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相互了解4
孙鸿晨的身世，让我从最初的好奇，到后来的同情，再到现在的理解。他的身上充满了我所追求和仰慕的正能量，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深思，但是他那诙谐的说话方式却让我觉得很放松。那段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和孙鸿晨的联系，每天下午，我总是不停地注视着手机，唯恐错过了他的来电。
孙鸿晨对我说：“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你坦白交代了，能不能告诉我，你以前的婚姻是怎样的？”
“跟你比起来，我的感情经历要简单得多，陈博文和我青梅竹马，他是我的初恋，后来成为我的丈夫。”我告诉他。
六十年代初期，我家迁到了市中心唯一的一座新大楼，它也叫“干部大楼”，外立面是淡黄色的，楼高七层，共有六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十几户人家，在当时还是一片平房的时候，这座新大楼显得特别地显眼。
我家住在一单元三楼的一套两居室，室内有壁橱、阳台，厨房、厕所和浴室等设施，这些都是当时让人非常羡慕的。新大楼的临街门面有文具店、糖果店、副食店、眼镜店和钟表店，对面就是有名的树人小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校歌的作者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罗家伦先生。
陈博文的家住在新大楼三单元，他的父母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重庆，他的母亲王老师是树人小学的音乐教师，他的父亲是文化委的一名干部。家里有博文、博亮两个儿子，哥哥博文长得清秀斯文，瘦高个儿，一头自然卷的黑发。他经常穿着一条宽大的军裤，把白衬衣扎进裤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艺范儿。在我眼中，他是一个举止文雅、干净整洁的男生。
十岁的我聪明乖巧，长着一张小圆脸，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被棱角分明的嘴唇遮挡着，微微上翘的鼻子带着几分俏皮，还有几分傲气和自信。树人小学排演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第五幕片段，王老师选中我来扮演李铁梅。
以前，我唱歌只会用自己真实的声音，每当唱到高音的时候，声音就上不去了。后来，在王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懂得了歌唱需要方法和技巧，就从气息、发音、共鸣、咬字、表演这些基础知识开始学习。每天早上和晚上，我都在新大楼的屋顶上练嗓，经过一段艰苦的练习，我的嗓音和表演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成为大家喜欢的“小铁梅”。
我父母对三个女儿的管教非常严格，我们只能呆在家里，读书学习、打扫房间、学做女红，偶尔可以和楼上楼下的小伙伴玩耍，但不能离开新大楼。有时候，我会到王老师家训练声乐和舞蹈，每当我去他们家里，陈博文都会带着弟弟默不作声地走进里屋，把客厅留给王老师和我。他们两兄弟都有各自的特长，会演奏小提琴、单簧管、萨克斯和手风琴。
我们的生活虽然很单调，但偶尔也会有快乐。记得有一天晚上，父母破天荒地没有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三姐妹高兴得不得了。
“今晚我们继续学习桥牌怎么样。”母亲建议。
“好呀好呀！”我拍着手。
“我不学桥牌，太难了，我要下跳棋。”白云撒娇直叫嚷。
“好了好了，我们都依着你。”母亲哄着小女儿。
父亲拿来玻璃珠跳棋，让我们挑选各自喜欢的颜色，我和白洁选红色，白云和母亲选橙色，剩下的蓝色就是父亲的。几盘棋下来，我们和母亲都连续获胜，父亲却不甘心，他越来越着急，越急越输棋。最后，他竟然把一颗蓝色的棋子留在了自己的阵营之中，而母亲和白云的橙色棋子也无法进入其中，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谁也赢不了。
“你怎么耍赖呀。”母亲指责他。
“爸爸输了，爸爸输了。”我们幸灾乐祸叫起来。
父亲在自己的女儿面前丢了脸，感到很没有面子，男人的自尊顿时膨胀起来，情急之下，他把棋盘一推，站起来转身就往外走。母亲非常生气，我们也不知所措。
孙鸿晨听完之后，哈哈大笑：“你老爸太有趣了，输了棋还耍赖，后来怎么收场的？”
“第二天，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就像昨天晚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继续讲。
