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五三章 败绩
过去大军征战，还事事需仰赖军师刘基，先与刘基“商议”…
朱元璋自己后来想想，认为刘基也不过尔尔，所提出的策略，自己也想的出来，只是让刘基先说出来而已。
处在信心爆棚，朕是如此“英明神武”的心态下，朱元璋自己就拟定作战策略：
兵分三路各五万人，以中路为正，东路为副，西路为奇，正副相援、奇正并用，三路合击，还怕你扩廓三头六臂，自是兵到擒来！
朱元璋愈想愈得意，还进一步规画作战方针：
中路以征虏大将军徐达率军出雁门关，诱使北元军南下作战，以便歼灭；
东路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经应昌府攻和林，在北元军对战中路军时，包抄其后方；
西路征西将军冯胜率军出金兰，攻打甘肃一带，作为奇兵，诱使北元军分散兵力。
真是所谓的“正副相援”、“奇正并用”；唉！朕、真是天纵英明啊！
不过，以地理位置来看，“奇”这一路，也“崎”的太过了吧！
金兰？甘肃？居庸？应昌？雁门？和林？
光是“快马”在随便两地之间奔驰，也要好多好多天！何况是大军行进？
注：金兰，应是“金县(今甘肃榆中)”与“兰州”并称，洪武二年降金州为金县。
圣上朱元璋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的概念，可能不太好，缺少了“山河形势图”佐助，确实是不行啊！
大概是看着地图，以为纸上画的城池都很近嘛！纵马疾驰，很快便可到达支援。
二月丁未(二十九)，徐达的中路军进入山西境内，先锋都督佥事蓝玉(常遇春妻弟)出雁门关，在野马川(今蒙古克鲁伦河)击败扩廓军的游骑，并一路追击。
三月丁卯(二十)，蓝玉又于土剌河(即今土拉河，位于蒙古乌兰巴托西)遇扩廓军，败之，余军遁去。
在距离及位置上，没有实际地了解与掌握，如此一来，中路军未引北元军南下，反而已孤军深入，没能按朱元璋的“作战策略”行事。
总说一句，就是地图做的太差！
好吧！应该说对漠北不熟悉，对该地的地理概念太差。
………
对于扩廓帖木儿而言，北元的宗王、地方势力，正陆续地被大明军所“招谕”，一个一个都投降去了…
所以扩廓、或者是北元主，目前亟需一场大胜，足以扭转“形势”的大胜。
否则，人都跑光光了，“中兴大元”无望啊！
据侦骑探得消息，大明军约十万人，兵分二路来攻…
诶！甘肃那边还有一路呢！
那是哪一路？那么远，不用管他。
此时，扩廓采取的策略，便是先“诱敌深入”，隔绝联络、各个击破；击败一路后，再行对付另一路大军。
五月壬子(初六)，扩廓帖木儿的诱敌深入之计已然奏效，与贺宗哲联军在岭北，大败徐达中路军主力，大明军被迫南逃，战死、数万人。
改一下、改一下，不能这样写，是“敛兵守塞，且战且走”。
《明史》写得很简单：五月壬子，徐达及元兵战于岭北，“败绩”。
六月甲辰(二十九)，李文忠率领的东路军，这时才攻到口温(内蒙古查干诺尔南)，北元守军闻讯“逃走”？
李文忠道：“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以负重”，留部将韩政守辎重，率主力至合剌莽来(今蒙古洪戈尔)、胪朐河追击北元军，在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蒙古乌兰巴托西北)一带，与元太师合剌章蛮子激战。
北元军诈败北走，李文忠率军继续追击，直追到聘海(今蒙古哈腊乌斯湖南、哈腊湖西)，此时的各路北元军已会聚，正准备展开歼灭战。
史书记载，李文忠直追到聘海…，见“无法取胜”，决定退兵，先勒兵据险自固，多张疑兵，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闲暇，一路故布疑阵而退。
结果，败退时还迷了路，至桑哥儿麻，乏水，渴死者甚众。
此次战役，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常遇春之兄)、神策卫指挥使张耀，俱败殁。
只有西路军比较顺利，骁将颍川侯傅友德率五千骑兵于西凉(今甘肃武威)击败北元失剌罕，在永昌忽剌罕口再败北元太尉朵儿只巴，又于扫林山(今甘肃酒泉北)大败北元军，俘虏北元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着等人。
接着攻到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北元守将伯颜帖木儿举城降；在别笃山口大败北元岐王朵儿只班，俘虏北元平章长加奴等人，以及牲畜十余万头。
傅友德持续追击北元军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北)，屡战屡胜，俘获岐王的金银大印和牲畜二万头…
西路军的骁将傅友德，当真是勇猛无比，与北元军对战，如入无人之境、大胜班师。
此次北征，三路大明军，号称各有“胜负”，对朱元璋而言，基本上是“残败”！
因为此次征讨的“主目标”是扩廓帖木儿，非但未能取胜，征虏主力徐达的中路军，还战亡数万人；而李文忠的东路军，也是死伤众多，所报战绩大概是添“水份”的。
