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刀笔的黄昏
刀笔的黄昏
一
几年前，我应邀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讲了一年，最后结束时，应学生要求，增加了一课“临别赠言”。
整整一年，我主要是在讲正面文化，当然也会涉及负面文化，却不系统，好在所有的学生都读过我论述“小人”的长文，知道了这种笼罩几千年的负面人格。这种负面人格在明、清两代和近、现代，又有了更激烈、更伪诈的表现，那就是“刀笔文化”。
由于现代“刀笔文化”曾在北大“路过”，又经海派传媒而大行其道，至今还经常被美化成“一针见血的匕首和投枪”，因此我要把这个论题作为那门“中国文化史”的最后一课。
我告诉学生，“刀笔文化”在中国并无早期根源，只是明、清两代帝王推行“文字狱”，鼓励告发密奏，才由朝廷刀戟带动文化刀戟，培养出一批“文化鹰犬”和“刀笔吏”，入侵文坛。
“刀笔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占领话语高地，借助权势背景，攻击一切他们想攻击的文化创造者。“刀笔文化”在现代文学中产生了严重恶果，那就是：声音很响，作品很少；战士很多，文士很少；一片狞厉，一片寂寥。我曾向北大学生概括了“刀笔文化”的四项行为逻辑：
一、因进攻而正义。
二、因虚假而激烈。
三、因无险而勇敢。
四、因传媒而称霸。
今天，我要为这些称霸的胜利者，再增添两条后续逻辑，那就是：
五、因欺人而自萎。
六、因畏法而慌乱。
二
先说“因欺人而自萎”。
对此，我曾经做过一个“概率论”的统计，发现百余年来，在文化界，只要是主动发起对同行攻击的文人，不管一时秉持何等堂皇的理由，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获得正面声誉。如果是作家，甚至是著名作家，在发起攻击之后，就不会再写出真正的杰作，而且也很难延享高寿。
也可能有例外吧，非常希望读者朋友们一旦发现能及时告诉我。
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冥冥之中确有“文曲星”明察秋毫，及时地给了报应？
我认为，如果真有报应，可能还是出于现世原因。例如——
第一，任何攻击，在发动之时，都必然为了彰显正义而夸张得声色俱厉，但对方并非高官，而只是一个并无防卫能力的作家和学者。因此，产生了火力和目标的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必然会带来多数读者内心的反向失衡。
第二，由于被攻击对象总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化人，他们必有作品行世，必有喜欢者、追随者、崇拜者，因此攻击者虽然伪造了一个敌人，却立即拥有了一个庞大的“敌营”。
第三，攻击者也跻身文化界，对以上两点，不可能没有感应，因此在发起攻击之后不能不暗暗设防，处处敏感，生怕自己留下什么漏洞成为别人的话柄，于是，再也没有放松的心情投入创作。
第四，天下人心，厌恶一切打手。对于那些并未遇到侵略而成天剑拔弩张的文人，一般读者可能稍加关注，却不可能产生好感。他们的名字，至多成为茶后饭余的谈资，很快连谈资也挨不上了。
……
还可以列出很多点。但仅仅以上四点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刀笔文化”的参与者总是事与愿违，快速萎谢。
对于这个有趣的规律，我有资格见证，因为我遇到过不少攻击者。
这些攻击者本来都是不错的文人，有的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有的是讲述历史故事的，有的是从国外读了一点书回来的，有的能写剧本，有的是走红的编辑记者，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向我发起攻击了。在攻击时，他们一时成名，老少皆知，但只是闹腾一阵，就一一语塞。他们肯定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遭到任何反驳，却似乎被抽走了元神，泄露了精气，全都走向了疲沓。
我多么希望其中能有一二个人保持文化品位，什么时候相遇时愉快地向他们请教向我发起攻击的理由，然后再作一些讨论。但遗憾的是，他们全都掉落到了底线之下。我如果不计前嫌走上前去，他们只能羞缩而退了。
他们还是他们，但是那个现代文学研究者呢？那个历史故事讲述者呢？那个有希望的剧作者呢？那个走红的编辑和记者呢？却找不到了。
这情景，很像吸毒。吸过几次，看起来亢奋健旺，但其实已经成了半个废人。参与“刀笔文化”向同行发起攻击，只需几次，就与吸毒一样，人格毁了大半。
