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立国以读书为本
后蜀投降之后，后蜀皇帝孟昶与他那有名的漂亮美人花蕊夫人成了案板上的鱼肉，按照惯例从后蜀押解进京的嫔妃和宫女们全部充实到大宋的后宫里。
随着深得民心、失败但不失势的后蜀皇帝孟昶在大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六月十一日不明不白的白死在赵匡胤给他准备的河景房之后，平定后蜀又抱得美人的赵匡胤心情很好，这天处理完政事的他，闲着没事就去巡逻了他的后宫。也许是刻意，也许是不经意间，溜达到一个后蜀嫔妃的宫里，在梳妆台上发现了一面铜镜。
这面铜镜制作工艺十分精良，打磨的精美平滑，虽然有些磨损，但是四面各种宝石镶嵌，依然珠光宝气霞光四射，赵匡胤拿在手上翻来覆去欣赏，不由得爱不释手，当他翻过来看到铜镜背面时五个字时，不由的吃了一惊。这五个字是：乾德四年制。
赵匡胤蓦然意识到，现在明明是乾德三年，为何铜镜上却刻着乾德四年字样，仔细再看铜镜表面比较明显的磨损，很显然不可能是新铸造的，莫非押解进京的后蜀嫔妃都是穿越而来的？
他略一思忖，不由脊背发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第二天的朝会上找来赵普等一干朝廷重臣、宰相来询问此事，这时的赵普身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面对赵匡胤的询问，却茫然不知回答不上来。这也难怪赵普本来就不是正常读书科举出身，早年就投身军中，在赵匡胤帐下效力，没有多少时间提高文学素养。
赵匡胤无奈又找来翰林学士陶糓、窦仪请教此事。窦仪可不是像赵普这样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他早在后晋的天福年间（约三十年前）就高中进士，在后周与赵匡胤是同事的时候，就当了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官职），一肚子的学问。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窦仪连铜镜都没看一眼就说了让赵匡胤震惊、让高官胆寒五个字：“伪蜀年号也。”
这个伪蜀指的不是刚刚被大宋灭国的后蜀，而是前蜀。前蜀后主王衍也用过乾德的年号，共用了六年。后蜀接替前蜀掌管巴蜀，自然也接着用前蜀的物资。王衍的乾德四年（公元922年），这面铜镜从前蜀一直用到了现在，已经用了四十多年！
原来在封建王朝时期有一个大忌讳，拟定年号时，会极力避免用到与前面的朝代已经使用过的年号重合。前面的朝代都已灭亡多年，用已亡之国的年号，实在有碍观瞻，大不吉祥。宋朝的这个“乾德”年号，是由大臣赵普等人拟定的，宋初开国大臣，因为连年征战，大多长于军事，但普遍读书有限学问太次，稀里糊涂用了个前朝的年号。
赵匡胤听后满心不悦又很无奈，感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之后常常劝自己的宰相赵普多读书。
此后赵匡胤在用人策略在世人的眼里就变得更加奉行重文抑武，极力抬高文人学士的身价和地位，同时压低武将，限制武将权力。除了众所周知的防止武将重蹈覆辙地夺权外，这件事也让他对大老粗出身武勋们产生了厌恶。
从此以后赵匡胤对窦仪非常感兴趣，但是大宋王朝作为刚刚建立一个新政权，百废俱兴，头等大事是完成对国家的统一，需要不断的对外用兵，同时要处理许多政务。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不用那些熟悉吏道，而重用那么饱学之士的知识分子，怎么完成自己的王道大业呢？所以这段时间赵匡胤还没有来得及重用窦仪来治国。
在解答铜镜“穿越”谜团的时候，陶糓这个翰林学士也讲出了铜镜上“穿越”年号的来历，但是他与窦仪不和，总是担心窦仪的声望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一直依附着宰相赵普并一同排挤窦仪。
在赵匡胤进行陈桥兵变的时候，急急忙忙赶回来准备进行禅位典礼，发现没有准备禅位诏书，是陶糓在匆忙之间从袖筒里拿出准备好的禅位诏书，拿起来宣读从而顺利完成了禅位典礼，所以陶糓一直认为自己属于赵匡胤这一派的人。而且他的文笔非常好，在那个时代做的文章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他在翰林学士上已经干了很久了，这次辨认铜镜事件发生之后，皇帝下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结论，再加上五代时期有一个惯例：从翰林学士里提拔人员担任宰相，陶糓在这一瞬间觉得自己是离宰相这个职位最近的人！
