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那一片风吹麦浪

    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把伞，承受着风阻的侵蚀和烈日的照射。时间是一股滚烫的火流，炽热的追随着，驱赶着我的躯壳，走向空旷的沙野。时间给了我们什么，给了岁月的焦痕，给了岁月的聊籍。

    2003年的夏，我漫布在村口小学的回家道上，第一次有种奇怪的情感，或许那是第一次感受到的伤感。因为那一天我们小学毕业了。那时候分不清什么是喜爱，什么是亲爱，什么又是伤感，仅仅是心头的那一抹苦楚般的味觉，有点像吃了黄苔的感觉，还有什么东西往头上涌，像极了更小的时候父母干仗的时候那一种空洞。

    同班的达娃平时喜欢流鼻涕，在那一天他的鼻涕能流到他的下嘴唇，然后随着呼吸又每次都能回到鼻子里，每次都不会断，这是我每次都感到神奇的地方。我每次会问他，鼻涕是什么味道，他每次都会傻乎乎的呵呵大笑，彷佛永远都抹不掉那一口清冽。而那天，他鼻涕意外的掉在了地上，我不知道那是鼻涕还是他的眼泪，但对于我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我知道，属于我的一个小时代结束了。对于长年生活在一个村里的人来说，小学毕业就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到来，就是要进城读书了，而进城的茫然和胆怯正是我们这一帮农村孩子面临的真实现状，在那一刻的彷徨，不知是分别的伤感，还是未来未知的恐惧。

    在2016年再一次聚首上，我们调侃那一段经历，谁又会铭记那一刻的成长。我时常在怀念中思考，时间给了我们多少故事，又给了我们多少勇气，不断去尝试新的方式。那一帮被时代遗忘在角落的孩童，曾经也想拥有占有天地间跨山阅海的雄心。我记得班里海雄曾说过，他想做高官，娶五个老婆。能不能取五个老婆不知道，做高官肯定是做不了的，但谁又会去当时反驳一个10岁孩童的理想，对于他的认知里，做高官或许比做班长难一点点。我们问他为何要做高官，他说做了高官就有权力管现在的校长，让校长开除现在的班主任老师，因为班主任老打人。我们哄然大笑，那你可以做校长，不就直接可以开除班主任了吗？他思考了一下说，那不成，班主任后面有人，人家叔叔是村长。

    当然谁也没去再追问做乡长县长的问题，而是在他的思想萌芽里，已经种下了权力真的能达成目的的好处。而实际也证明，如果他真的当了高官，乡长校长对于他来讲算是比较轻松容易实现的。但对于长大后的认知，是否还存在曾经的认知，我们曾想在2016年一次聚会上交流，但当我们看到他二十多岁已经沉浸在生活艰难的思考中，在21世纪还在继承从事体力繁重的农活时，他的妻子抱着一岁嗷嗷待哺的孩子站在路边嗤笑时，我坦然的沉默了。而我在小朋友的脸上看到了达娃小学时候的鼻涕，只是还没有那么长。日复一日刻画与复制曾经父辈的生活我以为不再是21世纪青年的现状，但生活又给了我们非常直接的启迪。

    2001年，我蹲坐在我家60亩麦田的田埂上哭咧了嘴巴，我望着烈日炎炎的浇头瀑布和一望无垠的麦田，第一次对土地有了如此的厌恶。那时候的小麦是渠水漫灌形式，60亩地被田埂分成了无数的小块，这些田埂高30公分左右，在收割机收割之时，需要将这些田埂上的麦子割掉，然后用铁锹和十字镐将这些田埂铲平，方便收割机直行，一把镰刀和一把十字镐伴随着我的童年噩梦。和父母眼中露出的欣喜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体验了丰收的喜悦，我控诉着繁重体力劳动对我的压迫。我第一次深切认知，这不是属于我的世界，这不属于我的田地，这是依靠强迫的亲情压在不属于我的世界里，这里未来也不会属于我，我也不想属于这里。我不知道一个十岁出头的孩童为何有如此的想法。我只知道，那些坚硬的田埂和刺人的麦草是打破我对农田的一切幻想美好的导火索。