当时，在新大楼附近的文化馆大礼堂里，经常会播放《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之类的片子，电影票是各个单位发给职工的招待票，票上面没有座位号，礼堂里总是观众爆满。有一次，放映的电影是京剧《红灯记》，我迫不及待地到处找票，却一票难求。电影开演之前，博文就带着我去翻越文化馆礼堂厕所的围墙，我踩在他的肩膀上从女厕所翻了过去，他看见我安全进入之后，自己才跑到礼堂另一侧的男厕所那边去。当博文和一些男生爬上围墙，就被值勤人员抓了个正着，罚他们站在礼堂大门前，当着所有人的面低头认错。这件事被同学举报到了王老师家里，博文被父亲揍了一顿，大家都被吓坏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文化馆翻围墙了。
在那个文化贫瘠的时代，家长们又不忍心打击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只要是文化馆里有影片，就会想方设法地为他们找门票。每一场电影入场时，值班员都会将电影票的一角撕下来，进入影院后，这张票就作废了。我们把红色、黄色、蓝色的废票都收集起来，只要文化馆放电影，我们就派人去打听当天晚上的门票是什么颜色，搞清楚情况后，就拿着废票混进场。
还记得我第一次混票的情景，我和白洁趁拥挤的时候进场，她拿真票，我拿废票，我把撕过角的那一头紧握在颤抖的手里，把票的另一头递给门口收票的人，这时博文和其他几个男生在我身后故意往前挤，大家一窝蜂拥进场，混票成功之后，我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我们把电影里的台词和唱段背得滚瓜烂熟，小伙伴们在新大楼四通八达的楼道里，常常模仿《地道战》《地雷战》中的情景，在一单元和六单元阴暗狭窄的过道中穿行，从地下一层攻向楼顶的晒台。每个单元楼顶上都有一个避雷针碉堡，站在碉堡上能眺望翠绿的歌乐山、蜿蜒的嘉陵江，还能俯瞰市区全景。我们坐在上面侃大山、讲笑话、畅想未来，别提有多开心了。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快乐美好的童年时光。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江南中学，这所学校距离我家仅10分钟路程。江南中学诞生了几十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无数的著名校友就像是天上的繁星，在广袤的宇宙中，有三颗小行星以江南中学的校友命名，学校还培养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等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12岁的我很荣幸能和他们结为校友。
我的艺术特长被老师看中，顺利考进江南中学宣传队，从一个小女生逐渐成长为舞蹈队长，并出演了《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芭蕾舞作品。不幸的是，在一次基本功训练中，我把两个门牙摔断了。
我讲到这里，孙鸿晨插话道：“你这两颗假门牙，我在视频中已经看出来了。”
孙鸿晨对我说：“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你坦白交代了，能不能告诉我，你以前的婚姻是怎样的？”
“跟你比起来，我的感情经历要简单得多，陈博文和我青梅竹马，他是我的初恋，后来成为我的丈夫。”我告诉他。
六十年代初期，我家迁到了市中心唯一的一座新大楼，它也叫“干部大楼”，外立面是淡黄色的，楼高七层，共有六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十几户人家，在当时还是一片平房的时候，这座新大楼显得特别地显眼。
我家住在一单元三楼的一套两居室，室内有壁橱、阳台，厨房、厕所和浴室等设施，这些都是当时让人非常羡慕的。新大楼的临街门面有文具店、糖果店、副食店、眼镜店和钟表店，对面就是有名的树人小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校歌的作者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罗家伦先生。
陈博文的家住在新大楼三单元，他的父母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重庆，他的母亲王老师是树人小学的音乐教师，他的父亲是文化委的一名干部。家里有博文、博亮两个儿子，哥哥博文长得清秀斯文，瘦高个儿，一头自然卷的黑发。他经常穿着一条宽大的军裤，把白衬衣扎进裤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艺范儿。在我眼中，他是一个举止文雅、干净整洁的男生。
十岁的我聪明乖巧，长着一张小圆脸，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被棱角分明的嘴唇遮挡着，微微上翘的鼻子带着几分俏皮，还有几分傲气和自信。树人小学排演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第五幕片段，王老师选中我来扮演李铁梅。
以前，我唱歌只会用自己真实的声音，每当唱到高音的时候，声音就上不去了。后来，在王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懂得了歌唱需要方法和技巧，就从气息、发音、共鸣、咬字、表演这些基础知识开始学习。每天早上和晚上，我都在新大楼的屋顶上练嗓，经过一段艰苦的练习，我的嗓音和表演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成为大家喜欢的“小铁梅”。