但是陶糓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他担心窦仪功劳太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背地里开始折腾一些小动作：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寂寞指使皇帝身边的太监和大臣们为自己多美言几句，甚至还搬出了自己在陈桥兵变时为赵匡胤手写诏书这一件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来。
赵匡胤是何等聪明的人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的罪过，但是对陶糓追逐权力的方式不太认同，对这种伸手要官的行为非常反感，另外听说陶糓对钱财宝物极度贪婪，所以根本没有打算提拔他为宰相。回复一句：“翰林学士大多都是仿照前朝旧文撰写新文，有何谈功绩？”用一些小奖励把陶谷打发了事。
陶糓心里苦啊，得不到皇帝的重用就算了，你还损我一通，心里非常不满，他在翰林院的墙上提了一首诗来抒发内心不满：“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
内心的不满得到了抒发，陶糓在办公室的墙上涂鸦的行为，算是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马上有人把诗抄给了皇帝，赵匡胤看完很生气！在这个专制政权之下，官职只能上面给，伸手去要就会碰钉子的，但是赵匡胤没有因此处罚他，也没有提拔他。
大宋建国之初，大量的割据政权还需要武将平定，这些饱学之士不一定有处理实际业务的能力，赵普虽然没有学术背景，但是精通吏道，官场上的事处理的井井有条，而且在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建议下，赵普也开始多读书、手不释卷的地步。
但是在历史上却流传下来一句和赵普读书有关的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当前国学教育不被重视的时代，论语能背下来的读书人不太多；但是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语》做为儒家经典是儿童启蒙必背的内容，《论语》在当时的定位类似我们现在的“启蒙读物”，半本儿童读物治理天下，是不是太儿戏了一些？
甚至有野史记载，说赵普接到皇帝要求多读书的旨意之后，一下班回家就躲书房，关上门打开书箱就开始读书，等赵普死了以后，他的家人打开他的书箱一看发现里面就一套书——《论语》。
既然是野史，可信度自然就不高，堂堂大宋宰相，下班就躲书房里看儿童读物，这就不太可能了。赵普死了以后，宋太宗赵光义给他写了一个“神道碑”——记录赵普一生功绩、生平事迹的石碑。太宗皇帝对赵普的评价非常高，说赵普平时的几案上摆的“经史百家”，酷爱读书，而且“强记默识”、连“硕学老儒”都会“自叹不及”。这些评价太高了，把赵普描述成了文学大家，决不可能是一个只读儿童读物的小老头。
赵普一生三次拜相，在第二次被启用，担任宰相的时候遭遇不少的政敌诋毁，说：“赵普这个没文化的，连《论语》都掰扯不利索，有什么资格又担任宰相职务？”赵普很生气的回应：“我平生所学的知识都是来自儿童读物《论语》，我用半部论语就辅助太祖皇帝平定了天下，我打算用另半部论语辅助太宗皇帝治理天下！”
用来回应政敌抵毁、发泄内心怨恨所说的话被世人曲解，也离不开后世儒家学者的宣传，大家认为：我儒家的半部儿童读物就可以平定天下，另外半部就可以治理天下。这对儒家知识传播是多么光彩的事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半部论语治天下”是赵普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半句话，属于断章取义式的结论，然后被后世的儒家士子往自己脸上贴金式的大力宣传而产生的效果。
其实在“铜镜事件”发生之前，赵匡胤就提出了武将要读书的要求，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是身体力行。跟着后周世宗征淮南的时候，就被人向后周皇帝柴荣打小报告，说赵匡胤拉了几车珠宝回京。周世宗非常惊讶，马上安排人去查，发现赵匡胤从淮南拉回京的车里装的全部是书籍，赵匡胤做了个解释，他说：“老大你对我这么好，我经常想要报答你老，但是惭愧的是我肚里没货呀，所以我想多读点书，用更多的智慧来报答皇恩啊！”周世宗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后来把诬陷赵匡胤的小人杀了。
大宋王朝成立之后，赵匡胤每灭掉一个国家，就把他们的书籍专门运回来。他非常喜欢到自己的国家图书馆借书，当时的馆长叫卢多逊，卢馆长每次都把赵匡胤借走的书都提前通宵达旦读几遍。每当赵匡胤在朝会的时候对正在阅读的书中疑问进行讨论时，卢馆长都能对答如流，因此深得皇帝赏识，后来一路加官进爵从翰林学士、吏部侍郎、副宰相、兵部尚书直至宰相，跟那段随皇帝节奏读书的日子是分不开的。
