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正说文帝
仁寿四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在仁寿宫大宝殿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历史上对隋文帝的死亡原因颇有争议，有的史书上说他是正常死亡，还有的说他是被谋杀的。
《资治通鉴》上记载的隋文帝是正常死亡，隋文帝在仁寿四年的七月初，他准备到仁寿宫避暑，当时术士章仇太翼对隋文帝说，陛下请不要去仁寿宫，去了您就回不来了。可是隋文帝不信邪，偏要跟章仇太翼较这个劲儿。隋文帝坚持一定要去，命令手下把章仇太翼给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并且还对他讲:等我回来那天我就处死你。
没想到隋文帝到了仁寿宫，果然就生病了，而且病情是逐日加重。到了七月十日的时候，隋文帝已经不行了。所以他就召见文武百官，躺在床上跟他们握手诀别，而且君臣是唏嘘流涕，场面非常伤感。面对此情此景。隋文帝终于想到了关在长安监狱里的章仇太翼了，他还给太子嘱咐:赶快把人家放了吧，我跟人家打赌我赌输了。
隋文帝如果要是死在仁寿宫，那可是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在古代来说可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了避免皇帝死后发生不测，发生政治动荡，这个时候，太子杨广就考虑到自己应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免皇上一死自己措手不及。当时杨广和杨素关系最好，他就给杨素写了一封密信，问他应该如何控制局面。杨素也就赶快给杨广回了一封密信，他把自己的想法，逐条全罗列在信上，让宫女去交给太子。可是也不知道是杨素没有说明白，还是宫女整天照顾病人给忙糊涂了。她就把这封本来要交给太子的信，就被糊里糊涂的送到了隋文帝杨坚手里。
隋文帝一看到那封信，当时就火冒三丈:我还没死呢，你们两个人就开始商量起我死后的事情了，总之来说当时隋文帝心里是非常不高兴。有一天早上，陈夫人出去更衣，忽然就惊慌失措，衣冠不整地跑回来了。隋文帝见状便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陈夫人含着泪说道:太子非礼我。当时隋文帝可是刚刚看过不慎送到他手里的密信，本来就正在气头上，现在又听到陈夫人说太子想要非礼她，当时就气的是五雷轰顶。隋文帝当时就想:自己还没死的时候太子就要想着抢班夺权，而且居然还想要强奸他的妃子，这可是衣冠禽兽啊。气的杨坚是直拍床板，同时大声叫到:独孤误我，这个畜生，我怎么能够把国家交托给他。隋文帝赶快把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交了过来。跟他们讲:赶快去叫杨勇来。两个人听到皇帝这么说，就明白隋文帝心思有变，这个时候把杨勇叫来肯定是要进行废立之举，柳述和元岩自然是支持重新立杨勇为太子的，于是两人就赶快去写敕书去了。
杨素由于同杨广私传密信，惹怒了隋文帝，他当时就被隋文帝给屏蔽了。毕竟杨素还在仁寿宫，当时可以说正是他生死攸关的重要关头，他便在暗处监视着隋文帝的一举一动。当他听到隋文帝拍着床板大喊大叫时，他就知道情况不妙，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这个时候隋文帝要是把杨勇召回来，那他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杨素就赶紧传话给太子杨广:遭了，皇帝心思有变，柳述等人正在起草敕书，打算重新召回杨勇，太子一定要赶快拿主意了。
杨广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如果这个敕书一出去，隋文帝把杨勇重新召回来的话，他十几年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了，这个时候杨广只能是先下手为强了。当时由于隋文帝病危，太子杨广已经接管了全盘工作，开始全面主持朝政了，于是他就马上凭着自己手里的大权，开始发号施令了。首先他以皇帝的名义逮捕柳述和元岩两个人，然后紧急调动东宫的军队，进驻仁寿宫，随即包围仁寿宫。同时让自己的手下宇文述，把仁寿宫所有的宫廷入口都给封住了。他又令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寝殿，控制隋文帝。最后他把伺候皇帝的宫女，妃子和宦官等一切闲杂人等全部逐出，关到其他宫殿里。这样杨广就把隋文帝杨坚给彻底囚禁了起来，切断了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在七月十三日的晚上，隋文帝就与世长辞了。正是因为有杨广关押隋文帝在先，所以人们不免要猜测一下儿，隋文帝有可能非正常死亡。当时司马光对于这件事也是没有给予明确定论，他只是说外界对此事儿是议论纷纷。当然也有史书上说隋文帝是被杨广安排人给毒死的。另外还有史书上说，是杨广派人将隋文帝给打死的。总之来说，隋文帝究竟是正常死亡，还是被杨广谋杀了，单凭史书上的记载，是无从判断真伪的。
