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爱莫能助
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升堂，这可以说得上是杨津正第一次升堂了，仪式的庄重和神秘，让他显得很是感兴趣。
不由得兴致勃勃，开始期待起来！！自己成为县老爷，第一次升堂文案，一定可以会在自己的穿越人生里记下重重的一笔。
接下来的升堂让自己大感意外。，这和自己电视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好像有那么些些许不同。
明清两代都是以州县作为第一审级，无论是什么样的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州县的审理。明代规定：“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称诉者，笞五十，止免罪。”明朝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
这是法律上的规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变化。如明朝在《大清律例》公布之后，也多次修改。康熙初年仅有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订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又增，总计八百一十五条。正因为有一时之变通，所以州县司法审判才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
明洪武时期，朱元璋鼓励百姓越级上告，对于阻拦百姓赴京的官吏给予“枭令示众”的惩罚。不过到了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很多往往不实，这才颁布禁令禁止小民越级上告。
明代初年，州县还不算是第一审判机构，下面还有一个里甲制度。明初时期，里甲确实担负一些司法审判事务，但到了洪武末年，里甲的司法审判权被剥夺，虽然里甲和宗族对一些户婚田土等民事纠纷有调解权甚至是裁定权，但他们的裁定不受法律的保护，如果告到官府，还需要官府的裁定。
当然，在民不告官不究的前提下，里甲和宗族的裁定，只要不告到官府，依然可以在局部发生效用，但绝不能将里甲和宗族当作一个审级。
州县是第一审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审级，州县官便是这个审级的最高裁定者和拟定者。州县官除了办理州县各种政务以外，审判是他们的重要职责。因此他们必须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审理词诉案件，称之为“放告”。时间则是根据各州县的具体情况来定，有的规定每逢三、八，有的规定每逢三、六、九，有的规定每逢五、十。但是没有规定四、七的，原因是不吉利，这与封建迷信有关。不过遇到大案、盗案、命案，则需要随时审理。
州县审判的大致流程
古代中国是农业国家，以农为本，因此办理案件原则上要避开农忙季节。《大清律例·刑律》中有明确规定：“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切民词，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枉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劫客货，查有明据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以后方许听断。若农忙期内，受理细事者，该督抚指名题参。”
也就是说，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只能在农闲季节办理，而且每月也就办理6至9天，再除去年节假期，能够受理民事词讼的时间，全年也不过就四五十天。
“放告”日时，州县官受理词讼，文献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
“官坐卷棚，桌置重压纸一枚。东角门放告状人鱼贯而进，不许投文混入其内，逐名挨次，将状展开，亲压桌上，仍退跪阶下。随命值堂吏点明张数，高声报若干张。逐张唤名，点过甬道西，由西角门鱼贯而出。”