其实号召武将读书最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自己爱读书，而是当时的武将素质非常低，都是出自屠夫、平民、草莽等等，不像现在的大将都是国防大学或者军科院校毕业的。
通过武将读书提高大家的综合素质，让武将懂得君臣大义、天命所归的思想，摆脱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皇帝轮流做的观点。赵匡胤通过号召武将读书让他们知道忠孝、仁义和君臣大义，能够起来维护尊卑秩序，实现自我约束，巩固统治地位的作用。
后来有一位武将叫党进，他没有读过多少书，赵匡胤下令将他贬到边疆去当官。党进离京去上任之前，别出心裁地想：“我一定要皇上告个别，让皇上知道我也在学习、在进步，争取在边疆早日改造成功之后回京享福！”
党进找了一个礼部的朋友，让朋友给他写好了一段见了皇上之后的离别词，他就事先背了下来。结果党进在跟赵匡胤道别的时候，一紧张脑子短路了，跪在大殿里忘词了！急的满头大汗，就在哼哼唧唧半天之后，脑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张口来一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
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大家看不懂吧，看不懂就对了。党进说，我听说上古的时候民风非常纯朴，希望皇上能保重身体。这两句话有关联吗？（我家二娃说的），确实没有丝毫关联，只是因为党进要向赵匡胤展示自己读书之后的才华，最后翻车了而已。当然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道别词逗得赵匡胤哈哈大笑，自然也被史官如实记录到了正史。
赵匡胤提倡武将读书，是重文轻武的一种形式，形成了北宋后期的国策，但是赵匡胤并没有立即启用读书人做宰相，当时平定天下还是要靠武将的，同时他倡导读书的目的在于倡导百官成为文武兼备的人才，并没有提出要把重文轻武确定为基本国策。
所以说关于重文轻武的国策和赵匡胤没有太大的关系，号召文武百官读书只是赵匡胤治理国家中间的一个插曲，平定后蜀之后的战略目标是剑指南汉。在赵匡胤正准备发兵南汉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宋王朝把统一天下的目标指向了北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下回分解。
随着深得民心、失败但不失势的后蜀皇帝孟昶在大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六月十一日不明不白的白死在赵匡胤给他准备的河景房之后，平定后蜀又抱得美人的赵匡胤心情很好，这天处理完政事的他，闲着没事就去巡逻了他的后宫。也许是刻意，也许是不经意间，溜达到一个后蜀嫔妃的宫里，在梳妆台上发现了一面铜镜。
这面铜镜制作工艺十分精良，打磨的精美平滑，虽然有些磨损，但是四面各种宝石镶嵌，依然珠光宝气霞光四射，赵匡胤拿在手上翻来覆去欣赏，不由得爱不释手，当他翻过来看到铜镜背面时五个字时，不由的吃了一惊。这五个字是：乾德四年制。
赵匡胤蓦然意识到，现在明明是乾德三年，为何铜镜上却刻着乾德四年字样，仔细再看铜镜表面比较明显的磨损，很显然不可能是新铸造的，莫非押解进京的后蜀嫔妃都是穿越而来的？
他略一思忖，不由脊背发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第二天的朝会上找来赵普等一干朝廷重臣、宰相来询问此事，这时的赵普身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面对赵匡胤的询问，却茫然不知回答不上来。这也难怪赵普本来就不是正常读书科举出身，早年就投身军中，在赵匡胤帐下效力，没有多少时间提高文学素养。
赵匡胤无奈又找来翰林学士陶糓、窦仪请教此事。窦仪可不是像赵普这样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他早在后晋的天福年间（约三十年前）就高中进士，在后周与赵匡胤是同事的时候，就当了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官职），一肚子的学问。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窦仪连铜镜都没看一眼就说了让赵匡胤震惊、让高官胆寒五个字：“伪蜀年号也。”
这个伪蜀指的不是刚刚被大宋灭国的后蜀，而是前蜀。前蜀后主王衍也用过乾德的年号，共用了六年。后蜀接替前蜀掌管巴蜀，自然也接着用前蜀的物资。王衍的乾德四年（公元922年），这面铜镜从前蜀一直用到了现在，已经用了四十多年！