那我们就从逻辑上分析，通鉴上曾记载隋文帝是看到杨广想调戏他的爱妃陈夫人，才勃然大怒，想要更换太子的。那我们就从空间上来分析，当时隋文帝和陈夫人当时都在仁寿宫，而太子杨勇可是在大兴城，中间还有相当远的一段儿距离呢。所以史书上讲杨广调戏陈夫人这件事儿完全是鞭长莫及，可以说是后人为了抹黑杨广才这样写的。当时杨广已经确立为太子，天分已定，再加上隋文帝当时已是生命垂危，他完全可以等到隋文帝死亡之后，自己顺理成章的去宠幸陈夫人。杨广完全没必要在那么关键的时刻，去干有悖人伦、大逆不道的事儿。再一点儿从人理方面分析，当时隋文帝已经是生命垂危了，在这关键时刻杨广应该是提前着手稳定大局，哪里还有心情和功夫去寻欢作乐。同时他应该很清楚等隋文帝死后，整个江山都是他的，包括那个陈夫人，他就是再猴急，也不会差那么几天。
我们还可以站在陈夫人的立场来考虑，在新老皇帝交替之刻，所有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傍上新皇帝这棵大树。陈夫人不会傻到面对送上门儿的机会，自己竟会主动去拒绝。换句话说，即使她当时特别厌恶，特别讨厌杨广，当她遭到杨广调戏时，她也不敢去到隋文帝那里去告状。她应该很清楚，她如果那样干，等隋文帝一升天，杨广一继位，杨广一定会第一时间就灭了她。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隋文帝应该是正常死亡这种说法比较靠谱一些。
隋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些完全可以放在一边儿，这时候可以给隋文帝的一生来个盖棺定论了。总体来说隋文帝是个节俭自律，爱民如子的好皇帝。隋文帝每天都是早早地去上朝，工作到很晚还不下班儿。所有和他有关的生活用品，都以节俭为第一要务。他每天都是有素的不吃荤的，有旧的不穿新的。
据隋书记载，隋文帝每次外出，只要遇到上访群众，遇到老百姓给他上表，他一定停下马来亲自接待，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开皇十四年关中闹灾荒，隋文帝就让左右亲信把老百姓家日常吃的东西给他拿来看看。随从拿过来的全是一些豆渣一些米糠之类的东西。隋文帝看来之后，当场就潸然泪下。当时他就决定，从此之后他也不喝酒不吃肉了，并且在一个月内，他就真的是没有喝过一滴酒，没有尝过一口肉。更加感人至深的是，就在这次大饥荒期间，隋文帝和老百姓一块儿逃荒到东都洛阳去，遇到路窄的时候，隋文帝总是自动自觉地把自己的御马给牵到一边儿去，让那些扶老携幼的老百姓先行通过。而且遇到难走的山路时，如果看到哪个老百姓背的东西太多，太沉，他会让自己身边的侍卫，把老百姓手中的担子接过来，送他们一程。俗话说:上行下效，隋文帝时期的官员也就比较清廉，比较勤政。中国的《循吏传》中记载的那些好官员，有好多都是隋文帝时期的官员。
当时有个叫赵轨的官员，他担任齐州别驾，他是一个清廉的典范，他家东边邻居的院子里有一棵桑树，这棵桑树枝繁叶茂，枝条就一直伸到赵轨他们家这个院子里来了。每年在桑葚成熟的时候，赵轨就规规矩矩把他邻居家枝杈上掉下来的那些桑葚都捡起来，让他的儿子给人家端回去。并一再嘱咐儿子:这是人家的东西，咱们一点儿都不能要。这样的官员，他连一点儿桑葚的便宜都不肯占，那就更不会去占老百姓别的便宜了。所以老百姓嗯都非常感动，到这个赵轨离开齐州到其他地方上任的时候，老百姓是夹道欢送，他们手里都捧着一碗清水来欢送。父老乡亲们说:我们都知道您一清如水，所以今天您走了，我们也不敢给您送酒，就请您在我们的手里喝一口水吧！隋朝有这样的皇帝，再有这样的官吏，当然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隋文帝通过自身的努力让老百姓看到生活的希望，看到政治的希望，完全可以评的上一代圣主。