收过状后，州县官便逐一审阅，准于审理的词状要挂号登录在案。经过挂号的诉讼案件，州县官就要发差拘捕原告和被告。发差是凭州县官所发的票签，有州县官发送各房去签差的，也有州县官亲自选派的，这要看案件的轻重而定。差役拘拿有期限，检查是否如期，称为“比差”。如期把人拘拿到案，差役就要将原票交回，称为“销差”。
人犯到案后，州县官就要过堂审问。州县官过堂审问要求有技巧，需要他们用钩、袭、攻、逼、摄、合、挠“七要术”来问案。
“钩”，是用其他的话题来钩出人犯的实话；“袭”是乘人犯心虚而掩其不备；“攻”是因人犯的短处和空隙而出击；“逼”是因人犯穷急之处而扼之；“摄”是控制人犯的奸恶而不让他们得逞；“合”是把原告和被告的供词分别共证；“挠”是以众口来挠服人犯。
如果州县官都能严格按照“七要术”来审理案件，就会少出冤案，不过这对州县官个人素质有非常高度的要求，实际上大多州县官是难以达到的。在不能运用审判技巧的情况下，州县官主要采取的是刑讯手段，以得到口供。
拿到口供后，下一步便是“问拟”了。“问拟者，问其所犯之由，而拟其罪也”。州县有审讯权，但判决权力十分有限，除户婚、田土、钱债等小事可以进行调解处分，并且当堂决断外，还能判决笞杖以下的刑罚。
至于刑事案件，哪怕是笞杖之类的罪责，州县官原则上都要开具事由提出自己的看法上报给上级，等到上司乃至中央的批示，才可以进行判决。这种上报叫“看语”，也叫“看审”。如果上司的批示下来，州县官便可以按批示撰写判词，再申报上司核准，然后具体实施。
这坐堂就是俗称的升堂。
升堂是县令每天必须都要做的事。
但是县令升堂也有讲究的。
每日升堂必须早起。
冬天早起须用粥及姜汤御寒气，提神醒脑。
到了中午要吃过饭才能升堂，而且吃饭不能喝酒，否则会影响工作质量，严重的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做好治安也是县令的本职工作。
每天要做的就是严查赌钱、吃酒、聚众打架、盗窃等事。
尤其是聚赌查得很严，如果查到即枷示重惩！
不仅是对聚赌查得严，对路边神棍和寺庙邪教也不轻饶。
如有发现立刻派捕快捉拿。
账簿及号件：
做官最忌偷懒，如果要做一好官，那么每天都要查看钱粮数量，不论多少，都要一一记录。
号件簿最要稽查，每日勾销一次。
防范措施：
衙门也需要做好防范措施，需要每日检查。
主要是巡查仓库和府邸的安全。
最后一件事就是收税，也叫“催征钱粮”。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指的是官员上任之初都要做几件事来表达自己的才干和施政理念，也有给属下来个下马威的意思。关于“新官上任三把火”源于何时，一直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认为是典出诸葛亮，即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三把火。
其实这个说法大致是牵强附会，没有根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说法。在国人的词汇中，这个“三”字是个很不确定的概念，也可以指很多把火的意思。这里以明朝的知县为例，来看一看当时新官上任是如何烧三把火的？
明朝的知县是从候补进士、举人、小京官，以及各州县佐贰中铨选出来的。按照吏部的程序，被授予实缺的知县拿到吏部的官凭后，就要到任职所在省份的督抚衙门报到，然后在规定期限内正式上任。
小小的七品知县在督抚衙门中不过是个小角色，但是在他所任的县中确实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按照规定，巡抚衙门在新任知县启程之前，就要事先向所在的县发出一份“通知书”，官方的叫法为“红谕”。
在这份“红谕”中，会写明知县的姓名、籍贯、年龄以及长相等基本特征，然后注明到任日期及当地的接待流程。“红谕”发出之后，知县便可慢慢悠悠启程了，沿途的驿站为他提供服务，所经过的各州县长官看在同僚的份上，也少不了要出面敷衍一番，送上一些特产银两之类的，这是明朝官场的潜规则，大家是必须要遵守的。
而新任知县所在的衙门在长官未到之前，便要忙碌起来，商议接待事宜。衙门要打扫修葺一新，六房要整理案卷、编造账册，以备知县随时查阅。
知县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要接印，衙门中所有的执事人员，诸如佐贰、书吏、差役等，都要按照品级、班次站好位置，等新任知县上座训话。训完话后才会举行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知县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照例要绕衙门巡视一圈，即所谓的“兜青龙”。
