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迈进，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油然而生。在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总会伴有一些不和谐与动荡的因素，但历史的车轮总在不停地向前转动，社会问题永远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又同一定的历史特征，社会环境相联系。

    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津海这片土地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在改变，做买卖的人多了，人们会把自己吃不完的粮食、蔬菜用马车拉着到集市上去交易。在清远县的大街小巷也出现了卖小商品的、卖各种成衣的、卖布料布头的......居然有的商家做起了女士内衣专卖，长期封闭的思想让很多想买这类商品的人望而却步，当有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后面的人便蜂拥而至了。的确、经济发展了、人们手里开始有钱了，有了钱就会想到花钱，于是每逢周末，人们不忙的时候，在清远各个乡镇的大街小巷，总有这么一句问候语：“走吗？去清城赶集去？”

    人们的穿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班的男人们改变了原来的确良衬衫搭配黑裤子、黑布鞋的统一穿戴，开始穿起了格子或条纹衬衫，而且习惯把衬衫下摆系在裤子里，脚下踩上一双黑皮鞋，显得很有品味；女人们穿裙子的越来越多了，就连大蒲洼这个小乡镇的大街小巷也有很多前卫的女性开始穿裙子，而且裙子有越来越短的趋势。这一点让很多闲散的社会青年没事的时候习惯蹲在街边打望，进而慢慢引发了一系列的犯罪问题。

    在四高台的李台，住着几十户李姓家族子弟，李宝发就是其中一户。由于媳妇的肚子不争气，一连生下四个女儿，怀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很多村民讥笑宝发，“这回五朵金花该凑齐了吧？”结果生下的第五个居然是男孩，全家都很高兴，为了让这将来唯一的顶梁柱健康成长，宝发给儿子取名栓子，因为他恐怕半路有个好歹，被阎王爷提早收了去。

    今年，栓子已18岁，长大成人了，但从小的娇生惯养，让他终日游手好闲，初中没上一半就辍学了，而且结交了一些不良的社会青年，经常与这些狐朋狗友去外面打架斗殴。

    大蒲洼乡的十几个村子中，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这样一伙青年，为了示强，没事就在生产队大场上约约架，双方手持的“武器”也很有讲究的，或是统一制式的短刀、或是清一色的铁链、木棒......偶尔有个领袖式的人物会端着一把气步枪，打到酣处，真会把黄豆大的弹丸打到对方身体里。

    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们的日子好过了，一些富裕家庭也买了电视机，生产大队院里的黑白电视虽然每天准时出工，但围观的人越来越少了。大蒲洼乡政府有每月定期给各村放映一场电影的惯例。在夜晚看露天电影的时候，总有一些不良的外村青年趁着夜色溜进村子，挤在人群里摸一把人家的姑娘。这时候栓子会组织一伙四高台的青年来维护治安，唯一的手段就是大打出手，有时候电影还没放映，村口的火并却已开始上演了。

    打架的双方人马即使挂了彩也不会找对方索赔，通常都是小伤自己处理，或是找村里的赤脚医生上点药。如果有人受伤严重，就会被抬到大蒲洼卫生院，或是包扎、或是缝合。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如果年轻人身上不挂点彩，往往会感觉自己很没面子。

    平日里农忙的时候，栓子从不下地干农活，没事就坐在村口的大碾盘上看看过往的行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会立即召集人手干架，俨然成为村子的“联防队长”。夏天到了，村口马路上穿裙子骑车上下班的女人越来越多了，栓子在打望之余，内心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这种冲动仿佛来自原始野性的呼唤，而且呼唤的声音越来越强。终于有一天，栓子在观察多日后，把一个经常独自骑车路过的姑娘拖进了路旁的芦苇荡......

    第二天下午，清洋、郭凡等六七个小伙伴正在村口麦场上玩耍，远远看到从大路上开来了一辆挎斗摩托，车上坐着三个穿白色制服，带着大檐帽的人。

    “你们看！你们看！”郭凡指着警察赞叹道，“长大我要当个警察叔叔。”

    “你当警察叔叔，那谁当坏人呀？”清泽在一旁问道。

    “要不咱玩警察抓小偷吧，我和清洋当警察，你们当小偷。”

    “咱先别玩了，看看警察来咱村要干嘛？”清洋提议道。

    几个小伙伴紧跟着摩托后面的扬尘跑进了村子。

    车子驶到生产大队的院里，警察让值班人员通过广播把书记、村长等干部喊到了生产大队。

    下午四点多，栓子被两名警察扭着胳膊，押到生产大队，宝发两口子紧跟在后面，嘴里说着：“警察同志、这是不是弄错了......”

    接下来，三个民警把栓子带到了一间屋子，然后插上门，郭永合和张金贵等人守在门口，不让任何人进屋......