隋文帝固然是建立了太多的丰功伟绩，但是他也有他的问题。隋文帝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种宽厚恢宏的气度。他喜欢用小的驭人之术来驾驭天下，但是不识人君大体。有一次唐太宗就问身边的大臣:你们都经历过隋文帝时代，隋文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啊？有一个大臣回答:我觉得隋文帝是一个克己复礼的好皇帝，每天都是早早上班，很晚了才下班，而且经常是中午都来不及回去休息一下儿，都在朝堂之上吃简易的工作餐。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则跟他的大臣们讲: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倒觉得他的性格很苛察，但是他的心里并不特别明白，因为他心里并不特别明白，所以好多的事情，他都自己判断不好。那就因为苛察，因为多疑，因为不肯信任别人，所以什么事儿他还必须要事必躬亲，这样的两个特点凑在一起可就不好办了。长期以来就是他自己累个半死，很多事情也未必都做的好。而他手下的那些文武百官，是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就是不敢当着他的面儿说出来，更不敢以自己的意思去办。这就是摆不正君臣关系，不能和大臣做合理分工。这样的皇帝那可是不识大体，你怎么还能说他就是一个好皇帝呢？再者，开皇十四年关中大饥荒的时候。老百姓颗粒无收，可是隋朝的官仓里储存着大量的储备粮食，这些储备粮可是到我们唐朝都还没有用完。所以说，当时隋文帝如果真的关心，爱护老百姓的话，他就应该开仓放粮，可是在当时隋文帝居然不舍的放粮。他只是流着眼泪跟老百姓一块儿去逃荒，这算什么任君。这完全就是妇人之任，确切的说，这叫廉价的同情。
通过上面的两件事儿，可以看出隋文帝是有一些政治智慧，但是他缺乏一种大局意识，缺乏一种皇帝的宽容气度，这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虽然隋朝的国力很强盛，政治很清明，但是老百姓的幸福感不强。从当时民和官两个角度看，首先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不强，那是因为隋文帝对老百姓统的太死，管的太宽了。
隋朝的老百姓其实跟咱们一样，都是非常喜欢过节，而且特别喜欢过元宵佳节。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这一天不仅要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而且青年男女们，还要戴上假面具，到大街上去载歌载舞，这对老白姓来说可是好事儿。可是隋文帝不这么看，他说这类活动为什么要搞啊，这不就造成贵贱不分，男女混杂吗？这多有伤名教啊，当时他就宣布，以后这种节就别过了。连这样的娱乐活动隋文帝都不能容忍，非要给他赋予一种政治意义，这可就是管的太宽，统的太死。在这样的统治之下，老百姓虽然可能生活比较安定，但是一定非常单调，非常刻板的。是没有真正舒心的，放松的心态，这就是幸福指数不高。
那个时候官员的幸福指数也不高。主要是因为隋文帝很猜忌，并且这还不是全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隋文帝越到晚年，用人的路子也就越偏狭了。隋文帝在开皇初年的时候，他曾经宠幸过李德林，他是北齐的一个大才子，是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是一个敢于同皇帝叫板的人。当时隋文帝能够宠幸他，说明他当时这个气量还是很大的。后来李德林就不行了。就换成苏威了，苏威他是个关中世族，而且最擅长的就是把皇帝的每一种想法都落实下去，变成行动。是一个办事儿的人。皇帝宠幸这样的人，说明他的气量已经在变小了，只喜欢执行命令的人了。可是没过多久，苏威也不行了，他又宠幸杨素了，杨素可是一个逢迎皇帝好恶的人，皇帝只要说好，他就把这事儿办好。皇帝只要说不行，他也跟着说不行。可以从杨素帮隋文帝废太子，又给隋文帝修仁寿宫，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他纯粹就是逢迎皇帝的人。到了杨素这里，隋文帝的宽容度已经更窄了。到了后来杨素也不行了，他又开始宠幸柳述了，那可是他的女婿，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就知道唯隋文帝马首是瞻，到了柳述这个层面，那就完全称不上一个什么大臣了，那只能算的上一个机要秘书。这就反应说，隋文帝的用人范围越来越窄了。