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探索篇】破窗难题
“从便捷角度考虑，假如犯人使用工具破窗，那么这种工具与锤击死者的钝器是否归属于同一种——很难想象刀刃能产生这么明显的效果。如果归属于同一种，那么当钝器与玻璃发生碰撞时，窗户上应该会沾上死者的血迹。此时，犯人肯定不会有闲情雅致收拾现场，只为找出附着血迹的碎片。”杜侑安边思考边说。
柳芜茗接话：“我觉得，根据血液分析，应该可以推断出这件事情的真假。”
“有一定参考价值。”说罢，杜侑安将推测转述给何法医，并要求后者尽数收集现场遗留的玻璃碎片。
等何法医开始收集后，杜侑安将柳芜茗拉到一旁继续刚才的话题：“如果这两件道具不属于同一个，那真太不可思议了，算上锐器和钝器，现场可能出现三种以上的作案工具。”
“三种？”柳芜茗听罢为之一愣。因为他并没有参与刚才关于犯罪工具的讨论，所以当他听到这个观点时，他露出了非常诧异的表情。杜侑安见状，便言简意赅地将之前的推理过程复述了一遍。
柳芜茗在听完杜侑安的描述后发表看法：“按理说，锐器或钝器任选其一即可使人丧命。犯人已经做足两手准备，为何要此一举准备新的工具呢？这确实匪夷所思。”
杜侑安接过柳的话头说道：“从以往的犯罪规律来看，犯人准备越充分，则说明其动机越清晰。越是清晰的动机，就越是有预谋。有预谋，就意味着犯人与死者可能互相认识。如果我们从死者的社交网络出发调查，那犯人暴露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所以犯人的这番操作确实令人费解。再说了，那么多凶器带在身上很不方便，如果犯人单枪匹马直捣黄龙，难保不会被死者发现端倪。”
“那犯人会不会是个背着工具包，又不会让死者起疑心的人，比如水电煤的装修工或者家用电器的维修工之类的？”
“可是，男主人为何要选在晚上装修？更何况，是在他已经约好朋友的情况下。如果林先生真的需要装修工，那作为犯人，为何不用工具包里的道具，比如改锥、扳手或者铁锤，而用一把匕首呢？”
“这么说确实不符合逻辑。工具包里虽然有工具刀，但它的硬度还不足以造成这种程度的伤痕。”柳芜茗说，“请等一下，工具包里的扳手和铁锤，难道不能作为第一次行凶的钝器吗?犯人先在其他房间，用扳手或铁锤重击死者，然后将工具放回包中。他没料到死者会这么快醒来，所以就从其他房间拿了水果刀，然后将死者刺死。我甚至怀疑，犯人是不是为了追赶死者，才跟着死者一起跑进了浴室？”
杜侑安微微一笑，提出质疑：“那死者会在犯人追赶自己进入浴室的情况下，还若无其事地拿起毛巾擦拭后脑勺的伤口吗?”
“原来如此。”柳芜茗恍然大悟，“只有死者先到浴室擦拭伤口，犯人才有可能在浴室刺杀他。进一步想，现场不可能出现犯人提前拿匕首去浴室行凶的情况。毕竟犯人能够发现被害人没有死亡，那相对的，被害人也能看到犯人去其他房间。被害人应该有机会逃跑。所以，犯人提前拿匕首的行为就不符合逻辑了。”
“除非犯人的目标就是匕首。”杜侑安又说出之前的错误推论，他没有细听柳芜茗的看法，继续说道，“何老师在死者后脑勺处发现的是铜粉，这说明钝器不是铸铁而是黄铜或青铜之类的。而说起铜器，则更像是铜制棍棒或者金属摆件这些工具包里不会特意携带的东西。所以，与其说刀具是犯人随手拿的，我倒更偏向于钝器是随手拿的，这样更容易解释当前情况。不过，这个推论目前很难站住脚跟。犯人已经携带刀具，那拿走现场物品作为钝器就显得多此一举。要是这道具被死者家属发现，警方很容易想到凶器是什么。只要调查凶器跟哪个人有关，那个人就是凶手。我想犯人既然能在现场待半个小时，应该不会鲁莽到揣着烫手山芋不放吧。事实是，我们并未在这里发现类似物品。”
“有没有可能是团伙作案？”柳芜茗另辟蹊径。
“如果是团伙作案，备足工具尚可解释。既然如此，犯人为何不与目击者正面交手而选择破窗而逃呢？一方面在人数上他们占优，拿下目击者易如反掌，另一方面开窗逃跑更加省时省力，无须画蛇添足。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他并未听见嫌犯讨论的声音。同时，现场也不存在支撑团伙作案的证据。”