我父母对三个女儿的管教非常严格，我们只能呆在家里，读书学习、打扫房间、学做女红，偶尔可以和楼上楼下的小伙伴玩耍，但不能离开新大楼。有时候，我会到王老师家训练声乐和舞蹈，每当我去他们家里，陈博文都会带着弟弟默不作声地走进里屋，把客厅留给王老师和我。他们两兄弟都有各自的特长，会演奏小提琴、单簧管、萨克斯和手风琴。
我们的生活虽然很单调，但偶尔也会有快乐。记得有一天晚上，父母破天荒地没有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三姐妹高兴得不得了。
“今晚我们继续学习桥牌怎么样。”母亲建议。
“好呀好呀！”我拍着手。
“我不学桥牌，太难了，我要下跳棋。”白云撒娇直叫嚷。
“好了好了，我们都依着你。”母亲哄着小女儿。
父亲拿来玻璃珠跳棋，让我们挑选各自喜欢的颜色，我和白洁选红色，白云和母亲选橙色，剩下的蓝色就是父亲的。几盘棋下来，我们和母亲都连续获胜，父亲却不甘心，他越来越着急，越急越输棋。最后，他竟然把一颗蓝色的棋子留在了自己的阵营之中，而母亲和白云的橙色棋子也无法进入其中，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谁也赢不了。
“你怎么耍赖呀。”母亲指责他。
“爸爸输了，爸爸输了。”我们幸灾乐祸叫起来。
父亲在自己的女儿面前丢了脸，感到很没有面子，男人的自尊顿时膨胀起来，情急之下，他把棋盘一推，站起来转身就往外走。母亲非常生气，我们也不知所措。
孙鸿晨听完之后，哈哈大笑：“你老爸太有趣了，输了棋还耍赖，后来怎么收场的？”
“第二天，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就像昨天晚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继续讲。
当时，在新大楼附近的文化馆大礼堂里，经常会播放《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之类的片子，电影票是各个单位发给职工的招待票，票上面没有座位号，礼堂里总是观众爆满。有一次，放映的电影是京剧《红灯记》，我迫不及待地到处找票，却一票难求。电影开演之前，博文就带着我去翻越文化馆礼堂厕所的围墙，我踩在他的肩膀上从女厕所翻了过去，他看见我安全进入之后，自己才跑到礼堂另一侧的男厕所那边去。当博文和一些男生爬上围墙，就被值勤人员抓了个正着，罚他们站在礼堂大门前，当着所有人的面低头认错。这件事被同学举报到了王老师家里，博文被父亲揍了一顿，大家都被吓坏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文化馆翻围墙了。
在那个文化贫瘠的时代，家长们又不忍心打击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只要是文化馆里有影片，就会想方设法地为他们找门票。每一场电影入场时，值班员都会将电影票的一角撕下来，进入影院后，这张票就作废了。我们把红色、黄色、蓝色的废票都收集起来，只要文化馆放电影，我们就派人去打听当天晚上的门票是什么颜色，搞清楚情况后，就拿着废票混进场。
还记得我第一次混票的情景，我和白洁趁拥挤的时候进场，她拿真票，我拿废票，我把撕过角的那一头紧握在颤抖的手里，把票的另一头递给门口收票的人，这时博文和其他几个男生在我身后故意往前挤，大家一窝蜂拥进场，混票成功之后，我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我们把电影里的台词和唱段背得滚瓜烂熟，小伙伴们在新大楼四通八达的楼道里，常常模仿《地道战》《地雷战》中的情景，在一单元和六单元阴暗狭窄的过道中穿行，从地下一层攻向楼顶的晒台。每个单元楼顶上都有一个避雷针碉堡，站在碉堡上能眺望翠绿的歌乐山、蜿蜒的嘉陵江，还能俯瞰市区全景。我们坐在上面侃大山、讲笑话、畅想未来，别提有多开心了。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快乐美好的童年时光。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江南中学，这所学校距离我家仅10分钟路程。江南中学诞生了几十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无数的著名校友就像是天上的繁星，在广袤的宇宙中，有三颗小行星以江南中学的校友命名，学校还培养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等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12岁的我很荣幸能和他们结为校友。
我的艺术特长被老师看中，顺利考进江南中学宣传队，从一个小女生逐渐成长为舞蹈队长，并出演了《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芭蕾舞作品。不幸的是，在一次基本功训练中，我把两个门牙摔断了。
我讲到这里，孙鸿晨插话道：“你这两颗假门牙，我在视频中已经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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