这样大臣们发挥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了，那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官员的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了。隋文帝面对的是一个刚刚整合到一起，社会矛盾及其复杂的这么一个社会，关中地区，江南地区，山东地区，可都是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思想方法，还各有各的经济发展水平，再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让社会真正稳定下来，并且向良性发展，海纳百川的气度，还有用人不疑的精神，是一定要有的。可是隋文帝恰恰非常缺乏这两种精神。
隋文帝他具有的是“多威少恩，多张少驰，多政少德”，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畏惧他，害怕他，整个社会已经在他的领导下满负荷运转了，已经缺乏张力，缺乏弹性了。人们只知道建立制度，依赖制度，但是就再也没有办法依赖道德了。
隋文帝是一个高智商的人，所以他能够创立那么多优秀的影响持久的制度。同时他还具有低情商，那就是苛刻多疑，急功近利。这就让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真正温厚的精神和温厚的道德。隋文帝本来就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甚至已经达到刻板，严肃，一点儿生活情趣都不要的程度。隋文帝可以说除了政治其他的什么也不关心，他的这种心无旁骛的精神，是他超过南北朝时期那些昏君的主要优点，这也是他能缔造开皇之治的基础。一个对自己都不宽容，对其他人甚至是更不宽容。自己道德高尚，他也就要求别人道德高尚。对自己，对儿子，对百姓都是一个态度。好多人认为隋文帝最大的失败就是改立杨广为太子，然后就把隋朝给断送了，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对。隋文帝根本的问题在于他虽然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大隋帝国，但是他也给这个帝国种下了不甚宽厚，急功近利的因，才导致杨广继任之后也被他完全带跑偏了。
《资治通鉴》上记载的隋文帝是正常死亡，隋文帝在仁寿四年的七月初，他准备到仁寿宫避暑，当时术士章仇太翼对隋文帝说，陛下请不要去仁寿宫，去了您就回不来了。可是隋文帝不信邪，偏要跟章仇太翼较这个劲儿。隋文帝坚持一定要去，命令手下把章仇太翼给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并且还对他讲:等我回来那天我就处死你。
没想到隋文帝到了仁寿宫，果然就生病了，而且病情是逐日加重。到了七月十日的时候，隋文帝已经不行了。所以他就召见文武百官，躺在床上跟他们握手诀别，而且君臣是唏嘘流涕，场面非常伤感。面对此情此景。隋文帝终于想到了关在长安监狱里的章仇太翼了，他还给太子嘱咐:赶快把人家放了吧，我跟人家打赌我赌输了。
隋文帝如果要是死在仁寿宫，那可是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在古代来说可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了避免皇帝死后发生不测，发生政治动荡，这个时候，太子杨广就考虑到自己应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免皇上一死自己措手不及。当时杨广和杨素关系最好，他就给杨素写了一封密信，问他应该如何控制局面。杨素也就赶快给杨广回了一封密信，他把自己的想法，逐条全罗列在信上，让宫女去交给太子。可是也不知道是杨素没有说明白，还是宫女整天照顾病人给忙糊涂了。她就把这封本来要交给太子的信，就被糊里糊涂的送到了隋文帝杨坚手里。
隋文帝一看到那封信，当时就火冒三丈:我还没死呢，你们两个人就开始商量起我死后的事情了，总之来说当时隋文帝心里是非常不高兴。有一天早上，陈夫人出去更衣，忽然就惊慌失措，衣冠不整地跑回来了。隋文帝见状便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陈夫人含着泪说道:太子非礼我。当时隋文帝可是刚刚看过不慎送到他手里的密信，本来就正在气头上，现在又听到陈夫人说太子想要非礼她，当时就气的是五雷轰顶。隋文帝当时就想:自己还没死的时候太子就要想着抢班夺权，而且居然还想要强奸他的妃子，这可是衣冠禽兽啊。气的杨坚是直拍床板，同时大声叫到:独孤误我，这个畜生，我怎么能够把国家交托给他。隋文帝赶快把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交了过来。跟他们讲:赶快去叫杨勇来。两个人听到皇帝这么说，就明白隋文帝心思有变，这个时候把杨勇叫来肯定是要进行废立之举，柳述和元岩自然是支持重新立杨勇为太子的，于是两人就赶快去写敕书去了。
