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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回:曹操残杀吕伯奢

    上回书说到,曹操与陈宫正在厅堂等吕伯奢回来,却听得庄后有人密谋刺杀,曹操遂与陈宫言道:“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陈宫一跺脚,明公你杀错了!曹操也很后悔,但事已至此,只好与陈宫离庄而去。

    半路之上,碰到了打酒回来的吕伯奢。二人不敢与之交谈太多,策马便行。行不数步,曹操去而复返,吕伯奢不明就里,“贤侄想是不走了?”曹操言道,“伯父,你看那边是谁?”待伯奢回头之际,挥剑杀死伯奢。

    陈宫一见,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寻思:“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原来是个狼心之徒!”当夜投店之时,趁曹操熟睡之际,不辞而别。后面陈宫与曹操还有见面之时,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都知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几乎成了曹操标志性的言语,这也是后人对曹操诟病最深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曹操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呢?那么我们来看看史书是如何记载这段的。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这个意思大概是说,曹操认为董卓终将败亡,于是就不接受认命,打算回老家。还有几个人跟着他。到成皋拜会吕伯奢,吕伯奢不在,他的儿子伙同宾客想抢劫曹操,曹操于是杀了他们。

    《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三国西晋时著名史学家。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元康七年(297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10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陈寿治学严谨,在史料搜集和甄别上,但凡有疑问处,尽皆不取,致使《三国志》全书非常简略。另外,陈寿之父陈式原是马谡副将,后因在北伐战争是,带队冒进,损失惨重,被诸葛亮以军法斩杀。但陈寿在《亮传》中并未有意贬低诸葛亮,而且还做了中肯的评价。然而,《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这也可以理解,究竟历史都是胜利者编写的。

    那裴松之又是何人?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东晋史学家,为《三国志注》作者。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裴松之也是个治学严谨的人,他把自己搜集的和陈寿摒弃的一些史料做了进一步的甄别,但并未像陈寿那样将存疑的史料弃之不用,而是与其他史料一起纳入了《三国志注》中,并言明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对于无从判断的,也都并举于内,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供后人评价。

    以此看来,以上的说法有美化曹操之嫌,我们暂不做评价。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世语》是魏晋时期一本史书,又称“魏晋世语”,《三国志》中引用较多。与上一个说法相比,《魏晋世语》的基调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误会杀人”的说法。曹操来到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吕伯奢的五个儿子接纳了曹操。但曹操本身疑心非常重,认为吕伯奢的儿子对自己有异心,于是趁夜杀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孙盛杂记》对《魏晋世语》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也成为《三国演义》进行文学创作的蓝本。曹操听到一些食器碰撞的声音,以为是吕伯奢家人对自己动手,于是趁夜杀人。发现杀错人之后,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这句话自然也就是《三国演义》中的创作的蓝本了。《三国演义》加强了这句话的语气,也突出了曹操的奸雄的气质。

    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曹操是怎样说出这句话的。既而凄怆曰。很显然,这几个字表明曹操当时应该是心情很难过,并不是如《三国演义》中说的那样理直气壮,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排解,或者说是自嘲。而《三国演义》中给这句话加了天下二字,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另外,以上三种说法都说吕伯奢不在,也就是说,不管曹操有没有杀人,因何杀人,但确定没有杀吕伯奢,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三国演义》中那种场景。

    《三国演义》的宗旨就是扬刘、抑孙、贬曹,为了突出曹操的奸雄气质,这样处理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曹操。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以上三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可信。

    首先,第一个实际上是引自《魏书》。《魏书》的作者叫做王沈,他的养父就是曹魏司空王昶。在高贵乡公曹髦在位时期,王沈参与了《魏书》的制作。所以说《魏书》的成书时间在三个史料中是最早的。有人认为《魏书》创作时间在曹魏时期,所以从立场上偏向于曹操,将曹操杀吕伯奢家人一事进行了美化甚至是魔改。《晋书·王沈传》中对《魏书》的评价也不高,因为避讳的原因。但其实《魏书》中避的是司马氏的讳,此时是司马氏与曹魏处于对立局面的,王沈没有必要特意美化曹操。

    接下来是《魏晋世语》。《魏晋世语》其实并不是一部史书,而是晋朝人郭颁写的一部笔记小说。这虽然不意味着《魏晋世语》没有史料价值,但无论是成书时间,还是文学体裁上来看,《魏晋世语》的可信度都不如《魏书》高。何况裴松之在其他的地方也对郭颁以及《魏晋世语》做出了差评:“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可以说仅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来看,裴松之对《魏晋世语》是持有否定态度的。

    那么《孙盛杂记》又是怎样一本书呢?我们下回——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