“兜青龙”以后，就要进行重要的活动。知县穿着公服往北面而跪，意为叩谢圣恩。此时，差役们要发梆，第一次击七梆，代表“为君难为臣不易”；第二次击五梆，代表“仁义礼智信”；第三次击三梆，即代表衙门正堂匾额上的“清慎勤”。
三梆敲过，再敲堂鼓。一为三下堂鼓，表示“奉圣命”，二为四下堂鼓，表示“叩谢皇恩”。至此新官上任的基本程序算是走完了。紧接着，知县朝南而坐正式升堂，开始放“三把火”。
明朝知县上任的这“三把火”，不是个例而是惯例，而且也不是特指这三件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烧香拜神：古代州县都设有孔庙、关帝庙、文昌帝君庙，以及城隍庙等。官员正式上任行使权力之前，必须要先拜这些神，表示自己上敬天下敬地，是皇帝派来为百姓主持正义的，略有向天发誓的意思。
2、盘查账目：这是对前任知县留下的银库、粮库、料库的一次盘点，要确保与账目上的数字相符，并要亲自到各库中详加复核，以免被书吏欺瞒。
3、检阅城池：守卫城池保一方百姓安宁是知县的重要职责，所以新任知县上任之初便要检查城池是否坚固，守卫兵丁人数是否存有缺额，地方上的治安措施是否得当等等。
4、清点人员：衙门中六房、差役、书吏都是有固定人数的且都是记录在案的。知县要按照实际人数进行清点，看是否存在吃空饷的情况，对属下人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5、视察监狱：刑名也是知县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监狱关押了多少犯人，他们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待遇，监狱的管理是否正常，这些都是必须要亲自查阅的。
除了以上这些外，新任知县还要对本县的学子（童生）进行一次书面考试，以了解他们的才学优劣。另外按照规定，知县要和当地的士绅互换名帖，一一回拜。最后才会在衙门外贴上告示，宣布正式办公，并规定从某日起接受民间诉讼案件。
不难看出，明朝州县官上任烧得“三把火”，并不是具体的行政事务，大多走得是上任的一些既定程序。事实上，明朝的州县官在上任时通常都要先适应当地的风气，了解当地的民情，然后才会具体介入行政。
这是他的第一个案子。杨津正很是感兴趣。案子也不复杂。就是简单的一个老农丢了一头耕牛。
丢耕牛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有。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甚至古人还用一些奇怪的办法把它找了回来。
古人是怎么用大六壬找东西的神奇案例。
话说唐朝的贾耽，是谋士贾诩之后，他当宰相时，以忠直磊落辅佐皇上，凡有尚未萌发的灾福，定能根治消除。至于阴阳星相占卜之类，他也无不通晓。有个农民丢失了一头牛，到国师桑道茂（唐朝方士，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那里占卜，卦成之后，桑国师对他说：“你的牛，是贾相国偷了去放在巾帽盒里了。你只要等候上朝时突然到他面前将此事告诉他就行。”
这个老农就按国师的话去见贾耽，贾盘问他，老农便将桑国师的话告诉了贾，相国在马上笑，为他打开巾帽盒，取出式盘（应是六壬式盘），放在马鞍上运转查看，过了许久，对丢牛的说：“宰相没偷你的牛，但宰相知道牛的去处，只要去安国观三门后面大槐树梢上的鹊窝去取就行了。”
老农径直来到三门，见槐树梢上果然有鹊巢。爬上去寻找，毫无所获，便从树上下来，低头一看，却见丢失的那头牛正在树根下，用绳拴着吃草，草的旁边就是偷牛人的家。
巧合的事，六壬课案中还有一则寻驴课，也是与树上的喜鹊窝有关，且看：
话说有丢毛驴者，遍寻不见，要知当时毛驴乃一大家当，此人甚急，乃到庙中找老和尚求占，依占寻到。
和尚断曰：此驴已经怀胎，必在邻家，只是不好搜查。十五夜里，应有人牵出来遛。如果没人出来，就爬上村口大杨树上喜鹊窝旁看一看。
后来发生的事十分蹊跷，十五晚上月明如昼，此人在街口隐藏，至午夜也未见有人牵出来，闲得无聊，就爬上了村口的大杨树，一个喜鹊窝高度，偶一低头，竟见有一人将其驴从屋内牵出，在天井中遛，于是招集子侄，当场拿获。
发用为马星乘龙，本应远遁，但被支克合，故主不能远去，尚在家内。干为人，支为物，支上朱雀居于寅木之上，乃大杨树上有鹊巢之象。朱雀克合申金，故借此可得。至于如何只有“爬上树才能看见“，恐怕除了老和尚，已经无人知晓了。
墨竹斋阁老壬心吾曰：卯为驴骡，何以取申为类，盖传送有道路往来之象，驴骡之用，引重致远，故申亦类驴，乘驿马更切，今称户外旅行者为“驴友”，即是明证。玄胎课，传见子孙，是以驴已怀胎，支阴发用，是在邻家，落于空亡，故不好搜查，巳为村口，“马逢巳亥在路歧”是也，寅为树，朱雀临寅名安巢，故杨树之上有喜鹊窝，寅加于亥，兼下克上发用，故有爬树之象，且发用内战，三传自内传出，亦主盗者出门遛驴。唯十五夜里，不能解之，存疑！！