柳芜茗闻言，提出新的假设：”有没有可能作案的犯人其实有两名？”
杜侑安沉吟片刻道：“有一定可能性，但也存在解释不通的地方。”
“是什么？”
“我们知道，钝击并非致命伤，而破窗需要钝器。在钝器不能致人于死地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名犯人使用钝器，那正常情况下，他不会滞留在案发现场将钝器交给下一名犯人，否则两人交接凶器就跟“杀人接力”没什么两样。”
“杀人接力？”
“具有相同目标的犯人，为了制造不在证明，选择相近时间犯罪。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犯人的负罪感，还可以模糊案发时间，创造不在场证明。“
“不过，这种模式依靠的是犯人之间的默契和配合，一旦有人露馅，会牵扯其他人。而虚假的不在场证明总有被拆穿的一天，案发时真正不在场的人反而不是真正行凶的人。所以这种行为方式，和团伙作案并无差别。”
柳芜茗点头：“说的也是。”
“回归先前的假设。当犯人有两名时，因为第二名犯人需要破窗，所以我们假设这名犯人拥有钝器。那在这种前提下，犯人会不会在死者被刺后，再把他扶起来用铁锤砸死他？”
“不太可能，犯人即使要砸，也不会去砸死者的后脑勺。”
杜侑安笑了笑说：“那有没有可能第一名犯人慌不择路，遗失了作案工具，被第二名犯人利用？”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杜侑安马上否定了柳芜茗的观点：“但犯人完全没有破窗的必要，直接开窗逃跑更加简单。而且，作为第二名犯人，利用钝器杀害死者后，将其遗留在现场，还能嫁祸给第一名犯人。可如你所见，现场并未发现这类工具，说明钝器还是被犯人拿走了。况且钝器是种不易脱手的工具，相对于锐器来说更具威慑力。”
“如果之前的假设，我们将犯人分成了两个阵营，那么，我们为何不将嫌犯的人数增加到三个？”
“如此一来，虽然可以解释工具的数量，但不能解释犯人破窗的动机。再说，团伙作案或者先后作案的推测是基于工具数量展开的，但我们并没有在现场发现任何一种工具。可以说，我们目前做的推理，全凭我们的发散思维。”
柳芜茗做出阶段小结：”由此可见，犯人的数量、工具的选择以及破窗的动机，是三个相互关联又要拆解分析的难题。”
杜侑安予以肯定后，转换思路：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首先，可以确定死者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那既然是他杀，就存在预谋犯罪、临时起意和意外事件三种情况。从现场情形看，首先，我们可以排除意外事件，因为死者的伤痕不止一处，而且伤口存在人为迹象。其次，无论我们假设嫌犯有多少，我们都很难将其与临时起意联系到一起，因为嫌犯有充足的作案工具和缜密的行为逻辑。所以剩下的情况是，这次案件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
“说到预谋犯罪，犯人怎么知道，今晚会有目击者，而他正好用得上钝器？”柳芜茗问。
“难道你没意识到嫌犯的破窗行为完全是意外吗？甚至可以说，从目击者闯入林宅起，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变数。犯人显然没有料到自己需要破窗，所以后续的破窗行为必然含有深意。而且，犯罪现场是浴室，也是个疑点。浴室兼具了淋浴间和卫生间的功能，场地狭窄，而现场除了碎玻璃，没有其他打斗痕迹。所以，死者是逃到浴室的，还是本来就在浴室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碎玻璃，是不是藏木于林的手法呢？”
柳芜茗在杜侑安连珠炮般的质问下，迅速败下阵来，他只能摊摊手，无奈地笑了笑。
以上每个问题，都让杜侑安百思不得其解，他越是思考，越觉得违和。想要彻底打消疑虑，他需要更多线索。
“只有眼见与心见协调统一，才能还原真相。”杜侑安又想起老友的话。
