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二节之一、西晋
3世纪60年代至5世纪20年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统治。
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时，
晋王司马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夺取政权称帝，
晋朝建立，先都洛阳，
后迁长安，历四帝。
建兴四年(316)为匈奴刘氏所灭之，
史称西晋。
建武元年(317)啷邪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时，
都于建康地，历十一帝。
元熙二年(420)时，
为刘裕所灭，史为东晋称之。
第一节
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
南北统一，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秦、凉、梁、益、宁、广、交十九个州地，
一百七十三个郡、国设置，
二百四十万户余。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措施，
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
把曹魏以来的屯田编入八郡县为自耕小农体，
从而增加了纳税的人囗户籍。
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
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
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的措施，
加以安抚处置。
同时也防范注意，
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持，
把吴人向北迁徙。
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制，
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
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
虽有“三俊”之称誉，
平吴后到洛阳时，
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职。
在朝廷大臣中，
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囗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
但晋武帝“宽而能断”之，
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处事，
平吴以统一全国的决策谋计，
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
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
幼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
平吴以后时，武帝不再兢业业干事，
却放纵奢侈。
他死后，元康元年(291)时，
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职吏，
接着又消灭楚王玮势力。
贾后专擅朝政大事，
任用裴囗、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
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之乱也从此开始。
赵王伦杀贾后，废惠帝自立。
齐王囗、成都王颖、河间王囗联合起兵杀赵王伦死。
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
内讧不已。以后加入混战的，
还有长沙王囗、东海王越等势力。
光熙元年(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
永嘉五年(311)时，
刘曜攻陷洛阳城池，
怀帝被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地。
五年后时，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地。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
多沿袭曹魏旧制，
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而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兴盛之势，
人身依附的加强关系，
强大了方镇势力，
这些影响以至削弱中央集权统治，
这时也出现开始。
中央最高官职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职。
尚书高官官有令、仆尉、执行皇帝诏令，
统领百官职吏，
处理政务事宜，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司，
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计。
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职，
后者地位与尚书令相当大致。
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职吏。
太康年间(280~289)尚书省所属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计。掌任命官员的吏曹、在诸曹中最为重要。
中书省的监、令掌起草诏令一事。
侍中(一般四人)侍及皇帝左右不离，
以备顾问，兼司柬诤和评议。
尚书所奏文案若有不妥时，
侍中即加封驳之。西晋时，
尚书令一般地位在中书监令及侍之上，
只有贾后执政期间诏令多出中书手里，
不经尚书省审议。
还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职，
掌纠弹不法，廷尉掌断刑狱。
西晋用人途径，
除开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属和刺史举秀才事，
太守察孝廉外，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以选拔官吏。
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级，
真正才能很少注意，
不能起选拔人才的作用。
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强能力，吏部选用任命前时，
又须经过司徒府核实九晶的评定，
这些都是朝廷为了集中用人权力，
以加强控制。
法制方面，
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情势，
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为令，
为后代所沿袭。
晋律篇比较完备目体系，
而条文大为减少(六百二十条)计。
某些律条的规定，
起了缓和阶级矛盾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对立，
巩固了中央政权统治。
西晋规定，
高官显爵者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
第一品多达五十顷地，
二品四十五顷地，三品四十，
四品三十五，五品三十，
六品二十五，七品二十，
八品十五，九品亦可占有十顷地。
后汉、三国以来，大族占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口数字，
西晋则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情势。
高官可按官品高氐庇荫亲族关系，
多者荫九族系，少者及三世，
免除其租税徭役。
为了耕种所占土地，
还允许他们屁荫劳动力，
作为佃客和衣食客待遇。
限定第一、二品官占有佃客不超过五十(疑当作十五)户计，
第三品十户籍，第四品七户计，
第五品五户籍，第六品三户藉，
第七品二户籍，笫八、第九品一户籍。
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收取、徭役的户数数字，
寓限制之意，但在占有大量田地，
高官显爵者必须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数字。
对于一些高官职吏，
朝廷赐给菜田、厨田地，
同时赐给附着于田地从事耕种和其他劳役与厨士。
地方政府官吏，
从朝廷获得公田与禄田地。
西晋灭亡七八十年后时，
北方鲜卑慕容氏统治下的南燕存在着“百室合户，
千丁其籍”，正是西晋承认私家依附农民的恶性发展事例，
依附大量人口和土地，
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系，
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待遇，
形成门阀士族系。
西晋本着古代一夫一妇耕田百亩的遗意，
承认男子占有田地的限额为七十，
女子三十亩地。
课租不问每户占田多少，按一丁交租谷计。
丁男五十亩地，收租四斛计。
即课田定额交粗八升计，
改变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纳租的方式。
同时沿用曹魏之时，
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制。
户依资财贫富分为九等级，
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式，
大致每户年纳绢三匹，
绵三斤，称为九品混通之制。
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时期。
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兵家)存在继续，
同时也实行募兵制，
并开征发良人来补充兵源兵士。
中央直辖一些精锐部队组织，
为中军称之，宿卫宫殿和首都重地，
分别由领军、护军、左卫、右卫、
骁骑、游击等六将军统领管理。
中军被哌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时，
则称为外军(一说外军是洛阳城外)。
领军、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诸事。
西晋初时，
刺史加将军号，统领州郡兵士。
平吴以后时，朝史专项民事。
另有都督(资历稍浅者称监或督)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
大都由诸王担任其职，
驻守军事要地，统领枞郡主力。
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
依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一。
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其职，
以防止都督专擅处置。
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事宜，
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
西晋分封宗室为王称之，
封国内民户的租调，三分之一。
