大师如巴金、贺绿汀等产生了激烈冲突，与刘海粟、谢晋、俞振飞、黄佐临也格格不入。
新时期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上海的传媒系统更是笼罩住了文化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以市井价值取代了人文价值，快速把上海文化做俗、做碎。主导者，则是传媒间让全国各地都不太喜欢的所谓“海派文人”。“海派文人”倒不排外，却严重“恐高”，也就是近乎本能地冷落一切超越上海的宏观创造，只习惯于在传媒上摆弄一些“文化小吃”而自鸣得意。前面列举的各领域文化大师，没有一个是上海人，当然更没有一个变成了“海派文人”。海派传媒对他们都敬而远之，毫无热情。如果要再倒算上去，那么，曾经在上海居住的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茅盾，都丝毫没有“海派文人”的气息。他们都不喜欢海派传媒，只把上海作为一个暂居之地，却以一种“非上海化”的宏大生存，使上海文化一度变得宏大。但是，他们的“非上海化”生存并没有改变上海的文化土壤，等他们一走，海派传媒又成了上海文化的替身。
除了“传媒替身”外，上海文化还遇到另一个“行政替身”。那就是，由于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高度有效，对文化也形成了一个周密的行政体制。这个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设施、文化资金、文化交流，看起来是一片繁荣，却忘了，文化创造的灵魂，一定不会栖息在豪华的热闹中。真正的文化创造者要求的，是宁静、自由、安全、独立、尊严，以及在市井热闹中傲然固守文化等级的权利。
文化官员都有学历，也懂一点文化，但这与创造的核心奥秘还遥不可及。因此，所有的奖励、研讨、握手，都只是隔靴搔痒。搔得实在太周到、太规范了，创造者只能脱下靴子，赤脚逃走。
简单说来，当那些大师一一谢世之后，上海文化的魂魄被两种“替身”稀释了：传媒的替身和行政的替身。
这个教训，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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