甚至还有。更夸张的。
北宋时期，看包拯如何巧破耕牛丢舌案？众人惊呼……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判忠奸”。说到这一句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说谁了吧？没错，就是开封包拯。这个人物就是古代社会的中的清廉官员代表，也是一个正面教材。包拯为人刚正不阿，同样利用自己高超的智慧为当时的社会解决了很多难题。而且在《宋史包拯传》当中，就出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包拯是泸州合肥人，在他最早的时候，就以自己的文采考上了进士，后来还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在过了一段时间，包拯则是被朝廷安排到了建昌县，让他去担任知县。但是因为包拯的父母年龄都不小了，需要人照顾，所以包拯就没办法去。一直等到自己的父母都去世以后，把父母的后世全都处理完，自己才接受了朝廷的分配。这个时候包拯就担任了天长县的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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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刚上任的第一天，就有麻烦事出现了。当时有一个百姓前来击鼓鸣冤。到了堂上，该农民说自己家的耕牛被人把舌头割掉了。包拯一听，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便和农民一起来到了牛棚，这个时候的牛因为没有了舌头不能吃草，所以只能奄奄一息的在这等死。在古代的时候，偷牛的到是大有人在，但是偷牛舌头的还是第一次见。这头耕牛是唯一农民家的财产，面对自己牛舌被割，心中十分悲痛。毕竟一家老小都要指着这头牛生存啊。
在包拯认真思量一番之后。便让农民直接把牛杀了，在把牛肉拿到市场上去售卖。这个时候，小偷肯定回来自首。当时围观的百姓听完都不相信包拯的话。因为他们觉的天底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傻子？农民眼看快要不行耕牛，索性直接将这头牛给杀了上街售卖。事情没过两天，就有人跑到包拯这里告官，说之前丢牛舌的那个农民在家擅自杀牛，希望包拯能处罚这个农民。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其实当时在古代的农耕文明中有这样一个条例。耕牛被称作为非常珍贵的农耕工具。在《礼记》书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统治者为了能够保护耕牛资源，更是严格规定，只要谁谁敢私自杀耕牛，那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并且很多律法都明确耕牛的重要性，所以耕牛是不允许轻易宰杀的。很显然，这个报官的人对这一条规定十分清楚。而包拯面对报官的人也暂且不做回复，并直接反问报官的人为什么割人家的牛舌头还要再去陷害人家？这个报官人直接有点心虚。面对包拯的盘问，最终报官的人一五一十的将事情全盘脱出。原来这个报官的人因为和被割牛舌的那个农民，因为在边界的土地上弄出一些纠纷。因为太生气，这个报官人便偷偷将牛的舌头给割下去。想要通过逼迫农民卖牛来减少损失。然后自己在报官举报这个农民私自宰杀耕牛。最后还是被包拯识破。并且这个报官的人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有的人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宋朝的时候是严令禁止屠宰耕牛的，那为什么水浒传中的好汉们，吃牛肉吃的那么欢快呢？其实在宋朝时期，杀牛是禁止，但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明朝人，并不知道宋朝的事情和律法。就像当初金庸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也根本不了解宋朝的银子和铜钱该怎么换算，在闹出来郭靖第一次请黄蓉吃饭的笑话。