人格既毁，当然更谈不上文采了。我很注意那么多曾经向我进攻过的文人的文章，但奇怪，一年年过去，怎么也找不到了。他们以文为生，难道就不写了吗？不写又何以为生？其实我猜，还在写，却写不好了，再也无法进入人们的视野。
三
再说“因畏法而慌乱”。
“刀笔文化”如果拿到现代法治下来衡量，绝大部分是违法的。多数是侵犯了名誉权，属于民事案件；但也有不少是诬陷诽谤，属于刑事案件了。按照国际间对于在公众媒体上实施诽谤的判决，中国很多“批判干将”、“揭秘专家”、“咬人干将”、“恶语机器”，以及相关报刊的社长、主编，都会承受牢狱之灾、铁窗之苦，而且服刑的时间不会太短。
但是，中国“刀笔文化”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法盲”。他们受到过五四之后新文学中某种“战斗精神”的严重误导，以为用最激烈的言辞来侮辱文化界同行的人格是可行的，以为不提供任何证据就加给对方一连串恶名是能够赚得掌声的。结果，他们放手写下了各式诽谤文章，其实是留下了让自己入罪的文字证据。对此，他们到了最近几年才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已经随时可以被提送法庭。
于是，早就萎谢的他们，又慌乱起来了。
对此，我又可以提供一些有趣的例证了。
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已经年迈，住在家乡宁波的一所敬老院里，我也有二十年未曾与他见面。但在去年，他却被上海的一位陌生人打扰了。说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陌生人，曾经以造谣的方式对我发起过攻击。
他的攻击影响很坏，但是，我当时却考虑到，这个人的一系列荒唐举动与他在“文革”灾难中曾担任过造反派首领的特殊经历有关，是一段荒唐历史的个体化延续，而算起来他也应该相当苍老，因此决定饶恕。只不过，我并没有把饶恕的决定宣布，因此他在稍稍了解了一些法律案件后开始紧张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张。他托过很多人试着与我沟通，向我道歉，但都遭到了那些人的拒绝。在百般无奈中，才在我的某本著作中看到了我早年老师的名字。
我的老师并不出名，又生活在家乡一个普通的敬老院里，要找到很不容易，但他居然排除万难找到了。可见，实在是慌乱到了极点。
我很快让老师转告那个人，我不会起诉，他尽可以安度晚年。
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向我攻击过的那些刀笔文人，这些年也都因为畏惧法律惩处而紧张起来了。
中国当代的刀笔文人开始畏法，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英国的《世界新闻报》事件。他们看到那么多参与造谣的媒体名人锒铛入狱，不由得产生了切身联想。随之，我周围渐渐出现了很多“说客”、“中间人”，他们说来说去一句话，希望我不要起诉。
“说客”们有一个差不多的开头：“那些人都是余先生的崇拜者，因此传出来的谣言不是针对余先生，而是针对钱。既然没拿到钱，那就只能算是未遂，请余先生高抬贵手。”
针对钱？我立即想到，每个谣言传得如火如荼之际，确实会有自称“记者”、“公关”、“私家经纪”、“网络助理”的一些人来找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声称商讨熄灭谣言的“通俗方式”。这种“通俗方式”，一般是开价二十万元上下，理由是“打点报刊和网络”。我觉得如果付了钱等于证实了谣言，万万不可。因此他们每次都“未遂”。
这些人眼里只有钱，才会自称“未遂”。其实，为了金钱目的在媒体上用谣言对他人进行大规模的名誉讹诈，已经是重大罪行。可见，畏法者仍然不懂法。
攻击者全都沦落成了讹诈犯，这一事实，具有逻辑必然。
在过去混迹“刀笔文化”，一是为了“捧刀投靠”，二是为了“举剑成名”。到了今天，世态越来越诡谲，“刀笔”的唯一功用，就只剩下了讹诈，而讹诈的唯一目的，就只是钱。
因此，这批人虽然非常可恨，却也非常可怜。
他们为了讹诈一笔钱，要寻找对象，研究受害者，编好谣言后还要苦口婆心地说服媒体，疏通关系；当谣言发表后，又要摇旗呐喊，察言观色，左顾右盼……
这是多大的辛苦啊，替他们一想都已经汗流浃背。而且，他们心目中的那笔钱极有可能落空。他们如果把那么大的辛苦花在正事上，个人的经济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而现在，他们一直为自己的行为心惊肉跳。
四