东晋渡江以后分九分食一。
诸王主要职责在于驻军事重镇之地。
西晋初年所封诸王子，
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
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馓、成都王颖、河同王顺、东海王越是统领重兵坐镇
许昌、邺、长安和下邳的都督职，
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
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损失，
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关系；
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关系，
也起来加剧。
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加剧，
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倒地。
惠帝时，人为祸患之外
加以疫疫饥馑各地，百姓背井离乡，失所流离。
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
反而迫使他们返乡原籍，
甚至滥加残害。
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里，
各地流民不断反抗抵制，
先后有太安二年(303)张昌子安陆(今湖北云梦)、光熙元年(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今山东掖县、永嘉四年(310)王如宛(今河南南阳)地、五年杜谀于长沙发动起义。
斗争的时间虽不长，
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的统治。
荆、江、徐、场、豫五州之地，
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
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势力，
还有羯、氏、羌、鲜卑，
这“五胡”中的匈奴与羯势力，
“五胡”或加口巴人称为“六夷”。
西晋对北方、东北和西北势力，
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系。
江统曾说“西北诸郡曾为戌居”，
关中百万口余，
“戍狄居半”。平吴以前时，
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
不少羌胡人民参加(270~279)时期。
惠帝时，氏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年时，
“秦、雍、氏、羌悉反”之，
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戌”，
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
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压力，
但建议都未见实施。
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系，
起而仅抗相继。
惠帝永兴元年(304)时，
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囗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
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王拉旗，
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府政权组织。
熙帝降于汉时，西晋亡之。
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
汉族统治者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自保据地，
形成十六国的局势。
东晋
西晋覆亡后时，
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组织，
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统治。
纷纷南迁而去，
北方诸州人囗约七百万余。
而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计，
约占八分之一。
东晋和南朝境中人民，
大约土豪占六分之五比例，
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
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
各自出镇南方要地，
以预谋退路。早在水嘉元年(307)时，
司马睿已出镇建业(后改名建康，
今江苏南京)地。
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
次年称帝。
西晋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静。
司马睿之前时，
有石冰、封云领导的杨州、徐州农民起义。
出身于仓部令史的庐江陈敏，
乘掌握江淮漕来之机，招诱吴地士族氏，
企图在江东割据自立。
以后吴兴钱囗图谋推翻司马睿和杨州刺史王敦职吏，
在广陵起兵。这三次性质不同事例，
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囗率领乡里兵士，
支持了司马睿势力。
江南大族到东晋初年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实力，
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阻力。
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方人士，
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等职吏。
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子，
但隶属极其错综复杂关系。
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地，
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的，
也领实郡、县的。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于实州地。
实郡也有时领侨县，
侨郡往往也领实县地。
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
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地，
而更多的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
只有等待土断时，以备领有实土地。
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
豁免租赋、徭役，并另立白籍，
以区别于土著的黄籍。
侨人中的下层投附世家大族系，
成为受其荫庇的户口。
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氏，
如琅邪王氏、颖川庚氏、
陈郡谢氏、谯园桓氏，
都是司马氏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
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
此外，如祖逖、刘遐、苏峻等士族中地较低，
则先在胡族统治的北方堡坞固自，
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系，
然后率领这些流民南来，归附东晋管理。
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实力。
除郗鉴等少数人外，
流民领袖多未能与司马氏合作到底。
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负担沉重至极。
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矛盾加据，
南方内部阶级矛盾退居次要位置，
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后时，
才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
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组织，
起初并不竭诚拥护支持。
如陆玩目王导为伧(南人对北人的蔑称)，
拒绝与王氏通婚连娌。
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中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人士，
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人士，
渡江之初己笼络加意。
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强大兵力，
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势力，
暂时也倚重而不得已。
如周囗平钱囗，甘卓被周馥，纪瞻御石氏。
镇压杜囗起义也靠的是土寒庶陶佩势力。
来自北方的统治阶级对南人终有顾虑，
侨姓大族渡江后时，
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
王氏、谢氏、郗氏、蔡氏等族氏，
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山泽与土地。
如陶佩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宫广州地。
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
以致周程忧忿而死。
沈充、钱凤之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
陶佩对庚亮积怨太深，
都反映统治阶级中侨人士族的压倒地位和侨人、南人之间的矛盾关系。
晋元帝初年时，
有杨、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地，
领九十六实郡地，
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地。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时，
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地，
领实郡八十四，
侨郡四十余。东晋时侨州冠南字，
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
如南徐、南兖。东晋疆土缩小区域，
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时。
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司马、长史，
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职。