想不到这么寻常的事情，居然撞到了自己的手里。尤其是在这个缺乏监控和DNA的鉴定手段的年代。
不由得兴致勃勃，开始期待起来！！自己成为县老爷，第一次升堂文案，一定可以会在自己的穿越人生里记下重重的一笔。
接下来的升堂让自己大感意外。，这和自己电视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好像有那么些些许不同。
明清两代都是以州县作为第一审级，无论是什么样的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州县的审理。明代规定：“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称诉者，笞五十，止免罪。”明朝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
这是法律上的规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变化。如明朝在《大清律例》公布之后，也多次修改。康熙初年仅有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订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又增，总计八百一十五条。正因为有一时之变通，所以州县司法审判才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
明洪武时期，朱元璋鼓励百姓越级上告，对于阻拦百姓赴京的官吏给予“枭令示众”的惩罚。不过到了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很多往往不实，这才颁布禁令禁止小民越级上告。
明代初年，州县还不算是第一审判机构，下面还有一个里甲制度。明初时期，里甲确实担负一些司法审判事务，但到了洪武末年，里甲的司法审判权被剥夺，虽然里甲和宗族对一些户婚田土等民事纠纷有调解权甚至是裁定权，但他们的裁定不受法律的保护，如果告到官府，还需要官府的裁定。
当然，在民不告官不究的前提下，里甲和宗族的裁定，只要不告到官府，依然可以在局部发生效用，但绝不能将里甲和宗族当作一个审级。
州县是第一审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审级，州县官便是这个审级的最高裁定者和拟定者。州县官除了办理州县各种政务以外，审判是他们的重要职责。因此他们必须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审理词诉案件，称之为“放告”。时间则是根据各州县的具体情况来定，有的规定每逢三、八，有的规定每逢三、六、九，有的规定每逢五、十。但是没有规定四、七的，原因是不吉利，这与封建迷信有关。不过遇到大案、盗案、命案，则需要随时审理。
州县审判的大致流程
古代中国是农业国家，以农为本，因此办理案件原则上要避开农忙季节。《大清律例·刑律》中有明确规定：“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切民词，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枉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劫客货，查有明据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以后方许听断。若农忙期内，受理细事者，该督抚指名题参。”
也就是说，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只能在农闲季节办理，而且每月也就办理6至9天，再除去年节假期，能够受理民事词讼的时间，全年也不过就四五十天。
“放告”日时，州县官受理词讼，文献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
“官坐卷棚，桌置重压纸一枚。东角门放告状人鱼贯而进，不许投文混入其内，逐名挨次，将状展开，亲压桌上，仍退跪阶下。随命值堂吏点明张数，高声报若干张。逐张唤名，点过甬道西，由西角门鱼贯而出。”
收过状后，州县官便逐一审阅，准于审理的词状要挂号登录在案。经过挂号的诉讼案件，州县官就要发差拘捕原告和被告。发差是凭州县官所发的票签，有州县官发送各房去签差的，也有州县官亲自选派的，这要看案件的轻重而定。差役拘拿有期限，检查是否如期，称为“比差”。如期把人拘拿到案，差役就要将原票交回，称为“销差”。
人犯到案后，州县官就要过堂审问。州县官过堂审问要求有技巧，需要他们用钩、袭、攻、逼、摄、合、挠“七要术”来问案。