杨素由于同杨广私传密信，惹怒了隋文帝，他当时就被隋文帝给屏蔽了。毕竟杨素还在仁寿宫，当时可以说正是他生死攸关的重要关头，他便在暗处监视着隋文帝的一举一动。当他听到隋文帝拍着床板大喊大叫时，他就知道情况不妙，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这个时候隋文帝要是把杨勇召回来，那他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杨素就赶紧传话给太子杨广:遭了，皇帝心思有变，柳述等人正在起草敕书，打算重新召回杨勇，太子一定要赶快拿主意了。
杨广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如果这个敕书一出去，隋文帝把杨勇重新召回来的话，他十几年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了，这个时候杨广只能是先下手为强了。当时由于隋文帝病危，太子杨广已经接管了全盘工作，开始全面主持朝政了，于是他就马上凭着自己手里的大权，开始发号施令了。首先他以皇帝的名义逮捕柳述和元岩两个人，然后紧急调动东宫的军队，进驻仁寿宫，随即包围仁寿宫。同时让自己的手下宇文述，把仁寿宫所有的宫廷入口都给封住了。他又令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寝殿，控制隋文帝。最后他把伺候皇帝的宫女，妃子和宦官等一切闲杂人等全部逐出，关到其他宫殿里。这样杨广就把隋文帝杨坚给彻底囚禁了起来，切断了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在七月十三日的晚上，隋文帝就与世长辞了。正是因为有杨广关押隋文帝在先，所以人们不免要猜测一下儿，隋文帝有可能非正常死亡。当时司马光对于这件事也是没有给予明确定论，他只是说外界对此事儿是议论纷纷。当然也有史书上说隋文帝是被杨广安排人给毒死的。另外还有史书上说，是杨广派人将隋文帝给打死的。总之来说，隋文帝究竟是正常死亡，还是被杨广谋杀了，单凭史书上的记载，是无从判断真伪的。
那我们就从逻辑上分析，通鉴上曾记载隋文帝是看到杨广想调戏他的爱妃陈夫人，才勃然大怒，想要更换太子的。那我们就从空间上来分析，当时隋文帝和陈夫人当时都在仁寿宫，而太子杨勇可是在大兴城，中间还有相当远的一段儿距离呢。所以史书上讲杨广调戏陈夫人这件事儿完全是鞭长莫及，可以说是后人为了抹黑杨广才这样写的。当时杨广已经确立为太子，天分已定，再加上隋文帝当时已是生命垂危，他完全可以等到隋文帝死亡之后，自己顺理成章的去宠幸陈夫人。杨广完全没必要在那么关键的时刻，去干有悖人伦、大逆不道的事儿。再一点儿从人理方面分析，当时隋文帝已经是生命垂危了，在这关键时刻杨广应该是提前着手稳定大局，哪里还有心情和功夫去寻欢作乐。同时他应该很清楚等隋文帝死后，整个江山都是他的，包括那个陈夫人，他就是再猴急，也不会差那么几天。
我们还可以站在陈夫人的立场来考虑，在新老皇帝交替之刻，所有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傍上新皇帝这棵大树。陈夫人不会傻到面对送上门儿的机会，自己竟会主动去拒绝。换句话说，即使她当时特别厌恶，特别讨厌杨广，当她遭到杨广调戏时，她也不敢去到隋文帝那里去告状。她应该很清楚，她如果那样干，等隋文帝一升天，杨广一继位，杨广一定会第一时间就灭了她。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隋文帝应该是正常死亡这种说法比较靠谱一些。
隋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些完全可以放在一边儿，这时候可以给隋文帝的一生来个盖棺定论了。总体来说隋文帝是个节俭自律，爱民如子的好皇帝。隋文帝每天都是早早地去上朝，工作到很晚还不下班儿。所有和他有关的生活用品，都以节俭为第一要务。他每天都是有素的不吃荤的，有旧的不穿新的。