州以上分区置都督职，
以刺史充任其职，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
郡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其职。
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仍由公府辟召、州郡察举秀才、孝廉和中正依九品选拔官吏。
但这时已非西晋那样一统大局，
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地，
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制，
而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
简便行事。
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之，
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去。
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司，
起相互制约作用，
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职，
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
但仍以尚书为主之职。
单位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
以文采、经义见重。杨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之地，
中央政府首脑录尚书或尚书令职，
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杨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职，
以控制实际权力。
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职，
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制，
尚书、中书、门下并立，
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旧制。
成立咸和五年(330)时，
始度百姓田收租制，
改变西晋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方式，
大率每亩税三升米。
户凋可能仍沿西晋每户绢三匹、绵三斤之制。
孝武帝太元二年(337)废除度田收租制，
以口为对象统计，
王公以下囗税三斛计。八年时，
又增税米每囗五石计，
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
东晋的徭役也极为繁重至极，
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
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五十二万户，
二百三十万人)计，
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
不当汉之一郡(后汉最大之南阳郡有五十二万户、二百四十万口)计。
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于人囗太多，
东晋规定给客制，
品官可以庇荫流民为佃客待遇，
二品官荫占佃客四十户计，
三品三十五户，四品三十，
五品二十五户计，六品二十，
七品十五户计，八品占十，
九品五户计。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
各品官都比西晋多计。
他们的户口附于主人的户籍，但实际，
官僚贵族所荫庇的佃客，
还不止于规定的数字。
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
但须把收获得一半给主人送去。
佃客之外，还有称为典计、衣食客等名目的依附人囗问题。
此时，世代当兵的兵户依然存在如此，
同时也以逃亡的农民、罪犯及其家属、
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色人为兵士。
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
如著名的北府兵士，
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
东晋狭窄疆域，
贵族僚大量占山固泽为己。
世家大族大量庇荫人囗，
未入私门的侨居民体，又不编户贯籍，
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筹集。
成帝咸和时(326~334)实行土断开始，
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
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户籍，纳税服役。
在实行土断的同时，
必须也搜检官僚贵族户口的隐匿。
桓温、刘裕执政时期，
大规模实行土断两次，
收到“财阜国丰”的开拓兵的效果成绩。
有利于巩固偏安江南的政权统治。
东晋内部统治阶级，
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系，
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
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系、各大族之间的、中央与地方(杨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
矛盾关系。
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是，
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统治，
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不断的斗争实际。
王导执政时，
以宽和著称，除结好南人的目的，
巩固司马氏的统治，
也为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
元帝对王敦和简文帝对桓温，
都曾有过“请避资路”的表示，
为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所罕见的。
“君弱臣强”的局势，
是司马氏与以王氏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局势。
王敦担任都普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
拥重兵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城)地。
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相抗与之。
刘、刁维护皇室，
“崇上抑下”处置，
如征调大族家的奴童和依附的客士，以充兵役，
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满情绪。
永昌元年(327)时，起兵向建康进击，
江州刺史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佩，
联合击败苏峻势力。陶佩死后时，
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
既拥强兵据上游地，又执朝政大权力。
他代表皇室利益，
与王导产生矛盾关系。
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
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地，
又领扬州牧职，集一身内外大权力，
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统治。
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
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
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事，
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势力，
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人士，
多被桓温杀害而死，
桓温病中要求朝庭赐他“九锡”，
以为禅让的前奏之曲。
由于谢安等人拖延推迟，
桓温不及待而死。
谢安辅政时，侄儿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绩。
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
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
政权一直在大族手里。淝水战后时，
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手里。
战后两年时，谢安被迫避往广陵地，
不久死去。战后四年时，
谢玄又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
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
攻入建康地，杀司马道子父子，
总揽朝权事。元兴二年(403)时，
桓玄称帝，国号为楚称之，
刘裕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伐击，
桓玄退归江陵地，失败被杀而死。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压力，
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
北人南渡之初时，
上下同仇敌忾一致，
要求驱逐胡人势力，返回故土去。
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之一。
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地区，
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群体，
谋划恢复中原势力，
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时，
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
形势对东晋极为有利，
但元帝无意北击，对祖逖所需人力
物力都不予以支持，
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加剧，
祖逖备掣肘限制，
壮志未酬而死。
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各地，
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地，
更为显著军事优势。
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进击，
由于力量悬殊对比，未实现目的。
石虎死，河北大乱局，
西晋遗民二十余万渡河欲归附东晋势力。
褚哀北伐进击，
先峰达到彭城地，退回败绩。