说到这里，忍不住还要提一提那位古怪的文人。他虽然年长于我，却虔诚追随，发表很多赞谀之文，被我劝阻。但是突然之间，他发现攻击更容易出名，便猛然翻转，开始成为最激烈的诽谤者，并自称是我的“第一论敌”而挤入各种文学会议。一位天津学者告诉我，有一次，会议代表都上了火车，那人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第一论敌”的身份并分发了诽谤我的文章。结果是，漫漫几个小时的旅程，没有一个代表与他交谈，而他喝水、用餐都遇到了冷落，因为几位列车服务员假装无意地说：“我们都是余先生的读者。”后来焦桐先生又告诉我，这个人去台湾参加一个研讨会时，遇到了更大的尴尬。
我认为那几位列车服务员不应该在喝水、用餐等事情上为难他，但这个人应该明白，文学的事与大众有关。
这个人很快在文坛销声匿迹了，有点可惜。因为在他装扮“第一论敌”之前，除了文辞有点夸饰外，写作能力还是具备的。如果能够安静地做一点文化建设工作，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狼狈。
在文化上，有一个行之千年的民间法庭。其实，在这个民间法庭后面，还有一个更宏大、更神秘的天地法庭。人间的盛衰进退、善恶斡旋，都在那里获得平衡。
不管天地法庭、民间法庭，还是当代社会的真正法庭，都对“刀笔文化”作出了负面判决。我已经把这个判决告诉了北大学生，还希望提醒更多刚刚拿起笔就在摩拳擦掌的年轻人。提醒他们在展望自己前程的时候，注意一下从过去到今天一批批曾经很激烈却又很快委弃在路边的可怜生命。
不管怎么说，一度呼风唤雨的“刀笔文化”，已经步入它凄厉的黄昏。
告别了这样的黄昏，就会有另一种明天。明天当然会有新的危难，文化也会遇到新的对手，一切都不可预测。但是，区区如我，却可以用大半辈子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们，除了坚决不去做各种害人害己的“刀笔”外，也不必害怕任何类似于“刀笔”的文化暴力。埋头创造，不理喧嚣，既不听，也不看，它们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少。文明的道路总是艰难，但还是走得下来。一切暴力都因无德而无寿，必然会在一个个黄昏之后销声匿迹；而一切创造却指向着未来，必然会在一个个黎明重新迈步。
对此，我比较乐观。
一
几年前，我应邀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讲了一年，最后结束时，应学生要求，增加了一课“临别赠言”。
整整一年，我主要是在讲正面文化，当然也会涉及负面文化，却不系统，好在所有的学生都读过我论述“小人”的长文，知道了这种笼罩几千年的负面人格。这种负面人格在明、清两代和近、现代，又有了更激烈、更伪诈的表现，那就是“刀笔文化”。
由于现代“刀笔文化”曾在北大“路过”，又经海派传媒而大行其道，至今还经常被美化成“一针见血的匕首和投枪”，因此我要把这个论题作为那门“中国文化史”的最后一课。
我告诉学生，“刀笔文化”在中国并无早期根源，只是明、清两代帝王推行“文字狱”，鼓励告发密奏，才由朝廷刀戟带动文化刀戟，培养出一批“文化鹰犬”和“刀笔吏”，入侵文坛。
“刀笔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占领话语高地，借助权势背景，攻击一切他们想攻击的文化创造者。“刀笔文化”在现代文学中产生了严重恶果，那就是：声音很响，作品很少；战士很多，文士很少；一片狞厉，一片寂寥。我曾向北大学生概括了“刀笔文化”的四项行为逻辑：
一、因进攻而正义。
二、因虚假而激烈。
三、因无险而勇敢。
四、因传媒而称霸。
今天，我要为这些称霸的胜利者，再增添两条后续逻辑，那就是：
五、因欺人而自萎。
六、因畏法而慌乱。
二
先说“因欺人而自萎”。
对此，我曾经做过一个“概率论”的统计，发现百余年来，在文化界，只要是主动发起对同行攻击的文人，不管一时秉持何等堂皇的理由，却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获得正面声誉。如果是作家，甚至是著名作家，在发起攻击之后，就不会再写出真正的杰作，而且也很难延享高寿。
也可能有例外吧，非常希望读者朋友们一旦发现能及时告诉我。
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冥冥之中确有“文曲星”明察秋毫，及时地给了报应？
我认为，如果真有报应，可能还是出于现世原因。例如——
第一，任何攻击，在发动之时，都必然为了彰显正义而夸张得声色俱厉，但对方并非高官，而只是一个并无防卫能力的作家和学者。因此，产生了火力和目标的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必然会带来多数读者内心的反向失衡。