“如果那小子在这里，或许能看出端倪。”杜侑安嘀咕道，“可惜那小子已经去国外了。”
柳芜茗接话：“我觉得，根据血液分析，应该可以推断出这件事情的真假。”
“有一定参考价值。”说罢，杜侑安将推测转述给何法医，并要求后者尽数收集现场遗留的玻璃碎片。
等何法医开始收集后，杜侑安将柳芜茗拉到一旁继续刚才的话题：“如果这两件道具不属于同一个，那真太不可思议了，算上锐器和钝器，现场可能出现三种以上的作案工具。”
“三种？”柳芜茗听罢为之一愣。因为他并没有参与刚才关于犯罪工具的讨论，所以当他听到这个观点时，他露出了非常诧异的表情。杜侑安见状，便言简意赅地将之前的推理过程复述了一遍。
柳芜茗在听完杜侑安的描述后发表看法：“按理说，锐器或钝器任选其一即可使人丧命。犯人已经做足两手准备，为何要此一举准备新的工具呢？这确实匪夷所思。”
杜侑安接过柳的话头说道：“从以往的犯罪规律来看，犯人准备越充分，则说明其动机越清晰。越是清晰的动机，就越是有预谋。有预谋，就意味着犯人与死者可能互相认识。如果我们从死者的社交网络出发调查，那犯人暴露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所以犯人的这番操作确实令人费解。再说了，那么多凶器带在身上很不方便，如果犯人单枪匹马直捣黄龙，难保不会被死者发现端倪。”
“那犯人会不会是个背着工具包，又不会让死者起疑心的人，比如水电煤的装修工或者家用电器的维修工之类的？”
“可是，男主人为何要选在晚上装修？更何况，是在他已经约好朋友的情况下。如果林先生真的需要装修工，那作为犯人，为何不用工具包里的道具，比如改锥、扳手或者铁锤，而用一把匕首呢？”
“这么说确实不符合逻辑。工具包里虽然有工具刀，但它的硬度还不足以造成这种程度的伤痕。”柳芜茗说，“请等一下，工具包里的扳手和铁锤，难道不能作为第一次行凶的钝器吗?犯人先在其他房间，用扳手或铁锤重击死者，然后将工具放回包中。他没料到死者会这么快醒来，所以就从其他房间拿了水果刀，然后将死者刺死。我甚至怀疑，犯人是不是为了追赶死者，才跟着死者一起跑进了浴室？”
杜侑安微微一笑，提出质疑：“那死者会在犯人追赶自己进入浴室的情况下，还若无其事地拿起毛巾擦拭后脑勺的伤口吗?”
“原来如此。”柳芜茗恍然大悟，“只有死者先到浴室擦拭伤口，犯人才有可能在浴室刺杀他。进一步想，现场不可能出现犯人提前拿匕首去浴室行凶的情况。毕竟犯人能够发现被害人没有死亡，那相对的，被害人也能看到犯人去其他房间。被害人应该有机会逃跑。所以，犯人提前拿匕首的行为就不符合逻辑了。”
“除非犯人的目标就是匕首。”杜侑安又说出之前的错误推论，他没有细听柳芜茗的看法，继续说道，“何老师在死者后脑勺处发现的是铜粉，这说明钝器不是铸铁而是黄铜或青铜之类的。而说起铜器，则更像是铜制棍棒或者金属摆件这些工具包里不会特意携带的东西。所以，与其说刀具是犯人随手拿的，我倒更偏向于钝器是随手拿的，这样更容易解释当前情况。不过，这个推论目前很难站住脚跟。犯人已经携带刀具，那拿走现场物品作为钝器就显得多此一举。要是这道具被死者家属发现，警方很容易想到凶器是什么。只要调查凶器跟哪个人有关，那个人就是凶手。我想犯人既然能在现场待半个小时，应该不会鲁莽到揣着烫手山芋不放吧。事实是，我们并未在这里发现类似物品。”
“有没有可能是团伙作案？”柳芜茗另辟蹊径。
“如果是团伙作案，备足工具尚可解释。既然如此，犯人为何不与目击者正面交手而选择破窗而逃呢？一方面在人数上他们占优，拿下目击者易如反掌，另一方面开窗逃跑更加省时省力，无须画蛇添足。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他并未听见嫌犯讨论的声音。同时，现场也不存在支撑团伙作案的证据。”
柳芜茗闻言，提出新的假设：”有没有可能作案的犯人其实有两名？”
杜侑安沉吟片刻道：“有一定可能性，但也存在解释不通的地方。”
“是什么？”