原来在封建王朝时期有一个大忌讳，拟定年号时，会极力避免用到与前面的朝代已经使用过的年号重合。前面的朝代都已灭亡多年，用已亡之国的年号，实在有碍观瞻，大不吉祥。宋朝的这个“乾德”年号，是由大臣赵普等人拟定的，宋初开国大臣，因为连年征战，大多长于军事，但普遍读书有限学问太次，稀里糊涂用了个前朝的年号。
赵匡胤听后满心不悦又很无奈，感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之后常常劝自己的宰相赵普多读书。
此后赵匡胤在用人策略在世人的眼里就变得更加奉行重文抑武，极力抬高文人学士的身价和地位，同时压低武将，限制武将权力。除了众所周知的防止武将重蹈覆辙地夺权外，这件事也让他对大老粗出身武勋们产生了厌恶。
从此以后赵匡胤对窦仪非常感兴趣，但是大宋王朝作为刚刚建立一个新政权，百废俱兴，头等大事是完成对国家的统一，需要不断的对外用兵，同时要处理许多政务。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不用那些熟悉吏道，而重用那么饱学之士的知识分子，怎么完成自己的王道大业呢？所以这段时间赵匡胤还没有来得及重用窦仪来治国。
在解答铜镜“穿越”谜团的时候，陶糓这个翰林学士也讲出了铜镜上“穿越”年号的来历，但是他与窦仪不和，总是担心窦仪的声望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一直依附着宰相赵普并一同排挤窦仪。
在赵匡胤进行陈桥兵变的时候，急急忙忙赶回来准备进行禅位典礼，发现没有准备禅位诏书，是陶糓在匆忙之间从袖筒里拿出准备好的禅位诏书，拿起来宣读从而顺利完成了禅位典礼，所以陶糓一直认为自己属于赵匡胤这一派的人。而且他的文笔非常好，在那个时代做的文章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他在翰林学士上已经干了很久了，这次辨认铜镜事件发生之后，皇帝下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结论，再加上五代时期有一个惯例：从翰林学士里提拔人员担任宰相，陶糓在这一瞬间觉得自己是离宰相这个职位最近的人！
但是陶糓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他担心窦仪功劳太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背地里开始折腾一些小动作：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寂寞指使皇帝身边的太监和大臣们为自己多美言几句，甚至还搬出了自己在陈桥兵变时为赵匡胤手写诏书这一件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来。
赵匡胤是何等聪明的人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的罪过，但是对陶糓追逐权力的方式不太认同，对这种伸手要官的行为非常反感，另外听说陶糓对钱财宝物极度贪婪，所以根本没有打算提拔他为宰相。回复一句：“翰林学士大多都是仿照前朝旧文撰写新文，有何谈功绩？”用一些小奖励把陶谷打发了事。
陶糓心里苦啊，得不到皇帝的重用就算了，你还损我一通，心里非常不满，他在翰林院的墙上提了一首诗来抒发内心不满：“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
内心的不满得到了抒发，陶糓在办公室的墙上涂鸦的行为，算是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马上有人把诗抄给了皇帝，赵匡胤看完很生气！在这个专制政权之下，官职只能上面给，伸手去要就会碰钉子的，但是赵匡胤没有因此处罚他，也没有提拔他。
大宋建国之初，大量的割据政权还需要武将平定，这些饱学之士不一定有处理实际业务的能力，赵普虽然没有学术背景，但是精通吏道，官场上的事处理的井井有条，而且在赵匡胤和赵光义的建议下，赵普也开始多读书、手不释卷的地步。
但是在历史上却流传下来一句和赵普读书有关的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当前国学教育不被重视的时代，论语能背下来的读书人不太多；但是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语》做为儒家经典是儿童启蒙必背的内容，《论语》在当时的定位类似我们现在的“启蒙读物”，半本儿童读物治理天下，是不是太儿戏了一些？
甚至有野史记载，说赵普接到皇帝要求多读书的旨意之后，一下班回家就躲书房，关上门打开书箱就开始读书，等赵普死了以后，他的家人打开他的书箱一看发现里面就一套书——《论语》。
