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行路见闻一
宋兴觉得自己总是会陷入到这样的怪圈当中，既沉迷于炫耀自己在后世积攒下来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又担心自己说出的话没有人信。可是当大家都相信自己的时候，反而自己又会有些怀疑自己，自己真的就如旁人眼中的那样有才亦或者如折惟信评价自己的那样“胸有乾坤”吗？思来想去，宋兴得到的答案是，自己胸中是肯定没有锦绣文章，也没有什么乾坤之策的，充其量也就是对历史熟悉一些，对大宋的走向不叫清晰而已。外人眼中的那些才华说白了还是自己偷来的，那不是自己的。
抛开脑海中这些有的没的，宋兴向车外望去，如任中正所说，今年的年景确实是不错的，道路两旁的田地面积很大，一边能看到延伸到了汾河岸边，就连河对岸都是无尽的田地，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山脚下。另一边也一样，似是望不到头，都快要伸展到并州东面的山脚下了。由此便可看出太原的地形了，就是一个谷地，和后世并无二致，只不过当下无尽的田野，会被钢筋混凝土所替代。相较而言，宋兴还是喜欢宋朝的太原，穹庐之下满良田，汾河两岸尽飘香。而且汾河的河道似乎也要比后世要宽很多，水量也更大些，还记得自己后世在太原游玩时，到了汾河的上游和下游，有的地方都快看不到水了，那就是一条小河，哪里还像一条贯穿一省的主河道。不过随着我们中国日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太原的环境也越来越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听当地人说，九十年代的汾河水都是黑的，真是不敢想象。
看着外面的田野，宋兴突然想起来自己都不知道外面种的都是些什么作物，便求教于兰儿。兰儿也说不清，因为她自小便入了折家，哪里去过田间地头。只好求教于三哥儿。
三哥儿回答的很是细致，原因在于三哥儿曾经也是有些田产的。田野中大部分的作物是麦子，现在车队交的夏粮，大部分便都是麦子。若果说三哥儿向宋兴介绍小麦时，宋兴觉得这些他自己也知道，毕竟白面太常见了，甚至有些轻视这些知识，那么后面三哥儿介绍的农作物的知识，就有些让宋兴这个后来人有些知其所以然的感觉了。
这些麦田一部分正在收割，能看到农人们正挥汗如雨，而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在种植新的作物了，而那些新的作物，则是高粱，就是后世大家和白酒时的原料。如后世一样，大宋种植高粱的主要用途，其实也是用来酿酒，只不过由于宋朝实行的官榷制度，导致老百姓不能随意酿酒，而是将高粱卖给官府亦或是有权酿酒的士绅官宦之家。而这高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的呢，据三哥儿说，这高粱的种植其实也就开始几十年而已，是从北朝（辽国，宋人称辽国为北朝。）传入的。这样土地一年便可以种两茬作物，冬麦作为食物，而高粱则可以卖出去给家里进些钱财的添补。
高粱可不单单是果实可以卖钱，就连高粱杆也是有官府或者有钱人家收购的。尤其是官府要进行河堤整修的时候，高粱杆因为耐腐蚀，且扎成捆时极具韧性，常备用来当筑堤的材料。而高粱被大面积种植耕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作物是不挑地的，盐碱地，旱涝地，都可以种植，这就太适合于北方广大的沿河土地和盐碱地了。北方夏季常常不是旱就是涝，这沿河地用来种植高粱正是首选。老百姓抵抗天灾的能力也就更强了。
这让宋兴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宋朝开始富裕起来了，想必粮食作物种类的增多，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高粱在北方的作用，确是是不可忽视的，这种作物的出现，第一使北方许多贫瘠或者容易遭灾的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利用。第二，酿酒这个费粮大户减少了对我们主要粮食的消耗，使得百姓用于食用的粮食相对增量。这无疑也促进了百姓的富足。
而大宋自开国一来，又一直鼓励开垦荒地，并州周边广袤的黄土山地，都被开垦了出来，这些地刚好可以用来种植粟米（关于小米与黄米的区别与称呼，笔者随意选了其中之一，大概意思知道即可，不再赘述。），就是我们北方人常吃的小米，用来熬小米饭，温补养胃，是我们华夏几千年来的主食之一。眺望那些远处的山坡，上面也种了很多的作物，便是小米了。