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
殷浩北伐败绩屡次。
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时，
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城地，
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之。
两年以后时，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城池，
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59)再度北伐进击，
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地区，
未再前击，退败于襄邑(今河南囗县)。
桓温晚年借北伐以树立威名，
瑛求禅让位置，但未达目的。
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后时，
屡次南向出兵，意图南北统一。
太元八年(383)时，
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统治，
谢玄率北府兵以寡对敌，
淝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之时，
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地，
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地，
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压
力，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展绩。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势力，
此后青、兖等州归属东晋、刘宋五十年余。
十三年时，后秦灭之。
由于关中悬远关系，
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管理，
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大事，
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目的，
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城地，
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获取，
终东晋之世，
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地。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
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
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时，
永和三年(347)桓温西征灭之，
有利于巩固东晋政权统治。
二十六年以后时，益州又被前秦占取，
淝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时，
谯从据益州地，又从东晋分裂出去。
刘裕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
败还之，及至九年时，刘裕西征进击，
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
东晋百年间里，
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期间达五十年时，
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一起，
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
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忧。
隆安三年(399)爆发孙恩、卢循起义，
斗争持续近十二年时，
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
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
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起义，
讨平桓玄势力，对外北伐灭南燕地，
西征平噍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压力，
得到稳定之机。
灭后秦后时，
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统治。
两晋的文化
两晋一百五十年间时期，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
有几个方面出现了以前历史时期未曾有过的业绩。
西汉繁琐章句和东汉谦纬迷信的经学，
这时已经衰落无力，
但儒学经典的研究并未中断持续，
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
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释、《谷梁传》范宁集解和《尔雅》郭璞注，
都出于晋人手里。
晋代史学颇为发达，
晋人所撰古代和当代很多书史。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
都为当时和后代所推重研习。
荀屈(？~284)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之目录之学，
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籍，
亦即经、史、子、集四大类系。
千余年来，这种分类法未全废弃。
史部著作从经书中独立，
自成一类系，也自晋代始。
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
重视世系谱牒续，西晋挚虞曾撰《族姓昭穆记》，
东晋贾弼始创谱学，齐梁时人继承续，
近二百年不衰。
咸宁五年(279)汲家发现竹筒所写古籍，
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籍，
为千余年后发现秦汉竹木简及敦煌、吐鲁番古写本的先声，
装秀绘制《禹资地域图》籍，
定出制图的六条原则方式，
成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国绘制地图的基本方法款式。
曹魏时兴起的玄学，
在西晋仍然是盛行的显学之一。
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
讨论中心为“末有无”问题，
即有关地方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
是研究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论本体。
西晋谈玄学知名的有装籍(267~300)、郭象(252~312)等人士，
东晋有张湛。玄学是先秦两汉哲学发展的展示，
提出了新的讨论对象、慨念、范畴、方法认识，
形成一种思辨较强的哲学论理。
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魏晋南北时期思想的解放，
都起了积极作用推力。
西晋在文学方面也有其独特成就于世。
一般而言语，
西晋人的诗文多重词藻雕饰及写作技巧问题，
但也出现了左思、刘琨这痒的作家名士。
左思以咏史诗形式抒发怀抱目的，
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
诗风雄健高远，超越前人风气。
刘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
身处囗争前沿之地，
写下不少悲凉慷慨的赋诗。
西晋以文学知名的、还有陆机(261
~303)与潘岳(247~300)时，
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技巧不以思想感情序。
但陆机有《文赋》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与承袭等关系，
声律的作用，分类的文体。
挚虞有《文章琉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籍，
实即包含作品选、作者略
沥及各种的评论文体，
惜其书失传于世。
陆、挚两家著作的出现于世，
标志着西晋时文学和史学一样的，
独立于经学之外，
开始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问题。
挚两家的书籍，
是《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先躯。
由于玄学影响力，
东晋诗歌作品多理过其词，
淡乎寡味，但也出现了陶渊明(365~427)这样的田园诗人名士，
陶渊明的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真实，
关于农事的歌咏、景物的描写、遣世独立的艺术风格展示，
都对后代诗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义。
佛教来自印度及中亚地区，
到晋代仍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
东晋末法显赴天竺地，历尽艰险曲历，
刘宋禅代后始归时，
携来当时怎急需的律藏典籍，
西晋佛教的发展形势，
在外国僧人译经事业以外的，
中国僧人的贡献渐多趋势。
道安[312~385)在襄阳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宁康二年(374)时，
为中士第一部佛经总目。
不仅标列岁月时，还评论译笔记，
对后汉以来传译的佛经起了总结作用。
道安还制定僧徒戒规戒律，
组织僧人传教四地。
在佛教教义与佛教哲学看示，
慧远(334~406)宣传因果极报应关系，
以为轮回转生是人生最大的痛苦经历，
应当信佛结持，超出轮回式，
求永远解脱自己。
僧肇(384~414)撰《不真空轮》籍，
主张万物无真实性质，
但并非存在，万物皆虚妄不真而空之，
是不真的存在道理。
道生(355~434)提出人人皆可成佛，
又主张顿悟认识，以为真理玄妙一体，
不可分割，因此悟证真理只能顿悟而成佛道理。
西晋时天师道流行各地，
为王谢等高门所信奉一时。
道家著述有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籍，
内篇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
外篇则主要为儒家和刑名家观点的政论道理。
葛洪还著有《肘后卒急方》籍，
讲述各科病症的治法与药方子，
对结格性传染和天花已有记载和认识。
王叔和的《脉经》总结西晋以前脉学
经验知识，是现存最早脉学专著之一。
皇甫谧(215~282)撰《针灸甲乙经》籍，
是中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典籍，
流行到朝鲜、日本等国地，
绘画方面，人物画像仍是流行题材之一，
晋宋之际才出现山水画技。
著名画家顾恺之强调人像画传神之处全在目睛里，
提出了绘画技法要领技艺。
书法自后汉以来被作为艺术来欣赏不已，
晋代索靖(244~303)、卫夫人(272~349)和王羲之、献之父子有关书法的理论和笔法问题，