“钩”，是用其他的话题来钩出人犯的实话；“袭”是乘人犯心虚而掩其不备；“攻”是因人犯的短处和空隙而出击；“逼”是因人犯穷急之处而扼之；“摄”是控制人犯的奸恶而不让他们得逞；“合”是把原告和被告的供词分别共证；“挠”是以众口来挠服人犯。
如果州县官都能严格按照“七要术”来审理案件，就会少出冤案，不过这对州县官个人素质有非常高度的要求，实际上大多州县官是难以达到的。在不能运用审判技巧的情况下，州县官主要采取的是刑讯手段，以得到口供。
拿到口供后，下一步便是“问拟”了。“问拟者，问其所犯之由，而拟其罪也”。州县有审讯权，但判决权力十分有限，除户婚、田土、钱债等小事可以进行调解处分，并且当堂决断外，还能判决笞杖以下的刑罚。
至于刑事案件，哪怕是笞杖之类的罪责，州县官原则上都要开具事由提出自己的看法上报给上级，等到上司乃至中央的批示，才可以进行判决。这种上报叫“看语”，也叫“看审”。如果上司的批示下来，州县官便可以按批示撰写判词，再申报上司核准，然后具体实施。
这坐堂就是俗称的升堂。
升堂是县令每天必须都要做的事。
但是县令升堂也有讲究的。
每日升堂必须早起。
冬天早起须用粥及姜汤御寒气，提神醒脑。
到了中午要吃过饭才能升堂，而且吃饭不能喝酒，否则会影响工作质量，严重的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做好治安也是县令的本职工作。
每天要做的就是严查赌钱、吃酒、聚众打架、盗窃等事。
尤其是聚赌查得很严，如果查到即枷示重惩！
不仅是对聚赌查得严，对路边神棍和寺庙邪教也不轻饶。
如有发现立刻派捕快捉拿。
账簿及号件：
做官最忌偷懒，如果要做一好官，那么每天都要查看钱粮数量，不论多少，都要一一记录。
号件簿最要稽查，每日勾销一次。
防范措施：
衙门也需要做好防范措施，需要每日检查。
主要是巡查仓库和府邸的安全。
最后一件事就是收税，也叫“催征钱粮”。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指的是官员上任之初都要做几件事来表达自己的才干和施政理念，也有给属下来个下马威的意思。关于“新官上任三把火”源于何时，一直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认为是典出诸葛亮，即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三把火。
其实这个说法大致是牵强附会，没有根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说法。在国人的词汇中，这个“三”字是个很不确定的概念，也可以指很多把火的意思。这里以明朝的知县为例，来看一看当时新官上任是如何烧三把火的？
明朝的知县是从候补进士、举人、小京官，以及各州县佐贰中铨选出来的。按照吏部的程序，被授予实缺的知县拿到吏部的官凭后，就要到任职所在省份的督抚衙门报到，然后在规定期限内正式上任。
小小的七品知县在督抚衙门中不过是个小角色，但是在他所任的县中确实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按照规定，巡抚衙门在新任知县启程之前，就要事先向所在的县发出一份“通知书”，官方的叫法为“红谕”。
在这份“红谕”中，会写明知县的姓名、籍贯、年龄以及长相等基本特征，然后注明到任日期及当地的接待流程。“红谕”发出之后，知县便可慢慢悠悠启程了，沿途的驿站为他提供服务，所经过的各州县长官看在同僚的份上，也少不了要出面敷衍一番，送上一些特产银两之类的，这是明朝官场的潜规则，大家是必须要遵守的。
而新任知县所在的衙门在长官未到之前，便要忙碌起来，商议接待事宜。衙门要打扫修葺一新，六房要整理案卷、编造账册，以备知县随时查阅。
知县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要接印，衙门中所有的执事人员，诸如佐贰、书吏、差役等，都要按照品级、班次站好位置，等新任知县上座训话。训完话后才会举行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知县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照例要绕衙门巡视一圈，即所谓的“兜青龙”。
“兜青龙”以后，就要进行重要的活动。知县穿着公服往北面而跪，意为叩谢圣恩。此时，差役们要发梆，第一次击七梆，代表“为君难为臣不易”；第二次击五梆，代表“仁义礼智信”；第三次击三梆，即代表衙门正堂匾额上的“清慎勤”。