据隋书记载，隋文帝每次外出，只要遇到上访群众，遇到老百姓给他上表，他一定停下马来亲自接待，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开皇十四年关中闹灾荒，隋文帝就让左右亲信把老百姓家日常吃的东西给他拿来看看。随从拿过来的全是一些豆渣一些米糠之类的东西。隋文帝看来之后，当场就潸然泪下。当时他就决定，从此之后他也不喝酒不吃肉了，并且在一个月内，他就真的是没有喝过一滴酒，没有尝过一口肉。更加感人至深的是，就在这次大饥荒期间，隋文帝和老百姓一块儿逃荒到东都洛阳去，遇到路窄的时候，隋文帝总是自动自觉地把自己的御马给牵到一边儿去，让那些扶老携幼的老百姓先行通过。而且遇到难走的山路时，如果看到哪个老百姓背的东西太多，太沉，他会让自己身边的侍卫，把老百姓手中的担子接过来，送他们一程。俗话说:上行下效，隋文帝时期的官员也就比较清廉，比较勤政。中国的《循吏传》中记载的那些好官员，有好多都是隋文帝时期的官员。
当时有个叫赵轨的官员，他担任齐州别驾，他是一个清廉的典范，他家东边邻居的院子里有一棵桑树，这棵桑树枝繁叶茂，枝条就一直伸到赵轨他们家这个院子里来了。每年在桑葚成熟的时候，赵轨就规规矩矩把他邻居家枝杈上掉下来的那些桑葚都捡起来，让他的儿子给人家端回去。并一再嘱咐儿子:这是人家的东西，咱们一点儿都不能要。这样的官员，他连一点儿桑葚的便宜都不肯占，那就更不会去占老百姓别的便宜了。所以老百姓嗯都非常感动，到这个赵轨离开齐州到其他地方上任的时候，老百姓是夹道欢送，他们手里都捧着一碗清水来欢送。父老乡亲们说:我们都知道您一清如水，所以今天您走了，我们也不敢给您送酒，就请您在我们的手里喝一口水吧！隋朝有这样的皇帝，再有这样的官吏，当然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隋文帝通过自身的努力让老百姓看到生活的希望，看到政治的希望，完全可以评的上一代圣主。
隋文帝固然是建立了太多的丰功伟绩，但是他也有他的问题。隋文帝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种宽厚恢宏的气度。他喜欢用小的驭人之术来驾驭天下，但是不识人君大体。有一次唐太宗就问身边的大臣:你们都经历过隋文帝时代，隋文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啊？有一个大臣回答:我觉得隋文帝是一个克己复礼的好皇帝，每天都是早早上班，很晚了才下班，而且经常是中午都来不及回去休息一下儿，都在朝堂之上吃简易的工作餐。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则跟他的大臣们讲: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倒觉得他的性格很苛察，但是他的心里并不特别明白，因为他心里并不特别明白，所以好多的事情，他都自己判断不好。那就因为苛察，因为多疑，因为不肯信任别人，所以什么事儿他还必须要事必躬亲，这样的两个特点凑在一起可就不好办了。长期以来就是他自己累个半死，很多事情也未必都做的好。而他手下的那些文武百官，是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就是不敢当着他的面儿说出来，更不敢以自己的意思去办。这就是摆不正君臣关系，不能和大臣做合理分工。这样的皇帝那可是不识大体，你怎么还能说他就是一个好皇帝呢？再者，开皇十四年关中大饥荒的时候。老百姓颗粒无收，可是隋朝的官仓里储存着大量的储备粮食，这些储备粮可是到我们唐朝都还没有用完。所以说，当时隋文帝如果真的关心，爱护老百姓的话，他就应该开仓放粮，可是在当时隋文帝居然不舍的放粮。他只是流着眼泪跟老百姓一块儿去逃荒，这算什么任君。这完全就是妇人之任，确切的说，这叫廉价的同情。
通过上面的两件事儿，可以看出隋文帝是有一些政治智慧，但是他缺乏一种大局意识，缺乏一种皇帝的宽容气度，这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虽然隋朝的国力很强盛，政治很清明，但是老百姓的幸福感不强。从当时民和官两个角度看，首先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不强，那是因为隋文帝对老百姓统的太死，管的太宽了。
隋朝的老百姓其实跟咱们一样，都是非常喜欢过节，而且特别喜欢过元宵佳节。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这一天不仅要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而且青年男女们，还要戴上假面具，到大街上去载歌载舞，这对老白姓来说可是好事儿。可是隋文帝不这么看，他说这类活动为什么要搞啊，这不就造成贵贱不分，男女混杂吗？这多有伤名教啊，当时他就宣布，以后这种节就别过了。连这样的娱乐活动隋文帝都不能容忍，非要给他赋予一种政治意义，这可就是管的太宽，统的太死。在这样的统治之下，老百姓虽然可能生活比较安定，但是一定非常单调，非常刻板的。是没有真正舒心的，放松的心态，这就是幸福指数不高。