都为后代所重视，
影响广泛之。
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时，
晋王司马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夺取政权称帝，
晋朝建立，先都洛阳，
后迁长安，历四帝。
建兴四年(316)为匈奴刘氏所灭之，
史称西晋。
建武元年(317)啷邪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时，
都于建康地，历十一帝。
元熙二年(420)时，
为刘裕所灭，史为东晋称之。
第一节
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
南北统一，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秦、凉、梁、益、宁、广、交十九个州地，
一百七十三个郡、国设置，
二百四十万户余。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措施，
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
把曹魏以来的屯田编入八郡县为自耕小农体，
从而增加了纳税的人囗户籍。
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
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
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的措施，
加以安抚处置。
同时也防范注意，
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持，
把吴人向北迁徙。
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制，
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
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
虽有“三俊”之称誉，
平吴后到洛阳时，
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职。
在朝廷大臣中，
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囗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
但晋武帝“宽而能断”之，
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处事，
平吴以统一全国的决策谋计，
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
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
幼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
平吴以后时，武帝不再兢业业干事，
却放纵奢侈。
他死后，元康元年(291)时，
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职吏，
接着又消灭楚王玮势力。
贾后专擅朝政大事，
任用裴囗、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
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之乱也从此开始。
赵王伦杀贾后，废惠帝自立。
齐王囗、成都王颖、河间王囗联合起兵杀赵王伦死。
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
内讧不已。以后加入混战的，
还有长沙王囗、东海王越等势力。
光熙元年(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
永嘉五年(311)时，
刘曜攻陷洛阳城池，
怀帝被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地。
五年后时，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地。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
多沿袭曹魏旧制，
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而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兴盛之势，
人身依附的加强关系，
强大了方镇势力，
这些影响以至削弱中央集权统治，
这时也出现开始。
中央最高官职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职。
尚书高官官有令、仆尉、执行皇帝诏令，
统领百官职吏，
处理政务事宜，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司，
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计。
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职，
后者地位与尚书令相当大致。
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职吏。
太康年间(280~289)尚书省所属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计。掌任命官员的吏曹、在诸曹中最为重要。
中书省的监、令掌起草诏令一事。
侍中(一般四人)侍及皇帝左右不离，
以备顾问，兼司柬诤和评议。
尚书所奏文案若有不妥时，
侍中即加封驳之。西晋时，
尚书令一般地位在中书监令及侍之上，
只有贾后执政期间诏令多出中书手里，
不经尚书省审议。
还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职，
掌纠弹不法，廷尉掌断刑狱。
西晋用人途径，
除开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属和刺史举秀才事，
太守察孝廉外，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以选拔官吏。
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级，
真正才能很少注意，
不能起选拔人才的作用。
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强能力，吏部选用任命前时，
又须经过司徒府核实九晶的评定，
这些都是朝廷为了集中用人权力，
以加强控制。
法制方面，
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情势，
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为令，
为后代所沿袭。
晋律篇比较完备目体系，
而条文大为减少(六百二十条)计。
某些律条的规定，
起了缓和阶级矛盾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对立，
巩固了中央政权统治。
西晋规定，
高官显爵者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
第一品多达五十顷地，
二品四十五顷地，三品四十，
四品三十五，五品三十，
六品二十五，七品二十，
八品十五，九品亦可占有十顷地。
后汉、三国以来，大族占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口数字，
西晋则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情势。
高官可按官品高氐庇荫亲族关系，
多者荫九族系，少者及三世，
免除其租税徭役。
为了耕种所占土地，
还允许他们屁荫劳动力，
作为佃客和衣食客待遇。
限定第一、二品官占有佃客不超过五十(疑当作十五)户计，
第三品十户籍，第四品七户计，
第五品五户籍，第六品三户藉，
第七品二户籍，笫八、第九品一户籍。
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收取、徭役的户数数字，
寓限制之意，但在占有大量田地，
高官显爵者必须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数字。
对于一些高官职吏，
朝廷赐给菜田、厨田地，
同时赐给附着于田地从事耕种和其他劳役与厨士。
地方政府官吏，
从朝廷获得公田与禄田地。
西晋灭亡七八十年后时，
北方鲜卑慕容氏统治下的南燕存在着“百室合户，
千丁其籍”，正是西晋承认私家依附农民的恶性发展事例，
依附大量人口和土地，
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系，
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待遇，
形成门阀士族系。
西晋本着古代一夫一妇耕田百亩的遗意，
承认男子占有田地的限额为七十，
女子三十亩地。
课租不问每户占田多少，按一丁交租谷计。
丁男五十亩地，收租四斛计。
即课田定额交粗八升计，
改变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纳租的方式。
同时沿用曹魏之时，
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制。
户依资财贫富分为九等级，
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式，
大致每户年纳绢三匹，
绵三斤，称为九品混通之制。
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时期。
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兵家)存在继续，
同时也实行募兵制，
并开征发良人来补充兵源兵士。
中央直辖一些精锐部队组织，
为中军称之，宿卫宫殿和首都重地，
分别由领军、护军、左卫、右卫、
骁骑、游击等六将军统领管理。
中军被哌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时，
则称为外军(一说外军是洛阳城外)。
领军、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诸事。
西晋初时，
刺史加将军号，统领州郡兵士。
平吴以后时，朝史专项民事。
另有都督(资历稍浅者称监或督)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
大都由诸王担任其职，
驻守军事要地，统领枞郡主力。
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
依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一。
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其职，
以防止都督专擅处置。
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事宜，
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
西晋分封宗室为王称之，
封国内民户的租调，三分之一。
东晋渡江以后分九分食一。
诸王主要职责在于驻军事重镇之地。
西晋初年所封诸王子，
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
