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回 省试第二
省试共考四场。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第二场，作论一篇；第三场，作策五道；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现代考试的填空题、默写和名词解释）。
北宋前期，省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朝廷觉得“一场定终身”殊为不妥，便改成四场通考之后计总分。本次省试采用此种较为合理的模式。
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诗题是《丰年有高廪》，赋题是《通其变而使民不倦》。
《通其变而使民不倦》出自《周易》。《周易》中有“使民不倦，使民宜之”之理。《易传·系辞传下·第二章》原文是：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诗且不说，单论赋，原本是苏轼的强项。但苏轼写赋自由浪漫，天马行空。如果让苏轼自由发挥写自己想写的赋，每篇都是千古名文。可要轮到让他考试写赋，其内心的真实写照是“不能屈折于作赋”。
正好赶上第一场诗赋的考官又是王珪。王珪对于苏轼赋的写作手法嗤之以鼻，直接判了不及格。
第二场，作论一篇，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此题出自汉代孔安国（孔子后裔）对于《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
苏轼此论，先从《尚书》中先王（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的“吁俞之声”切入，用事实赞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始终“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即便到了“穆王立”、“周道始衰”之时，仍不失“君子长者”之仁爱之心。然后引用《尚书》本经及传，就“疑”处着笔，以尧为例讲理说事，圣王忠厚之心“尽之矣”。第三段，就“刑赏”作进一步拓展，先论仁可过，而义不可过；次论因天下之善不胜赏，天下之恶不胜刑，故而先王“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既点出先王忠厚之至，又与开头绾合，贯穿一气。结尾引《诗》之文、《春秋》之义，意在证明先王忠厚之心体现在各类典籍的记载中，表明先王时时处处在“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
关于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还有一个小插曲。阅卷人梅尧臣看到苏轼此论时，惊为天人，认为其文似《孟子》，当即拍案叫绝道：“此乃状元之才也！”只是论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尧臣找不到用典的依据。于是，梅尧臣便向欧阳修请教。欧阳修也不知其典的出处，但认为这不影响对于此论的评价，此论当为第一。欧阳修再观其文风似是自己最为得意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便将此论判了第二。
省试过后，梅尧臣得知此论为苏轼所作，便去找苏轼求证此典出处，结果苏轼竟回答道：“想当然耳，何必须有出处。”由此可见，苏轼文风的豪放不羁。欧阳修后来也得知此论为苏轼所作，对其才华极为称赞，感叹道：“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表达了自己对苏轼未来成就的看好，并愿意让路，让苏轼超出自己一头。成语“出人头地”由此而来。
第三场，作策五道，策题分别为《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修废官举逸民》、《天子六军之制》、《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苏轼的五篇策题成绩虽然没有拔得头筹，但亦是上等。
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论语》十帖、《春秋》或《礼记》墨义十道。
帖经、墨义苏轼擅长，成绩第一。
省试四场考试下来，苏轼诗赋不及格，论第二，策上等，帖经、墨义第一。
欧阳修作为本次省试的主考官，力主平易文风。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既排斥以前浮艳拼凑的“西昆体”，也反对当时误入歧途的古文，即艰涩险怪的“太学体”，坚持以平淡典要作为评文标准，凡是剽窃破碎、怪僻猥琐之文，一律黜落。
欧阳修利用科举考试的机会进行文体文风改革，短短几年间，就已然改变了宋朝的文风，使其最终形成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风格。
幸好本次省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对于“诗赋取士”很有意见，极力倡导科举考试提高策论地位，降低诗赋权重。正因如此，“赋”考不及格的苏轼，最终非但没有影响其省试录取，反倒省试放榜的结果出乎意料。不知是否由于欧阳修对于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评价太高，苏轼最终取得省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苏辙也不出所料顺利通过本次省试。
林希在南庙考场的考试中依然表现出色，再次在南庙试中夺得第一。加上其为欧阳修的弟子，许多人都看好林希，认为今科状元非其莫属。林希自己也认为本次很有可能夺魁。
参加本次省试的考生学子共计4700余人，最终通过省试者400人。这400人都参加了本年进士科殿试，最终殿试登科人数为388人，落选比例仅为百分之三。
三月初一省试放榜后，有不少浮薄之士对此次省试结果心怀不满，聚集一起，待欧阳修上朝时将其团团围住，痛斥辱骂，就连街市巡逻的官吏赶到也无法制止。
对于舆论的反应，欧阳修早有心理准备。他认为科场弊端日深，既有知贡举的机会，定当痛加革除。权贵人家和浮薄子弟多在京师，最易煽风点火，导致社会哗然，一时难以遏制。好在本次省试所取进士具有真才实学，多优异人才，风波始得以平息。
宋代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大都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嘉祐二年所举进士的多面成就足堪佐证。