宋兴开兴的说道：“既然粮食能种这么多，年景又好，百姓今年的收成这么好，那百姓今年该算的上富足了吧。”
谁知宋兴高兴的太早了，按理说宋兴的想法在后世人看来是合理的，年景好，粮食产量高，家中又有经济作物，家庭收入自然就应该高。可是谁知三哥儿却给了宋兴当头一棒：“充其量也只能说的上是可以解决温饱了，不用担心家中的孩子养不活；不用担心冬天没了吃食，若是冬日里再勤着些，多卖些碳石或者柴火，说不定还能给家中妻子添几身衣物，添几窗被褥；也不用担心家中劳力被拉去服苦役时，家中的妻儿便的饿死了。”
“那是因为人多，但种的地少吗？均分下来导致大家只能解决个温饱？”
“嗯，这种情况有，但很少，大部分人穷还是因为赋税实在过重了。”
终于还是聊到了这个让宋兴避之不及却又一直想要搞个清楚明白的话题之上，宋朝沉重的税赋问题。大宋百姓的生活质量，一直是个谜。一方面是大宋繁荣至极的经济，《梦梁录》，《东京梦华录》中描写的百姓生活可为欢歌笑语，好一个天堂美景，繁华汴梁。可另一方面，北宋各大名臣还有很多历史记录当中却都众口一词，言说百姓赋税之沉重，税吏之可怕。
司马光说“黄河决堤，父子相食，饿殍遍野”，宋祁说“江淮富庶之地，却县无完村，村无全户”，《宋会要辑稿》种言“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这些血淋淋的言语哪里像在叙述一个被人称为经济无人可匹敌的宋朝，反而像是南北朝，亦或三国这些战火弥漫，民无宁日的时代。
以上是记录赋税沉重的，还有许多名臣的诗词来记录税吏之可怕的。欧阳修的好友梅尧臣诗中说：“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丝异常的直白，说的就是乡中公差来敲我的门，从早到晚一直在不停的催促。如何催促，有没有暴力执法我们无从得知，但梅尧臣用了一个煎字，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至于这些公差来催促梅尧臣干什么，自然是赶快交税了。
这些书中文字是不是真实的，宋兴并不怀疑，但他没有亲眼见过，既然来到了大宋，宋兴便想着亲自去看看，可是当亲耳听到三哥儿的叙述，宋兴那现代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使他愈发的癫狂起来。他牙齿咬的咯咯响，百姓如此辛劳，凭什么就得不到他们应得的生活？凭什么就要供养这么一个文人士大夫眼中的繁华盛世。
抛开脑海中这些有的没的，宋兴向车外望去，如任中正所说，今年的年景确实是不错的，道路两旁的田地面积很大，一边能看到延伸到了汾河岸边，就连河对岸都是无尽的田地，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山脚下。另一边也一样，似是望不到头，都快要伸展到并州东面的山脚下了。由此便可看出太原的地形了，就是一个谷地，和后世并无二致，只不过当下无尽的田野，会被钢筋混凝土所替代。相较而言，宋兴还是喜欢宋朝的太原，穹庐之下满良田，汾河两岸尽飘香。而且汾河的河道似乎也要比后世要宽很多，水量也更大些，还记得自己后世在太原游玩时，到了汾河的上游和下游，有的地方都快看不到水了，那就是一条小河，哪里还像一条贯穿一省的主河道。不过随着我们中国日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太原的环境也越来越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听当地人说，九十年代的汾河水都是黑的，真是不敢想象。
看着外面的田野，宋兴突然想起来自己都不知道外面种的都是些什么作物，便求教于兰儿。兰儿也说不清，因为她自小便入了折家，哪里去过田间地头。只好求教于三哥儿。
三哥儿回答的很是细致，原因在于三哥儿曾经也是有些田产的。田野中大部分的作物是麦子，现在车队交的夏粮，大部分便都是麦子。若果说三哥儿向宋兴介绍小麦时，宋兴觉得这些他自己也知道，毕竟白面太常见了，甚至有些轻视这些知识，那么后面三哥儿介绍的农作物的知识，就有些让宋兴这个后来人有些知其所以然的感觉了。
这些麦田一部分正在收割，能看到农人们正挥汗如雨，而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在种植新的作物了，而那些新的作物，则是高粱，就是后世大家和白酒时的原料。如后世一样，大宋种植高粱的主要用途，其实也是用来酿酒，只不过由于宋朝实行的官榷制度，导致老百姓不能随意酿酒，而是将高粱卖给官府亦或是有权酿酒的士绅官宦之家。而这高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的呢，据三哥儿说，这高粱的种植其实也就开始几十年而已，是从北朝（辽国，宋人称辽国为北朝。）传入的。这样土地一年便可以种两茬作物，冬麦作为食物，而高粱则可以卖出去给家里进些钱财的添补。