第二，由于被攻击对象总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化人，他们必有作品行世，必有喜欢者、追随者、崇拜者，因此攻击者虽然伪造了一个敌人，却立即拥有了一个庞大的“敌营”。
第三，攻击者也跻身文化界，对以上两点，不可能没有感应，因此在发起攻击之后不能不暗暗设防，处处敏感，生怕自己留下什么漏洞成为别人的话柄，于是，再也没有放松的心情投入创作。
第四，天下人心，厌恶一切打手。对于那些并未遇到侵略而成天剑拔弩张的文人，一般读者可能稍加关注，却不可能产生好感。他们的名字，至多成为茶后饭余的谈资，很快连谈资也挨不上了。
……
还可以列出很多点。但仅仅以上四点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刀笔文化”的参与者总是事与愿违，快速萎谢。
对于这个有趣的规律，我有资格见证，因为我遇到过不少攻击者。
这些攻击者本来都是不错的文人，有的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有的是讲述历史故事的，有的是从国外读了一点书回来的，有的能写剧本，有的是走红的编辑记者，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向我发起攻击了。在攻击时，他们一时成名，老少皆知，但只是闹腾一阵，就一一语塞。他们肯定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遭到任何反驳，却似乎被抽走了元神，泄露了精气，全都走向了疲沓。
我多么希望其中能有一二个人保持文化品位，什么时候相遇时愉快地向他们请教向我发起攻击的理由，然后再作一些讨论。但遗憾的是，他们全都掉落到了底线之下。我如果不计前嫌走上前去，他们只能羞缩而退了。
他们还是他们，但是那个现代文学研究者呢？那个历史故事讲述者呢？那个有希望的剧作者呢？那个走红的编辑和记者呢？却找不到了。
这情景，很像吸毒。吸过几次，看起来亢奋健旺，但其实已经成了半个废人。参与“刀笔文化”向同行发起攻击，只需几次，就与吸毒一样，人格毁了大半。
人格既毁，当然更谈不上文采了。我很注意那么多曾经向我进攻过的文人的文章，但奇怪，一年年过去，怎么也找不到了。他们以文为生，难道就不写了吗？不写又何以为生？其实我猜，还在写，却写不好了，再也无法进入人们的视野。
三
再说“因畏法而慌乱”。
“刀笔文化”如果拿到现代法治下来衡量，绝大部分是违法的。多数是侵犯了名誉权，属于民事案件；但也有不少是诬陷诽谤，属于刑事案件了。按照国际间对于在公众媒体上实施诽谤的判决，中国很多“批判干将”、“揭秘专家”、“咬人干将”、“恶语机器”，以及相关报刊的社长、主编，都会承受牢狱之灾、铁窗之苦，而且服刑的时间不会太短。
但是，中国“刀笔文化”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法盲”。他们受到过五四之后新文学中某种“战斗精神”的严重误导，以为用最激烈的言辞来侮辱文化界同行的人格是可行的，以为不提供任何证据就加给对方一连串恶名是能够赚得掌声的。结果，他们放手写下了各式诽谤文章，其实是留下了让自己入罪的文字证据。对此，他们到了最近几年才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已经随时可以被提送法庭。
于是，早就萎谢的他们，又慌乱起来了。
对此，我又可以提供一些有趣的例证了。
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已经年迈，住在家乡宁波的一所敬老院里，我也有二十年未曾与他见面。但在去年，他却被上海的一位陌生人打扰了。说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陌生人，曾经以造谣的方式对我发起过攻击。
他的攻击影响很坏，但是，我当时却考虑到，这个人的一系列荒唐举动与他在“文革”灾难中曾担任过造反派首领的特殊经历有关，是一段荒唐历史的个体化延续，而算起来他也应该相当苍老，因此决定饶恕。只不过，我并没有把饶恕的决定宣布，因此他在稍稍了解了一些法律案件后开始紧张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张。他托过很多人试着与我沟通，向我道歉，但都遭到了那些人的拒绝。在百般无奈中，才在我的某本著作中看到了我早年老师的名字。
我的老师并不出名，又生活在家乡一个普通的敬老院里，要找到很不容易，但他居然排除万难找到了。可见，实在是慌乱到了极点。
我很快让老师转告那个人，我不会起诉，他尽可以安度晚年。