据《明史》的〈太祖本纪〉中，只记载“败绩”；但〈徐达传〉中则记载：“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大，弗问也。时(李)文忠军亦不利，引还。独(冯)胜至西凉获全胜，坐匿驼马，赏不行。”
当初，若是徐达“自请”前往征讨扩廓，遭遇如此的大败绩，“死者”数万人，再如何地“功大”，大概也要被“论罪”了。
相对于征蜀大获全胜，大肆封赏，此次征讨扩廓帖木儿，则是大败绩，全未封赏。
洪武五年十月丁酉(二十四)，虽然西路军征伐甘肃的征西将军冯胜，带着“大胜仗”回到京师，但因冯胜隐匿驼马未报，所以只赏军士、不赏将领。
而征虏大军的徐达及李文忠，则留驻北方未归，直至十一月底才被朱元璋“召回”。
诏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曰：“今塞上苦寒，宜令士卒还驻山西、北平近地，以息其劳，卿等还京。”
而派遣徐达征北的同时，封邓愈为征南将军、周德兴为副将军等，被派往两湖、两广，征讨未降之洞蛮、土官，虽然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征讨，但回京师后，则受到赏赐。
十二月丁丑(初四)，征南军回京师，诏论功行赏。
征南将军卫国公邓愈绮帛各八匹，营阳侯杨璟、宜春侯黄彬绮帛各六匹，都督佥事王诚等绮帛各四匹；副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南雄侯赵庸绮帛各十二匹，江阴侯吴良、指挥佥事左君弼绮帛各十匹，平章李伯升等绮帛各八匹，其余指挥以下及军士赏各有差。
连戴罪立功的赵庸，过去与朱元璋对抗的左君弼、东吴投降的李伯升，都有赏赐。
此次征南征北，各有“胜负”，虽有“死伤”，但“收获”也丰，朱元璋眼下也只能自我安慰，徐达与李文忠对岭北一带不熟，才会败绩，只是一时的失算，无妨、无妨。
边境加强戌守就行，要回到刘基当年建议的“九镇塞王”吗？朕的皇子们都还年轻，还未有作战经验，尚欠训练，距离“就国”赴任也还早，还是得找将领们去。
朱元璋嘴上不说，但心下自我检讨，此次败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地图做的不够完善；据说，前军师刘基手上有一份山河形势图，不过人都已告老还乡快两年了，要派人去找他要回来吗？
况且，他不参与作战机密多年，地图大概也太旧，就算抄画下来也没用，于是洪武六年四月己丑(十八)下诏，制作“山川险易图”。
至于“图”什么时候画好，直到洪武七年二月甲寅(十八)，浙江等行省并直隶府州县，以山川险易图来献。
朱元璋自己后来想想，认为刘基也不过尔尔，所提出的策略，自己也想的出来，只是让刘基先说出来而已。
处在信心爆棚，朕是如此“英明神武”的心态下，朱元璋自己就拟定作战策略：
兵分三路各五万人，以中路为正，东路为副，西路为奇，正副相援、奇正并用，三路合击，还怕你扩廓三头六臂，自是兵到擒来！
朱元璋愈想愈得意，还进一步规画作战方针：
中路以征虏大将军徐达率军出雁门关，诱使北元军南下作战，以便歼灭；
东路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经应昌府攻和林，在北元军对战中路军时，包抄其后方；
西路征西将军冯胜率军出金兰，攻打甘肃一带，作为奇兵，诱使北元军分散兵力。
真是所谓的“正副相援”、“奇正并用”；唉！朕、真是天纵英明啊！
不过，以地理位置来看，“奇”这一路，也“崎”的太过了吧！
金兰？甘肃？居庸？应昌？雁门？和林？
光是“快马”在随便两地之间奔驰，也要好多好多天！何况是大军行进？
注：金兰，应是“金县(今甘肃榆中)”与“兰州”并称，洪武二年降金州为金县。
圣上朱元璋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的概念，可能不太好，缺少了“山河形势图”佐助，确实是不行啊！
大概是看着地图，以为纸上画的城池都很近嘛！纵马疾驰，很快便可到达支援。
二月丁未(二十九)，徐达的中路军进入山西境内，先锋都督佥事蓝玉(常遇春妻弟)出雁门关，在野马川(今蒙古克鲁伦河)击败扩廓军的游骑，并一路追击。
三月丁卯(二十)，蓝玉又于土剌河(即今土拉河，位于蒙古乌兰巴托西)遇扩廓军，败之，余军遁去。
在距离及位置上，没有实际地了解与掌握，如此一来，中路军未引北元军南下，反而已孤军深入，没能按朱元璋的“作战策略”行事。
总说一句，就是地图做的太差！
好吧！应该说对漠北不熟悉，对该地的地理概念太差。
………
对于扩廓帖木儿而言，北元的宗王、地方势力，正陆续地被大明军所“招谕”，一个一个都投降去了…
所以扩廓、或者是北元主，目前亟需一场大胜，足以扭转“形势”的大胜。
否则，人都跑光光了，“中兴大元”无望啊！
据侦骑探得消息，大明军约十万人，兵分二路来攻…
诶！甘肃那边还有一路呢！
那是哪一路？那么远，不用管他。
此时，扩廓采取的策略，便是先“诱敌深入”，隔绝联络、各个击破；击败一路后，再行对付另一路大军。
五月壬子(初六)，扩廓帖木儿的诱敌深入之计已然奏效，与贺宗哲联军在岭北，大败徐达中路军主力，大明军被迫南逃，战死、数万人。
改一下、改一下，不能这样写，是“敛兵守塞，且战且走”。
《明史》写得很简单：五月壬子，徐达及元兵战于岭北，“败绩”。
