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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大明旧日北里

    在张延登府用完中膳后,张万选代父送别二位客人,送到门口,约了再会的日期。

    霍然与高明衡出了巷,在台基厂街作别,高明衡本来已无事,奈何自寻麻烦,多出一个巡视西山矿务局的小差,“文恭,那么晚上来再来客店接你,替你接风洗尘,顺便给你介绍几个新朋友认识认识。”

    没了女人的束缚,霍然这下子,是天高任鸟飞,欣然同意。

    “东家,跑官的事,有着落了吗?”

    “张老相公已答应帮忙了。”

    “太好了,李元功那条线,暂进用不上了。”杜胖子把幕间谋画的事,说了一说。

    “朝廷的事,很复杂,光是处理这人际关系,就剪不断,理还乱。”张府一行,让霍然初窥大明朝廷内部运作的门径。

    门户、党派、政见,将各色人物包罗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乱局面。

    很多人雾里看花,牵强附会,硬说周延儒与温体仁之间,斗得如何如何厉害。

    可实际上,两个人关系好着呢。

    周延儒把首辅的票拟大权,都很心地交了出来,日常让温体仁能者代劳,张延登这位座师看不去,劝周某人把票拟权收回。

    周某人生闷气,不想听老年人唠叨,捂着耳朵,饭都不吃,跑了。

    这就是所谓的门户成见,张延登对那温体仁是成见地,不放心周延儒大权旁落。

    但要说政见上,张延登与温体仁却又是出奇地一致,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对待山东叛军的剿抚选择上,从始到末,就一个字,剿。

    周首辅这个后来者居上的年轻人,不知哪根筋出错,显然又违背了两个老人家的精准判断。

    政见上相同,应该说结盟才对。

    但在门户利益上,张延登与温体仁双方,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等明年,就是个“周下温上张去”的局面。

    至于周温之间的党派斗争,就有点无稽之谈了。

    什么闵洪学是唯温体仁命是从,根本是瞎子摸象,闵洪学是个摇摆人,前期获温体仁举荐,所以上任后,还了人情,马上就转投怀抱了。

    谁的怀抱?

    自然是周首辅的怀抱,在登莱兵变前,周首辅可是更受皇帝的信赖,吏部尚书想站稳脚,自是得坚抱大粗腿。

    那位督治山东行营,致使沙河兵溃的刘宇烈,其实是出自闵洪学的举荐,但从那刘宇烈的“招抚”立场上看,不难看出是顷向谁地,

    无疑是顷向周延儒地,所以,周延儒投桃报李,暂时保了他。

    如果硬扯闵洪学与温体仁是一党,那只能讲,闵洪学已经叛变了。

    还有,扯张捷与温体仁是一党,那双方是谁听谁地?

    张捷可是浙人党魁呢!

    温体仁若加入浙党,他还能获取皇帝信任吗?

    双方结党,双输局面。

    双方唯一能有交集的地方,就是讨厌东林党,崇祯五年,应该加一个讨厌对象,就是小东林“复社”。

    所以说,大明末期的朝廷很复杂。

    酉牌初,天光还是有点亮,但街头巷尾已不复白日的喧哗。

    至酉牌末,宵禁开始。

    临街口的大栅栏关闭,内外城关,同时落锁。

    京都五城三十六坊千多条胡同,变得静悄悄,除了火甲巡兵的脚步声,与更夫的清脆梆子声。

    有的只是穿堂过巷的串串老鼠,还有奔走竞逐的野猫野狗。

    古代城市都是有宵禁措施地,若无特别的缘由或官府的通行证,宵禁开始后,上街乱窜被抓住是要枷号子挨板子地。

    大多数老实巴交的男人,一天劳作后,则只能缩在家里头喝着劣质带酸的米酒,驱赶着蚊子,揍小孩出气。

    几两酒下肚,又得直面黄脸婆叨念,气匆匆地吵完架,油灯一熄,则床头再打架,努力造小孩,日子过得跟种猪差不多,种猪至不需要劳动。

    真是万恶的封建社会,禁锢民众的思想不算,还禁止人民群众享受美好夜生活。

    假如古代有广场舞大爷大妈,也只能蜷缩在家中,感恩宁静和幸福。

    万历年间,京都曾几何时,夜不闭户。

    万历皇帝一挂,什么都变了,京都治安断涯式下降,而后又恢复了宵禁措施。

    但任何时候,封建礼法、条条框框只是用来约束普通人地,特权人士总是例外。

    内城区,皇城东安门向东两百步,北折到东四牌楼,巨大的牌楼下,车辙声辚辚,大街上甚至发生了交通堵塞。

    东安门外四牌楼南北大街,那是大明京都的旧日北里,帝都达官贵人,纸醉金糜的荒唐场所。

    民间盛传的游龙戏凤故事,也就是那位风流皇帝朱厚照,曾在这一带,亲自开过一家伎院呢。

    自充大茶壶,自掏腰包,宴请文武臣工免费消遣,全体放假,日日把酒言欢,开无遮拦大会。

    真是好皇上,好老板啊!