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向我攻击过的那些刀笔文人，这些年也都因为畏惧法律惩处而紧张起来了。
中国当代的刀笔文人开始畏法，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英国的《世界新闻报》事件。他们看到那么多参与造谣的媒体名人锒铛入狱，不由得产生了切身联想。随之，我周围渐渐出现了很多“说客”、“中间人”，他们说来说去一句话，希望我不要起诉。
“说客”们有一个差不多的开头：“那些人都是余先生的崇拜者，因此传出来的谣言不是针对余先生，而是针对钱。既然没拿到钱，那就只能算是未遂，请余先生高抬贵手。”
针对钱？我立即想到，每个谣言传得如火如荼之际，确实会有自称“记者”、“公关”、“私家经纪”、“网络助理”的一些人来找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声称商讨熄灭谣言的“通俗方式”。这种“通俗方式”，一般是开价二十万元上下，理由是“打点报刊和网络”。我觉得如果付了钱等于证实了谣言，万万不可。因此他们每次都“未遂”。
这些人眼里只有钱，才会自称“未遂”。其实，为了金钱目的在媒体上用谣言对他人进行大规模的名誉讹诈，已经是重大罪行。可见，畏法者仍然不懂法。
攻击者全都沦落成了讹诈犯，这一事实，具有逻辑必然。
在过去混迹“刀笔文化”，一是为了“捧刀投靠”，二是为了“举剑成名”。到了今天，世态越来越诡谲，“刀笔”的唯一功用，就只剩下了讹诈，而讹诈的唯一目的，就只是钱。
因此，这批人虽然非常可恨，却也非常可怜。
他们为了讹诈一笔钱，要寻找对象，研究受害者，编好谣言后还要苦口婆心地说服媒体，疏通关系；当谣言发表后，又要摇旗呐喊，察言观色，左顾右盼……
这是多大的辛苦啊，替他们一想都已经汗流浃背。而且，他们心目中的那笔钱极有可能落空。他们如果把那么大的辛苦花在正事上，个人的经济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而现在，他们一直为自己的行为心惊肉跳。
四
说到这里，忍不住还要提一提那位古怪的文人。他虽然年长于我，却虔诚追随，发表很多赞谀之文，被我劝阻。但是突然之间，他发现攻击更容易出名，便猛然翻转，开始成为最激烈的诽谤者，并自称是我的“第一论敌”而挤入各种文学会议。一位天津学者告诉我，有一次，会议代表都上了火车，那人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第一论敌”的身份并分发了诽谤我的文章。结果是，漫漫几个小时的旅程，没有一个代表与他交谈，而他喝水、用餐都遇到了冷落，因为几位列车服务员假装无意地说：“我们都是余先生的读者。”后来焦桐先生又告诉我，这个人去台湾参加一个研讨会时，遇到了更大的尴尬。
我认为那几位列车服务员不应该在喝水、用餐等事情上为难他，但这个人应该明白，文学的事与大众有关。
这个人很快在文坛销声匿迹了，有点可惜。因为在他装扮“第一论敌”之前，除了文辞有点夸饰外，写作能力还是具备的。如果能够安静地做一点文化建设工作，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狼狈。
在文化上，有一个行之千年的民间法庭。其实，在这个民间法庭后面，还有一个更宏大、更神秘的天地法庭。人间的盛衰进退、善恶斡旋，都在那里获得平衡。
不管天地法庭、民间法庭，还是当代社会的真正法庭，都对“刀笔文化”作出了负面判决。我已经把这个判决告诉了北大学生，还希望提醒更多刚刚拿起笔就在摩拳擦掌的年轻人。提醒他们在展望自己前程的时候，注意一下从过去到今天一批批曾经很激烈却又很快委弃在路边的可怜生命。
不管怎么说，一度呼风唤雨的“刀笔文化”，已经步入它凄厉的黄昏。
告别了这样的黄昏，就会有另一种明天。明天当然会有新的危难，文化也会遇到新的对手，一切都不可预测。但是，区区如我，却可以用大半辈子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们，除了坚决不去做各种害人害己的“刀笔”外，也不必害怕任何类似于“刀笔”的文化暴力。埋头创造，不理喧嚣，既不听，也不看，它们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少。文明的道路总是艰难，但还是走得下来。一切暴力都因无德而无寿，必然会在一个个黄昏之后销声匿迹；而一切创造却指向着未来，必然会在一个个黎明重新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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