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花上总是长出一个好人（单篇小说）

    其实，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在婴儿时，总是会傻呵呵地对着周围的人笑着；我们在孩提时，总是会看见一位奶奶或者爷爷们走到大门口，然后自己赶紧去帮忙开一下大门；我们也会有孩子会在看到叔叔阿姨们劳累后，给他们深深的一鞠躬......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天真、善良与感恩。（且我们先抛开少年暴力等的问题孩子不说。）

    然而当孩子们长大后，就有了好人与坏人的区别了。这是因为每一孩子都要面对着生存的问题了。

    刘博涛再次见到庆伟的时候，他发现庆伟变了，不再是那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了，而是有些冷漠和冷血。

    刘博涛不知道在庆伟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于是就想一探究竟。但庆伟似乎对他充满了敌意，将他赶走。

    刘博涛无奈地走后，一直就在琢磨着这个问题。他趁着庆伟不在的时候，询问了庆伟的母亲。

    庆伟的母亲摇摇头，表示她也不明白，自从儿子找到一个工作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找不到原因，刘博涛就暂时放弃了。但有一天他在警察局里看到了庆伟。那天他去警察局办事，恰好遇到庆伟戴着手铐被押着走了出来，也恰好警察局就是让他来解决这些人的心理问题的。刘博涛心里咯噔一下，他的母亲知道吗？怕是不能让她知道的，她身体不好，知道了会出事的。

    庆伟也是这么想的，他看见刘博涛像是看到了救星，他想商量刘叔叔编个瞎话回去安慰一下母亲。就这样刘博涛与庆伟有了一次长谈。

    从庆伟的口里，他说，“在念书时，我是一腔的热情要做出轰轰烈烈地让祖国和母亲自豪的事情，但到了社会上，我妥协了。因为在这么大的社会上，我没有一技之长，找一份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即使它在宰客，我仍然是不敢反抗和辞职的，因为我要生存，找工作对我来说太难了。”

    他说，“就我们店里，十个人中就有五六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生们也被动的参与到了宰客的事情里面去了。

    刘博涛此时的心理有一种伤痛，觉得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确实影响了部分孩子们的行为。这些学生刚刚进入社会，其自身还是不成熟的，是要被社会塑造的。因此有些人就被塑造成了冷漠、冷血。有些人幸运地在好的公司发展仍然是一腔的热情和爱心，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还就是那句老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的社会就是朱与墨，在社会形形色色地混杂着，我们这些孩子就在街上走着走着，不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也不知道是朱还是墨，走进了墨里就染黑了，走进了朱里就成功了。

    “难道你就不觉得这样违法的行为迟早是要被制裁的吗？迟早是要进入警局的，被人憎恨的？”刘博涛痛心的问着。

    庆伟说，“想过是想过，但也是存在侥幸的。因为他们说：既然敢开这个店，就证明是有背景的，不会被抓的。所以在开始的痛苦的良心的煎熬下，我就慢慢地妥协了，变质了。”

    庆伟又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想这个样子的，但是经不起诱惑的，我需要生存。”

    刘博涛突然想起了那个博士朋友的话，他的博士朋友在一个大企业里做技术总监，当他快退休时，他准备找一个接班人。当他将物色好的人告诉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时，这个得力干将说，要考验考验这个人的人品。但被博士制止了。后来这个人经过10年的努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技术总监后，这个曾经要考验他的人说出了当时的想法。当听到这里时，这个成长起来的技术总监突然哭了，他说当时家里的父母都病着，妻子也下岗了，还有个孩子要上学，如果当时你们真得拿双倍的工资来诱惑我，我是顶不住的，因为我当时确实是特别的需要钱的。

    刘博涛陷入了深思，生存是大多数人要面对的现状的。而为了生存能顺利走向合适的工作岗位的也只是一部分人，仍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要自己在社会上跌跌撞撞的，所以想每一个人都是好人，那就需要社会完全都是正向的。但无奈，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

    “刘叔叔，如果这个社会只有善良那该多好；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生存，可以在面对善与恶时，有足够的金钱底气离开，那多好；或者如果我能有一技之长，被很多企业所需要，那我也可以做出选择......”

    如果，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呢？如果，那将是每一个人的美好；如果，每一个人都开在花上，那每一个人就都是好人，每一朵花上总会长出一个好人的。

    现在再返回说说那些暴力的少年们，也是早早的受到了社会中不良的风气的侵蚀。而那些踏入社会中才被侵蚀的部分学生们，只是稍微比他们庆幸点，晚被侵蚀了几年。而大部分能保持正向的学生们是因为仍然被家庭和社会所保护着，所以要想每一个人都是好人，那首先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做出很大的努力，排除污垢，只留存所有花儿生长的好土壤，让每一朵花上都长出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