“我们知道，钝击并非致命伤，而破窗需要钝器。在钝器不能致人于死地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名犯人使用钝器，那正常情况下，他不会滞留在案发现场将钝器交给下一名犯人，否则两人交接凶器就跟“杀人接力”没什么两样。”
“杀人接力？”
“具有相同目标的犯人，为了制造不在证明，选择相近时间犯罪。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犯人的负罪感，还可以模糊案发时间，创造不在场证明。“
“不过，这种模式依靠的是犯人之间的默契和配合，一旦有人露馅，会牵扯其他人。而虚假的不在场证明总有被拆穿的一天，案发时真正不在场的人反而不是真正行凶的人。所以这种行为方式，和团伙作案并无差别。”
柳芜茗点头：“说的也是。”
“回归先前的假设。当犯人有两名时，因为第二名犯人需要破窗，所以我们假设这名犯人拥有钝器。那在这种前提下，犯人会不会在死者被刺后，再把他扶起来用铁锤砸死他？”
“不太可能，犯人即使要砸，也不会去砸死者的后脑勺。”
杜侑安笑了笑说：“那有没有可能第一名犯人慌不择路，遗失了作案工具，被第二名犯人利用？”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杜侑安马上否定了柳芜茗的观点：“但犯人完全没有破窗的必要，直接开窗逃跑更加简单。而且，作为第二名犯人，利用钝器杀害死者后，将其遗留在现场，还能嫁祸给第一名犯人。可如你所见，现场并未发现这类工具，说明钝器还是被犯人拿走了。况且钝器是种不易脱手的工具，相对于锐器来说更具威慑力。”
“如果之前的假设，我们将犯人分成了两个阵营，那么，我们为何不将嫌犯的人数增加到三个？”
“如此一来，虽然可以解释工具的数量，但不能解释犯人破窗的动机。再说，团伙作案或者先后作案的推测是基于工具数量展开的，但我们并没有在现场发现任何一种工具。可以说，我们目前做的推理，全凭我们的发散思维。”
柳芜茗做出阶段小结：”由此可见，犯人的数量、工具的选择以及破窗的动机，是三个相互关联又要拆解分析的难题。”
杜侑安予以肯定后，转换思路：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首先，可以确定死者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那既然是他杀，就存在预谋犯罪、临时起意和意外事件三种情况。从现场情形看，首先，我们可以排除意外事件，因为死者的伤痕不止一处，而且伤口存在人为迹象。其次，无论我们假设嫌犯有多少，我们都很难将其与临时起意联系到一起，因为嫌犯有充足的作案工具和缜密的行为逻辑。所以剩下的情况是，这次案件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
“说到预谋犯罪，犯人怎么知道，今晚会有目击者，而他正好用得上钝器？”柳芜茗问。
“难道你没意识到嫌犯的破窗行为完全是意外吗？甚至可以说，从目击者闯入林宅起，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变数。犯人显然没有料到自己需要破窗，所以后续的破窗行为必然含有深意。而且，犯罪现场是浴室，也是个疑点。浴室兼具了淋浴间和卫生间的功能，场地狭窄，而现场除了碎玻璃，没有其他打斗痕迹。所以，死者是逃到浴室的，还是本来就在浴室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碎玻璃，是不是藏木于林的手法呢？”
柳芜茗在杜侑安连珠炮般的质问下，迅速败下阵来，他只能摊摊手，无奈地笑了笑。
以上每个问题，都让杜侑安百思不得其解，他越是思考，越觉得违和。想要彻底打消疑虑，他需要更多线索。
“只有眼见与心见协调统一，才能还原真相。”杜侑安又想起老友的话。
“如果那小子在这里，或许能看出端倪。”杜侑安嘀咕道，“可惜那小子已经去国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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