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字典
著书立说，对于中国文人来说，从来都是天大的事。郑先生没有料到主家如此慷慨，这么大的事，也不问问仔细，就应允了自己。立即找来杜立，说了主家同意的事，并与他商量如何着手编书。
一说起事，彼此又忘了身份，也少了客套，便提高了效率。讨论了篇幅、体例、内容之后，决定编一本蒙学字典，收录常用字，采用拼音字母，简单解释字义，组词，造句，由先生主编，同学参与的方式编写，预期半年完成。
杜立负责组织同学参与编写，便向先生申请经费，说是要给学生稿费，先生从没听说写书能挣钱，但他想想也有道理。杜立说按字数算钱，每编完一个字得稿费2文，预计总共需要6000文。先生一算，一下子就少了一半多，怕剩下的钱不够买纸买墨。杜立坚持，说不够又去向李东家申请，杜立是知道现在李东家豪横得很。最终先生还是妥协。
杜立立马召集同学，讲了字典的事，要求同学报名参加，并补充说了稿费的事。同学们都被说得热血沸腾，可又担心自己水平不够，胜任不了任务。杜立说重在参与，水平边干边提高，大不了还有先生在把关。于是大家愉快地受领了任务，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年纪大的多一点，年纪小的象征性地编几十个字。
论理说，这些学生哪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单说释义一项，他们怕是一个字也说不清，但这又算什么事，不是还有自己这个坚强的后盾么。重在参与，参与了就能提高水平，大家都参与了，字典的重要性就会引起家长们的重视，以后出书的支持力度就会大大提高，书出来有影响则皆大欢喜。学生参与是整件事情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一步。
先生首先选择常用字，交给杜立分配给同学编写，编完交给杜立，杜立又审核、修改、补充，再交给先生定稿，每十天结算一次稿费。如此循环往复，先生桌前的稿子越来越厚，学生的腰包越来越鼓。学堂教学井然有序，学风日趋向上，先生常常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满意地看着学堂的一切。
家长见孩子不再贪玩，甚至要挑灯夜读，偶尔发现还有来路不明的铜钱，仔细观察也没有乱用，纷纷审问起孩子来，当得知孩子在编写字典，还有稿费收入，所有的家长都不淡定了，第一反映就是责怪学校课业太重，影响孩子睡眠。而孩子却郑重告诉家长，自己在干一件大事，有可能青史留名，请父母不要妄加指责。惊得父母一楞一楞的。只得任由孩子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家长们见面又彼此幸福地诉苦。消息汇总到李东家耳中，他哈哈大笑：一定是杜立这小子在折腾，索性又拨了十贯钱给郑先生。
郑先生莫名其妙地又得了十贯钱，也想不明白原因，反正钱多好办事，自己加紧编书就是。其实，郑先生在编写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困惑，比如读音、音调，南北东西，各不相同，以谁为准？字体以隶书好还是刚流行的草书好？结果杜立拿来的稿子早就解决了这些问题。读音、音调依大成国的为准，书写杜立的字（宋体）就很好，既方正又简洁。只是变革太多，书写方式、拼音字母、音调、数字符号、标点符号、运算符号，都是新创的，会不会让读者难以接受。但看看自己这些学生吧，他们甘之如饴，个个学得贼精，郑先生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变革是大有益处的。甚至他越来越认定，蒙学字典是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好作品。但成书之前，他也不敢拿去给同行批评，怕别人抄袭、剽窃，捷足先登，坏了自己的好事。
写书的人自己才知道，越是写到最后，越是紧张不自信。既希望早日公之于众，又担心招致批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际，郑先生写完前言，终于拍着桌上高高堆砌的书稿叹道：“是骡子是马，总要拉出去蹓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罢罢罢。”