六月甲辰(二十九)，李文忠率领的东路军，这时才攻到口温(内蒙古查干诺尔南)，北元守军闻讯“逃走”？
李文忠道：“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以负重”，留部将韩政守辎重，率主力至合剌莽来(今蒙古洪戈尔)、胪朐河追击北元军，在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蒙古乌兰巴托西北)一带，与元太师合剌章蛮子激战。
北元军诈败北走，李文忠率军继续追击，直追到聘海(今蒙古哈腊乌斯湖南、哈腊湖西)，此时的各路北元军已会聚，正准备展开歼灭战。
史书记载，李文忠直追到聘海…，见“无法取胜”，决定退兵，先勒兵据险自固，多张疑兵，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闲暇，一路故布疑阵而退。
结果，败退时还迷了路，至桑哥儿麻，乏水，渴死者甚众。
此次战役，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常遇春之兄)、神策卫指挥使张耀，俱败殁。
只有西路军比较顺利，骁将颍川侯傅友德率五千骑兵于西凉(今甘肃武威)击败北元失剌罕，在永昌忽剌罕口再败北元太尉朵儿只巴，又于扫林山(今甘肃酒泉北)大败北元军，俘虏北元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着等人。
接着攻到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北元守将伯颜帖木儿举城降；在别笃山口大败北元岐王朵儿只班，俘虏北元平章长加奴等人，以及牲畜十余万头。
傅友德持续追击北元军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北)，屡战屡胜，俘获岐王的金银大印和牲畜二万头…
西路军的骁将傅友德，当真是勇猛无比，与北元军对战，如入无人之境、大胜班师。
此次北征，三路大明军，号称各有“胜负”，对朱元璋而言，基本上是“残败”！
因为此次征讨的“主目标”是扩廓帖木儿，非但未能取胜，征虏主力徐达的中路军，还战亡数万人；而李文忠的东路军，也是死伤众多，所报战绩大概是添“水份”的。
据《明史》的〈太祖本纪〉中，只记载“败绩”；但〈徐达传〉中则记载：“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大，弗问也。时(李)文忠军亦不利，引还。独(冯)胜至西凉获全胜，坐匿驼马，赏不行。”
当初，若是徐达“自请”前往征讨扩廓，遭遇如此的大败绩，“死者”数万人，再如何地“功大”，大概也要被“论罪”了。
相对于征蜀大获全胜，大肆封赏，此次征讨扩廓帖木儿，则是大败绩，全未封赏。
洪武五年十月丁酉(二十四)，虽然西路军征伐甘肃的征西将军冯胜，带着“大胜仗”回到京师，但因冯胜隐匿驼马未报，所以只赏军士、不赏将领。
而征虏大军的徐达及李文忠，则留驻北方未归，直至十一月底才被朱元璋“召回”。
诏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曰：“今塞上苦寒，宜令士卒还驻山西、北平近地，以息其劳，卿等还京。”
而派遣徐达征北的同时，封邓愈为征南将军、周德兴为副将军等，被派往两湖、两广，征讨未降之洞蛮、土官，虽然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征讨，但回京师后，则受到赏赐。
十二月丁丑(初四)，征南军回京师，诏论功行赏。
征南将军卫国公邓愈绮帛各八匹，营阳侯杨璟、宜春侯黄彬绮帛各六匹，都督佥事王诚等绮帛各四匹；副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南雄侯赵庸绮帛各十二匹，江阴侯吴良、指挥佥事左君弼绮帛各十匹，平章李伯升等绮帛各八匹，其余指挥以下及军士赏各有差。
连戴罪立功的赵庸，过去与朱元璋对抗的左君弼、东吴投降的李伯升，都有赏赐。
此次征南征北，各有“胜负”，虽有“死伤”，但“收获”也丰，朱元璋眼下也只能自我安慰，徐达与李文忠对岭北一带不熟，才会败绩，只是一时的失算，无妨、无妨。
边境加强戌守就行，要回到刘基当年建议的“九镇塞王”吗？朕的皇子们都还年轻，还未有作战经验，尚欠训练，距离“就国”赴任也还早，还是得找将领们去。
朱元璋嘴上不说，但心下自我检讨，此次败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地图做的不够完善；据说，前军师刘基手上有一份山河形势图，不过人都已告老还乡快两年了，要派人去找他要回来吗？
况且，他不参与作战机密多年，地图大概也太旧，就算抄画下来也没用，于是洪武六年四月己丑(十八)下诏，制作“山川险易图”。
至于“图”什么时候画好，直到洪武七年二月甲寅(十八)，浙江等行省并直隶府州县，以山川险易图来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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