    关于麦田也有其一二正面的记忆，在麦苗长到20公分高的时候，那一大片绿油油的麦苗，让我有时候深情以往。一屁股坐在麦田的水渠边，看风掠过一片麦苗，如同浪里飘纱。有时候会想到大海，就把这麦苗当成了大海，那一股股妖风吹过的麦浪直撒心头。没见过海，但见过麦浪，见过家后门直走两三公里外的死水湖，死水湖大概有五六个足球场大小，我们叫黑水沟。为何叫黑水沟我也不知晓，只是父母告知我们就这样叫。也可能这是死湖，并且水底是黑的，小时候看到有人在水里淘金，不知道后面真的有没有淘到。但这片湖成了我们小时候的水上乐园，在水边玩沙子，拔水草，打石漂，打野鸭，冬天结冰后在上面滑冰，后来春天有人滑冰摔落淹死过人，所以父母就禁止我们再去这个黑水沟玩耍。我最喜欢看的是这里春秋刮风将水不断掀起的浪花和水面的波纹，我总是将这个波纹与麦浪结合在一起。

    回到麦田的话题，除了麦浪就是在收割前一个月左右小麦出穗的时候，我感觉也是非常神奇。有时候一夜之间一片青菜长出了头的那种感觉。和在家里羊圈看羊产羊羔的感觉相似，只是仅喜欢小时候的羊羔，也只喜欢刚出穗的小麦。再往后，看到逐渐焦黄的麦穗和大到要放牧的羊羔，就心生畏惧和惆怅。说到放羊，这也是小时候一件焦虑事，羊这种动物脚小但不容易听话，尤其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和无树木遮挡的戈壁地带，就如同没有头的蜜蜂在头羊的带领下乱窜，加上小吆（一种'x很小的蚊虫）和蚊子苍蝇的叮咬，就更加焦躁，以至于我经常跟丢了羊群，像一个侦探一样满天地寻找羊群。没有找到前是不敢回家的，这些羊是父亲的命根子，要是丢了那我的腿可能就不保。再后来发现羊这种生物的经济价值减退，就又有了放牛的经历，牛也是不太好对付，牛脾气上来连主人都顶，经常群里的公牛为找寻隔壁牛圈的姑娘，不惜顶撞你冲破隔壁家里用柳树枝编成的牛圈，冲进去就行牲畜之事。随之而来伴随的就是邻居大妈的破口大骂和深度诅咒，声音能传播到隔壁村的牛寡妇家。在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牛抽回家之后，父亲的杀威棍或许还得尝试一遍。多年以后和父亲回想这段往事，也就一笑而过了。

    对麦田的最后向往就是最后成粒的时候，那时候父亲用水泥和砖块在仓房专门砌了一个粮仓，专门放小麦。当收割机将收好的小麦放置在晒场上晾干清洁后，我们就一袋袋的背回倒在这个粮仓内，直到粮仓置满冒尖为止。这个过程只有我的唉叹声和父亲的小曲。我摸着我被勒红的肩膀而不断的暗骂李绅的《悯农》。但当我躺倒在被置满的粮仓里时，摸着成堆的小麦，当成沙堆玩耍时，内心或许又油然而生出一种奇怪的思绪，我不知道这种思绪指代的是什么，但能感知的就是一种满足感。

    麦田收割完毕后遗留下的就是近十公分的麦茬，这个还是有一些硬的，穿着母亲做的布鞋，没有袜子的情况下，走上一圈，脚背肯定要留下几个血痕，那时候都不穿袜子，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经济条件穿袜子，因为按照当时的运动量，每天能穿坏一双。

    因为在XJ的北疆农村，土地一年只能种一季，收割完后的庄稼地，就成了人们争相放牧的草场。麦田里打碎的麦苗，沟渠里长出的青草，都成了牛羊成群践踏的理由。所以也成为了我再一次不断用脚丈量的土地，一年四季，只有冬天不会到这广袤的土地，其他三季都有脱不离的干系。所以在出去读书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有多年没再踏入那一片土地，就算曾经每年回家探亲，也提不起兴趣回去看看那曾经挥洒孩时热泪的土地。虽然身边人告知我，那片土地已经多年不再种植麦田，因为麦田无法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改种其他，而我小时候的那块土地也早租给别人使用，至于别人种什么，我也从来没有去过问。唯有记在心里的是曾经那片印入眼帘的麦浪，起伏而摇摆，沁人心肺。