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馓、成都王颖、河同王顺、东海王越是统领重兵坐镇
许昌、邺、长安和下邳的都督职，
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
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损失，
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关系；
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关系，
也起来加剧。
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加剧，
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倒地。
惠帝时，人为祸患之外
加以疫疫饥馑各地，百姓背井离乡，失所流离。
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
反而迫使他们返乡原籍，
甚至滥加残害。
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里，
各地流民不断反抗抵制，
先后有太安二年(303)张昌子安陆(今湖北云梦)、光熙元年(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今山东掖县、永嘉四年(310)王如宛(今河南南阳)地、五年杜谀于长沙发动起义。
斗争的时间虽不长，
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的统治。
荆、江、徐、场、豫五州之地，
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
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势力，
还有羯、氏、羌、鲜卑，
这“五胡”中的匈奴与羯势力，
“五胡”或加口巴人称为“六夷”。
西晋对北方、东北和西北势力，
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系。
江统曾说“西北诸郡曾为戌居”，
关中百万口余，
“戍狄居半”。平吴以前时，
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
不少羌胡人民参加(270~279)时期。
惠帝时，氏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年时，
“秦、雍、氏、羌悉反”之，
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戌”，
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
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压力，
但建议都未见实施。
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系，
起而仅抗相继。
惠帝永兴元年(304)时，
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囗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
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王拉旗，
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府政权组织。
熙帝降于汉时，西晋亡之。
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
汉族统治者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自保据地，
形成十六国的局势。
东晋
西晋覆亡后时，
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组织，
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统治。
纷纷南迁而去，
北方诸州人囗约七百万余。
而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计，
约占八分之一。
东晋和南朝境中人民，
大约土豪占六分之五比例，
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
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
各自出镇南方要地，
以预谋退路。早在水嘉元年(307)时，
司马睿已出镇建业(后改名建康，
今江苏南京)地。
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
次年称帝。
西晋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静。
司马睿之前时，
有石冰、封云领导的杨州、徐州农民起义。
出身于仓部令史的庐江陈敏，
乘掌握江淮漕来之机，招诱吴地士族氏，
企图在江东割据自立。
以后吴兴钱囗图谋推翻司马睿和杨州刺史王敦职吏，
在广陵起兵。这三次性质不同事例，
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囗率领乡里兵士，
支持了司马睿势力。
江南大族到东晋初年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实力，
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阻力。
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方人士，
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等职吏。
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子，
但隶属极其错综复杂关系。
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地，
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的，
也领实郡、县的。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于实州地。
实郡也有时领侨县，
侨郡往往也领实县地。
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
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地，
而更多的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
只有等待土断时，以备领有实土地。
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
豁免租赋、徭役，并另立白籍，
以区别于土著的黄籍。
侨人中的下层投附世家大族系，
成为受其荫庇的户口。
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氏，
如琅邪王氏、颖川庚氏、
陈郡谢氏、谯园桓氏，
都是司马氏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
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
此外，如祖逖、刘遐、苏峻等士族中地较低，
则先在胡族统治的北方堡坞固自，
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系，
然后率领这些流民南来，归附东晋管理。
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实力。
除郗鉴等少数人外，
流民领袖多未能与司马氏合作到底。
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负担沉重至极。
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矛盾加据，
南方内部阶级矛盾退居次要位置，
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后时，
才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
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组织，
起初并不竭诚拥护支持。
如陆玩目王导为伧(南人对北人的蔑称)，
拒绝与王氏通婚连娌。
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中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人士，
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人士，
渡江之初己笼络加意。
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强大兵力，
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势力，
暂时也倚重而不得已。
如周囗平钱囗，甘卓被周馥，纪瞻御石氏。
镇压杜囗起义也靠的是土寒庶陶佩势力。
来自北方的统治阶级对南人终有顾虑，
侨姓大族渡江后时，
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
王氏、谢氏、郗氏、蔡氏等族氏，
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山泽与土地。
如陶佩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宫广州地。
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
以致周程忧忿而死。
沈充、钱凤之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
陶佩对庚亮积怨太深，
都反映统治阶级中侨人士族的压倒地位和侨人、南人之间的矛盾关系。
晋元帝初年时，
有杨、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地，
领九十六实郡地，
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地。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时，
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地，
领实郡八十四，
侨郡四十余。东晋时侨州冠南字，
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
如南徐、南兖。东晋疆土缩小区域，
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时。
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司马、长史，
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职。
州以上分区置都督职，
以刺史充任其职，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
郡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其职。