当先生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布蒙学字典结稿以后，学生们爆发了一片欢呼声。杜立代表同学们向先生祝贺。每个人都发表了一番创作感言。“孩子们，你们也长大了。”郑先生最后总结完，禁不住老泪纵横。
这个时代没有出版社，要印书得自己掏钱，或是朝廷，或是贵人资助。也没有数字排板、活字印刷，只有雕板印刷。郑先生将书稿交于李东家，李东家又在学堂召集族人，郑重开会，专门商议蒙学字典的事，把字典的意义提升到关乎家族荣誉的高度，最后一致同意，出资印刷蒙学字典，并奖励郑先生稿费100贯。
通过家族的运作，大成国皇帝亲笔为蒙学字典题字，书名叫《中华蒙学字典》，并以官方力量，推广字典的普及应用。为严肃起见，杜立及其同学都没有署名，作者仅有郑庭之。李家第一版就印了2000册，每册定价500文。
这一次，郑先生声名雀起，甚至奉诏到成都，为各地赶来的先生授课。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蒙学字典》不胫而走，甚至成了走私者的心爱，大量的字典流入他国。李家又陆续加印数版。
郑先生从成都归来，上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一律都是要求孩子入学的事，有出高价的，有倚仗权势的，有倚仗亲朋友好友的。开始，郑先生都以学堂是家族的，只招收本族子弟，一律不对外招生为由拒绝。后来，压力到了李东家那里，他也不胜其烦。破例收了几个，不料竟然惹火上身，连县令都出面做工作。李东家找郑先生商量，一时也没有头绪。李东家一拍脑袋，找来杜立，问他主意。
不料杜立一开口就说是好事。接着就讲：“先贤有教无类，蜀国也有严君平办学佳话。家族的学堂，小子姓杜，不也在这里上学么？既然众人倾慕，学堂正可就此坐大。兼并其他学堂，汇聚优秀师资，广招各家英才，把学堂办成书院，李叔叔当东家，郑先生当院长。可喜可贺！”
说得二人惊喜连连，让杜立退下，二人合计一阵。过了一段时间，“金堂书院”的牌匾挂了出来，又在祠堂边加盖房舍、教室，还有一个藏书楼。等房屋建好，来了30个新生，先生也来了3位。
郑先生安排对全部学生进行了分班考核，根据成绩高低分成了3个班，指定了教室。杜立自然进了成绩最好的那一班。班上学生的年龄比杜立要大2-3岁。
一说起事，彼此又忘了身份，也少了客套，便提高了效率。讨论了篇幅、体例、内容之后，决定编一本蒙学字典，收录常用字，采用拼音字母，简单解释字义，组词，造句，由先生主编，同学参与的方式编写，预期半年完成。
杜立负责组织同学参与编写，便向先生申请经费，说是要给学生稿费，先生从没听说写书能挣钱，但他想想也有道理。杜立说按字数算钱，每编完一个字得稿费2文，预计总共需要6000文。先生一算，一下子就少了一半多，怕剩下的钱不够买纸买墨。杜立坚持，说不够又去向李东家申请，杜立是知道现在李东家豪横得很。最终先生还是妥协。
杜立立马召集同学，讲了字典的事，要求同学报名参加，并补充说了稿费的事。同学们都被说得热血沸腾，可又担心自己水平不够，胜任不了任务。杜立说重在参与，水平边干边提高，大不了还有先生在把关。于是大家愉快地受领了任务，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年纪大的多一点，年纪小的象征性地编几十个字。
论理说，这些学生哪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单说释义一项，他们怕是一个字也说不清，但这又算什么事，不是还有自己这个坚强的后盾么。重在参与，参与了就能提高水平，大家都参与了，字典的重要性就会引起家长们的重视，以后出书的支持力度就会大大提高，书出来有影响则皆大欢喜。学生参与是整件事情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一步。
先生首先选择常用字，交给杜立分配给同学编写，编完交给杜立，杜立又审核、修改、补充，再交给先生定稿，每十天结算一次稿费。如此循环往复，先生桌前的稿子越来越厚，学生的腰包越来越鼓。学堂教学井然有序，学风日趋向上，先生常常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满意地看着学堂的一切。