三梆敲过，再敲堂鼓。一为三下堂鼓，表示“奉圣命”，二为四下堂鼓，表示“叩谢皇恩”。至此新官上任的基本程序算是走完了。紧接着，知县朝南而坐正式升堂，开始放“三把火”。
明朝知县上任的这“三把火”，不是个例而是惯例，而且也不是特指这三件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烧香拜神：古代州县都设有孔庙、关帝庙、文昌帝君庙，以及城隍庙等。官员正式上任行使权力之前，必须要先拜这些神，表示自己上敬天下敬地，是皇帝派来为百姓主持正义的，略有向天发誓的意思。
2、盘查账目：这是对前任知县留下的银库、粮库、料库的一次盘点，要确保与账目上的数字相符，并要亲自到各库中详加复核，以免被书吏欺瞒。
3、检阅城池：守卫城池保一方百姓安宁是知县的重要职责，所以新任知县上任之初便要检查城池是否坚固，守卫兵丁人数是否存有缺额，地方上的治安措施是否得当等等。
4、清点人员：衙门中六房、差役、书吏都是有固定人数的且都是记录在案的。知县要按照实际人数进行清点，看是否存在吃空饷的情况，对属下人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5、视察监狱：刑名也是知县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监狱关押了多少犯人，他们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待遇，监狱的管理是否正常，这些都是必须要亲自查阅的。
除了以上这些外，新任知县还要对本县的学子（童生）进行一次书面考试，以了解他们的才学优劣。另外按照规定，知县要和当地的士绅互换名帖，一一回拜。最后才会在衙门外贴上告示，宣布正式办公，并规定从某日起接受民间诉讼案件。
不难看出，明朝州县官上任烧得“三把火”，并不是具体的行政事务，大多走得是上任的一些既定程序。事实上，明朝的州县官在上任时通常都要先适应当地的风气，了解当地的民情，然后才会具体介入行政。
这是他的第一个案子。杨津正很是感兴趣。案子也不复杂。就是简单的一个老农丢了一头耕牛。
丢耕牛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有。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甚至古人还用一些奇怪的办法把它找了回来。
古人是怎么用大六壬找东西的神奇案例。
话说唐朝的贾耽，是谋士贾诩之后，他当宰相时，以忠直磊落辅佐皇上，凡有尚未萌发的灾福，定能根治消除。至于阴阳星相占卜之类，他也无不通晓。有个农民丢失了一头牛，到国师桑道茂（唐朝方士，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那里占卜，卦成之后，桑国师对他说：“你的牛，是贾相国偷了去放在巾帽盒里了。你只要等候上朝时突然到他面前将此事告诉他就行。”
这个老农就按国师的话去见贾耽，贾盘问他，老农便将桑国师的话告诉了贾，相国在马上笑，为他打开巾帽盒，取出式盘（应是六壬式盘），放在马鞍上运转查看，过了许久，对丢牛的说：“宰相没偷你的牛，但宰相知道牛的去处，只要去安国观三门后面大槐树梢上的鹊窝去取就行了。”
老农径直来到三门，见槐树梢上果然有鹊巢。爬上去寻找，毫无所获，便从树上下来，低头一看，却见丢失的那头牛正在树根下，用绳拴着吃草，草的旁边就是偷牛人的家。
巧合的事，六壬课案中还有一则寻驴课，也是与树上的喜鹊窝有关，且看：
话说有丢毛驴者，遍寻不见，要知当时毛驴乃一大家当，此人甚急，乃到庙中找老和尚求占，依占寻到。
和尚断曰：此驴已经怀胎，必在邻家，只是不好搜查。十五夜里，应有人牵出来遛。如果没人出来，就爬上村口大杨树上喜鹊窝旁看一看。
后来发生的事十分蹊跷，十五晚上月明如昼，此人在街口隐藏，至午夜也未见有人牵出来，闲得无聊，就爬上了村口的大杨树，一个喜鹊窝高度，偶一低头，竟见有一人将其驴从屋内牵出，在天井中遛，于是招集子侄，当场拿获。
发用为马星乘龙，本应远遁，但被支克合，故主不能远去，尚在家内。干为人，支为物，支上朱雀居于寅木之上，乃大杨树上有鹊巢之象。朱雀克合申金，故借此可得。至于如何只有“爬上树才能看见“，恐怕除了老和尚，已经无人知晓了。
墨竹斋阁老壬心吾曰：卯为驴骡，何以取申为类，盖传送有道路往来之象，驴骡之用，引重致远，故申亦类驴，乘驿马更切，今称户外旅行者为“驴友”，即是明证。玄胎课，传见子孙，是以驴已怀胎，支阴发用，是在邻家，落于空亡，故不好搜查，巳为村口，“马逢巳亥在路歧”是也，寅为树，朱雀临寅名安巢，故杨树之上有喜鹊窝，寅加于亥，兼下克上发用，故有爬树之象，且发用内战，三传自内传出，亦主盗者出门遛驴。唯十五夜里，不能解之，存疑！！
甚至还有。更夸张的。