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仍由公府辟召、州郡察举秀才、孝廉和中正依九品选拔官吏。
但这时已非西晋那样一统大局，
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地，
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制，
而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
简便行事。
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之，
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去。
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司，
起相互制约作用，
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职，
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
但仍以尚书为主之职。
单位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
以文采、经义见重。杨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之地，
中央政府首脑录尚书或尚书令职，
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杨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职，
以控制实际权力。
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职，
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制，
尚书、中书、门下并立，
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旧制。
成立咸和五年(330)时，
始度百姓田收租制，
改变西晋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方式，
大率每亩税三升米。
户凋可能仍沿西晋每户绢三匹、绵三斤之制。
孝武帝太元二年(337)废除度田收租制，
以口为对象统计，
王公以下囗税三斛计。八年时，
又增税米每囗五石计，
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
东晋的徭役也极为繁重至极，
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
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五十二万户，
二百三十万人)计，
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
不当汉之一郡(后汉最大之南阳郡有五十二万户、二百四十万口)计。
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于人囗太多，
东晋规定给客制，
品官可以庇荫流民为佃客待遇，
二品官荫占佃客四十户计，
三品三十五户，四品三十，
五品二十五户计，六品二十，
七品十五户计，八品占十，
九品五户计。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
各品官都比西晋多计。
他们的户口附于主人的户籍，但实际，
官僚贵族所荫庇的佃客，
还不止于规定的数字。
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
但须把收获得一半给主人送去。
佃客之外，还有称为典计、衣食客等名目的依附人囗问题。
此时，世代当兵的兵户依然存在如此，
同时也以逃亡的农民、罪犯及其家属、
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色人为兵士。
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
如著名的北府兵士，
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
东晋狭窄疆域，
贵族僚大量占山固泽为己。
世家大族大量庇荫人囗，
未入私门的侨居民体，又不编户贯籍，
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筹集。
成帝咸和时(326~334)实行土断开始，
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
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户籍，纳税服役。
在实行土断的同时，
必须也搜检官僚贵族户口的隐匿。
桓温、刘裕执政时期，
大规模实行土断两次，
收到“财阜国丰”的开拓兵的效果成绩。
有利于巩固偏安江南的政权统治。
东晋内部统治阶级，
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系，
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
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系、各大族之间的、中央与地方(杨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
矛盾关系。
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是，
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统治，
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不断的斗争实际。
王导执政时，
以宽和著称，除结好南人的目的，
巩固司马氏的统治，
也为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
元帝对王敦和简文帝对桓温，
都曾有过“请避资路”的表示，
为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所罕见的。
“君弱臣强”的局势，
是司马氏与以王氏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局势。
王敦担任都普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
拥重兵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城)地。
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相抗与之。
刘、刁维护皇室，
“崇上抑下”处置，
如征调大族家的奴童和依附的客士，以充兵役，
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满情绪。
永昌元年(327)时，起兵向建康进击，
江州刺史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佩，
联合击败苏峻势力。陶佩死后时，
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
既拥强兵据上游地，又执朝政大权力。
他代表皇室利益，
与王导产生矛盾关系。
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
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地，
又领扬州牧职，集一身内外大权力，
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统治。
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
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
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事，
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势力，
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人士，
多被桓温杀害而死，
桓温病中要求朝庭赐他“九锡”，
以为禅让的前奏之曲。
由于谢安等人拖延推迟，
桓温不及待而死。
谢安辅政时，侄儿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绩。
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
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
政权一直在大族手里。淝水战后时，
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手里。
战后两年时，谢安被迫避往广陵地，
不久死去。战后四年时，
谢玄又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
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
攻入建康地，杀司马道子父子，
总揽朝权事。元兴二年(403)时，
桓玄称帝，国号为楚称之，
刘裕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伐击，
桓玄退归江陵地，失败被杀而死。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压力，
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
北人南渡之初时，
上下同仇敌忾一致，
要求驱逐胡人势力，返回故土去。
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之一。
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地区，
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群体，
谋划恢复中原势力，
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时，
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
形势对东晋极为有利，
但元帝无意北击，对祖逖所需人力
物力都不予以支持，
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加剧，
祖逖备掣肘限制，
壮志未酬而死。
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各地，
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地，
更为显著军事优势。
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进击，
由于力量悬殊对比，未实现目的。
石虎死，河北大乱局，
西晋遗民二十余万渡河欲归附东晋势力。
褚哀北伐进击，
先峰达到彭城地，退回败绩。
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
殷浩北伐败绩屡次。
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时，