那个时候官员的幸福指数也不高。主要是因为隋文帝很猜忌，并且这还不是全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隋文帝越到晚年，用人的路子也就越偏狭了。隋文帝在开皇初年的时候，他曾经宠幸过李德林，他是北齐的一个大才子，是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是一个敢于同皇帝叫板的人。当时隋文帝能够宠幸他，说明他当时这个气量还是很大的。后来李德林就不行了。就换成苏威了，苏威他是个关中世族，而且最擅长的就是把皇帝的每一种想法都落实下去，变成行动。是一个办事儿的人。皇帝宠幸这样的人，说明他的气量已经在变小了，只喜欢执行命令的人了。可是没过多久，苏威也不行了，他又宠幸杨素了，杨素可是一个逢迎皇帝好恶的人，皇帝只要说好，他就把这事儿办好。皇帝只要说不行，他也跟着说不行。可以从杨素帮隋文帝废太子，又给隋文帝修仁寿宫，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他纯粹就是逢迎皇帝的人。到了杨素这里，隋文帝的宽容度已经更窄了。到了后来杨素也不行了，他又开始宠幸柳述了，那可是他的女婿，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就知道唯隋文帝马首是瞻，到了柳述这个层面，那就完全称不上一个什么大臣了，那只能算的上一个机要秘书。这就反应说，隋文帝的用人范围越来越窄了。这样大臣们发挥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了，那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官员的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了。隋文帝面对的是一个刚刚整合到一起，社会矛盾及其复杂的这么一个社会，关中地区，江南地区，山东地区，可都是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思想方法，还各有各的经济发展水平，再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让社会真正稳定下来，并且向良性发展，海纳百川的气度，还有用人不疑的精神，是一定要有的。可是隋文帝恰恰非常缺乏这两种精神。
隋文帝他具有的是“多威少恩，多张少驰，多政少德”，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畏惧他，害怕他，整个社会已经在他的领导下满负荷运转了，已经缺乏张力，缺乏弹性了。人们只知道建立制度，依赖制度，但是就再也没有办法依赖道德了。
隋文帝是一个高智商的人，所以他能够创立那么多优秀的影响持久的制度。同时他还具有低情商，那就是苛刻多疑，急功近利。这就让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真正温厚的精神和温厚的道德。隋文帝本来就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甚至已经达到刻板，严肃，一点儿生活情趣都不要的程度。隋文帝可以说除了政治其他的什么也不关心，他的这种心无旁骛的精神，是他超过南北朝时期那些昏君的主要优点，这也是他能缔造开皇之治的基础。一个对自己都不宽容，对其他人甚至是更不宽容。自己道德高尚，他也就要求别人道德高尚。对自己，对儿子，对百姓都是一个态度。好多人认为隋文帝最大的失败就是改立杨广为太子，然后就把隋朝给断送了，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对。隋文帝根本的问题在于他虽然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大隋帝国，但是他也给这个帝国种下了不甚宽厚，急功近利的因，才导致杨广继任之后也被他完全带跑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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