高粱可不单单是果实可以卖钱，就连高粱杆也是有官府或者有钱人家收购的。尤其是官府要进行河堤整修的时候，高粱杆因为耐腐蚀，且扎成捆时极具韧性，常备用来当筑堤的材料。而高粱被大面积种植耕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作物是不挑地的，盐碱地，旱涝地，都可以种植，这就太适合于北方广大的沿河土地和盐碱地了。北方夏季常常不是旱就是涝，这沿河地用来种植高粱正是首选。老百姓抵抗天灾的能力也就更强了。
这让宋兴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宋朝开始富裕起来了，想必粮食作物种类的增多，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高粱在北方的作用，确是是不可忽视的，这种作物的出现，第一使北方许多贫瘠或者容易遭灾的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利用。第二，酿酒这个费粮大户减少了对我们主要粮食的消耗，使得百姓用于食用的粮食相对增量。这无疑也促进了百姓的富足。
而大宋自开国一来，又一直鼓励开垦荒地，并州周边广袤的黄土山地，都被开垦了出来，这些地刚好可以用来种植粟米（关于小米与黄米的区别与称呼，笔者随意选了其中之一，大概意思知道即可，不再赘述。），就是我们北方人常吃的小米，用来熬小米饭，温补养胃，是我们华夏几千年来的主食之一。眺望那些远处的山坡，上面也种了很多的作物，便是小米了。
宋兴开兴的说道：“既然粮食能种这么多，年景又好，百姓今年的收成这么好，那百姓今年该算的上富足了吧。”
谁知宋兴高兴的太早了，按理说宋兴的想法在后世人看来是合理的，年景好，粮食产量高，家中又有经济作物，家庭收入自然就应该高。可是谁知三哥儿却给了宋兴当头一棒：“充其量也只能说的上是可以解决温饱了，不用担心家中的孩子养不活；不用担心冬天没了吃食，若是冬日里再勤着些，多卖些碳石或者柴火，说不定还能给家中妻子添几身衣物，添几窗被褥；也不用担心家中劳力被拉去服苦役时，家中的妻儿便的饿死了。”
“那是因为人多，但种的地少吗？均分下来导致大家只能解决个温饱？”
“嗯，这种情况有，但很少，大部分人穷还是因为赋税实在过重了。”
终于还是聊到了这个让宋兴避之不及却又一直想要搞个清楚明白的话题之上，宋朝沉重的税赋问题。大宋百姓的生活质量，一直是个谜。一方面是大宋繁荣至极的经济，《梦梁录》，《东京梦华录》中描写的百姓生活可为欢歌笑语，好一个天堂美景，繁华汴梁。可另一方面，北宋各大名臣还有很多历史记录当中却都众口一词，言说百姓赋税之沉重，税吏之可怕。
司马光说“黄河决堤，父子相食，饿殍遍野”，宋祁说“江淮富庶之地，却县无完村，村无全户”，《宋会要辑稿》种言“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这些血淋淋的言语哪里像在叙述一个被人称为经济无人可匹敌的宋朝，反而像是南北朝，亦或三国这些战火弥漫，民无宁日的时代。
以上是记录赋税沉重的，还有许多名臣的诗词来记录税吏之可怕的。欧阳修的好友梅尧臣诗中说：“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丝异常的直白，说的就是乡中公差来敲我的门，从早到晚一直在不停的催促。如何催促，有没有暴力执法我们无从得知，但梅尧臣用了一个煎字，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至于这些公差来催促梅尧臣干什么，自然是赶快交税了。
这些书中文字是不是真实的，宋兴并不怀疑，但他没有亲眼见过，既然来到了大宋，宋兴便想着亲自去看看，可是当亲耳听到三哥儿的叙述，宋兴那现代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使他愈发的癫狂起来。他牙齿咬的咯咯响，百姓如此辛劳，凭什么就得不到他们应得的生活？凭什么就要供养这么一个文人士大夫眼中的繁华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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