家长见孩子不再贪玩，甚至要挑灯夜读，偶尔发现还有来路不明的铜钱，仔细观察也没有乱用，纷纷审问起孩子来，当得知孩子在编写字典，还有稿费收入，所有的家长都不淡定了，第一反映就是责怪学校课业太重，影响孩子睡眠。而孩子却郑重告诉家长，自己在干一件大事，有可能青史留名，请父母不要妄加指责。惊得父母一楞一楞的。只得任由孩子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家长们见面又彼此幸福地诉苦。消息汇总到李东家耳中，他哈哈大笑：一定是杜立这小子在折腾，索性又拨了十贯钱给郑先生。
郑先生莫名其妙地又得了十贯钱，也想不明白原因，反正钱多好办事，自己加紧编书就是。其实，郑先生在编写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困惑，比如读音、音调，南北东西，各不相同，以谁为准？字体以隶书好还是刚流行的草书好？结果杜立拿来的稿子早就解决了这些问题。读音、音调依大成国的为准，书写杜立的字（宋体）就很好，既方正又简洁。只是变革太多，书写方式、拼音字母、音调、数字符号、标点符号、运算符号，都是新创的，会不会让读者难以接受。但看看自己这些学生吧，他们甘之如饴，个个学得贼精，郑先生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变革是大有益处的。甚至他越来越认定，蒙学字典是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好作品。但成书之前，他也不敢拿去给同行批评，怕别人抄袭、剽窃，捷足先登，坏了自己的好事。
写书的人自己才知道，越是写到最后，越是紧张不自信。既希望早日公之于众，又担心招致批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际，郑先生写完前言，终于拍着桌上高高堆砌的书稿叹道：“是骡子是马，总要拉出去蹓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罢罢罢。”
当先生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布蒙学字典结稿以后，学生们爆发了一片欢呼声。杜立代表同学们向先生祝贺。每个人都发表了一番创作感言。“孩子们，你们也长大了。”郑先生最后总结完，禁不住老泪纵横。
这个时代没有出版社，要印书得自己掏钱，或是朝廷，或是贵人资助。也没有数字排板、活字印刷，只有雕板印刷。郑先生将书稿交于李东家，李东家又在学堂召集族人，郑重开会，专门商议蒙学字典的事，把字典的意义提升到关乎家族荣誉的高度，最后一致同意，出资印刷蒙学字典，并奖励郑先生稿费100贯。
通过家族的运作，大成国皇帝亲笔为蒙学字典题字，书名叫《中华蒙学字典》，并以官方力量，推广字典的普及应用。为严肃起见，杜立及其同学都没有署名，作者仅有郑庭之。李家第一版就印了2000册，每册定价500文。
这一次，郑先生声名雀起，甚至奉诏到成都，为各地赶来的先生授课。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蒙学字典》不胫而走，甚至成了走私者的心爱，大量的字典流入他国。李家又陆续加印数版。
郑先生从成都归来，上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一律都是要求孩子入学的事，有出高价的，有倚仗权势的，有倚仗亲朋友好友的。开始，郑先生都以学堂是家族的，只招收本族子弟，一律不对外招生为由拒绝。后来，压力到了李东家那里，他也不胜其烦。破例收了几个，不料竟然惹火上身，连县令都出面做工作。李东家找郑先生商量，一时也没有头绪。李东家一拍脑袋，找来杜立，问他主意。
不料杜立一开口就说是好事。接着就讲：“先贤有教无类，蜀国也有严君平办学佳话。家族的学堂，小子姓杜，不也在这里上学么？既然众人倾慕，学堂正可就此坐大。兼并其他学堂，汇聚优秀师资，广招各家英才，把学堂办成书院，李叔叔当东家，郑先生当院长。可喜可贺！”
说得二人惊喜连连，让杜立退下，二人合计一阵。过了一段时间，“金堂书院”的牌匾挂了出来，又在祠堂边加盖房舍、教室，还有一个藏书楼。等房屋建好，来了30个新生，先生也来了3位。
郑先生安排对全部学生进行了分班考核，根据成绩高低分成了3个班，指定了教室。杜立自然进了成绩最好的那一班。班上学生的年龄比杜立要大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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