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城地，
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之。
两年以后时，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城池，
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59)再度北伐进击，
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地区，
未再前击，退败于襄邑(今河南囗县)。
桓温晚年借北伐以树立威名，
瑛求禅让位置，但未达目的。
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后时，
屡次南向出兵，意图南北统一。
太元八年(383)时，
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统治，
谢玄率北府兵以寡对敌，
淝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之时，
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地，
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地，
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压
力，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展绩。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势力，
此后青、兖等州归属东晋、刘宋五十年余。
十三年时，后秦灭之。
由于关中悬远关系，
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管理，
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大事，
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目的，
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城地，
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获取，
终东晋之世，
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地。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
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
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时，
永和三年(347)桓温西征灭之，
有利于巩固东晋政权统治。
二十六年以后时，益州又被前秦占取，
淝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时，
谯从据益州地，又从东晋分裂出去。
刘裕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
败还之，及至九年时，刘裕西征进击，
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
东晋百年间里，
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期间达五十年时，
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一起，
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
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忧。
隆安三年(399)爆发孙恩、卢循起义，
斗争持续近十二年时，
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
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
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起义，
讨平桓玄势力，对外北伐灭南燕地，
西征平噍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压力，
得到稳定之机。
灭后秦后时，
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统治。
两晋的文化
两晋一百五十年间时期，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
有几个方面出现了以前历史时期未曾有过的业绩。
西汉繁琐章句和东汉谦纬迷信的经学，
这时已经衰落无力，
但儒学经典的研究并未中断持续，
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
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释、《谷梁传》范宁集解和《尔雅》郭璞注，
都出于晋人手里。
晋代史学颇为发达，
晋人所撰古代和当代很多书史。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
都为当时和后代所推重研习。
荀屈(？~284)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之目录之学，
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籍，
亦即经、史、子、集四大类系。
千余年来，这种分类法未全废弃。
史部著作从经书中独立，
自成一类系，也自晋代始。
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
重视世系谱牒续，西晋挚虞曾撰《族姓昭穆记》，
东晋贾弼始创谱学，齐梁时人继承续，
近二百年不衰。
咸宁五年(279)汲家发现竹筒所写古籍，
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籍，
为千余年后发现秦汉竹木简及敦煌、吐鲁番古写本的先声，
装秀绘制《禹资地域图》籍，
定出制图的六条原则方式，
成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国绘制地图的基本方法款式。
曹魏时兴起的玄学，
在西晋仍然是盛行的显学之一。
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
讨论中心为“末有无”问题，
即有关地方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
是研究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论本体。
西晋谈玄学知名的有装籍(267~300)、郭象(252~312)等人士，
东晋有张湛。玄学是先秦两汉哲学发展的展示，
提出了新的讨论对象、慨念、范畴、方法认识，
形成一种思辨较强的哲学论理。
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魏晋南北时期思想的解放，
都起了积极作用推力。
西晋在文学方面也有其独特成就于世。
一般而言语，
西晋人的诗文多重词藻雕饰及写作技巧问题，
但也出现了左思、刘琨这痒的作家名士。
左思以咏史诗形式抒发怀抱目的，
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
诗风雄健高远，超越前人风气。
刘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
身处囗争前沿之地，
写下不少悲凉慷慨的赋诗。
西晋以文学知名的、还有陆机(261
~303)与潘岳(247~300)时，
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技巧不以思想感情序。
但陆机有《文赋》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与承袭等关系，
声律的作用，分类的文体。
挚虞有《文章琉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籍，
实即包含作品选、作者略
沥及各种的评论文体，
惜其书失传于世。
陆、挚两家著作的出现于世，
标志着西晋时文学和史学一样的，
独立于经学之外，
开始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问题。
挚两家的书籍，
是《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先躯。
由于玄学影响力，
东晋诗歌作品多理过其词，
淡乎寡味，但也出现了陶渊明(365~427)这样的田园诗人名士，
陶渊明的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真实，
关于农事的歌咏、景物的描写、遣世独立的艺术风格展示，
都对后代诗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义。
佛教来自印度及中亚地区，
到晋代仍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
东晋末法显赴天竺地，历尽艰险曲历，
刘宋禅代后始归时，
携来当时怎急需的律藏典籍，
西晋佛教的发展形势，
在外国僧人译经事业以外的，
中国僧人的贡献渐多趋势。
道安[312~385)在襄阳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宁康二年(374)时，
为中士第一部佛经总目。
不仅标列岁月时，还评论译笔记，
对后汉以来传译的佛经起了总结作用。
道安还制定僧徒戒规戒律，
组织僧人传教四地。
在佛教教义与佛教哲学看示，
慧远(334~406)宣传因果极报应关系，
以为轮回转生是人生最大的痛苦经历，
应当信佛结持，超出轮回式，
求永远解脱自己。
僧肇(384~414)撰《不真空轮》籍，
主张万物无真实性质，
但并非存在，万物皆虚妄不真而空之，
是不真的存在道理。
道生(355~434)提出人人皆可成佛，
又主张顿悟认识，以为真理玄妙一体，
不可分割，因此悟证真理只能顿悟而成佛道理。
西晋时天师道流行各地，
为王谢等高门所信奉一时。
道家著述有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籍，
内篇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
外篇则主要为儒家和刑名家观点的政论道理。
葛洪还著有《肘后卒急方》籍，
讲述各科病症的治法与药方子，
对结格性传染和天花已有记载和认识。
王叔和的《脉经》总结西晋以前脉学
经验知识，是现存最早脉学专著之一。
皇甫谧(215~282)撰《针灸甲乙经》籍，
是中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典籍，
流行到朝鲜、日本等国地，
绘画方面，人物画像仍是流行题材之一，
晋宋之际才出现山水画技。
著名画家顾恺之强调人像画传神之处全在目睛里，
提出了绘画技法要领技艺。
书法自后汉以来被作为艺术来欣赏不已，
晋代索靖(244~303)、卫夫人(272~349)和王羲之、献之父子有关书法的理论和笔法问题，
都为后代所重视，
影响广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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