    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像鸭一样伸长了脖子往里看、或是倾听着。将近晚上六点，在郭永合与张金贵等人的护送下，民警把栓子绑在摩托挎斗上，和两年前捆绑郭新山的手法如出一辙，在村民的目送中、在宝发媳妇的哭豪中，摩托车驶离了四高台村。

    人们相互间小声私语着、渐渐地散去了，留下宝发在村口搀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媳妇。一群小孩子站在一起，面容呆滞、谁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他们被刚刚发生的一切吓懵了。但在郭凡的心中却萌生了一个念头：“我将来要当警察，一个抓坏人的警察。”而且这颗梦想的种子在这个幼小的心灵中逐渐地生根、发芽了。

    接下来的一些天，宝发两口子天天奔走在去大蒲洼派出所的路上，有时候会拉着村干部一起去说情。任凭宝发两口子如何哀求，执法机关始终没有网开一面。后来有很多传言：有的说那天栓子把姑娘拖进苇田，还没有解开裤子，就被姑娘挠花了脸；还有的说宝发两口子为了孩子倾家荡产，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再后来就传来栓子因为流氓罪被判刑18年，关在大西北的一座监狱农场里接受劳动改造......

    从此以后，宝发媳妇每天以泪洗面，见到乡邻就哭诉自己的不幸，宛若一个祥林嫂，终于在一年后哭瞎了双眼。宝发从此驼背了，再也没有抬起头走路。其他三个台的小孩玩耍时会说出一段莫名的顺口溜“李台有个李大栓，游手好闲没人管。打架斗殴数第一，大蒲洼乡美名传！村口打望色心起，拉个姑娘要强奸。村委会里挨顿打，判了西北十八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从封闭蒙昧的状态发展成开放多维的状态。任何思想意识的形成就像树木生长一样，需要有适合其生根发芽的土壤，社会转型时期的多维因素诱发了多种思想意识的产生，这些思想意识将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影响着一代代国人，它们在当下社会中流行着、相互碰撞着，迸发出一个个火花，每一个火花都会在历史的车轮上留下一个烙印。

    韩春生家的清洋和清泽已经五岁了，清芬和清芳已经上小学了。大人们白天劳动，两个姐姐去上学，小哥俩子就找来郭凡和郭成一起玩耍，有时候李台宝明家的二丫也来和他们玩耍。春生家东边是一片盐碱滩，盐碱滩北面就是穿过四高台村那条无名小路。宝明家就在小路的边上，而春生和玉才家分别在盐碱滩的东西，盐碱滩南边就是生产大队的旧址，现在已经更名为四高台村民委员会了。村委会再往南就是张台，而长贵家就在张台的北头。

    由于北方近些年雨水较大，每逢大雨来临，盐碱滩就变成了一潭湖水，而与之相邻的生产大队房屋也浸泡在水中。为此，四高台村在几年前翻盖了生产大队的房屋，而且加高了地基。村民从各村拉土垫地基，那时会看到很多小孩在新拉来的泥土中挖芦根。清芬也经常拉着长贵的手在土堆中寻找芦根，找完芦根又去田里挖野菜，当篮子里满满的时候，长贵会摘几朵野花插在清芬的头发上。

    “长贵，我好看吗？”

    “好看，你长大给我当媳妇好吗？”

    这时，两个小孩总是小脸红红的、笑着拉起了手。

    今年，清芬和长贵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每当放学后，他俩一起回到韩老伯家里，一起做作业、一起吃饭......

    长贵从小就长在春生家，已经把哺育自己的韩老婶当做母亲，随着后来清芳、清洋、清泽的先后到来，长贵也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妹妹、亲弟弟。

    平日里，只要长贵做完作业，就会哄着几个弟弟妹妹玩，郭凡和郭成也经常来春生家，韩家房子小、院子小，让着一大家子人更热闹、更温馨了。

    自从韩老婶生下了清洋和清泽，韩春生就考虑到自家的三间土坯房早晚不够住，一直琢磨着盖房子的事情。当春生找到郭永合，提起自己想在韩台西边要一块大一点的房基地，郭永合不同意。后来春生又找二哥春发和张金贵，让两个人拉着郭永合来春生家喝了一顿酒，郭书记才提议让春生在原来的房基地上翻盖，还说：“你家房子守在村边，那个盐碱滩里的土随便你拉，咱可以把房子接出来两三间，一家人不就够住了吗？”得到郭书记的默许后，韩春生两口子没日没夜的拉土垫房基，在原有三间土坯房的东边又垫出三间房基地。终于在1983年的春天，韩春生盖了三间红砖大瓦房，这可气坏了大队书记郭永合。

    清洋和清泽从小就每人拿个小铁铲跟父母、姐姐铲土垫院子。寒冬腊月，别人家的孩子都躲在家里猫冬，春生两口子就带着几个孩子来盐碱滩锄土，长贵经常来帮忙、郭凡和郭成也来凑热闹。通常是在上午，几人围在一起，先把碱地表层的浮土攒成一堆又一堆；下午，春生赶来马车，前后档上车坝，把土装车拉到新房旁的空地上，院子的底层是盐碱土，上面还要盖上一米高的好土，要不然不能种作物。韩春生又从“牛地”拉来一车车的沙土垫在碱土上面。整个冬天，一家人就这样辛苦的劳作着，一年又一年，小院从开始的三米扩大到六米、十米，最后六间房前的院子将近一亩地了。这时候郭永合坐不住了，他拉着张金贵找到了韩春生，说春生家的院子垫得太大了，很多村民反映这个问题，于是春生两口子也停下了手中的活、不再垫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