北宋前期，省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朝廷觉得“一场定终身”殊为不妥，便改成四场通考之后计总分。本次省试采用此种较为合理的模式。
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诗题是《丰年有高廪》，赋题是《通其变而使民不倦》。
《通其变而使民不倦》出自《周易》。《周易》中有“使民不倦，使民宜之”之理。《易传·系辞传下·第二章》原文是：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诗且不说，单论赋，原本是苏轼的强项。但苏轼写赋自由浪漫，天马行空。如果让苏轼自由发挥写自己想写的赋，每篇都是千古名文。可要轮到让他考试写赋，其内心的真实写照是“不能屈折于作赋”。
正好赶上第一场诗赋的考官又是王珪。王珪对于苏轼赋的写作手法嗤之以鼻，直接判了不及格。
第二场，作论一篇，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此题出自汉代孔安国（孔子后裔）对于《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
苏轼此论，先从《尚书》中先王（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的“吁俞之声”切入，用事实赞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始终“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即便到了“穆王立”、“周道始衰”之时，仍不失“君子长者”之仁爱之心。然后引用《尚书》本经及传，就“疑”处着笔，以尧为例讲理说事，圣王忠厚之心“尽之矣”。第三段，就“刑赏”作进一步拓展，先论仁可过，而义不可过；次论因天下之善不胜赏，天下之恶不胜刑，故而先王“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既点出先王忠厚之至，又与开头绾合，贯穿一气。结尾引《诗》之文、《春秋》之义，意在证明先王忠厚之心体现在各类典籍的记载中，表明先王时时处处在“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
关于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还有一个小插曲。阅卷人梅尧臣看到苏轼此论时，惊为天人，认为其文似《孟子》，当即拍案叫绝道：“此乃状元之才也！”只是论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尧臣找不到用典的依据。于是，梅尧臣便向欧阳修请教。欧阳修也不知其典的出处，但认为这不影响对于此论的评价，此论当为第一。欧阳修再观其文风似是自己最为得意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便将此论判了第二。
省试过后，梅尧臣得知此论为苏轼所作，便去找苏轼求证此典出处，结果苏轼竟回答道：“想当然耳，何必须有出处。”由此可见，苏轼文风的豪放不羁。欧阳修后来也得知此论为苏轼所作，对其才华极为称赞，感叹道：“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表达了自己对苏轼未来成就的看好，并愿意让路，让苏轼超出自己一头。成语“出人头地”由此而来。
第三场，作策五道，策题分别为《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修废官举逸民》、《天子六军之制》、《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苏轼的五篇策题成绩虽然没有拔得头筹，但亦是上等。
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论语》十帖、《春秋》或《礼记》墨义十道。
帖经、墨义苏轼擅长，成绩第一。
省试四场考试下来，苏轼诗赋不及格，论第二，策上等，帖经、墨义第一。
欧阳修作为本次省试的主考官，力主平易文风。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既排斥以前浮艳拼凑的“西昆体”，也反对当时误入歧途的古文，即艰涩险怪的“太学体”，坚持以平淡典要作为评文标准，凡是剽窃破碎、怪僻猥琐之文，一律黜落。
欧阳修利用科举考试的机会进行文体文风改革，短短几年间，就已然改变了宋朝的文风，使其最终形成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风格。
幸好本次省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对于“诗赋取士”很有意见，极力倡导科举考试提高策论地位，降低诗赋权重。正因如此，“赋”考不及格的苏轼，最终非但没有影响其省试录取，反倒省试放榜的结果出乎意料。不知是否由于欧阳修对于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评价太高，苏轼最终取得省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苏辙也不出所料顺利通过本次省试。
林希在南庙考场的考试中依然表现出色，再次在南庙试中夺得第一。加上其为欧阳修的弟子，许多人都看好林希，认为今科状元非其莫属。林希自己也认为本次很有可能夺魁。
参加本次省试的考生学子共计4700余人，最终通过省试者400人。这400人都参加了本年进士科殿试，最终殿试登科人数为388人，落选比例仅为百分之三。
三月初一省试放榜后，有不少浮薄之士对此次省试结果心怀不满，聚集一起，待欧阳修上朝时将其团团围住，痛斥辱骂，就连街市巡逻的官吏赶到也无法制止。
对于舆论的反应，欧阳修早有心理准备。他认为科场弊端日深，既有知贡举的机会，定当痛加革除。权贵人家和浮薄子弟多在京师，最易煽风点火，导致社会哗然，一时难以遏制。好在本次省试所取进士具有真才实学，多优异人才，风波始得以平息。
宋代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大都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嘉祐二年所举进士的多面成就足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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