北宋时期，看包拯如何巧破耕牛丢舌案？众人惊呼……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判忠奸”。说到这一句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说谁了吧？没错，就是开封包拯。这个人物就是古代社会的中的清廉官员代表，也是一个正面教材。包拯为人刚正不阿，同样利用自己高超的智慧为当时的社会解决了很多难题。而且在《宋史包拯传》当中，就出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包拯是泸州合肥人，在他最早的时候，就以自己的文采考上了进士，后来还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在过了一段时间，包拯则是被朝廷安排到了建昌县，让他去担任知县。但是因为包拯的父母年龄都不小了，需要人照顾，所以包拯就没办法去。一直等到自己的父母都去世以后，把父母的后世全都处理完，自己才接受了朝廷的分配。这个时候包拯就担任了天长县的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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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刚上任的第一天，就有麻烦事出现了。当时有一个百姓前来击鼓鸣冤。到了堂上，该农民说自己家的耕牛被人把舌头割掉了。包拯一听，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便和农民一起来到了牛棚，这个时候的牛因为没有了舌头不能吃草，所以只能奄奄一息的在这等死。在古代的时候，偷牛的到是大有人在，但是偷牛舌头的还是第一次见。这头耕牛是唯一农民家的财产，面对自己牛舌被割，心中十分悲痛。毕竟一家老小都要指着这头牛生存啊。
在包拯认真思量一番之后。便让农民直接把牛杀了，在把牛肉拿到市场上去售卖。这个时候，小偷肯定回来自首。当时围观的百姓听完都不相信包拯的话。因为他们觉的天底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傻子？农民眼看快要不行耕牛，索性直接将这头牛给杀了上街售卖。事情没过两天，就有人跑到包拯这里告官，说之前丢牛舌的那个农民在家擅自杀牛，希望包拯能处罚这个农民。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其实当时在古代的农耕文明中有这样一个条例。耕牛被称作为非常珍贵的农耕工具。在《礼记》书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统治者为了能够保护耕牛资源，更是严格规定，只要谁谁敢私自杀耕牛，那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并且很多律法都明确耕牛的重要性，所以耕牛是不允许轻易宰杀的。很显然，这个报官的人对这一条规定十分清楚。而包拯面对报官的人也暂且不做回复，并直接反问报官的人为什么割人家的牛舌头还要再去陷害人家？这个报官人直接有点心虚。面对包拯的盘问，最终报官的人一五一十的将事情全盘脱出。原来这个报官的人因为和被割牛舌的那个农民，因为在边界的土地上弄出一些纠纷。因为太生气，这个报官人便偷偷将牛的舌头给割下去。想要通过逼迫农民卖牛来减少损失。然后自己在报官举报这个农民私自宰杀耕牛。最后还是被包拯识破。并且这个报官的人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有的人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宋朝的时候是严令禁止屠宰耕牛的，那为什么水浒传中的好汉们，吃牛肉吃的那么欢快呢？其实在宋朝时期，杀牛是禁止，但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明朝人，并不知道宋朝的事情和律法。就像当初金庸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也根本不了解宋朝的银子和铜钱该怎么换算，在闹出来郭靖第一次请黄蓉吃饭的笑话。
想不到这么寻常的事情，居然撞到了自己的手里。尤其是在这个缺乏监控和DNA的鉴定手段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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