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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盲盒

    凡事都有例外,命运总会时不时给你盲盒,也许开出了复活节彩蛋,又或者是潘多拉的礼物,就如满足了命运肆无忌惮的意志。

    相对生活在1949年中国大地上的人们来说,与大部分仓皇奔逃相比,志弟却是另一种心情,那是一种胜利即将来临的欢欣和期待。

    每一天,不论是与工厂老板的谈判,还是与工友的走访面谈,身边的人,总能感受到志弟饱满的热情和气定神闲的稳重,给人一种力量,是一种果敢坚决的人生态度所带给别人的安全感。

    志弟自己也感觉到了这股力量。

    志弟从大田来到山城重庆,差不多快八年了。她时常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幸庆,从那么小的天地来到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见识了更多的人,在赵柱老师的带领下,几年来,在中国纺织工会重庆分会的工作,让自己经历了更多的事,内心不断成长、丰盈。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人生未来发展的轨迹和使命。秉持公正正义,为贫弱者鼓与呼,为工友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和尊严,奔走斗争。

    她感觉自己背后有万千兄弟姐妹,犹如广袤的海洋,用昼夜不停的呼吸,给自己持续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最重要的支点,那就是书荣,能够陪伴彼此,一起携手走过漫长的人生。

    志弟感觉书荣对于自己有一种神秘而天然的吸引力。

    志弟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对自己这个最小女儿的又爱又恼的无奈表情。

    赫家三姐妹,前两个是温婉的代表。但到了她,自小爱打抱不平,犹如绿林好汉,而且力气比很多同龄男孩子都大。

    常常有人上门理论:“赫老爷,你们家三小姐把我家勇娃推到水田里去了,大冬天的,你得管管。”

    “对不住,我一定好好教训她。”赫老爷道歉不迭。

    每当爹把自己叫到面前准备严加训斥的时候,她总会说出一番振振有词的道理,让爹下不了台。

    “谁叫勇娃欺负人?”

    “谁叫他强抢别人的东西?”

    说话文绉绉的爹爹气恼语塞后,往往会说:“女孩子居然还打架,不成体统,我是管不了了,叫你娘来管管你这个野丫头。”说罢摇摇头走开了。

    不过,一直以来,志弟却是最爱呆在爹爹的身边。

    虽然自己不爱背诵那些完全听不懂的古文,却很爱听爹爹讲古今故事,众多的历史掌故,在爹爹神采飞扬的讲述中,娴熟地旁征博引、神奇运用,故事中的人物就像从讲述中走了出来,在赫家堡的夜晚,陪伴着志弟度过无数漫长的夜。

    在这个时候,总会觉得爹原来是这么有趣有魅力的人。

    她在想,这是不是当时一见儒雅的书荣,就感觉有一见如故的原因?

    其实对于志弟来说,书荣的名字很早就听说了。

    在大田,好学、上进、自律的书荣就是好青年的代名词。特别是当年他考上重庆津怡高中后,更是成为大田的新闻头条,连轻易不出门应酬的爹,也破天荒地参加了书荣家的升学宴,回家后,还在感慨:“刘家出了这么上进的后生,反而我们赫家读书人越来越少了。”

    志弟总是会记得那一次,自己与他的初见。

    那是在当年自己和两个同学北行失败,被二叔送回大田,回赫家堡的路上,远远的,人群之中,一个英俊儒雅的青年看着自己。浓眉下的双眼投射出的某种关切,让自己的心弦一动。

    真正首次见面是书荣来山城重庆之后。

    那是在抗战期间,国立艺专剧社来裕丰纱厂开展宣传抗战的演出。

    书荣和几个艺专学生来打前站,做一些活动的准备工作。

    志弟则是作为工会代表,负责接待和协助他们。

    虽然说是头次见面,其实书荣和志弟都有一种彼此熟悉的感觉。

    “听说你也是大田的人吗?”书荣感觉自己的开场白显得很蹩脚。

    “是啊,我们不是见过的嘛。呵呵,你忘了吗?”志弟爽朗地笑着回答到。

    “嗯,是的,是的。当时我看到你了。”书荣忙不迭的回应,感觉自己有些狼狈。

    书荣心里清楚,自己能来重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人可以那样地去活”的启示,那是她所带给了自己人生观念的冲击,促使自己走出了“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式的小天地。