既然是野史，可信度自然就不高，堂堂大宋宰相，下班就躲书房里看儿童读物，这就不太可能了。赵普死了以后，宋太宗赵光义给他写了一个“神道碑”——记录赵普一生功绩、生平事迹的石碑。太宗皇帝对赵普的评价非常高，说赵普平时的几案上摆的“经史百家”，酷爱读书，而且“强记默识”、连“硕学老儒”都会“自叹不及”。这些评价太高了，把赵普描述成了文学大家，决不可能是一个只读儿童读物的小老头。
赵普一生三次拜相，在第二次被启用，担任宰相的时候遭遇不少的政敌诋毁，说：“赵普这个没文化的，连《论语》都掰扯不利索，有什么资格又担任宰相职务？”赵普很生气的回应：“我平生所学的知识都是来自儿童读物《论语》，我用半部论语就辅助太祖皇帝平定了天下，我打算用另半部论语辅助太宗皇帝治理天下！”
用来回应政敌抵毁、发泄内心怨恨所说的话被世人曲解，也离不开后世儒家学者的宣传，大家认为：我儒家的半部儿童读物就可以平定天下，另外半部就可以治理天下。这对儒家知识传播是多么光彩的事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半部论语治天下”是赵普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半句话，属于断章取义式的结论，然后被后世的儒家士子往自己脸上贴金式的大力宣传而产生的效果。
其实在“铜镜事件”发生之前，赵匡胤就提出了武将要读书的要求，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是身体力行。跟着后周世宗征淮南的时候，就被人向后周皇帝柴荣打小报告，说赵匡胤拉了几车珠宝回京。周世宗非常惊讶，马上安排人去查，发现赵匡胤从淮南拉回京的车里装的全部是书籍，赵匡胤做了个解释，他说：“老大你对我这么好，我经常想要报答你老，但是惭愧的是我肚里没货呀，所以我想多读点书，用更多的智慧来报答皇恩啊！”周世宗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后来把诬陷赵匡胤的小人杀了。
大宋王朝成立之后，赵匡胤每灭掉一个国家，就把他们的书籍专门运回来。他非常喜欢到自己的国家图书馆借书，当时的馆长叫卢多逊，卢馆长每次都把赵匡胤借走的书都提前通宵达旦读几遍。每当赵匡胤在朝会的时候对正在阅读的书中疑问进行讨论时，卢馆长都能对答如流，因此深得皇帝赏识，后来一路加官进爵从翰林学士、吏部侍郎、副宰相、兵部尚书直至宰相，跟那段随皇帝节奏读书的日子是分不开的。
其实号召武将读书最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自己爱读书，而是当时的武将素质非常低，都是出自屠夫、平民、草莽等等，不像现在的大将都是国防大学或者军科院校毕业的。
通过武将读书提高大家的综合素质，让武将懂得君臣大义、天命所归的思想，摆脱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皇帝轮流做的观点。赵匡胤通过号召武将读书让他们知道忠孝、仁义和君臣大义，能够起来维护尊卑秩序，实现自我约束，巩固统治地位的作用。
后来有一位武将叫党进，他没有读过多少书，赵匡胤下令将他贬到边疆去当官。党进离京去上任之前，别出心裁地想：“我一定要皇上告个别，让皇上知道我也在学习、在进步，争取在边疆早日改造成功之后回京享福！”
党进找了一个礼部的朋友，让朋友给他写好了一段见了皇上之后的离别词，他就事先背了下来。结果党进在跟赵匡胤道别的时候，一紧张脑子短路了，跪在大殿里忘词了！急的满头大汗，就在哼哼唧唧半天之后，脑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张口来一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
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大家看不懂吧，看不懂就对了。党进说，我听说上古的时候民风非常纯朴，希望皇上能保重身体。这两句话有关联吗？（我家二娃说的），确实没有丝毫关联，只是因为党进要向赵匡胤展示自己读书之后的才华，最后翻车了而已。当然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道别词逗得赵匡胤哈哈大笑，自然也被史官如实记录到了正史。
赵匡胤提倡武将读书，是重文轻武的一种形式，形成了北宋后期的国策，但是赵匡胤并没有立即启用读书人做宰相，当时平定天下还是要靠武将的，同时他倡导读书的目的在于倡导百官成为文武兼备的人才，并没有提出要把重文轻武确定为基本国策。
所以说关于重文轻武的国策和赵匡胤没有太大的关系，号召文武百官读书只是赵匡胤治理国家中间的一个插曲，平定后蜀之后的战略目标是剑指南汉。在赵匡胤正准备发兵南汉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宋王朝把统一天下的目标指向了北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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