    在我比较小的时候，还存在着交“公粮”的说法。每年黄灿灿的小麦晒干封袋后，父亲总是先装上一拖拉机车斗的小麦，有几十尿素袋，每袋差不多四五十公斤，然后绳子绑好就去了县城。我经常蹭我父亲的“车”去县城看“世界”，而对城市的了解从那个时候开始萌芽，，虽然那个县城只有几条街几万人，虽然带着憧憬与恐惧并存。我每次坐在拖拉机后面车斗上高高的麦袋上面，找个舒服的姿势，抓着绳子。父亲允许我坐着去城里也是怕麦袋路上有掉落，我因此被宠幸。

    村里到县城有十几公里，拖拉机差不多要走两个多小时，没有柏油路，全是茫茫戈壁。有几个大坡非常长并且陡，每次出发前我都担忧拖拉机能不能爬上去。而每次爬坡的时候，看着拖拉机冒着黑烟艰难上坡的状态，我的手里攥着的绳子也更紧，生怕爬不上去倒车翻车了，但每次都能有惊无险。从父亲平淡的表情来看，或许又是我多虑了。

    到了县城父亲叫粮食队的地方，门口每次排满了进场交粮的拖拉机，里面的工作人员一手拿着本子，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圆筒尖的锥子，从来不会抬眼看一眼谁的粮谁的车，然后朝着每个袋子底部戳去，戳进袋子就有一股麦子流出来，然后看看货色，评个等级，按等级评价格。每次到这个时候，父亲的心总是心疼的，不是疼那几滴麦子，而是心疼那些被戳烂的袋子，那些袋子在我的印象里是需要用很多年，直到被太阳晒得无法承载重压的时候，才会变为垃圾。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拿着针线坐在麦堆上缝补这些袋子的窟窿，当时问母亲，这些袋子怎么破了，母亲总会说，是老鼠咬破的。后来才明白，老鼠确实是真的存在。

    父亲收缩回面露难色的面相，转头向着工作人员陪着笑脸，半恭的身姿让我经常想起电视里的古装剧画面。父亲的笑脸是苦涩的，他是希望在趾高气昂的收粮员面前得到一个“好评”，就如同今天的好评评分一样，今天的评分影响奖金，那时候的评分影响收粮价格。但每次或许都能在父亲的叹息声中得到答案：每次评分等级比父亲预期的总要低一级。在过完磅交完粮之后，父亲总会将车停在某个熟悉的地方，而在我的印象里，那个地方像是城里被遗忘的街区，垃圾遍地。周围聚焦着电焊声、电锯切割金属的声音、垃圾焚烧充斥着的味道。而我总会留在车斗上，照看着这些装粮食的袋子和绳子，父亲则带上自己的布兜，去往熟悉的商店，买回最近的必需品。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给家里买过水果零食、粮油酱醋茶这类物品，每次带回的都是家里田里的工具产品。比如拖拉机的零部件，黄油，工具，打草用的工具等等。偶尔父亲会塞给我一元钱，让我去买冰棍吃。这时候是我的难点，我在那个车里待了一个下午，我对城里的认知永远停留在车周围十米的地方。父亲指向的街的那边对我来说是茫然的，也是恐惧的，虽然只隔着一条街，但街的对面有高楼大厦，虽然我们那最高的楼只有七层。对面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有光鲜亮丽的城里人。我看看脚下的布鞋，身上的布衣，我吞咽了下口水。我攥着手里的一块钱，我在思考我是否要踏过这条街，我该如何张口，我该不该说你好，或者是不是直接打开冰柜拿起冰棍然后把钱一扔就跑？前者我需要练习，后者我无法迅速找到我想要的冰棍，或者说我拿起的冰棍不止一块钱怎么办，或者仅仅是几毛钱老板要找我钱怎么办。如果一块钱不够买我手上的冰棍，我扔下钱跑掉了会不会老板把我当成小偷。带着这些所有的疑虑，我终究没敢迈出那一步，我告诉父亲，我不想吃冰棍，我把钱存起来过六一儿童节。对于那时候的我。过六一是大事，因为六一可以穿新衣服，六一可以喝高橙（当时的一种橙汁），可以吃罐头，吃方便面。

    在2016年，我带着我的儿子站在曾经父亲停车的地方，那个地方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公园。我没有说话，两岁的孩子在公园的玩耍，我的思绪回到多年前的那一刻。我站在曾经站过的地方，望向曾经远望的街道另一边，想给一些勇气给那时的自己。回头看向我的孩子，幼年的无暇眼睛里又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而我当年那一刻的梦想，仅仅是跨过那条街，去买到喜欢吃的那一个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