    志弟充满活力、意志坚定,对一直从书斋长大的书荣有一种自然的吸引。

    后来这两个相互吸引的年轻人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往往志弟会讲起她在裕丰纱厂的工作,讲起了纱厂工厂的情况、工人运动、谈判与斗争。

    而书荣则讲起了他在艺专的学习,讲起了他与子恺老师的交往趣事,讲起了龙脊山春天的水仙,以及冬天的腊梅。

    他们的初次见面犹如久别重逢,两个看似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同作为大田优秀的儿女,亦或是因为人群中那一眼,在山城重庆,真正相遇了。

    从此以后,志弟每天穿梭在山城的时候,她总会习惯性的眺望嘉陵江北岸,因为在那远远的龙脊山下,那里有书荣就读的国立艺专,以及他最喜欢的水仙和腊梅。

    书荣书读得多也读得好,往往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也有可能会被他从古至今,从历史渊源、引历史掌故、讲中西对比,洋洋洒洒讲一大段,时不时说到激动之处,冒出长长短短的英文句子。

    志弟其实很多都不是很能听懂,但她就最喜欢书荣谈话时的才思敏捷、眉飞色舞,在学问讨论时的自信洒脱,在书法绘画时的刚毅雄伟,在演奏琴笛萧时的浪漫多情。

    跟平日他在现实世界里单纯、内敛、寡言、谦逊很不一样。

    每到这时,志弟总是会暗暗地告诉自己,和书荣一起,爱护他,陪伴他,就如他曾带自己去看过的优雅但脆弱的水仙,一定要让他永远的这样快乐无忧。

    穿过山城街巷时,她也会下意识地想,等到重庆解放后,找一处临江的房子,不论大小,和书荣一起,不求富贵显达,平安稳定就好,自己认识很多工友姐妹,生活中大家相互照应,物质生活也许会清贫些,但日子过得一定会有趣。

    遇到书荣之后,志弟感觉自己开始了两个世界的穿梭。一个是属于她和书荣的单纯快乐的世界,另一个却是越来越严酷的现实世界,犹如黎明前至深的黑暗。

    在1949年,距西南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了,国民党在败退地区都力图实行彻底的破坏,留下“烂摊子”。

    地下党组织带领各行业工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阻止破坏,保护城乡的完整,利用一切力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

    这是重庆工人阶级在白色恐怖下的最后一战,阻止国民党的大破坏,为保护重庆各类企业基本完整地回到人民手里。

    志弟所在的纺织工会系统,立即研究了护厂的部署,赵柱召集纺织重庆工会的各部门负责同志,分析上层动态和群众思想,确定了以宣传动员群众护厂为主,以鼓动和策反企业高层为辅的斗争方针。采取各种宣传措施,大造革命舆论,使广大职工群众明白护厂的重大意义,为纱厂保住生产资源、机器设备、技术人才,为重庆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基础。

    由于有的工厂已经开始解雇、遣散职工,群众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很强烈。

    “工厂、机器是我们的衣饭碗,丢了就挨饿!”