    那帮没良心的士大夫,提起裤子,扎起腰带,就翻脸不认帐,转背就说正德皇帝上坏话,良心真是坏透了,人品比婊子逊三分。

    皇帝都光顾的地方,巡夜官兵怎敢到这种地方来撒野,他们的长官,可能正在某个伎馆瓦舍搂着相好吹牛皮呢。

    如此伤风败俗的地方,言路官员又哪去了,御史老爷有可能也是这里的长客。

    趁天光大亮,崇文门还没闭关落锁前,高明衡换了便服,领着霍然,进了内城风化区。

    华灯初上,人声鼎沸,往来者无不是鲜衣怒马。

    霍然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对高明衡笑说:“仲平兄,这风化区的莺歌燕舞,吹拉弹唱,一到夜间,皇上在宫中,要是耳朵不聋话,怕是每晚上都听见呢。”

    “听见就听见,又乍了?他也喜欢漂亮女人的呀。”

    “到了你的嘴里,听起来,总有股滑稽戏的味。”

    “嘿,就是这么滑稽。”

    “你们这帮御史,年年上疏,吵吵嚷嚷着,要取缔、取缔、再取缔,都快嚷了一百年了。”

    “上疏取缔,乃本职;不上本,是失职。”高明衡戏谑地笑,“演戏嘛,谁把谁当真。”

    “反正能在这一带开伎馆地,不是在教坊司上过供,就是与勋贵之家有勾联。”

    高明衡唇角哂笑不已:“取缔是不存地,谁想是生事,就是跟皇上的钱袋子,跟所有勋戚们过不去,单说那每年收的脂粉钱,好几万两银子,入得可都是内帑库。”

    霍然哈哈大笑起来,反正也没人认得他是老几:“看来,这京都青楼楚馆的总后台,属我大明天子无疑了。”

    两个混蛋官员,脱下官袍,就变得肆无忌惮,诳风化区的同时,不忘在背后编排他们的老板。

    崇祯皇上,听了不知作何感想?

    牌楼稍南,以教坊司东西两院为中心,南面有本司胡同、勾兰胡同,北面有宋姑娘、马姑娘胡同,东面有演乐胡同。

    还有西面没说,有什么,西面就皇宫呀!

    风化区的从业者,来源很复杂。

    乐户是专门从事歌舞业的贱民,国初来源,大体两种,一种是世世代代以此为生的乐人,第二种是政治犯的妻女。

    皇明初期,皇帝为了惩罚、羞辱不听话的官员,将官员的妻女,故意籍没,充入乐户作伎。

    但到大明后期,就全完乱了套,良家子弟自甘下贱,争相跑去当贱民。

    在笑贫不笑娼的年代,能赚到钱就是老大,谁就是牛皮,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地。

    天启年间,风化区的乐户从业者不过四千,而宫廷所需数字是四百,供过于求。

    天启皇帝即位之初,一度下旨,责令教坊司、钟鼓司把冒滥乐户的良家人,作隔籍处理。

    可到了崇祯年间,风化区的乐户从业者暴涨了百倍,据官方不完统计,风化区的从业人员达到四万余人。

    只要肯交钱,乐籍是随入、随脱。

    大体流程是找个保人,在教坊司注册,交上入籍费,以附籍或寄籍在教坊司或勋戚之家,取得留京资格。

    当然,每年少不了入宫,进行义务劳动演出,并缴纳管理费。

    等哪天赚到了大钱,不想干了,则向教坊司申请脱籍,在缴纳一笔从良费后,又能脱籍从良了。

    要说大明国哪个部门办事效率最高,肯定得给教坊司点个赞。

    离婚还有一个月的冷静呢!

    京都百万人口,二十五分之一的人口,从事着风俗业,真是有够畸型的比例,大明京都第三产业,发展地实在太过膨胀了。

    谈笑中,进了风化区的胡同巷子,与外间大街的热闹不同,巷子里幽幽静静地,并没有花枝招展的姑娘,倚门卖笑,招揽生意。

    自有瓦舍构栏有管门的杂役,挪来梯子,听着更鼓声,数着时辰,照着老黄历的吉时,将两盏红纱灯笼挂于门檐下,表示已开门迎客了。

    胡同巷子毗连在一起,天一黑,随主人出的仆役们,点上灯笼在前引路,替主人打听门道,缀于仆役后头嫖客们,走在黑咕隆咚的胡同巷里,迎面不相识。

    高明衡扬手指了指那瓦舍门前的红纱灯笼,悄声对霍然说:“文恭,你知不知道,此种瓦舍院门口,悬挂灯笼的风俗出自何处?”

    “有什么讲究吗?”

    “据说,只是据说,听了不要当真,乾清宫的管事牌子,每天会到皇上那请示,问皇上睡觉的地方,皇上说了去处后,则把那两盏红纱灯笼,悬于某个妃子所住的宫院门檐下。”

    霍然听了,弯着腰差点没笑岔气:“你们京都人可真玩。”。

    也不得不感叹,这明代的风俗业观念超前,变着法地,让消费者感受一下帝王待遇。

    这年头,可是封建社会,皇帝是真实存在地,认真计较起来,可是杀头之罪。

    高明衡嬉笑着说:“假如把这胡同巷子比作大内的东一街、东二街,西一街、西二街,客人东张张、西望望,有没有一种皇上选妃侍寝的刺激感?”

    “仲文兄,你也是编段子高人啊。”

    所谓东一街、东二街,西一街、西二街,即明清两代宫苑,后宫所在地的正式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