    “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

    群情汹涌、同仇敌忾,群众被充分地宣传发动起来,积极响应,收到很好的效果。

    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满怀希望迎接最后胜利的时刻,对立阵营则开始了最后的绞杀。

    国民党当局对重庆工人和人民群众的迫害日益加剧。

    重庆警备司令部先后组织部队情报网、民众情报网和党团通讯员共50个组150余人,深人各厂矿企业,搜集情报,“疏解纠纷”,以“防止共党工运分子制造工潮”。裕丰纱厂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纺织企业,自然成为监视的重点。

    9月的一天晚上,志弟接到工会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

    她急匆匆的赶到裕丰里,推开门,她感觉到很不一样的凝重气氛。参会的人就只有五人,除了作为会议秘书的志弟,就是裕丰纱厂工会的领导层全体成员。

    “同志们,目前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听内线反馈的消息,估计警备司令部近期会对纱厂工会动手,特别是对我。”赵柱严肃地说到。

    “国民党战场上的最终破产,加速了他们的倒行逆施、残酷迫害的速度。去年,我组织了对军警枪杀工人春生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之后,当局对我以及裕丰厂的工人恨之人骨。特别严重的是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了。”赵柱接着说到。

    “我们在敌人内部不是有同志吗?他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工会副理事长张强问道。

    “如今是敌人最疯狂的时期了,这是他们末日即将到来的垂死挣扎。听说我们在敌人内部的同志也有危险,组织正在考虑是否安排他撤离。”

    “赵老师,为了安全起见,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暂时撤离呢?”志弟关切地问道。

    “我是不会撤离的,特别是在目前最困难、最需要凝聚人心,坚定信念,保护人民财产和革命胜利果实的时刻。恰恰相反的是,我在考虑你们临时转移,保存革命力量的问题。”

    赵柱顿了顿,抬头看了看大家,用一种缓慢而沉稳的声音说到:“现在我宣布下一步裕丰纱厂工会紧急预案。如果我被捕,工会工作由张强同志负主要责任,同时安排领导班子有序暂时撤离,保存力量。”

    “志弟,如果你回到老家,记得替我问候赫校长,谢谢他当年对我的帮助。”赵柱望着志弟,柔声地说到。

    会议结束后,当志弟沿着嘉陵江畔,步行回家,感觉心里无比沉重和焦急,她默默祈祷赵柱老师这一次能不能像在大田那次,最终脱险。

    月光下,江水涛涛,奔涌向前,日夜不息,犹如这个世界。

    三天后,因赵柱多次组织领导工人斗争,重庆警备司令部确认赵柱是共产党后加以诱捕,并关在灰石看守所,在关押期间,捏造了“赵柱向警备部自新”的新闻报导,进行攻心战,妄图一箭双雕,瓦解赵柱的斗志,迫使其他地下党员就范。但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赵柱宁死不屈,坚守党的秘密,敌人一无所获。随后敌人将赵柱囚禁于渣滓洞,1949年11月,赵柱被秘密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相比第一次听到赵柱老师牺牲消息的惊慌失措,志弟这一次反而平静得多,因为就算在她二十岁这么年轻的年纪,早在大田都见识了革命斗争血腥狂暴的侧脸。

    她知道,革命者在与敌人的生死搏斗中,倒下是宿命,只是或早或晚。躲过大屠杀,迎接红日破晓的那一刻是其中的极少数幸运者。何况赵柱老师又是那样一个大无畏的革命者,也正如他讲过:“革命必然会有牺牲,是以小我换大我。”

    1949年10月,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已南逃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重庆,在凭借大西南的天然屏障进行最后顽抗的企图破灭后,国民政府高层“非常时期”决策会议下令对关押在各个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并阴谋计划在最后时刻对山城重庆进行大爆炸大破坏,不把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以及完整的城市留给共产党和解放军。

    后来,据相关研究报告统计,在重庆,从1949年9月至11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等“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为321人。

    启动紧急预案是必然的了。

    五天之后,书荣陪同志弟紧急踏上回乡之路。

    志弟回头望向这座度过八年的山城,感慨万千。过去的火热青春、艰苦斗争、见过的人、经历的事,林林总总不断盘旋萦绕。人的一生,也许就真如单程旅行,一站一站次第经过,过往终将逝去,正如这座山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即将迎来崭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